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人的美德，诚实在国人的心中是挂着金牌的冠军，可如今我们的诚实总是容易丢失。北岛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老夫我说，撒谎是成功者的入场券，诚实是倒霉者的判决书。先别“高尚者的墓志铭”了，眼下咱离高尚那个地界还远呢，连诚实都做不到，说高尚就是虚伪了。
　　在儒家文化滋养大的国人心中，我们从来都是一个诚实守信的民族。皇帝说，我一言九鼎；君子说，我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老百姓说，我吐口唾沫也是钉。在这样的国度里本该是找一个不诚实的人都难的，可事实并不如此。掌控了皇权的赵高当着皇上与满朝文武百官的面，就“指鹿为马”，瞪着眼睛说瞎话，不诚实到了死不要脸的份儿上了，你又奈我何？儒家君子编造的“内圣外王”美化皇权的谎言更是没几句真话，僧侣们“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信条，连他自己都不相信，于是老百姓也学会了当面喊万岁，背后骂皇帝。这哪还有个诚实的人呀，因为人们都知道虚伪没风险，诚实了有亏吃。
　　我们难道不恶心自己如此的不诚实吗？不会的，我们为自己的不诚实找到了充足的理由。那就是要看对待谁，对待皇帝臣子要诚实，不能不忠，对待父母子女要诚实，不能不孝，对待朋友要诚实，不能不信。可对待我们的敌人呢？就不存在诚实守信之说了。特别是在你死我活的战争之中，更不能要诚信，只需谋略。我们的“三十六计诱敌，七十二招制胜”就没一句是诚实的话，却被奉为“国学经典”。
　　那么，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呢？这个尺度是不是就无法制定了呢？不是的，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评判标准。我们很容易把不是我们的共同利益者都看成“敌人”，只有内部的同伙、同党才可讲诚实。今天你是我的皇帝，或许明天我就革命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再与你讲诚实那就是我太傻。看错了对象，讲了诚实，就会有血的代价。战争年代是这样，经济时代也是这样。当上级派来了检查团，作为被检查的下级就要一起“不诚实”，如果哪个员工对检查团诚实做人了，讲出真话，他就是“败类”，是要被扫地出门的。如果我们作为上级去检查下级时，下级单位某个人不撒谎，说真话，他就是诚实的。诚实不诚实的标准就是看“对方是谁”。今天你是我的同伙，我就诚实对你，明天你是我的竞争对手，我就得多个心眼，算计算计。我们总是在翻脸和不翻脸之间认定你是我的朋友还是我的“敌人”，所以也就在转瞬之间决定讲诚实还是不讲诚实。
　　西方的诚实观就不同了，西方的信仰要求誠实是不讲条件的绝对化，但不想说的就可以不说，对方也不能强迫（因为以强权威逼容易使人说假话），这才能确保绝对诚信在现实社会中能够实现。比如有一条著名的西方外交原则——“可以巧言掩饰，而不可故意欺骗”，就是说你可以被动扯淡，但不能故意撒谎。否则，就是与根本的信仰道德观冲突的，第一种行为被视为“合理的无奈”并有技巧性讲究，第二种行为则被视为卑鄙，是违反了信仰的恶劣行为，从而就引发了以“隐私权”来维护“绝对诚信”的本身。“捍卫隐私是为了绝对诚信”的现实能够实现，这是西方人的信仰与道德的实质。
　　我们不会用隐私权保护自己，一旦完全诚实起来，有时就是幼稚了。当自己面对世界时，先把所有人都看成不能诚实对待的人，你才算是一个成熟的人。对任何人、任何团伙、任何组织，我们不敢诚实，因为谁诚实谁就容易遭到误解引来横祸，彭德怀当年在庐山诚实地说真话，就遭到批判。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凡是诚实讲真话的都倒了大霉，诚实也就成了倒霉者的判决书了。
　　当下是没了政治斗争，但还有权力相争、利益之争、商业竞争，在这些相争之事面前，我们还缺少横杆面前人人平等的“阳光机制”，那么，诚实就不如谋略有力了。看来诚实不诚实很关键的是要先打造让诚实者不吃亏、不遭罪的机制，否则谁都会见风使舵。
　　（摘自《西安晚报》 图/白庚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