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和邓颖超入党时间不同,地点各异,也不在一个地方工作,谁也不知道对方在什么时候入党的。两人早年在通信中也从来没提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各自守口如瓶。直到周恩来从欧洲回到国内,经过组织的沟通,他们彼此才知道对方是共产党员。
　　周恩来有个特点,凡是要求党员、干部和公民要做到的事,他首先做好。对于党内的保密纪律也是如此。我国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试验工作时,周恩来对负责试验的同志说:这次试验,要求全体工程技术人员绝对保密。有关工程、试验的种种情况,只准参加试验的同志知道,不能告诉其他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家属亲友。周恩来还说:邓颖超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可这件事同她的工作没有关系,我也没有必要跟她说。大家于是都以周恩来为榜样,严格地遵守保密纪律。
　　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分管哪方面的工作,就看哪方面的文件,绝不允许随便看无关的文件。凡是写明周恩来收的信,秘书与邓颖超都不随便拆开。邓颖超在中央党校讲课时说,有些信封上的笔迹很熟,她明知是哪个老战友写来的,但只要写着周恩来收,她也从来不拆信。
　　总理办公室和保险柜的钥匙,周恩来平时24小时带在身上,晚上睡觉时就压在枕头下面,只有在出国时,才把钥匙交给邓颖超。邓颖超就像接受保密任务一样,把钥匙收藏起来。有一次,周恩来出国走得匆忙,到机场时才发现钥匙还在口袋里。于是,他就把钥匙放在信封里,加了封后,托人带给邓颖超。周恩来回国后,俩人见面的第一件事,就是交接钥匙。
　　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次,周恩来出去开会,因为会议一个接着一个,一天一夜没回来。这时,大字报和小道消息透露了有关会议的内容,对此,邓颖超有点怀疑。周恩来回来后,她便问:有没有这回事?周恩来马上反问:你怎么知道的?听谁说的?邓颖超就开玩笑地说:你有你的渠道,我也有我的义务情报员。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仍然守口如瓶,滴水不漏。
　　周恩来患癌症后,有一次在病房里同邓颖超交谈。周恩来说:我肚子里装着很多话没有说。邓颖超也说: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这对互敬互爱的革命夫妻,为共产主义事业并肩战斗了几十年,即使双方都知道最后的诀别不久就会残酷无情地出现在面前,他们还是始终遵守党的纪律,把没有说的话永远埋藏在各自的心底。
　　(摘自《打开红色记忆》海砚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