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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听张楚的《姐姐》，曾经泪流满面，因为我同姐姐也有着深厚的情感。多少年了，不知道该如何说出口，希望借这一篇文字祝她幸福吧。
小时候的姐姐出奇的漂亮，又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夸奖和爱护伴随她走过了儿时的大多数时光。听母亲说过，姐姐两岁那年冬天，父亲骑自行车把姐姐放在后架的筐里，骑不到几十米就下车来，揭开姐姐盖的棉被，看看———边看边傻笑，夸睡着的姐姐多好看呀。
从我记事时候开始，姐姐成了我的保护伞。我父亲的单位是流动单位，流动单位的子弟经常和当地单位的子弟打架，我们挨欺负是难免的。我家又是流动单位当中没户口的，属于黑户。我从小老实，身体不好，不会打架，很“菜”。我从来就不认为小孩的世界单纯，因为我遇到的都是和成人一样世俗的小孩。父亲有位姓苏的同事家里有个男孩比我大三岁，欺负我成了他的乐趣之一。我现在清楚地记得姐姐和他打架时的情景，结局相当惨烈，最后惊动了双方家长。现在我一闭上眼睛，还能清楚地回想起姐姐挥动双臂时候的背影。
姐姐是家里三个孩子中挨父母打最多的，她有一点和所有的孩子都不一样，她挨打的时候从不哭，从不求饶，她只会看着打她的父母，不说话，也不喊疼。
她读初二的时候，有次数学不及格，我父亲用胳膊粗的竹竿打她的腿，把竹竿都打折了。父亲走了以后，她把我叫过去，帮她看看伤口怎么样，我才知道断竹的毛刺已经全部扎在肉里，我就一根一根帮她挑出来。而这时候她的眼泪才一滴一滴掉下来。
父母对我们的要求严格到苛刻的地步，我不怪他们；看着一到月底就为找谁借钱过日子而急得团团转的父母，看着每个月要买高价粮、捡菜叶子、吃碎米的父母，我能理解他们。母亲有一次在路边碰到一个算卦的，他告诉母亲，说她的三个孩子都能考上大学。母亲幸福得简直要疯狂了。算卦的要了母亲五块钱，到今天母亲还能记得这个价。
我也能理解姐姐。她小学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作文：我的爸爸是个电工，我的妈妈是个木工。妈妈是个财迷，有时候从单位偷小块的木头回家。其实我母亲并不是木工，她当时不过是在木工房帮别人推板车，一天挣一块钱。妈妈那天晚上看着这篇得了“优”的作文，无声地抽泣，头发也跟着一颤一颤的。
姐姐不光作文好，人长得漂亮，而且在学校里是文艺标兵，各种演出是从来也少不了她的。她是多年的语文课代表，小积极分子，非常听老师的话。她上五年级的时候，数学老师每次上课的时候就叫她去排队帮老师买豆腐。她是多么自豪地完成了这个任务。我父亲是过了小半个学期才知道这事情的，她的数学成绩从此一塌糊涂，到今天还有数字恐惧症，稍微需要算帐的事情，她从来也不管。
我在数理化上有天分，上四五年级的时候，我就把初中的代数自学完了。我父亲经常放一毛钱在桌子中间，谁先把题目做完就把钱拿走。每次都是我赢。
初二的时候，父亲也看出来姐姐的数学实在是不行了，父母终于下了个很重大的决定，把姐姐送到在老家当初中数学老师的舅舅那里去读书。从此姐姐开始了她漫长的重读生涯。
如果姐姐不被送走，我可能永远也不会理解父母对姐姐有多上心，对姐姐抱有多大的希望。母亲从此只要一上街就看有没有好看的布料，然后攒钱，给姐姐做裙子，再邮去。而父亲对此是从不会说个“不”字。快到春节的时候，接到姐姐的一封信，一封有错别字的信，本应是“我爷中风眼斜嘴歪”，她写成了“我也中风眼斜嘴歪”，这个马大哈。父亲立马和母亲一起回老家看姐姐，为了省钱，把我和妹妹留在家里自己过春节。那年我１2岁，妹妹７岁。
姐姐初二读了两遍，初三读了两遍，我终于追上她和她成了同班同学。那时她的成绩已经很优秀了。
这一年，我奶奶瘫痪了，我妈妈作为儿媳妇必须回老家履行她的义务。她要放弃马上要转正的临时工职位，放弃在城市呆了十年的生活，重新学习做农活；要伺候瘫痪在床上的奶奶、脾气古怪的爷爷、五个已经出嫁的小姑子及一个正准备出嫁的小姑子。我也一起回来，因为我和姐姐的户口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必须在老家参加中考。
她中考的分数很高。当时农村孩子最好的出路是中专，她完全可以考上最好的电力中专，却自作主张选择了上县一中。那天中午，阳光正好，姐姐跑得呼哧直喘地回家冲着母亲喊，我报了，我报了，我报一中。原来她心里也早被父母埋下了大学梦的种子，那时侯她还不知道自己要经过那么漫长的年岁，才能上大学。
让我最嫉妒姐姐的事情是，她接到了父亲的非常正式的一封信。收信人是姐姐，称呼不再是小名，而是连姓带名的全称，很正式地祝贺她考上了一中。
很多年后，我还会经常碰到那些在高中时代追求过姐姐的同学。他们不知道寄出的情书都被我妈妈一视同仁地封锁了。姐姐在高中时代，文艺细胞得到了充分发挥，经常带回各种各样文艺汇演的奖品，台灯笔记本之类的。县里的电视台、广播电台也经常找她去录音。
她把高中语文课本里的一篇新闻报道录好后放到录音机里，二姨来了，我就放这盘磁带，等她要走了，我们告诉她是姐姐念的，她愣没有听出来。
播音成了姐姐那时最大的梦想。高二的时候她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报考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她通过了专业考试，可惜她在上高二，没有资格参加笔试。而北广是隔年招生的，她勇敢而决绝地决定再读一年高二。到了高三，她放弃保送一所师范大学的机会，孤注一掷地要考北广。她输了，输给据说是某人的儿子。她哭着回来的时候，一位老教授鼓励她不要放弃。然而此次对她的打击是异乎寻常地沉重。
那一年，我和姐姐一起参加普通高考。我考了全校第一，她差7分落榜了。我和父母一样，对我自己考上考不上都不是很在意，而姐姐已经21岁了。这是个在农村很难嫁出去的年龄。那天我和姐姐抱头痛哭了整整一天，我从来没有见过姐姐这么放声地哭。
得知姐姐没有考上大学，提亲的开始络绎不绝。妈妈在慎重地看了几家以后，坚决地要姐姐复读。许多年以后，妈妈说，我当时是看谁家的儿子也配不上我家的姑娘。
我踏上了去读大学的火车，姐姐重读第二次高三。她仍然选择了县一中，当初她那么风光的地方，那个升学率几乎达到百分之八十的地方。她要面对那么多熟悉的目光，她坚强地顶住了压力。
第二年高考她只差一分，数学呀数学，她终究绊在数学上。她22岁了。
第三年高考的时候我全程陪同姐姐。第一科考语文，下了非常大的雨，我甚至都不敢到远处去躲雨，只是定定地站在考场大门口等姐姐考完。每场考完都是我到考场里去扶姐姐出来，她连这点力气也没有了。
最后一科，考完是7月9日的下午。我骑自行车驮着姐姐从几十里路以外的县城赶回家。我们骑到半路的时候下起大雨来，我和姐姐大声地唱着歌，一起往前骑，真希望雨能快点停。一直到夜里十点多钟我们才到了家。
这次她终于考上了，超过了本科线。很多人都不主张她读本科，上个两年的专科吧，出来好找对象。姐姐做了上本科的决定，再次完全不管别人的意见，仍旧是一以贯之的坚持。
她的专业是日语。对于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五十音图的人来说，在两年之后就通过日语一级，我想除了勤奋，没有别的原因。
她毕业的时候27岁。为了能留在北京，她起初选择的工作月工资只有300元。她就像蜜蜂一样嗡嗡嗡嗡地工作。
毕业几年以后，她终于有了房子有了车，过上了很多人羡慕的生活。我和她带着她的小女儿玩，她说早知道这么辛苦，还不如早早就在农村嫁个老实人，种地算了。话虽这么说，经过了多年的波折以后，姐姐再也不会让自己的女儿受一点委屈。她的女儿和她一样爱吃西红柿和橘子。
看着小外甥女吃橘子的样子，我突然想起姐姐8岁那年，得病住在南京儿童医院的隔离病房，父亲给她买了一小筐橘子，她不停地吃呀吃，都没有工夫抬头看我们。父亲敲了敲隔离病房的玻璃，姐姐抬起头，一笑，我们就看到了她的舌头，黄黄的。
（请作者见文后速与本刊联系）
小时候的姐姐出奇的漂亮，又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夸奖和爱护伴随她走过了儿时的大多数时光。听母亲说过，姐姐两岁那年冬天，父亲骑自行车把姐姐放在后架的筐里，骑不到几十米就下车来，揭开姐姐盖的棉被，看看———边看边傻笑，夸睡着的姐姐多好看呀。
从我记事时候开始，姐姐成了我的保护伞。我父亲的单位是流动单位，流动单位的子弟经常和当地单位的子弟打架，我们挨欺负是难免的。我家又是流动单位当中没户口的，属于黑户。我从小老实，身体不好，不会打架，很“菜”。我从来就不认为小孩的世界单纯，因为我遇到的都是和成人一样世俗的小孩。父亲有位姓苏的同事家里有个男孩比我大三岁，欺负我成了他的乐趣之一。我现在清楚地记得姐姐和他打架时的情景，结局相当惨烈，最后惊动了双方家长。现在我一闭上眼睛，还能清楚地回想起姐姐挥动双臂时候的背影。
姐姐是家里三个孩子中挨父母打最多的，她有一点和所有的孩子都不一样，她挨打的时候从不哭，从不求饶，她只会看着打她的父母，不说话，也不喊疼。
她读初二的时候，有次数学不及格，我父亲用胳膊粗的竹竿打她的腿，把竹竿都打折了。父亲走了以后，她把我叫过去，帮她看看伤口怎么样，我才知道断竹的毛刺已经全部扎在肉里，我就一根一根帮她挑出来。而这时候她的眼泪才一滴一滴掉下来。
父母对我们的要求严格到苛刻的地步，我不怪他们；看着一到月底就为找谁借钱过日子而急得团团转的父母，看着每个月要买高价粮、捡菜叶子、吃碎米的父母，我能理解他们。母亲有一次在路边碰到一个算卦的，他告诉母亲，说她的三个孩子都能考上大学。母亲幸福得简直要疯狂了。算卦的要了母亲五块钱，到今天母亲还能记得这个价。
我也能理解姐姐。她小学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作文：我的爸爸是个电工，我的妈妈是个木工。妈妈是个财迷，有时候从单位偷小块的木头回家。其实我母亲并不是木工，她当时不过是在木工房帮别人推板车，一天挣一块钱。妈妈那天晚上看着这篇得了“优”的作文，无声地抽泣，头发也跟着一颤一颤的。
姐姐不光作文好，人长得漂亮，而且在学校里是文艺标兵，各种演出是从来也少不了她的。她是多年的语文课代表，小积极分子，非常听老师的话。她上五年级的时候，数学老师每次上课的时候就叫她去排队帮老师买豆腐。她是多么自豪地完成了这个任务。我父亲是过了小半个学期才知道这事情的，她的数学成绩从此一塌糊涂，到今天还有数字恐惧症，稍微需要算帐的事情，她从来也不管。
我在数理化上有天分，上四五年级的时候，我就把初中的代数自学完了。我父亲经常放一毛钱在桌子中间，谁先把题目做完就把钱拿走。每次都是我赢。
初二的时候，父亲也看出来姐姐的数学实在是不行了，父母终于下了个很重大的决定，把姐姐送到在老家当初中数学老师的舅舅那里去读书。从此姐姐开始了她漫长的重读生涯。
如果姐姐不被送走，我可能永远也不会理解父母对姐姐有多上心，对姐姐抱有多大的希望。母亲从此只要一上街就看有没有好看的布料，然后攒钱，给姐姐做裙子，再邮去。而父亲对此是从不会说个“不”字。快到春节的时候，接到姐姐的一封信，一封有错别字的信，本应是“我爷中风眼斜嘴歪”，她写成了“我也中风眼斜嘴歪”，这个马大哈。父亲立马和母亲一起回老家看姐姐，为了省钱，把我和妹妹留在家里自己过春节。那年我１2岁，妹妹７岁。
姐姐初二读了两遍，初三读了两遍，我终于追上她和她成了同班同学。那时她的成绩已经很优秀了。
这一年，我奶奶瘫痪了，我妈妈作为儿媳妇必须回老家履行她的义务。她要放弃马上要转正的临时工职位，放弃在城市呆了十年的生活，重新学习做农活；要伺候瘫痪在床上的奶奶、脾气古怪的爷爷、五个已经出嫁的小姑子及一个正准备出嫁的小姑子。我也一起回来，因为我和姐姐的户口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必须在老家参加中考。
她中考的分数很高。当时农村孩子最好的出路是中专，她完全可以考上最好的电力中专，却自作主张选择了上县一中。那天中午，阳光正好，姐姐跑得呼哧直喘地回家冲着母亲喊，我报了，我报了，我报一中。原来她心里也早被父母埋下了大学梦的种子，那时侯她还不知道自己要经过那么漫长的年岁，才能上大学。
让我最嫉妒姐姐的事情是，她接到了父亲的非常正式的一封信。收信人是姐姐，称呼不再是小名，而是连姓带名的全称，很正式地祝贺她考上了一中。
很多年后，我还会经常碰到那些在高中时代追求过姐姐的同学。他们不知道寄出的情书都被我妈妈一视同仁地封锁了。姐姐在高中时代，文艺细胞得到了充分发挥，经常带回各种各样文艺汇演的奖品，台灯笔记本之类的。县里的电视台、广播电台也经常找她去录音。
她把高中语文课本里的一篇新闻报道录好后放到录音机里，二姨来了，我就放这盘磁带，等她要走了，我们告诉她是姐姐念的，她愣没有听出来。
播音成了姐姐那时最大的梦想。高二的时候她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报考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她通过了专业考试，可惜她在上高二，没有资格参加笔试。而北广是隔年招生的，她勇敢而决绝地决定再读一年高二。到了高三，她放弃保送一所师范大学的机会，孤注一掷地要考北广。她输了，输给据说是某人的儿子。她哭着回来的时候，一位老教授鼓励她不要放弃。然而此次对她的打击是异乎寻常地沉重。
那一年，我和姐姐一起参加普通高考。我考了全校第一，她差7分落榜了。我和父母一样，对我自己考上考不上都不是很在意，而姐姐已经21岁了。这是个在农村很难嫁出去的年龄。那天我和姐姐抱头痛哭了整整一天，我从来没有见过姐姐这么放声地哭。
得知姐姐没有考上大学，提亲的开始络绎不绝。妈妈在慎重地看了几家以后，坚决地要姐姐复读。许多年以后，妈妈说，我当时是看谁家的儿子也配不上我家的姑娘。
我踏上了去读大学的火车，姐姐重读第二次高三。她仍然选择了县一中，当初她那么风光的地方，那个升学率几乎达到百分之八十的地方。她要面对那么多熟悉的目光，她坚强地顶住了压力。
第二年高考她只差一分，数学呀数学，她终究绊在数学上。她22岁了。
第三年高考的时候我全程陪同姐姐。第一科考语文，下了非常大的雨，我甚至都不敢到远处去躲雨，只是定定地站在考场大门口等姐姐考完。每场考完都是我到考场里去扶姐姐出来，她连这点力气也没有了。
最后一科，考完是7月9日的下午。我骑自行车驮着姐姐从几十里路以外的县城赶回家。我们骑到半路的时候下起大雨来，我和姐姐大声地唱着歌，一起往前骑，真希望雨能快点停。一直到夜里十点多钟我们才到了家。
这次她终于考上了，超过了本科线。很多人都不主张她读本科，上个两年的专科吧，出来好找对象。姐姐做了上本科的决定，再次完全不管别人的意见，仍旧是一以贯之的坚持。
她的专业是日语。对于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五十音图的人来说，在两年之后就通过日语一级，我想除了勤奋，没有别的原因。
她毕业的时候27岁。为了能留在北京，她起初选择的工作月工资只有300元。她就像蜜蜂一样嗡嗡嗡嗡地工作。
毕业几年以后，她终于有了房子有了车，过上了很多人羡慕的生活。我和她带着她的小女儿玩，她说早知道这么辛苦，还不如早早就在农村嫁个老实人，种地算了。话虽这么说，经过了多年的波折以后，姐姐再也不会让自己的女儿受一点委屈。她的女儿和她一样爱吃西红柿和橘子。
看着小外甥女吃橘子的样子，我突然想起姐姐8岁那年，得病住在南京儿童医院的隔离病房，父亲给她买了一小筐橘子，她不停地吃呀吃，都没有工夫抬头看我们。父亲敲了敲隔离病房的玻璃，姐姐抬起头，一笑，我们就看到了她的舌头，黄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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