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一天两顿饭

　　从史料所记和考古发现来看，在原始时期并无“一日三餐”的概念，而是“饥则求食，饱则弃余。”“定时吃饭”是人们饮食文明进步的标志，中国最晚在上古商代时已形成了“定时吃饭”的习俗。
　　先秦时期，寻常人家都是一天吃两顿饭，即所谓“两餐制”。这两顿饭可以看成是“早饭”和“晚饭”。
　　这两顿饭一般在什么时间开始吃？如同作息制度一样，古人就餐时间也是根据太阳的出没而定的。古人将一天的时辰划分为12个时段，太阳刚出来时，叫“日出”，但古人第一顿饭一般是在接下来一个时段才开始吃。其时已日上三竿，因为大家都在这个时候吃第一顿饭，古人干脆称此时段为“食时”。
　　古人称主餐为“大食”，此外就是“小食”，这在上古商代时已分得很清楚，古人认为早餐不仅要吃好，更要吃饱。

战国时期多了夜餐

　　那么，一日“三餐制”出现于何时？其实，在流行“两餐制”的先秦时期，已有人一天吃三顿饭。《庄子·内篇》有“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的说法，意思是去郊外游玩，带足三顿饭，来回肚子都是饱的。如果当时没有一天吃三頓饭的现象，庄子是不可能这么写的。
　　但当时的“三餐制”并不适用于普通人，有相当社会地位、家庭条件优越的贵族、富人才会一天吃三顿饭。
　　《战国策·齐策四》“管燕得罪齐王”条称：“士三食不得餍，而君鹅鹜有余食。”意思是读书人一天三顿饭都吃不饱，你的鹅、鸭却吃不了。这说明当时已存在一天吃三顿饭的现象，同时也印证了普通人家并无“三餐制”。
　　实际上，此时的一日三餐只是一日两餐的补充，其中的第三顿饭有点“夜餐”的味道。当时在贵族中间吃夜餐并不新鲜，在《晏子春秋·内篇杂上》中，就有齐景公深夜将宴席搬到晏子家的记载。
　　从根本上说，“三餐制”是特权阶层的饮食制度，最早是周王的专利。周王的日常饮食除了朝食外，就是“燕食”，燕食分别在日中（中午12时）或日夕（下午3时至5时）。如果在中午吃饭，从时间概念上说，与现代的午饭并无区别，但如果从食物的内容和当时人们重视程度上讲，则完全不是一回事。
　　秦汉时期，普通人或是级别较低的官员多为“两餐制”，但在贵族中间已普遍实行“三餐制”。当年淮南王刘长谋反获罪，汉文帝刘恒便特批他仍可享受诸侯王的生活待遇，允许一天吃三顿饭，此即《汉书·淮南厉王刘长传》里所说的“皆日三食，给薪菜盐炊食器席蓐”，此外每天还供应刘长5斤肉、2斗酒。

“午饭”成为主餐

　　“一日三餐”的饮食风俗始于魏晋以后，但真正普及则在隋唐时期。其时民间基本一天都吃三顿饭，与现代概念上的
　　“三餐制”几无区别。其标志是，“中餐”“午饭”这类词汇开始流行，并大量出现在当时文人的诗文中。中餐即中间那顿饭，贾岛《送贞空二上人》诗中便有“中餐”：“林下中餐后，天涯欲去时。”白居易的《咏闲》诗中则有“午饭”：“朝眠因客起，午饭伴僧斋。”
　　中餐、午饭都是“中饭”的意思，因处于早、晚两顿饭中间，又在日中时分吃，故得名。中餐为“中食”“昼食”，与先秦时期中午时分享用的“燕食”在用餐时间上是相同的，但两者的重要性不能相提并论。唐时的中餐已成为三餐中的主餐，秦汉及以前，人们一天最重要的一顿饭“朝食”已退居次位。
　　需要说明的是，“三餐制”在唐时已很普及，但是“两餐制”并未因此消失，有的地方一天吃三顿饭，有的地方一天吃两顿饭，到清末，乃至今天都这样。

帝王一日“四餐制”

　　一天吃几顿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物质条件和社会行为的制约。除了“两餐制”和“三餐制”，古时还有“一餐制”和“四餐制”及“五餐制”。很显然，一天只吃一顿饭，当是穷人无奈的选择，而一天吃四顿饭就不是一般人能享用的了。
　　“四餐制”在古代属于“帝王餐”，汉朝时被制度化。中国古代饮食制度带有明显的等级色彩和礼仪特征，贵为天子的皇帝饮食安排自然要与众不同，以别尊卑。帝王为什么一天要吃四顿饭？汉班固《白虎通·礼乐》“右论降神之乐”条是这样解释的：“王者之所以日四食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时之功也。”原来，帝王每天吃四顿饭是借“四方”“四时”之数字概念，有迷信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