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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国的法治化进程中，民意和司法活动不时地产生碰撞，对司法活动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在刑事司法活动中表现尤为突出。在司法实践中，应协调好司法与民意的关系，突出民意的积极影响，使民意在不干涉刑事司法活动、破坏司法公正的情况下对刑事司法活动进行监督，维护司法公正。
关键词 民意 刑事司法活动
元朝马致远的杂剧《任风子》讲的是神仙马丹阳度化屠夫任风子的故事，其中的第二折：可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这般说才是。千百年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深入人心，形成了民众对于犯罪和应处刑罚的最直接和最质朴的认识，是普遍的民意的体现。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到了公意，这是民意的最初的表现形式。他认为：公意是除掉这些个别意志间正负相抵消的部分而剩下的总和。国家全体成员的经常意志就表现为公意。同样作为民众意志的体现，民意与公意在关注公共利益这一点上有相似性，但又不完全相同。何谓民意（Public Opinion）简单地讲，就是人民群众共同的、普遍的思想或意愿。在立法阶段吸纳、反映民意是现代民主政体的基础所在，立法权是代表、汇集和反映民意的国家权力，追求民意是立法根本的价值取向。在今日中国，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更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民意的内涵较之公意更为广泛，公意包含在民意之中。
民意对刑事司法活动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方面，当民意被恶意煽动时，就会表现为多数人暴政，多数人暴政对刑事司法活动产生的影响就是民意对刑事司法活动的消极影响。在历史上，因被崇祯皇帝怀疑谋反，明代将领袁崇焕以诬叛国通敌被处以磔刑。磔刑也就是凌迟，是最惨酷的死刑。就是用锋利的刀刃一刀一刀把活人身上的皮肉削下来，多达数千刀，受刑之人要承受长时间的煎熬，才慢慢死去。袁崇焕就这样被一刀一刀地活剐。由于在当时的京师城内，百姓都认定袁崇焕通敌叛国，对袁崇焕早已是恨之入骨，袁崇焕被以这种残酷的方式处决就是当时的民意之所向。在袁崇焕行刑时，城中百姓蜂拥而至，都要亲眼看看这令人解恨的场面。于是，手指大小的血淋淋的皮肉，从袁崇焕身上刚被刽子手削下，转眼就以一文钱一块的价钱，卖到了百姓手中。买到肉的百姓，看着袁崇焕血淋淋的身躯，听着袁崇焕痛苦万分的呻吟、嘶叫，在用最恶毒的言辞诅咒完袁崇焕以后，再吞下那块血淋淋的皮肉，百姓觉得大快人心，并为此炫耀。这就是典型的多数人暴政。有一首关于多数人暴政的诗写得很好：你们的先辈从来都有光辉业绩，从来都没从地球上消失过，从来都站在人群的大多数面，也从来都声音很大，但他们必然被历史唾弃，永远在可耻中煎熬，他们有很多“丰功伟绩”，他们为了心中伟大的神烧死了布鲁诺，他们为了人类种族的净化，把屠刀挥向了犹大的后人，他们为了“伟大的天皇”，把铁骑蹋向东方美丽的国度，他们无耻，可为“白卷英雄”高呼，他们胆大妄为，敢把拳头挥向共和国的元帅，他们人山人海，在愤怒中发泄对生活和对社会的不满，他们组成3K党，把黑人推向死亡的深渊，他们打砸抢烧，把怒火变成疯狂，烧向印尼的华人，每个国家都留下他们歇斯底里的喊声，每个时代都有他们恶臭的唾沫，条件成熟，他们会成为人民中的暴民，历史清白水落石出，他们则会在历史纯净的春天陷入无穷的悔恨和失落，他们昨天有，今天有，明天还会有，他们扼杀一切理智的声音，他们让真理在痛苦中呻吟，这些可一言以蔽之——多数人暴政。历史上最著名的“多数人暴政”，是耶酥在雅典接受“国民公决”。当时，负责审判耶酥的将军告诉雅典的市民：“这是上帝之子，请你们判决他吧！”结果，市民们一致高呼：“把他在十字架上活活钉死！”最早认识到“多数人暴政”这一问题的，是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也同样被雅典市民公决处死。因此，民意所代表的不总是正义。
在近年来的热点案例中，民意确实对刑事司法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吴英案，从2009年金华市中院一审判处吴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到2012年1月18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吴英案进行二审宣判，维持对吴英的死刑判决，再到2012年4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未核准吴英死刑，发回浙江高院重审。2012年5月21日，浙江省高院作出死刑改判死缓作为吴英案的终审判决，吴英最终没有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从2007年3月16日吴英被逮捕到2012年5月21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吴英集资诈骗案作出终审判决，案件全程都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网络上，微博上也都掀起了讨论的热潮，2012年1月19日星期四，吴英父亲吴永正在新浪上开了经过认证的微博，并向全社会发出呼救。吴永正在微薄上发出了简短的《告全国媒体记者公开信》，全文如下：“我是吴永正，吴英父亲。昨吴英案二审裁定结果维持原判。感谢全国媒体记者五年来对此案关注。惊闻昨晚各大媒体已接到禁令，不允许对此案报道和评论，难为大家，但我仍然希望你们继续关注此案，为了吴英，也为了这社会的公正。”而针对吴英案，民意却是呈现一种一边倒的趋势，民意以压倒性的多数支持吴英，认为其罪不至死，不应该对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网上各大微博、论坛的声音都质疑刑事司法活动对吴英是否量刑过重，存在司法不公的现象。例如文化学者王晓渔就针对吴英案作出了如下评论：“春节之前，吴英案突然宣判，被终审判处死刑。以后中国法院的开庭宣判时间可以集中在两天：圣诞节和春节——在圣诞节宣判国际敏感案件，在春节宣判国内敏感案件。”“像吴英这样的70后，如果生活在正常一点的地方，通过个人努力，可以经商成为企业家，可以从政成为议员，也可以无所追求，度过安静的一生。但是在这里，她必须被枪毙，还要支付像物价一样上涨的子弹费。如果有来生，希望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如果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希望是在台湾。”在此案中，不得不承认，法律在一定程度上“顺从”了民意，刑事司法活动被民意所影响。浙江省高院的审判结果最好的体现了民意对我国法律的绑架，刑事司法活动被迫屈从于民意的压力。作为法律人的我们清晰地认识到刑事司法活动应当只忠实于法律，而且刑事司法活动要想达到维护正义的目的，只能中立、理性的进行裁判。理性应当是司法的本质属性，在刑事司法裁判过程中断断不能受到民意或者是说民众道德情感的影响与绑架。民意，究其本源，是公众意志的集合体，从其形成的过程来看，完全是公民的情感自发形成的，因此民意具有感性的特点，民众拥护与自己道德情感相符的观点或判决，而不会以法律的理性的思维判断是非对错。因此在有些情况下，民意就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恶意利用，民意就会被煽动，来达到其目的，被煽动的加上群体批判性思维和推理能力的低下，刑事司法活动就会遭到民意的绑架，量刑的尺度就会被影响，对我国的刑事司法公正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在刑事司法活动中继续出现一些案件为民意所影响的情况，人民法院也继续根据所谓的民意来进行审判，那么就必将给权势者或者别有用心者提供机会机会来逃避法律的制裁。相对于平民，他们这社会上有着更大的能量和影响力，能够借一些媒体或者公众平台的力量来影响所谓的民意的走向，博取民众的同情心，破坏司法公正，破坏中国的法治化进程。 另一方面，民意对刑事司法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其积极的作用，在一些案件中，民意起到了监督刑事司法活动的作用。例如在孙志刚案中，孙志刚用他年轻的生命引起了民意的极大愤怒，民意的极大愤怒又引起了法学界和媒体的参与，而法学界和媒体的参与又最终换来了恶法的废除。孙志刚案于2003年发生，是指原籍湖北黄冈的孙志刚被广州市政府执法机关以三无人员的理由收押，拘禁期间被收容所员工殴打身亡的事件。在此案件中关于孙志刚的死因的认定，官方最初坚持认定是正常因病死亡，但经过《南方都市报》记者陈峰、王雷的调查，发现孙志刚是被毒打致死。在舆论的压力下，官方不得不重新进行调查，最后公布的结果是孙志刚是在医院中被护工和同房病人殴打致死。广州市当局后来拘捕了乔燕琴等十多名涉案人士，并于同年6月9日一审判决主犯乔燕琴死刑及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第二主犯李海樱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其余十名罪犯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无期徒刑。另有六名有关官员因而被控渎职罪，判监一至三年。关于收容遣送制度的合宪性，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此事件虽经官方声称为收容所员工犯罪的个案，却引发了中国国内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最后在6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令，废止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标志着《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除。
由上述的吴英案与孙志刚案可知，公众可以通过多种手段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在网络时代，公众可以借助微博这个虚拟的平台，通过发表或者转发微博，对公众人物进行加关注来表达自己对社会热点事件和司法活动的理解和看法，由此以实现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和监督权利。类似微博的这种网络民意监督方式，具有更大迅捷性、参与者具有更大的广泛性、诉求表达上具有非理性等特点。公众可以在举手之间发表微博表达自己的看法或者转发别人的微博来向更多的人传递他想要公众广泛得知的热点信息。这种民意的表达也是影响我国刑事司法审判活动的重要力量，正确的行使，有利于促使法官及法院积极处理案件、认真考虑群众的意见，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民意越是强烈，情况越是如此。更为重要的是，民意可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权力和人情因素对刑事司法的干涉。在网络时代，民意和舆论的力量异常强大，在司法过程中可以起到一个拉力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司法的独立，是司法的行使受到人民群众的监督，使司法机关尽量远离行政部门的影响，使司法人员尽量远离人情因素的困扰，维护司法的公正。基于民意的对刑事司法活动的正面的影响，我们应当呼吁尊重民意的正确的监督权利，正视民意的积极作用，并予以正确的引导和规范，促使我们在刑事司法活动中更加公平公正，使其能够在促进整个社会的法治的进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近年来，刑事司法活动中的很多个案的发展因为民意的参与而大大的推动了，这主要表现在很多案件一经公布于众，由于民意沸腾，引起了公众、法学家的重视，在民意的监督和影响下，通过修改法律和法规的形式废除了导致这类案件继续发生的法律机制。
民意体现的是公众对司法实践中的公平公众的追求，但是基于民意的特殊属性，我们不能对民意对刑事司法活动的影响一概而论，民意对刑事司法活动有其积极影响，同样也存在着消极影响。在推动我国的法治化进程中，民意需要被正确引导，合理利用，使民意在不干涉刑事司法活动、破坏司法公正的情况下对刑事司法活动进行监督，维护司法公正。 在实践中，如果在既有的法律中找不出合理规定，根据具有法理成分的民意来进行调节，对具体犯罪、具体犯罪人进行定罪科刑，恰如其分的载量，就极为关键。司法与民意博弈是司法改革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阵痛期”，对此，法应该下与民意保持距离，上和权力保持距离，才能成为沟通这两级的桥梁，才能真正制约权力，取得民众的信赖。
参考文献：
[1]董慧凝，万娟，崔万. 刑事判决与民意冲突的消解[J].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
[2]郜占川.民意对刑事司法的影响考量[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1（04）.
[3]夏维中.品明朝：朱元璋的子孙与明亡清兴往事[M].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06-11-01.
[4]民主与多数人暴政[EB/OL]. http：//bbs.eweiqi.com/dispbbs.asp？boardid=2&Id=100033662&authorid=0， 浏览日期 3013-02-19.
[5]新华网.聚焦吴英集资诈骗案重审：死刑改判死缓[EB/OL]. http：//www.zj.xinhuanet.com/newscenter/2012-05/22/content_25270149.htm， 瀏览日期 3013-02-19.
[6]郜占川.民意对刑事司法的影响考量[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1（4）.
[7]刘正荣.客观看待网络舆论[J].中国报道，2009（04）
[8]方旭光. 政治认同的基础理论研究[D].复旦大学.2006.
[9]郜占川.民意对刑事司法的影响考量[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1（4）.
[10]贺卫方.司法应与权力和民意保持距离[N].21世纪经济报道，2004-01-17（3）.
关键词 民意 刑事司法活动
元朝马致远的杂剧《任风子》讲的是神仙马丹阳度化屠夫任风子的故事，其中的第二折：可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这般说才是。千百年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深入人心，形成了民众对于犯罪和应处刑罚的最直接和最质朴的认识，是普遍的民意的体现。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到了公意，这是民意的最初的表现形式。他认为：公意是除掉这些个别意志间正负相抵消的部分而剩下的总和。国家全体成员的经常意志就表现为公意。同样作为民众意志的体现，民意与公意在关注公共利益这一点上有相似性，但又不完全相同。何谓民意（Public Opinion）简单地讲，就是人民群众共同的、普遍的思想或意愿。在立法阶段吸纳、反映民意是现代民主政体的基础所在，立法权是代表、汇集和反映民意的国家权力，追求民意是立法根本的价值取向。在今日中国，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更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民意的内涵较之公意更为广泛，公意包含在民意之中。
民意对刑事司法活动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方面，当民意被恶意煽动时，就会表现为多数人暴政，多数人暴政对刑事司法活动产生的影响就是民意对刑事司法活动的消极影响。在历史上，因被崇祯皇帝怀疑谋反，明代将领袁崇焕以诬叛国通敌被处以磔刑。磔刑也就是凌迟，是最惨酷的死刑。就是用锋利的刀刃一刀一刀把活人身上的皮肉削下来，多达数千刀，受刑之人要承受长时间的煎熬，才慢慢死去。袁崇焕就这样被一刀一刀地活剐。由于在当时的京师城内，百姓都认定袁崇焕通敌叛国，对袁崇焕早已是恨之入骨，袁崇焕被以这种残酷的方式处决就是当时的民意之所向。在袁崇焕行刑时，城中百姓蜂拥而至，都要亲眼看看这令人解恨的场面。于是，手指大小的血淋淋的皮肉，从袁崇焕身上刚被刽子手削下，转眼就以一文钱一块的价钱，卖到了百姓手中。买到肉的百姓，看着袁崇焕血淋淋的身躯，听着袁崇焕痛苦万分的呻吟、嘶叫，在用最恶毒的言辞诅咒完袁崇焕以后，再吞下那块血淋淋的皮肉，百姓觉得大快人心，并为此炫耀。这就是典型的多数人暴政。有一首关于多数人暴政的诗写得很好：你们的先辈从来都有光辉业绩，从来都没从地球上消失过，从来都站在人群的大多数面，也从来都声音很大，但他们必然被历史唾弃，永远在可耻中煎熬，他们有很多“丰功伟绩”，他们为了心中伟大的神烧死了布鲁诺，他们为了人类种族的净化，把屠刀挥向了犹大的后人，他们为了“伟大的天皇”，把铁骑蹋向东方美丽的国度，他们无耻，可为“白卷英雄”高呼，他们胆大妄为，敢把拳头挥向共和国的元帅，他们人山人海，在愤怒中发泄对生活和对社会的不满，他们组成3K党，把黑人推向死亡的深渊，他们打砸抢烧，把怒火变成疯狂，烧向印尼的华人，每个国家都留下他们歇斯底里的喊声，每个时代都有他们恶臭的唾沫，条件成熟，他们会成为人民中的暴民，历史清白水落石出，他们则会在历史纯净的春天陷入无穷的悔恨和失落，他们昨天有，今天有，明天还会有，他们扼杀一切理智的声音，他们让真理在痛苦中呻吟，这些可一言以蔽之——多数人暴政。历史上最著名的“多数人暴政”，是耶酥在雅典接受“国民公决”。当时，负责审判耶酥的将军告诉雅典的市民：“这是上帝之子，请你们判决他吧！”结果，市民们一致高呼：“把他在十字架上活活钉死！”最早认识到“多数人暴政”这一问题的，是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也同样被雅典市民公决处死。因此，民意所代表的不总是正义。
在近年来的热点案例中，民意确实对刑事司法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吴英案，从2009年金华市中院一审判处吴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到2012年1月18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吴英案进行二审宣判，维持对吴英的死刑判决，再到2012年4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未核准吴英死刑，发回浙江高院重审。2012年5月21日，浙江省高院作出死刑改判死缓作为吴英案的终审判决，吴英最终没有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从2007年3月16日吴英被逮捕到2012年5月21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吴英集资诈骗案作出终审判决，案件全程都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网络上，微博上也都掀起了讨论的热潮，2012年1月19日星期四，吴英父亲吴永正在新浪上开了经过认证的微博，并向全社会发出呼救。吴永正在微薄上发出了简短的《告全国媒体记者公开信》，全文如下：“我是吴永正，吴英父亲。昨吴英案二审裁定结果维持原判。感谢全国媒体记者五年来对此案关注。惊闻昨晚各大媒体已接到禁令，不允许对此案报道和评论，难为大家，但我仍然希望你们继续关注此案，为了吴英，也为了这社会的公正。”而针对吴英案，民意却是呈现一种一边倒的趋势，民意以压倒性的多数支持吴英，认为其罪不至死，不应该对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网上各大微博、论坛的声音都质疑刑事司法活动对吴英是否量刑过重，存在司法不公的现象。例如文化学者王晓渔就针对吴英案作出了如下评论：“春节之前，吴英案突然宣判，被终审判处死刑。以后中国法院的开庭宣判时间可以集中在两天：圣诞节和春节——在圣诞节宣判国际敏感案件，在春节宣判国内敏感案件。”“像吴英这样的70后，如果生活在正常一点的地方，通过个人努力，可以经商成为企业家，可以从政成为议员，也可以无所追求，度过安静的一生。但是在这里，她必须被枪毙，还要支付像物价一样上涨的子弹费。如果有来生，希望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如果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希望是在台湾。”在此案中，不得不承认，法律在一定程度上“顺从”了民意，刑事司法活动被民意所影响。浙江省高院的审判结果最好的体现了民意对我国法律的绑架，刑事司法活动被迫屈从于民意的压力。作为法律人的我们清晰地认识到刑事司法活动应当只忠实于法律，而且刑事司法活动要想达到维护正义的目的，只能中立、理性的进行裁判。理性应当是司法的本质属性，在刑事司法裁判过程中断断不能受到民意或者是说民众道德情感的影响与绑架。民意，究其本源，是公众意志的集合体，从其形成的过程来看，完全是公民的情感自发形成的，因此民意具有感性的特点，民众拥护与自己道德情感相符的观点或判决，而不会以法律的理性的思维判断是非对错。因此在有些情况下，民意就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恶意利用，民意就会被煽动，来达到其目的，被煽动的加上群体批判性思维和推理能力的低下，刑事司法活动就会遭到民意的绑架，量刑的尺度就会被影响，对我国的刑事司法公正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在刑事司法活动中继续出现一些案件为民意所影响的情况，人民法院也继续根据所谓的民意来进行审判，那么就必将给权势者或者别有用心者提供机会机会来逃避法律的制裁。相对于平民，他们这社会上有着更大的能量和影响力，能够借一些媒体或者公众平台的力量来影响所谓的民意的走向，博取民众的同情心，破坏司法公正，破坏中国的法治化进程。 另一方面，民意对刑事司法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其积极的作用，在一些案件中，民意起到了监督刑事司法活动的作用。例如在孙志刚案中，孙志刚用他年轻的生命引起了民意的极大愤怒，民意的极大愤怒又引起了法学界和媒体的参与，而法学界和媒体的参与又最终换来了恶法的废除。孙志刚案于2003年发生，是指原籍湖北黄冈的孙志刚被广州市政府执法机关以三无人员的理由收押，拘禁期间被收容所员工殴打身亡的事件。在此案件中关于孙志刚的死因的认定，官方最初坚持认定是正常因病死亡，但经过《南方都市报》记者陈峰、王雷的调查，发现孙志刚是被毒打致死。在舆论的压力下，官方不得不重新进行调查，最后公布的结果是孙志刚是在医院中被护工和同房病人殴打致死。广州市当局后来拘捕了乔燕琴等十多名涉案人士，并于同年6月9日一审判决主犯乔燕琴死刑及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第二主犯李海樱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其余十名罪犯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无期徒刑。另有六名有关官员因而被控渎职罪，判监一至三年。关于收容遣送制度的合宪性，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此事件虽经官方声称为收容所员工犯罪的个案，却引发了中国国内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最后在6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令，废止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标志着《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除。
由上述的吴英案与孙志刚案可知，公众可以通过多种手段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在网络时代，公众可以借助微博这个虚拟的平台，通过发表或者转发微博，对公众人物进行加关注来表达自己对社会热点事件和司法活动的理解和看法，由此以实现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和监督权利。类似微博的这种网络民意监督方式，具有更大迅捷性、参与者具有更大的广泛性、诉求表达上具有非理性等特点。公众可以在举手之间发表微博表达自己的看法或者转发别人的微博来向更多的人传递他想要公众广泛得知的热点信息。这种民意的表达也是影响我国刑事司法审判活动的重要力量，正确的行使，有利于促使法官及法院积极处理案件、认真考虑群众的意见，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民意越是强烈，情况越是如此。更为重要的是，民意可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权力和人情因素对刑事司法的干涉。在网络时代，民意和舆论的力量异常强大，在司法过程中可以起到一个拉力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司法的独立，是司法的行使受到人民群众的监督，使司法机关尽量远离行政部门的影响，使司法人员尽量远离人情因素的困扰，维护司法的公正。基于民意的对刑事司法活动的正面的影响，我们应当呼吁尊重民意的正确的监督权利，正视民意的积极作用，并予以正确的引导和规范，促使我们在刑事司法活动中更加公平公正，使其能够在促进整个社会的法治的进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近年来，刑事司法活动中的很多个案的发展因为民意的参与而大大的推动了，这主要表现在很多案件一经公布于众，由于民意沸腾，引起了公众、法学家的重视，在民意的监督和影响下，通过修改法律和法规的形式废除了导致这类案件继续发生的法律机制。
民意体现的是公众对司法实践中的公平公众的追求，但是基于民意的特殊属性，我们不能对民意对刑事司法活动的影响一概而论，民意对刑事司法活动有其积极影响，同样也存在着消极影响。在推动我国的法治化进程中，民意需要被正确引导，合理利用，使民意在不干涉刑事司法活动、破坏司法公正的情况下对刑事司法活动进行监督，维护司法公正。 在实践中，如果在既有的法律中找不出合理规定，根据具有法理成分的民意来进行调节，对具体犯罪、具体犯罪人进行定罪科刑，恰如其分的载量，就极为关键。司法与民意博弈是司法改革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阵痛期”，对此，法应该下与民意保持距离，上和权力保持距离，才能成为沟通这两级的桥梁，才能真正制约权力，取得民众的信赖。
参考文献：
[1]董慧凝，万娟，崔万. 刑事判决与民意冲突的消解[J].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
[2]郜占川.民意对刑事司法的影响考量[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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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民主与多数人暴政[EB/OL]. http：//bbs.eweiqi.com/dispbbs.asp？boardid=2&Id=100033662&authorid=0， 浏览日期 3013-02-19.
[5]新华网.聚焦吴英集资诈骗案重审：死刑改判死缓[EB/OL]. http：//www.zj.xinhuanet.com/newscenter/2012-05/22/content_25270149.htm， 瀏览日期 3013-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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