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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搜救和救治是国家救援体系的神经末梢，也是国家救援过程的开端。在外部救援体系发挥作用之前，地方系统往往已经开始运作，有时甚至是以孤岛的形式展开着
与北川比邻的是安县，北川很多人是安县的亲戚。
5月12日14点28分过后，安县人民医院接到的第一批伤员来自北川。
这是安县的首个救治点，从地震发生到建立不过30分钟
刚穿好一只鞋子就被震倒在地的医院副院长胡建中，从宿舍地上爬起，奔到50米外的住院部。医生和护士们正忙着将病人从楼上转移下来。安县人民医院这栋七层楼的住院楼有五层是病房，每一层医护人员都在转移病人。
不到半小时，在余震不时的摇晃中，一百多号病人安然无恙地转移到医院的篮球场上。凳子来不及搬出来，很多人坐在地上，家属们举着输液瓶子。
这时，一大批伤员从外面进来，大部分是抬着来的，轧断的地方血肉模糊，像被绞肉机绞过。他们来自紧邻安县的北川。
北川人、护士王培菊跟几个医生开始抢救伤员。胡建中跟另几位副院长一起，冲回住院楼，把被子、床垫从窗口里往下扔。下面的医生把垫子铺好，让病人躺下，将被子盖在因失血过多而浑身发冷的病人身上。身为副院长的胡建中又开始挨个房间搜索有无遗漏病人，最后一个离开大楼。
车和人运着伤员不断涌进来。不管是三轮车、拖拉机、汽车，能用的都用上了，护士、医生、院长都在抬病人，清洁工也帮着抬病人，没有一双多余的手。
胡建中突然想起还有两位护士困在电梯里，忙带着几个人去把电梯门撬开。两位护士前脚迈出电梯，后脚就直奔篮球场救护。
这是安县的首个救治点，从地震发生到建立不过30分钟。
有的伤员抬过来时已经休克。有的刚刚送来就死掉了。“得把死人弄到角落里。场地太小，我们就放在乒乓台的角落里。”胡建中说。送过来的绝大部分伤员是北川和永安的。
一对母子，同一副担架抬过来，孩子只有8个月，送来没几分钟，母子就都没了。“手术台”是从门诊部抬出的3张检查床，露天下各相隔一米。一些必须截肢、缝合的病人，都在“手术台”上进行。偶尔空闲出来的几双手，飞速奔上楼去抬病床。病床、药品、器械，能搬的都搬了，住院楼已经搬空了。
篮球场还是太小，不到一个小时，伤员就放不下了。安县人民医院的办公室主任罗鸣跑到安县中学考察地形，因为整个安昌镇开阔点儿的、大一点儿的只有安中的操场。罗鸣回来对胡建中说：不行，安中人满为患，靠我们的力量是疏散不了的。
下午4点，安县政府派人来医院，说安县中学挪出了一块地方，可以搬过去。
20公里外的北川医院已经完全坍塌，医护人员都被埋在下面。这里也是北川伤员的首个救治点。
大地震当晚，行政人员的本子上，登记了1009名伤员，死亡20多个
内科主任赵鸣歧跳上一辆救护车，带着王培菊和另几名医护人员，赶到安县中学操场。6张课桌一张“床”，搭了4张“床”，没有垫子，伤员直接躺“床板”上。
早已不分科室，清创、缝合、输液，能做事的都用上。
操场挤满了人，学生很多。“几个学生在对我喊：‘阿姨，救救我吧，我不想死。’我却没有办法。”赵鸣歧哭红了双眼。“我接到的第一个伤员就是学生，下肢完全砸烂，救了十几分钟，没了。”
入夜，毛毛雨飘下来，落在一身尘土、两眼泪水的人们身上。到处都是惶恐无助的人。不间断的余震给了伤者无法预知的恐惧，在灾难过程中被无限放大，让人看不见希望。唯一能看见的，似乎只有死亡。
到处都是北川人。王培菊碰到弟弟在北川中学的同学，得知地震发生时，弟弟所在班没有在平时的新教学楼里，而是在另一栋稍旧的楼里上传媒课——一栋五层坍塌成一层废墟的楼里。“当时听到十分难受。十分想回家看家人，但我穿着这身工作服，就有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我还是没有回去。”王培菊开始哽咽，“我跟北川的老师打听挖掘情况。他说高二·8班基本还没开挖，基本没有存活率。”讲到这里，未满21岁的她无法克制，大哭起来。
12日当晚，唯一一位负责记录的行政后勤人员的本子上，登记了1009名伤员，死亡20多个。安中的伤员已经超过安县人民医院。这里成了主战场。
安县疾控中心、保健院的救护人员都赶到安中来了。休假的、退休的医护人员，没等谁的通知也纷纷赶来了。县内救护力量开始增大。
县外的援助还没有消息，所有车辆呼啸着从安县经过，奔往北川。医院一位后勤部长跑到门外马路中央，硬拦下一辆车头被砸扁的工程抢险车。车上有柴油发电机，加上蜡烛和医院的手提应急灯，安县的医生们在微光中度过了一个最忙乱的夜晚。他们来不及戴手术帽，穿着工作服四处跑动，感觉不到脚下不断传来的震动。也没有医生来得及抬头望天。当晚是有月亮的，红色，像是被血浸过。
13日下午，不知道几点，医生们稍微闲暇一点。不知道谁递给胡建中一包方便面，他就掰成几块，问“谁吃，谁吃?”大家都不吃，说吃不下。他就一人把它吃了，没有水喝，干啃掉了。
截至13日下午4点，从记录员本子上有证可查的伤员是4000多名。13日晚上，两个救治点已经完全饱和，安县必须成为一个中转站，重伤员开始往绵阳转运。
“我们两台救护车的轱辘就没停过。”胡建中说。车辆根本就不够。来了两辆大卡车，医生们冒雨抬着伤员往大车厢里塞。药品和干粮也开始送进来，有了5顶帐篷，一顶作治疗室、一顶作药品库，其余的都用来安置伤员。
外面的空地上，医生们坐着、站着、蹲着，什么姿势都有。下着大雨，有的医生撑伞站着就睡着了。
赵鸣歧负责看守医药库。伤员多她就参与救治，少就跟两位护士在药品库外值守，“这可是救命的东西。”8天后，胡建中说起手下的员工，没忍住眼泪：“一天半里，我们的医护人员没有吃喝一点东西。院部也始终没有开过会。”
14日早晨，水和饼干运到，情况缓解了很多。王培菊和另一位同事合喝了一盒牛奶。通讯仍然中断，没人知道她在北川的家怎样了，父母和弟弟都在哪里。
把空纸箱铺在地上，同事终于可以轮班休息了
“药品不是很缺，是奇缺。”胡建中说。
4000多伤员的重担，压在这家只有200张床位的医院身上。安县也是灾区，楼房不能住，物资运不进。伤员需要止血、包扎，平常的无菌操作是不可能的。钢针、刀片，很多的器械只用消毒液浸泡一下就接着用。
胡建中说，安县是个小地方，县医院的设备在同级二甲医院里本来就比较落后，跟江油、三台等地医院的财力、物力相差甚远。
信息传不出去，大家全是聋子、哑巴。人们搭车、步行到救治点来寻亲。大部分人是北川的，也有安县高川乡、茶坪乡的。“但多数找不到。”胡建中说。
14日深夜，手机终于能打通了。跟很多北川人一样，王培菊依然没有接到家人的电话。
王培菊的生父早已过世，现在的组合家庭里，继父对她和弟弟十分好。没有血缘关系的爷爷是目前唯一有音讯的人，老人说在安置点生活不习惯，硬是回到已成平地的北川。他说，孙女儿。现在只有你一个人有音信，我把家给你看着，你回来还觉得有一个家的感觉。“但是那个家已经……没有了，我没有家了，我只剩一个人。”王培菊大哭起来。
15日，又有几顶帐篷运来，胡建中就分了两顶给职工家属。老人们自己搭建五花八门的帐篷。他们的儿女都在抢救伤员，没有时间帮忙。
到了晚上，看管药品库的赵鸣歧把空纸箱铺在地上，垫出一尺宽的空间。她让同事在上面靠着药箱躺一会儿，终于开始轮班休息了。
已成危房的宿舍就在50米外，胡建中3天都没回去，进去刷个牙，又出来了。“直到17日，4天半的时间里，算上打盹的时间，我们好多人的睡眠加起来也不到8小时。”胡建中说。
直到20日，仍然没有米饭可吃，只有饼干。仅剩的一点方便面都留给了值班医生。
情况在好转之中。医院在花悄的分院来了第四军医大学的一个野战医院，为仪器全毁的县医院带来一台便携式X光机。整个安县要拍X光的都去了那里。
与北川比邻的是安县，北川很多人是安县的亲戚。
5月12日14点28分过后，安县人民医院接到的第一批伤员来自北川。
这是安县的首个救治点，从地震发生到建立不过30分钟
刚穿好一只鞋子就被震倒在地的医院副院长胡建中，从宿舍地上爬起，奔到50米外的住院部。医生和护士们正忙着将病人从楼上转移下来。安县人民医院这栋七层楼的住院楼有五层是病房，每一层医护人员都在转移病人。
不到半小时，在余震不时的摇晃中，一百多号病人安然无恙地转移到医院的篮球场上。凳子来不及搬出来，很多人坐在地上，家属们举着输液瓶子。
这时，一大批伤员从外面进来，大部分是抬着来的，轧断的地方血肉模糊，像被绞肉机绞过。他们来自紧邻安县的北川。
北川人、护士王培菊跟几个医生开始抢救伤员。胡建中跟另几位副院长一起，冲回住院楼，把被子、床垫从窗口里往下扔。下面的医生把垫子铺好，让病人躺下，将被子盖在因失血过多而浑身发冷的病人身上。身为副院长的胡建中又开始挨个房间搜索有无遗漏病人，最后一个离开大楼。
车和人运着伤员不断涌进来。不管是三轮车、拖拉机、汽车，能用的都用上了，护士、医生、院长都在抬病人，清洁工也帮着抬病人，没有一双多余的手。
胡建中突然想起还有两位护士困在电梯里，忙带着几个人去把电梯门撬开。两位护士前脚迈出电梯，后脚就直奔篮球场救护。
这是安县的首个救治点，从地震发生到建立不过30分钟。
有的伤员抬过来时已经休克。有的刚刚送来就死掉了。“得把死人弄到角落里。场地太小，我们就放在乒乓台的角落里。”胡建中说。送过来的绝大部分伤员是北川和永安的。
一对母子，同一副担架抬过来，孩子只有8个月，送来没几分钟，母子就都没了。“手术台”是从门诊部抬出的3张检查床，露天下各相隔一米。一些必须截肢、缝合的病人，都在“手术台”上进行。偶尔空闲出来的几双手，飞速奔上楼去抬病床。病床、药品、器械，能搬的都搬了，住院楼已经搬空了。
篮球场还是太小，不到一个小时，伤员就放不下了。安县人民医院的办公室主任罗鸣跑到安县中学考察地形，因为整个安昌镇开阔点儿的、大一点儿的只有安中的操场。罗鸣回来对胡建中说：不行，安中人满为患，靠我们的力量是疏散不了的。
下午4点，安县政府派人来医院，说安县中学挪出了一块地方，可以搬过去。
20公里外的北川医院已经完全坍塌，医护人员都被埋在下面。这里也是北川伤员的首个救治点。
大地震当晚，行政人员的本子上，登记了1009名伤员，死亡20多个
内科主任赵鸣歧跳上一辆救护车，带着王培菊和另几名医护人员，赶到安县中学操场。6张课桌一张“床”，搭了4张“床”，没有垫子，伤员直接躺“床板”上。
早已不分科室，清创、缝合、输液，能做事的都用上。
操场挤满了人，学生很多。“几个学生在对我喊：‘阿姨，救救我吧，我不想死。’我却没有办法。”赵鸣歧哭红了双眼。“我接到的第一个伤员就是学生，下肢完全砸烂，救了十几分钟，没了。”
入夜，毛毛雨飘下来，落在一身尘土、两眼泪水的人们身上。到处都是惶恐无助的人。不间断的余震给了伤者无法预知的恐惧，在灾难过程中被无限放大，让人看不见希望。唯一能看见的，似乎只有死亡。
到处都是北川人。王培菊碰到弟弟在北川中学的同学，得知地震发生时，弟弟所在班没有在平时的新教学楼里，而是在另一栋稍旧的楼里上传媒课——一栋五层坍塌成一层废墟的楼里。“当时听到十分难受。十分想回家看家人，但我穿着这身工作服，就有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我还是没有回去。”王培菊开始哽咽，“我跟北川的老师打听挖掘情况。他说高二·8班基本还没开挖，基本没有存活率。”讲到这里，未满21岁的她无法克制，大哭起来。
12日当晚，唯一一位负责记录的行政后勤人员的本子上，登记了1009名伤员，死亡20多个。安中的伤员已经超过安县人民医院。这里成了主战场。
安县疾控中心、保健院的救护人员都赶到安中来了。休假的、退休的医护人员，没等谁的通知也纷纷赶来了。县内救护力量开始增大。
县外的援助还没有消息，所有车辆呼啸着从安县经过，奔往北川。医院一位后勤部长跑到门外马路中央，硬拦下一辆车头被砸扁的工程抢险车。车上有柴油发电机，加上蜡烛和医院的手提应急灯，安县的医生们在微光中度过了一个最忙乱的夜晚。他们来不及戴手术帽，穿着工作服四处跑动，感觉不到脚下不断传来的震动。也没有医生来得及抬头望天。当晚是有月亮的，红色，像是被血浸过。
13日下午，不知道几点，医生们稍微闲暇一点。不知道谁递给胡建中一包方便面，他就掰成几块，问“谁吃，谁吃?”大家都不吃，说吃不下。他就一人把它吃了，没有水喝，干啃掉了。
截至13日下午4点，从记录员本子上有证可查的伤员是4000多名。13日晚上，两个救治点已经完全饱和，安县必须成为一个中转站，重伤员开始往绵阳转运。
“我们两台救护车的轱辘就没停过。”胡建中说。车辆根本就不够。来了两辆大卡车，医生们冒雨抬着伤员往大车厢里塞。药品和干粮也开始送进来，有了5顶帐篷，一顶作治疗室、一顶作药品库，其余的都用来安置伤员。
外面的空地上，医生们坐着、站着、蹲着，什么姿势都有。下着大雨，有的医生撑伞站着就睡着了。
赵鸣歧负责看守医药库。伤员多她就参与救治，少就跟两位护士在药品库外值守，“这可是救命的东西。”8天后，胡建中说起手下的员工，没忍住眼泪：“一天半里，我们的医护人员没有吃喝一点东西。院部也始终没有开过会。”
14日早晨，水和饼干运到，情况缓解了很多。王培菊和另一位同事合喝了一盒牛奶。通讯仍然中断，没人知道她在北川的家怎样了，父母和弟弟都在哪里。
把空纸箱铺在地上，同事终于可以轮班休息了
“药品不是很缺，是奇缺。”胡建中说。
4000多伤员的重担，压在这家只有200张床位的医院身上。安县也是灾区，楼房不能住，物资运不进。伤员需要止血、包扎，平常的无菌操作是不可能的。钢针、刀片，很多的器械只用消毒液浸泡一下就接着用。
胡建中说，安县是个小地方，县医院的设备在同级二甲医院里本来就比较落后，跟江油、三台等地医院的财力、物力相差甚远。
信息传不出去，大家全是聋子、哑巴。人们搭车、步行到救治点来寻亲。大部分人是北川的，也有安县高川乡、茶坪乡的。“但多数找不到。”胡建中说。
14日深夜，手机终于能打通了。跟很多北川人一样，王培菊依然没有接到家人的电话。
王培菊的生父早已过世，现在的组合家庭里，继父对她和弟弟十分好。没有血缘关系的爷爷是目前唯一有音讯的人，老人说在安置点生活不习惯，硬是回到已成平地的北川。他说，孙女儿。现在只有你一个人有音信，我把家给你看着，你回来还觉得有一个家的感觉。“但是那个家已经……没有了，我没有家了，我只剩一个人。”王培菊大哭起来。
15日，又有几顶帐篷运来，胡建中就分了两顶给职工家属。老人们自己搭建五花八门的帐篷。他们的儿女都在抢救伤员，没有时间帮忙。
到了晚上，看管药品库的赵鸣歧把空纸箱铺在地上，垫出一尺宽的空间。她让同事在上面靠着药箱躺一会儿，终于开始轮班休息了。
已成危房的宿舍就在50米外，胡建中3天都没回去，进去刷个牙，又出来了。“直到17日，4天半的时间里，算上打盹的时间，我们好多人的睡眠加起来也不到8小时。”胡建中说。
直到20日，仍然没有米饭可吃，只有饼干。仅剩的一点方便面都留给了值班医生。
情况在好转之中。医院在花悄的分院来了第四军医大学的一个野战医院，为仪器全毁的县医院带来一台便携式X光机。整个安县要拍X光的都去了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