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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宾礼在古代五礼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是对宋代宾礼研究现状的概述。
关键词：宋代；宾礼；研究概述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1)04—007—04
《礼记·曲礼》云：“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礼制在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制度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从一定角度上说，中国传统社会正是在礼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结合法制来统治的封建君主制社会。以传统的分法，“礼”分为“五礼”，即吉、嘉、军、宾、凶。宾礼，是接待国宾，包括诸侯国、藩邦和外国的国主、使臣之礼，有朝、聘、盟、会、遇、觐、问、视、誓、同、锡命、二王三恪等一系列礼仪制度。《周礼·春官·大宗伯》有：“以宾礼亲邦国。春见日朝，夏见日宗，秋见日觐，冬见日遇，时见日会，殿见日同，时聘日问，殷烦日视。”如此繁复的规定可见宾礼作为一国之接待礼亦是相当受重视的，而宋代之宾礼从《宋史·礼志》和《政和五礼新仪》中可以发现其相比与前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如原本属于嘉礼的朝会仪、常朝仪、入合仪等都加入了宾礼中，使得宾礼的内容更加繁杂。对于宋代宾礼的研究，总体而言应该说并不十分全面和完整，借此本文将笔者目力所及的研究资料稍加整理以觀概况。
一、从礼制角度研究宋代宾礼
从礼制角度出发研究宋代宾礼的著作有陈戍国先生的《中国礼制史·宋辽金夏卷》。陈先生认为“外交礼仪基本上是受外交政策支配的，外交政策则由立国方针(指导思想)决定之”，并从赵宋外交政策的不同时期考察了某些外交事件，说明赵宋外交政策的失败与变化。之后，又以《宋史·礼志二十二》所记接待外国君主来朝之礼，并叙述其利且略作了说明。就宋代整个宾礼而言，陈戍国先生的研究更倾向于传统的宾礼概念，即接待宾客之礼，国家接待外国宾客之礼，所以并非是在对宋代整个宾礼的认识下做的研究。且先生更注重政治外交礼与政治环境、政治背景的结合，其研究更具有时政性和政治含义。
胡戟先生所著的《礼仪志》是另一部通史性的礼志史，他首先介绍了宋代官修、私修礼制之概况，为后辈提供了研究宋史礼制的史料基础。在对五礼分述的第十六章《宾礼——亲邦国朝觐交聘通好的交际之礼》中，杨先生从朝觐之礼、会同之礼、二王三恪、相见礼这四个方面概述了各朝宾礼，其中也包括宋代之宾礼这四方面的一些内容，但其中真正涉及宋代的内容却是非常少的。
杨志刚先生的《中国礼仪制度研究》是在对整个中国礼仪制度的总体理论下认识宋代宾礼的，他认为宋代宾礼之特点是“尝试建立新框架”，在《政和五礼新仪》的23项宾礼礼制中，除唐代《开元礼》也有的接待藩国朝拜者礼仪外，还增加了原在嘉礼的朝仪、参仪等。此外，他认为辽、夏、高丽所遣使者朝仪的增加与“北宋与北方民族的对峙和国际形势有关”，还有海外进奉藩客见辞仪的增加与“海上交通贸易发达、航海技术发达有关。之后，他还简单介绍了宋代“外国君长来朝仪”、“皇太子与师傅保相见仪”和某些庶人相见仪。杨先生的研究为宋代宾礼研究提供了某些宏观线索。
王美华博士的《唐宋礼制研究》以唐一五代一北宋时期的礼制发展脉络为对象，以唐宋礼典规定的吉、嘉、凶五礼作为主要着眼点，在勾勒唐宋礼制的发展脉络的同时，探讨了唐宋时期礼制变革的趋刻特征。在其文章第二章的“宾礼”中，从藩夷、二王三恪两个方面做了论述，对宋初接见外国蕃夷之制的研究主要依据的是《宋史·礼志》和《政和五礼新仪》的某些记载，而对宋代的二王三恪讨论得较为简单。
杨渭生等人所著的《两宋文化史研究》的“宋朝的礼制与宗法”一章中对宋代的宾礼做了一些较详细深入的说明。文章不仅论述了宋代宾礼中的“大朝会”仪式在时间上的演变，还介绍了元丰改制后的常朝仪式及辽使朝见的一些仪式。尤其是对大朝会仪式分时期的详细说明补充了宋代宾礼中对朝会等仪的研究不足，但篇章仍显得深入与系统不够，还有待补充。
其他通史性有关礼仪的著作如胡戟先生的《中国古代礼仪》系统论述了中国古代礼仪，在宾礼方面介绍了相见礼、朝会礼和出行礼等，对宋代之情况提及甚少。而彭林先生的《中国古代礼仪文明》和《中华传统礼仪概要》两书都对中国古礼做了一些介绍，但都不涉及宋代宾礼的情况。
论文方面，李云泉先生的《宾礼的演变与明清朝贡礼仪》从长时段上介绍了宾礼的演变，他认为“作为五礼之一的宾礼经过发展演变，形成独具特色的朝贡礼仪”，而宋代宾礼内容异常庞，凡朝仪、参仪、上表仪、相见仪等皆列其中。且“《宋史·礼志》所载‘外国君长来朝仪’，几乎就是唐代‘蕃主奉见仪，的翻版。但有宋一代，从无‘外国君长’来朝。史称：“宋奉朝贡者四十余国，皆止遣使入贡。故宋代制定的‘外国君长来朝仪’，不过是纸上空谈。”另外，由于宋朝在外交立场上的弱势只能“不得不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待以平等之礼”，而所谓朝贡礼仪，仅在与海外小国的交往中才得以展现。最后得出“朝贡礼仪在多大程度上予以实施，往往以国力的强弱为转移，而不仅仅在于文化上的感召力”。李先生的论点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视角，可待深入研究。
徐美莉女士的《中国古代的客礼》指出：“‘客礼’是中国传统社会人际交往的普遍礼仪……从制度的层面而言，客礼并不等同于五礼制度中的宾礼，实际上宾礼中包含着客礼。”‘雕’这就为宾礼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即客礼。文章从客礼的含义、仪式、行用范围和与宾礼的辨别等方面介绍了客礼。客礼是宾礼研究中关注得非常少的礼的内容，值得注意。
最后，方健的《宋代的相见、待客与交游风俗》，又从宾礼的民俗表现提供了新思路，礼与俗的关系既有区别更有联系，甚至是两者互相影响不能绝对分离。而宾礼不仅仅是上层国家的接待之礼，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文章中的相见风俗、接待风俗、交游风俗无不透漏着宋代宾礼的信息，且作者所用大都是非正史’的笔记小说等，这些资料也往往被学者所忽视的，应当引起重视。
二、从外交角度研究宋代宾礼
从传统概念上讲，宾礼的主要含义就是国宾礼，自古宾礼使用朝觐这些名词，反映的是天朝的大国心态，且一直被沿用。而朝觐关系是内外关系的反映，且宋代之内外关系复杂且是政治中的主流问题，因而学哲们往往多关注宋朝的对外关系，而其中必然牵扯中外国际交往中的宾礼研究。
吴晓萍教授的《宋代外交制度研究》“突破了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运用地缘政治学、现代外交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并与宋代史料相结合对宋代外交制度及其运行机制进行了全方位解读”，“是迄今为止第一部两宋外交制度史，足以填补宋史研究在该领域(这一方面)的空白。”书中第三章“外交礼仪制度”对宋代迎送就馆制度(包括迎送路线、就馆的驿站等)、交聘礼仪制度(包括见辞、预宴、吊丧制、宴饭制、庆贺、吊唁、慰问之仪)、礼物互馈制等做了深入研究，形成了系统的礼仪制度，填补了许多研究空 白。
对宋代外交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朝贡关系及制度、交聘关系及制度和使节的研究。朝贡、交聘等制都是与宾礼息息相关的内容，也是宾礼的一部分，虽然这些研究都没有从礼制角度出发，但其研究成果却是宾礼礼制研究不得不借鉴和吸收的。朝贡关系方面有李云泉先生的《略论宋代中外朝贡关系与朝贡制度》，文章从朝贡关系的特殊性、朝贡贸易的变化和朝贡制度的发展三个方面论述了宋代朝贡关系和制度，尤其是第三部分朝贡制度中特别提到了“各国贡使在京期间，须履行一系列繁琐的朝贡礼仪”，其中包括朝贡中的封赏、贡物，朝贡的管理、法律限制、事务机构、馆驿安置等内容均有提及。从中可见礼仪不仅是简单的接待礼法，更涉及许多官僚机构的设置、管理制度的完善，这样才能形成一套行之有效行之有序的礼仪程序，所以，宾礼的研究不能仅重礼制上的规定也应重视制度上的管理。
对朝贡制度研究还有喻常森先生的《试论朝贡制度的演变》，吴洪君的《朝贡体系的历史遗产及其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影响、发展》。两篇文章都对朝贡制度的演变有相关论述，前者更为详尽，且认为“宋元时期，由于中国与东南亚之间交通的发达，朝贡制度更加完善”。但两者对宋代之朝贡情况的研究都没有突破李云泉先生的研究。
关于宋代交聘制度的研究是个热门话题，成果颇丰。较早的应该是聂崇岐先生的《宋辽交聘考》，聂先生以宋辽邦交为起点，论述了宋辽邦交之使节选派(包括使节的名目、使副的选择、使副之官位)、国书的体制(包括两国君后之互相称谓、国书格式举例)、礼物之名色(包括生辰礼物、正旦等使礼物、遗留物)、使节之接送(星轺之路径、伴使之选派、地方长吏之迎送邻使)、使节的待遇(往返沿途之待遇、就馆及朝见后待遇)、仪注(正旦或生辰使朝见之仪、正旦或生辰使朝辞之仪、庆贺大宴邻使之仪、告哀及发哀之仪、祭奠吊慰之仪、告登位致遣留之仪)、杂仪、璨录(两朝国君之待邻使、邻使病卒之待遇、奉使附带之任务、国信使副与馆伴使副之酬酢馈遗、两朝使节之比较、使节辱命之谴责)。聂先生的研究几乎包含了交聘制度的方方面面，后来学者的研究往往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且先生之研究取材范围广泛，涉及内容全面且细致，在制度研究的同时重视史实的例证，是宋辽交聘制度研究的重要论著。
贾玉英先生的《宋辽交聘制度论略》是对宋辽交聘制度研究的补充。贾先生从宏观上论述了宋辽交聘制度的确立与演变、宋辽交聘制度的组织结构及其职能、宋辽交聘使节分类及国信使概念问题、朱辽交聘制度之作用等内容。此外，曹显征的《辽宋交聘制度的初步确立》对辽宋两朝在公元974年首次实现交聘关系后，初步创制的互遣正旦国信使和生辰国信使等交聘礼仪制度做了论述。还有黄凤岐的《辽宋交聘及其有关制度》对辽宋两朝化干戈为玉帛的一百二十二年的交聘活动做了简要论述。最后，曹显征在其博士论文《辽宋交聘制度研究》对辽宋交聘制度的初步确立、北宋接伴使制度、北宋馆伴使制度、辽朝接伴使馆伴使制度都做了深入研究，尤其其不仅对宋朝单方面的交聘制度作了研究，还就辽朝的相关情况做了研究，这为我们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宋代交聘制度提供了新的资料。
关于宋夏交聘制度的研究，有顾吉辰《宋一西夏交聘考》对使节的名称、使副的选择、使副的官位、两国君后的互相称谓、国书格式、礼物的名色、仪注、璨录等内容作了考察。此外刘兴全《夏宋通使研究——西夏外交研究之三》、《论夏、宋通使制度——西夏外交研究之四》两篇文章，对夏宋通使基本情况、通使的目的和使节名称、夏宋通使之特点、使节的选任选派、出使的程序、使节的接待礼仪作了考察，尤其是对接待礼仪的考察补充了宋夏通使之宾礼研究。
关于宋金交聘制度的研究有李辉的博士论文《宋金交聘制度研究(1127—1234)》，也是对南宋时期宋金的交聘研究，其内容包括宋金交聘背景、南宋聘使制度、南宋国信使群体研究、金朝聘使研究、宋金交聘史料研究。此外还有刘春霞、戴伟华的《宋金交聘中的南宋泛使考略》，考述了宋金交聘中南宋向金国所遣泛使的名目及目的，探讨不同历史时期南宋遣使的情况与文人的态度。赵永春的《宋金关于“受书礼”的斗争》和《宋金关于交聘礼仪的斗争》，对宋金关于外交文书和接受外交文书礼仪的斗争做了考察，为我们提供了在礼仪设置背后的政治斗争和政治环境。范家全、吴晓萍的《两宋与辽金外交之比较——以盟约和国书为中心》，在澶渊盟约和绍兴盟约后，宋、辽、金的外交定位不同的基础上，分析了两宋与辽、金在国书的往来以及交接礼仪等外交细节上的诸多不同，从而体现了宋与辽、金之间的实质性关系。
对宋与其他政权交往情况的考察文章有吴玉亚、包伟民的《变动社会中的外交模式——从宋廷对高丽使臣接待制度看宋丽关系之流变》，从宋朝对高丽使臣接待制度流变的角度，展现了宋政权外交策略的灵活多变，以及宋和其他政权相互间地位的变化。还有杨德华的《蒙古与南宋的外交》，对蒙宋两国外交史实作了一些考订，并作了相关论述。
最后相关的还有冒志祥博士的博士论文《论宋朝外交文书》，论文论述了宋初外交文书的种类、体式特点、文书的撰制，宋辽、宋金、宋与高丽的外交文书，最后阐明了外交文书的文化内涵。外交文书作为接待礼仪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却一直没有被充分重视，冒博士的论文填补了这一空白。刘秀荣硕士的硕士论文《宋代外交使节略论》口钉，对宋代外交使节的选任制度、礼仪制度和管理制度做了系统论述，尤其是“宋代外交使节遵奉的礼仪制度”这一章节直接与宾礼礼仪相关，但仍略显得粗疏而不详细。
小结
综观已有的对宋代宾礼的研究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从礼制角度研究宋代宾礼的论著大多都是礼制性通史性著作，故研究并不十分深入，对宋代宾礼之情况多是宏观的多于细微的研究，或者是选择宾礼的某个方面稍加探讨，并不十分全面。这主要是因为通史性著作的时间跨度极大而不能面面俱到。
第二，由于宋代外交关系是宋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因而这方面的研究相對较为深入，而宾礼也自然在各个论著中被或多或少地关注和研究，尤其是聂崇岐先生的《宋辽交聘考》甚为全面和深入，开创了交聘制度研究的范例。而青年学者亦从新的视角出发对宋代文书、外交使节等内容都做了深入研究，填补了一些空白。但综合来看，对宋代宾礼的研究仍缺乏系统的认识，因为宋代宾礼不仅仅包含传统的外交礼，还包含原属于嘉礼的朝会仪、相见仪等等内容，而这些是在外交制度研究中一般不被涉及的，而对这些问题的单独研究就笔者而言还未发现。所以对宾礼中的其他内容还有许多空白之处有待填补。
第三，宋代宾礼的研究在已有的宏观认识和外交制度的相对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还有待学者们对薄弱之处做出努力并在全面认识宋代宾礼的基础上做一系统的认识和总结。
关键词：宋代；宾礼；研究概述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1)04—007—04
《礼记·曲礼》云：“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礼制在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制度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从一定角度上说，中国传统社会正是在礼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结合法制来统治的封建君主制社会。以传统的分法，“礼”分为“五礼”，即吉、嘉、军、宾、凶。宾礼，是接待国宾，包括诸侯国、藩邦和外国的国主、使臣之礼，有朝、聘、盟、会、遇、觐、问、视、誓、同、锡命、二王三恪等一系列礼仪制度。《周礼·春官·大宗伯》有：“以宾礼亲邦国。春见日朝，夏见日宗，秋见日觐，冬见日遇，时见日会，殿见日同，时聘日问，殷烦日视。”如此繁复的规定可见宾礼作为一国之接待礼亦是相当受重视的，而宋代之宾礼从《宋史·礼志》和《政和五礼新仪》中可以发现其相比与前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如原本属于嘉礼的朝会仪、常朝仪、入合仪等都加入了宾礼中，使得宾礼的内容更加繁杂。对于宋代宾礼的研究，总体而言应该说并不十分全面和完整，借此本文将笔者目力所及的研究资料稍加整理以觀概况。
一、从礼制角度研究宋代宾礼
从礼制角度出发研究宋代宾礼的著作有陈戍国先生的《中国礼制史·宋辽金夏卷》。陈先生认为“外交礼仪基本上是受外交政策支配的，外交政策则由立国方针(指导思想)决定之”，并从赵宋外交政策的不同时期考察了某些外交事件，说明赵宋外交政策的失败与变化。之后，又以《宋史·礼志二十二》所记接待外国君主来朝之礼，并叙述其利且略作了说明。就宋代整个宾礼而言，陈戍国先生的研究更倾向于传统的宾礼概念，即接待宾客之礼，国家接待外国宾客之礼，所以并非是在对宋代整个宾礼的认识下做的研究。且先生更注重政治外交礼与政治环境、政治背景的结合，其研究更具有时政性和政治含义。
胡戟先生所著的《礼仪志》是另一部通史性的礼志史，他首先介绍了宋代官修、私修礼制之概况，为后辈提供了研究宋史礼制的史料基础。在对五礼分述的第十六章《宾礼——亲邦国朝觐交聘通好的交际之礼》中，杨先生从朝觐之礼、会同之礼、二王三恪、相见礼这四个方面概述了各朝宾礼，其中也包括宋代之宾礼这四方面的一些内容，但其中真正涉及宋代的内容却是非常少的。
杨志刚先生的《中国礼仪制度研究》是在对整个中国礼仪制度的总体理论下认识宋代宾礼的，他认为宋代宾礼之特点是“尝试建立新框架”，在《政和五礼新仪》的23项宾礼礼制中，除唐代《开元礼》也有的接待藩国朝拜者礼仪外，还增加了原在嘉礼的朝仪、参仪等。此外，他认为辽、夏、高丽所遣使者朝仪的增加与“北宋与北方民族的对峙和国际形势有关”，还有海外进奉藩客见辞仪的增加与“海上交通贸易发达、航海技术发达有关。之后，他还简单介绍了宋代“外国君长来朝仪”、“皇太子与师傅保相见仪”和某些庶人相见仪。杨先生的研究为宋代宾礼研究提供了某些宏观线索。
王美华博士的《唐宋礼制研究》以唐一五代一北宋时期的礼制发展脉络为对象，以唐宋礼典规定的吉、嘉、凶五礼作为主要着眼点，在勾勒唐宋礼制的发展脉络的同时，探讨了唐宋时期礼制变革的趋刻特征。在其文章第二章的“宾礼”中，从藩夷、二王三恪两个方面做了论述，对宋初接见外国蕃夷之制的研究主要依据的是《宋史·礼志》和《政和五礼新仪》的某些记载，而对宋代的二王三恪讨论得较为简单。
杨渭生等人所著的《两宋文化史研究》的“宋朝的礼制与宗法”一章中对宋代的宾礼做了一些较详细深入的说明。文章不仅论述了宋代宾礼中的“大朝会”仪式在时间上的演变，还介绍了元丰改制后的常朝仪式及辽使朝见的一些仪式。尤其是对大朝会仪式分时期的详细说明补充了宋代宾礼中对朝会等仪的研究不足，但篇章仍显得深入与系统不够，还有待补充。
其他通史性有关礼仪的著作如胡戟先生的《中国古代礼仪》系统论述了中国古代礼仪，在宾礼方面介绍了相见礼、朝会礼和出行礼等，对宋代之情况提及甚少。而彭林先生的《中国古代礼仪文明》和《中华传统礼仪概要》两书都对中国古礼做了一些介绍，但都不涉及宋代宾礼的情况。
论文方面，李云泉先生的《宾礼的演变与明清朝贡礼仪》从长时段上介绍了宾礼的演变，他认为“作为五礼之一的宾礼经过发展演变，形成独具特色的朝贡礼仪”，而宋代宾礼内容异常庞，凡朝仪、参仪、上表仪、相见仪等皆列其中。且“《宋史·礼志》所载‘外国君长来朝仪’，几乎就是唐代‘蕃主奉见仪，的翻版。但有宋一代，从无‘外国君长’来朝。史称：“宋奉朝贡者四十余国，皆止遣使入贡。故宋代制定的‘外国君长来朝仪’，不过是纸上空谈。”另外，由于宋朝在外交立场上的弱势只能“不得不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待以平等之礼”，而所谓朝贡礼仪，仅在与海外小国的交往中才得以展现。最后得出“朝贡礼仪在多大程度上予以实施，往往以国力的强弱为转移，而不仅仅在于文化上的感召力”。李先生的论点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视角，可待深入研究。
徐美莉女士的《中国古代的客礼》指出：“‘客礼’是中国传统社会人际交往的普遍礼仪……从制度的层面而言，客礼并不等同于五礼制度中的宾礼，实际上宾礼中包含着客礼。”‘雕’这就为宾礼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即客礼。文章从客礼的含义、仪式、行用范围和与宾礼的辨别等方面介绍了客礼。客礼是宾礼研究中关注得非常少的礼的内容，值得注意。
最后，方健的《宋代的相见、待客与交游风俗》，又从宾礼的民俗表现提供了新思路，礼与俗的关系既有区别更有联系，甚至是两者互相影响不能绝对分离。而宾礼不仅仅是上层国家的接待之礼，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文章中的相见风俗、接待风俗、交游风俗无不透漏着宋代宾礼的信息，且作者所用大都是非正史’的笔记小说等，这些资料也往往被学者所忽视的，应当引起重视。
二、从外交角度研究宋代宾礼
从传统概念上讲，宾礼的主要含义就是国宾礼，自古宾礼使用朝觐这些名词，反映的是天朝的大国心态，且一直被沿用。而朝觐关系是内外关系的反映，且宋代之内外关系复杂且是政治中的主流问题，因而学哲们往往多关注宋朝的对外关系，而其中必然牵扯中外国际交往中的宾礼研究。
吴晓萍教授的《宋代外交制度研究》“突破了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运用地缘政治学、现代外交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并与宋代史料相结合对宋代外交制度及其运行机制进行了全方位解读”，“是迄今为止第一部两宋外交制度史，足以填补宋史研究在该领域(这一方面)的空白。”书中第三章“外交礼仪制度”对宋代迎送就馆制度(包括迎送路线、就馆的驿站等)、交聘礼仪制度(包括见辞、预宴、吊丧制、宴饭制、庆贺、吊唁、慰问之仪)、礼物互馈制等做了深入研究，形成了系统的礼仪制度，填补了许多研究空 白。
对宋代外交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朝贡关系及制度、交聘关系及制度和使节的研究。朝贡、交聘等制都是与宾礼息息相关的内容，也是宾礼的一部分，虽然这些研究都没有从礼制角度出发，但其研究成果却是宾礼礼制研究不得不借鉴和吸收的。朝贡关系方面有李云泉先生的《略论宋代中外朝贡关系与朝贡制度》，文章从朝贡关系的特殊性、朝贡贸易的变化和朝贡制度的发展三个方面论述了宋代朝贡关系和制度，尤其是第三部分朝贡制度中特别提到了“各国贡使在京期间，须履行一系列繁琐的朝贡礼仪”，其中包括朝贡中的封赏、贡物，朝贡的管理、法律限制、事务机构、馆驿安置等内容均有提及。从中可见礼仪不仅是简单的接待礼法，更涉及许多官僚机构的设置、管理制度的完善，这样才能形成一套行之有效行之有序的礼仪程序，所以，宾礼的研究不能仅重礼制上的规定也应重视制度上的管理。
对朝贡制度研究还有喻常森先生的《试论朝贡制度的演变》，吴洪君的《朝贡体系的历史遗产及其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影响、发展》。两篇文章都对朝贡制度的演变有相关论述，前者更为详尽，且认为“宋元时期，由于中国与东南亚之间交通的发达，朝贡制度更加完善”。但两者对宋代之朝贡情况的研究都没有突破李云泉先生的研究。
关于宋代交聘制度的研究是个热门话题，成果颇丰。较早的应该是聂崇岐先生的《宋辽交聘考》，聂先生以宋辽邦交为起点，论述了宋辽邦交之使节选派(包括使节的名目、使副的选择、使副之官位)、国书的体制(包括两国君后之互相称谓、国书格式举例)、礼物之名色(包括生辰礼物、正旦等使礼物、遗留物)、使节之接送(星轺之路径、伴使之选派、地方长吏之迎送邻使)、使节的待遇(往返沿途之待遇、就馆及朝见后待遇)、仪注(正旦或生辰使朝见之仪、正旦或生辰使朝辞之仪、庆贺大宴邻使之仪、告哀及发哀之仪、祭奠吊慰之仪、告登位致遣留之仪)、杂仪、璨录(两朝国君之待邻使、邻使病卒之待遇、奉使附带之任务、国信使副与馆伴使副之酬酢馈遗、两朝使节之比较、使节辱命之谴责)。聂先生的研究几乎包含了交聘制度的方方面面，后来学者的研究往往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且先生之研究取材范围广泛，涉及内容全面且细致，在制度研究的同时重视史实的例证，是宋辽交聘制度研究的重要论著。
贾玉英先生的《宋辽交聘制度论略》是对宋辽交聘制度研究的补充。贾先生从宏观上论述了宋辽交聘制度的确立与演变、宋辽交聘制度的组织结构及其职能、宋辽交聘使节分类及国信使概念问题、朱辽交聘制度之作用等内容。此外，曹显征的《辽宋交聘制度的初步确立》对辽宋两朝在公元974年首次实现交聘关系后，初步创制的互遣正旦国信使和生辰国信使等交聘礼仪制度做了论述。还有黄凤岐的《辽宋交聘及其有关制度》对辽宋两朝化干戈为玉帛的一百二十二年的交聘活动做了简要论述。最后，曹显征在其博士论文《辽宋交聘制度研究》对辽宋交聘制度的初步确立、北宋接伴使制度、北宋馆伴使制度、辽朝接伴使馆伴使制度都做了深入研究，尤其其不仅对宋朝单方面的交聘制度作了研究，还就辽朝的相关情况做了研究，这为我们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宋代交聘制度提供了新的资料。
关于宋夏交聘制度的研究，有顾吉辰《宋一西夏交聘考》对使节的名称、使副的选择、使副的官位、两国君后的互相称谓、国书格式、礼物的名色、仪注、璨录等内容作了考察。此外刘兴全《夏宋通使研究——西夏外交研究之三》、《论夏、宋通使制度——西夏外交研究之四》两篇文章，对夏宋通使基本情况、通使的目的和使节名称、夏宋通使之特点、使节的选任选派、出使的程序、使节的接待礼仪作了考察，尤其是对接待礼仪的考察补充了宋夏通使之宾礼研究。
关于宋金交聘制度的研究有李辉的博士论文《宋金交聘制度研究(1127—1234)》，也是对南宋时期宋金的交聘研究，其内容包括宋金交聘背景、南宋聘使制度、南宋国信使群体研究、金朝聘使研究、宋金交聘史料研究。此外还有刘春霞、戴伟华的《宋金交聘中的南宋泛使考略》，考述了宋金交聘中南宋向金国所遣泛使的名目及目的，探讨不同历史时期南宋遣使的情况与文人的态度。赵永春的《宋金关于“受书礼”的斗争》和《宋金关于交聘礼仪的斗争》，对宋金关于外交文书和接受外交文书礼仪的斗争做了考察，为我们提供了在礼仪设置背后的政治斗争和政治环境。范家全、吴晓萍的《两宋与辽金外交之比较——以盟约和国书为中心》，在澶渊盟约和绍兴盟约后，宋、辽、金的外交定位不同的基础上，分析了两宋与辽、金在国书的往来以及交接礼仪等外交细节上的诸多不同，从而体现了宋与辽、金之间的实质性关系。
对宋与其他政权交往情况的考察文章有吴玉亚、包伟民的《变动社会中的外交模式——从宋廷对高丽使臣接待制度看宋丽关系之流变》，从宋朝对高丽使臣接待制度流变的角度，展现了宋政权外交策略的灵活多变，以及宋和其他政权相互间地位的变化。还有杨德华的《蒙古与南宋的外交》，对蒙宋两国外交史实作了一些考订，并作了相关论述。
最后相关的还有冒志祥博士的博士论文《论宋朝外交文书》，论文论述了宋初外交文书的种类、体式特点、文书的撰制，宋辽、宋金、宋与高丽的外交文书，最后阐明了外交文书的文化内涵。外交文书作为接待礼仪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却一直没有被充分重视，冒博士的论文填补了这一空白。刘秀荣硕士的硕士论文《宋代外交使节略论》口钉，对宋代外交使节的选任制度、礼仪制度和管理制度做了系统论述，尤其是“宋代外交使节遵奉的礼仪制度”这一章节直接与宾礼礼仪相关，但仍略显得粗疏而不详细。
小结
综观已有的对宋代宾礼的研究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从礼制角度研究宋代宾礼的论著大多都是礼制性通史性著作，故研究并不十分深入，对宋代宾礼之情况多是宏观的多于细微的研究，或者是选择宾礼的某个方面稍加探讨，并不十分全面。这主要是因为通史性著作的时间跨度极大而不能面面俱到。
第二，由于宋代外交关系是宋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因而这方面的研究相對较为深入，而宾礼也自然在各个论著中被或多或少地关注和研究，尤其是聂崇岐先生的《宋辽交聘考》甚为全面和深入，开创了交聘制度研究的范例。而青年学者亦从新的视角出发对宋代文书、外交使节等内容都做了深入研究，填补了一些空白。但综合来看，对宋代宾礼的研究仍缺乏系统的认识，因为宋代宾礼不仅仅包含传统的外交礼，还包含原属于嘉礼的朝会仪、相见仪等等内容，而这些是在外交制度研究中一般不被涉及的，而对这些问题的单独研究就笔者而言还未发现。所以对宾礼中的其他内容还有许多空白之处有待填补。
第三，宋代宾礼的研究在已有的宏观认识和外交制度的相对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还有待学者们对薄弱之处做出努力并在全面认识宋代宾礼的基础上做一系统的认识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