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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五号特工组》故事原型来自抗战初期国民党南京政府“肃奸”第一大案——黄浚父子案。虽然70多年过去了，这场间谍案依然迷雾重重。
“帝国之花”与“才子高官”
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最高军政当局曾出现过一系列重大泄密事件，不仅使国民党军队在作战上陷于十分被动的局面，就连身为国民党最高军事统帅的蒋介石也险些被日本间谍刺杀。经过紧张调查，国民党当局在其内部破获了一个庞大的间谍组织，牵扯到一个神秘日本女间谍南造云子和国民政府的才子高官黄浚。
黄浚，字秋岳，福建侯官人。他4岁识字，7岁能诗，9岁可作擘窠大字，有“神童”之誉。1902年，年仅18岁的黄浚来到北京，就读于京师译学馆。因其年少聪慧，颇被陈宝琛、严复、林纾等福建同乡父执所赏识。其后，他又以才名受知于梁启超，并与樊增祥、傅增湘等人过从甚密。
黄浚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曾在北京军阀政府中任职，北京政府垮台后，他随风转舵进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颇得院长汪精卫的信任，被任命为行政院机要秘书。他熟悉政坛史事，能诗会文，30年代，其著作《花随人圣庵摭忆》在《中央时事周报》杂志上连载。1947年陈寅恪先生对此书评价：“秋岳坐汉奸罪死，世人皆曰可杀。然今日取其书观之，则援引广博，论断精确，近来谈清代掌故诸著作中，实称上品，未可以人废言也。”
和川岛芳子齐名的日本女间谍南造云子1909年出生在中国的上海。13岁时，她被父亲送到日本一所间谍学校，师从日本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1929年，她以失学青年的身份潜入南京，化名廖雅权，在国民党高官常去的汤山温泉招待所当起了服务员。黄浚是个好色之徒，经常来汤山温泉招待所消遣。他第一次见到南造云子，就被对方迷住了。南造云子弄清黄浚的真实身份后，也主动投怀送抱。双方各有所需，很快便走到了一起，如胶似漆。黄浚和他儿子“外交部副科长”黄晟都被发展成为日本间谍。黄氏父子利用各种机会为南造云子收集情报，并扩大其间谍组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属的参谋总部、军政部、海军部都先后有人被拉下水，国民党方面的一些重大机密接连被窃。
“封锁长江”功亏一篑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军政当局策定“封锁长江”的重要军事方略，是当时试图遏止日军在“卢沟桥事变”后挥军南下直扑中原腹地，以转移其进攻方向的一大战略部署。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同胞“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毛泽东即率红军将领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等向正在庐山的蒋介石发电，称：“日寇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攫取华北之既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愤莫名！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面对着日军恣肆妄为，一再扩大战争事态的侵略暴行，1937年7月28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最高国防会议，决定采用“以快制快”、“制胜机先”的对策，抢在日军大部队向长江流域发动大规模进攻之前，选定长江下游江面最狭窄的江阴水域，在江中沉船，将长江航路截断。会议属高层机密，由侍从室秘书陈布雷和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担任记录。黄浚将这一绝密情报交给南造云子，南即速将情报交日本大使馆武官中村少将，由他直接密电告东京，8月6日、7日两天，日舰和日轮在江阴要塞尚未封锁之前冲过，日本侨民也随船撤离。封锁江阴要塞的军事计划就这样破产了。
搅乱时局日谍刺蒋
抗战初期，日本政府为了一举制服蒋介石与国民政府，曾命令潜伏在华的日本间谍把暗杀的矛头指向蒋介石。
“八一三”抗战爆发前的一天，蒋介石突然指示中央军校举行一次“扩大总理纪念周”活动，正当与会人员列队整齐静候蒋介石出来讲话时，总值日官惠济突然向大家宣布：有两名可疑分子混入军校，正在进行搜查。原来是两名日本间谍乘坐轿车混入军校，刺探情报并图谋杀害蒋介石或其他军政人员；被发现后，立即乘轿车逃跑了。事后，也未查缉到杀手，暂时成了悬案。
几番怪事发生，都未能引起政府当局的重视。不久，爆发了淞沪抗战。上海与南京近在咫尺，蒋介石几次准备去上海前线视察和指挥作战，却因为宁沪之间的铁路和公路都受到了日军飞机的严密封锁，狂轰滥炸，极不安全，一直未能成行。8月25日，在蒋介石召集的最高军事会议上，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向蒋建议，次日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要从南京去上海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可以搭乘他的汽车去。当时英国还是一个中立国，可免遭日军飞机的轰炸。蒋介石对此表示同意。殊不知黄浚也在这个会上。会后，黄浚立即向南造云子传递了这一情报。
第二天，蒋介石有急事缠身，临时终止了上海之行。结果，英国大使的汽车在嘉定地区沪宁公路上遭到两架日军飞机的轮番追逐袭击，汽车被打翻，许阁森大使脊椎受伤，肝部中弹，生命垂危。随行人员慌忙为许阁森大使草草包扎止血，抬到车上，送到沪西宏恩医院急救。事件发生后，举世哗然。
连环计请君入瓮
连续发生了一系列要案，蒋介石便命令“中统”、“军统”限期破案。但抢到首功的却是国民党宪兵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的“特警二队”。
谷正伦分析，上述几次泄密，乃是最高军事会议的内容，参加会议的除几位高级军政人员外，只有陈布雷和黄浚担任记录。黄浚平时生活放荡，与日本人素有来往，被列为重点嫌疑对象。不久，宪兵又查清“中央军校刺蒋案”中，两名日本特务乘坐的正是黄浚的轿车。案情逐渐清晰。
特工跟踪黄浚，发现他下班后经常独自到南京市玄武湖畔散步。他将一张糖纸夹着一张纸条放到公园偏僻处的大树的树洞内。黄浚走后不久，就有一个人来取走。但军校逃车事件后，再没见黄浚来玄武湖。为扩大战果，谷正伦又派员策反了黄浚家的女仆莲花，令她监视黄浚的行动。
一天，莲花密报：黄浚的司机从外边回来后，径直去找黄浚，把一顶礼帽交给了他。谷正伦立即命令特工盯梢司机。第二天，特工跟着司机进了那家“国际咖啡馆”，只见司机把一顶礼帽挂在墙边的衣帽钩上，然后坐到一张桌子边喝咖啡。特工注意到衣帽钩上已经挂着一顶与司机挂上去的式样与颜色完全相同的礼帽。
不一会儿，一位喝咖啡的日本人离座走到衣帽钩前，伸手取下黄浚司机的礼帽戴在头上，走出门去。那个日本人名叫河本明夫，名义上是日本总领事馆的管理员，实际上是日本大使须磨弥吉郎手下的一个情报员。他有时也与黄晟在这里碰头。
隔了一天，河本明夫头戴礼帽骑车又去咖啡馆，途中突然被一个骑车者猛地撞倒在地，摔得头破血流，礼帽也飞落一边。几个“好心”的过路人及时出现，有的将肇事者扭送至警察所，有的拦下一辆汽车，把河本明夫塞进车子送往医院抢救。其实，这些“肇事者”和“过路人”都是特工装扮的。
特工检查礼帽发现内藏须磨给黄浚的指令，便换入一封事先写好的假信，内容为：次日深夜11点，黄浚聚集间谍集团成员去黄浚家，由须磨亲自颁发奖金。特工飞车赶往咖啡馆，见已有一顶同样的礼帽挂在衣帽钩上，就伸手换了一顶退出门外。回去一看，帽中果然有黄浚向须磨提供的情报。
谷正伦得报后火速报告蒋介石，蒋介石立即下令次日夜间行动，秘密逮捕黄浚等一伙间谍。第二天入夜，特工人员按照既定方案，化装成各种身份，陆续进入预定位置。深夜11点时，黄浚家中楼上手电光闪烁三次，这是莲花发出的信号：黄浚一伙已聚集在内。一会儿，一个装扮成邮差的特工叩开大门。众多特工突然蜂拥而入，将间谍一网打尽。1937年12月初，南京沦陷前夕，黄浚及其儿子黄晟以卖国罪被判处死刑，公开枪决。
南造云子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中央监狱。日军进攻南京时，南造云子凭借一套手腕，恩威并施，征服了看守，竟逃出了监狱，潜往上海继续进行间谍活动。国民政府情报部门对她恨之入骨，多次策划暗杀行动，都因她太狡猾而未得手。直到1942年4月的一个晚上，南造云子单独外出，终于被军统特工在法租界霞飞路的百乐门咖啡厅附近击毙。
历史疑云的背后
黄浚伏诛之日，正是淞沪抗战处于胶着状态，国民政府寄希望于美、英、德、法诸国从中调停以期尽快打破僵局之时。此间全国军民同仇敌忾，正在“抗日救亡”的呼声中为遏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作殊死斗争。因此，黄浚的死，除了在社会上激起了一场大快人心的欢呼浪潮之外，似乎根本就不会有人来关心其是否该当其罪。
我国近代名记者、名作家曹聚仁先生在《天一阁人物谭》中以一篇《也谈黄秋岳》的文章，提出质疑。作为当年叱咤风云的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常委、《申报》及《大晚报》战地记者，曹聚仁以其可靠的材料来源，充实的证据和严密的论证，指出：黄秋岳父子是汉奸自不待言，但是黄秋岳早在1935年春便被当局从中央政治会议的秘书职位调开了，失去了了解机密的机会了，为什么一直到事发两年之后，才会以此罪被处决呢？更有证据证明：“1937年8月间，日方已有在沿海作战的计划，因此，把他们在长江的海军集中到长江下游来。他们的军舰下驶，比国军沉船封江早一星期，所以用不着黄秋岳父子来送情报的。”
也许，民国“肃奸”第一大案只不过是国民党当局面对一再失利的军事败绩，为了鼓舞军心民气，不得不拉个人出来“祭刀”的遮羞布。
（责编：孙展）
“帝国之花”与“才子高官”
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最高军政当局曾出现过一系列重大泄密事件，不仅使国民党军队在作战上陷于十分被动的局面，就连身为国民党最高军事统帅的蒋介石也险些被日本间谍刺杀。经过紧张调查，国民党当局在其内部破获了一个庞大的间谍组织，牵扯到一个神秘日本女间谍南造云子和国民政府的才子高官黄浚。
黄浚，字秋岳，福建侯官人。他4岁识字，7岁能诗，9岁可作擘窠大字，有“神童”之誉。1902年，年仅18岁的黄浚来到北京，就读于京师译学馆。因其年少聪慧，颇被陈宝琛、严复、林纾等福建同乡父执所赏识。其后，他又以才名受知于梁启超，并与樊增祥、傅增湘等人过从甚密。
黄浚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曾在北京军阀政府中任职，北京政府垮台后，他随风转舵进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颇得院长汪精卫的信任，被任命为行政院机要秘书。他熟悉政坛史事，能诗会文，30年代，其著作《花随人圣庵摭忆》在《中央时事周报》杂志上连载。1947年陈寅恪先生对此书评价：“秋岳坐汉奸罪死，世人皆曰可杀。然今日取其书观之，则援引广博，论断精确，近来谈清代掌故诸著作中，实称上品，未可以人废言也。”
和川岛芳子齐名的日本女间谍南造云子1909年出生在中国的上海。13岁时，她被父亲送到日本一所间谍学校，师从日本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1929年，她以失学青年的身份潜入南京，化名廖雅权，在国民党高官常去的汤山温泉招待所当起了服务员。黄浚是个好色之徒，经常来汤山温泉招待所消遣。他第一次见到南造云子，就被对方迷住了。南造云子弄清黄浚的真实身份后，也主动投怀送抱。双方各有所需，很快便走到了一起，如胶似漆。黄浚和他儿子“外交部副科长”黄晟都被发展成为日本间谍。黄氏父子利用各种机会为南造云子收集情报，并扩大其间谍组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属的参谋总部、军政部、海军部都先后有人被拉下水，国民党方面的一些重大机密接连被窃。
“封锁长江”功亏一篑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军政当局策定“封锁长江”的重要军事方略，是当时试图遏止日军在“卢沟桥事变”后挥军南下直扑中原腹地，以转移其进攻方向的一大战略部署。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同胞“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毛泽东即率红军将领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等向正在庐山的蒋介石发电，称：“日寇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攫取华北之既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愤莫名！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面对着日军恣肆妄为，一再扩大战争事态的侵略暴行，1937年7月28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最高国防会议，决定采用“以快制快”、“制胜机先”的对策，抢在日军大部队向长江流域发动大规模进攻之前，选定长江下游江面最狭窄的江阴水域，在江中沉船，将长江航路截断。会议属高层机密，由侍从室秘书陈布雷和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担任记录。黄浚将这一绝密情报交给南造云子，南即速将情报交日本大使馆武官中村少将，由他直接密电告东京，8月6日、7日两天，日舰和日轮在江阴要塞尚未封锁之前冲过，日本侨民也随船撤离。封锁江阴要塞的军事计划就这样破产了。
搅乱时局日谍刺蒋
抗战初期，日本政府为了一举制服蒋介石与国民政府，曾命令潜伏在华的日本间谍把暗杀的矛头指向蒋介石。
“八一三”抗战爆发前的一天，蒋介石突然指示中央军校举行一次“扩大总理纪念周”活动，正当与会人员列队整齐静候蒋介石出来讲话时，总值日官惠济突然向大家宣布：有两名可疑分子混入军校，正在进行搜查。原来是两名日本间谍乘坐轿车混入军校，刺探情报并图谋杀害蒋介石或其他军政人员；被发现后，立即乘轿车逃跑了。事后，也未查缉到杀手，暂时成了悬案。
几番怪事发生，都未能引起政府当局的重视。不久，爆发了淞沪抗战。上海与南京近在咫尺，蒋介石几次准备去上海前线视察和指挥作战，却因为宁沪之间的铁路和公路都受到了日军飞机的严密封锁，狂轰滥炸，极不安全，一直未能成行。8月25日，在蒋介石召集的最高军事会议上，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向蒋建议，次日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要从南京去上海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可以搭乘他的汽车去。当时英国还是一个中立国，可免遭日军飞机的轰炸。蒋介石对此表示同意。殊不知黄浚也在这个会上。会后，黄浚立即向南造云子传递了这一情报。
第二天，蒋介石有急事缠身，临时终止了上海之行。结果，英国大使的汽车在嘉定地区沪宁公路上遭到两架日军飞机的轮番追逐袭击，汽车被打翻，许阁森大使脊椎受伤，肝部中弹，生命垂危。随行人员慌忙为许阁森大使草草包扎止血，抬到车上，送到沪西宏恩医院急救。事件发生后，举世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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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发生了一系列要案，蒋介石便命令“中统”、“军统”限期破案。但抢到首功的却是国民党宪兵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的“特警二队”。
谷正伦分析，上述几次泄密，乃是最高军事会议的内容，参加会议的除几位高级军政人员外，只有陈布雷和黄浚担任记录。黄浚平时生活放荡，与日本人素有来往，被列为重点嫌疑对象。不久，宪兵又查清“中央军校刺蒋案”中，两名日本特务乘坐的正是黄浚的轿车。案情逐渐清晰。
特工跟踪黄浚，发现他下班后经常独自到南京市玄武湖畔散步。他将一张糖纸夹着一张纸条放到公园偏僻处的大树的树洞内。黄浚走后不久，就有一个人来取走。但军校逃车事件后，再没见黄浚来玄武湖。为扩大战果，谷正伦又派员策反了黄浚家的女仆莲花，令她监视黄浚的行动。
一天，莲花密报：黄浚的司机从外边回来后，径直去找黄浚，把一顶礼帽交给了他。谷正伦立即命令特工盯梢司机。第二天，特工跟着司机进了那家“国际咖啡馆”，只见司机把一顶礼帽挂在墙边的衣帽钩上，然后坐到一张桌子边喝咖啡。特工注意到衣帽钩上已经挂着一顶与司机挂上去的式样与颜色完全相同的礼帽。
不一会儿，一位喝咖啡的日本人离座走到衣帽钩前，伸手取下黄浚司机的礼帽戴在头上，走出门去。那个日本人名叫河本明夫，名义上是日本总领事馆的管理员，实际上是日本大使须磨弥吉郎手下的一个情报员。他有时也与黄晟在这里碰头。
隔了一天，河本明夫头戴礼帽骑车又去咖啡馆，途中突然被一个骑车者猛地撞倒在地，摔得头破血流，礼帽也飞落一边。几个“好心”的过路人及时出现，有的将肇事者扭送至警察所，有的拦下一辆汽车，把河本明夫塞进车子送往医院抢救。其实，这些“肇事者”和“过路人”都是特工装扮的。
特工检查礼帽发现内藏须磨给黄浚的指令，便换入一封事先写好的假信，内容为：次日深夜11点，黄浚聚集间谍集团成员去黄浚家，由须磨亲自颁发奖金。特工飞车赶往咖啡馆，见已有一顶同样的礼帽挂在衣帽钩上，就伸手换了一顶退出门外。回去一看，帽中果然有黄浚向须磨提供的情报。
谷正伦得报后火速报告蒋介石，蒋介石立即下令次日夜间行动，秘密逮捕黄浚等一伙间谍。第二天入夜，特工人员按照既定方案，化装成各种身份，陆续进入预定位置。深夜11点时，黄浚家中楼上手电光闪烁三次，这是莲花发出的信号：黄浚一伙已聚集在内。一会儿，一个装扮成邮差的特工叩开大门。众多特工突然蜂拥而入，将间谍一网打尽。1937年12月初，南京沦陷前夕，黄浚及其儿子黄晟以卖国罪被判处死刑，公开枪决。
南造云子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中央监狱。日军进攻南京时，南造云子凭借一套手腕，恩威并施，征服了看守，竟逃出了监狱，潜往上海继续进行间谍活动。国民政府情报部门对她恨之入骨，多次策划暗杀行动，都因她太狡猾而未得手。直到1942年4月的一个晚上，南造云子单独外出，终于被军统特工在法租界霞飞路的百乐门咖啡厅附近击毙。
历史疑云的背后
黄浚伏诛之日，正是淞沪抗战处于胶着状态，国民政府寄希望于美、英、德、法诸国从中调停以期尽快打破僵局之时。此间全国军民同仇敌忾，正在“抗日救亡”的呼声中为遏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作殊死斗争。因此，黄浚的死，除了在社会上激起了一场大快人心的欢呼浪潮之外，似乎根本就不会有人来关心其是否该当其罪。
我国近代名记者、名作家曹聚仁先生在《天一阁人物谭》中以一篇《也谈黄秋岳》的文章，提出质疑。作为当年叱咤风云的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常委、《申报》及《大晚报》战地记者，曹聚仁以其可靠的材料来源，充实的证据和严密的论证，指出：黄秋岳父子是汉奸自不待言，但是黄秋岳早在1935年春便被当局从中央政治会议的秘书职位调开了，失去了了解机密的机会了，为什么一直到事发两年之后，才会以此罪被处决呢？更有证据证明：“1937年8月间，日方已有在沿海作战的计划，因此，把他们在长江的海军集中到长江下游来。他们的军舰下驶，比国军沉船封江早一星期，所以用不着黄秋岳父子来送情报的。”
也许，民国“肃奸”第一大案只不过是国民党当局面对一再失利的军事败绩，为了鼓舞军心民气，不得不拉个人出来“祭刀”的遮羞布。
（责编：孙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