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素养对贫困地区农户小额信贷可获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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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基于内蒙古自治区2个贫困县以及山东省2个贫困县的586个农户样本数据,在借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金融素养测评框架并结合我国贫困地区农户的知识理解和接纳程度,设置涵盖金融知识、金融技能、金融意识和金融行为4个模块共计18个金融相关问题衡量农户金融素养水平的基础上,运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贫困地区农户金融素养对其小额信贷可获性的影响。研究表明,金融素养会显著提高贫困地区农户的小额信贷需求和小额信贷可获性,考虑了内生性之后金融素养的边际影响仍然显著。因此,在贫困地区农户的金融素养水平普遍较低的现实背景下,普及农村地区的金融知识教育对于改善贫困地区农户的信贷约束现状具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贫困地区;金融素养;小额信贷需求;小额信贷可获性
  中图分类号: F832文獻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21)12-0235-08
  收稿日期:2021-01-2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编号:71873066)。
  作者简介:黄惠春(1979—),女,江苏南京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农村金融和银行管理研究。E-mail:huanghuichun@njau.edu.cn。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核心要素,其发展以及相关产品和服务创新已被证实是减贫的有效途径之一[1-3]。Honohan基于跨国数据,通过计算金融发展指标研究了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与绝对贫困之间的关系[3]。金融发展不仅能促进经济增长,而且可以显著降低绝对贫困人口比重,进一步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10%,绝对贫困比重将下降2.5%~3.0%[3]。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上的供给现状是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并存,与非正规信贷相比,正规信贷虽然在贷款规模和贷款风险上有一定优势,然而,由于农户,尤其低收入水平农户生计的脆弱性、抵押担保物的缺乏、社会资本的匮乏等[4-5],加之正规金融机构在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三大经营原则下偏好将贷款对象瞄准农村地区的精英群体[6],导致农村地区,尤其是自然地理环境恶劣、基础设施落后的贫困地区金融市场上出现严重的信贷配给问题。
  为突破农户融资瓶颈,缓解农户融资约束,优化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旨在通过提供金融服务为贫困农户或微型企业提供自我就业和自我发展的机会,从而促进农村小额信贷自试点以来在实践探索中不断发展。理论研究表明,小额信贷通过产品、渠道以及制度创新可以有效地利用本地信息,克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问题。即使小额信贷利率较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利率高,但其小额度、分期还款的制度安排使得每期的资金成本仍在低收入农户的可承受范围之内,即小额信贷具有率大值小的特征。因此,理论上,与正规金融相比,小额信贷更能有效利用借款人的社会网络,在识别、审查及后续监督借款人的过程中发挥优势,满足低收入人群的资金需求。然而,在实地调研过程中发现,即便在小额信贷资金供给充足的前提下,贫困地区有劳动能力但处于低收入水平的农户仍难以有效利用小微金融机构提供的小额信贷服务。
  现有研究已经从户主性别、年龄、健康状况及受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以及生产经营规模、收支水平及收支结构等家庭资源禀赋方面探究一般农户或非贫困地区农户的信贷特点。然而,一方面,恶劣的生产生活条件、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等外部环境特点使得贫困地区金融市场呈现出不同于非贫困地区的“两高一低”(高金融风险、高交易成本、低发展水平)的特点。而且小额信贷作为针对低收入农户的信贷扶贫工具,其贷款期限、利率、还款方式等产品特征均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存在较大差异。农村金融市场上的小额信贷供需特点也可能与其他信贷工具存在差异。因此,关于贫困地区农户的信贷市场参与情况以及小额信贷市场的供需状况的针对性研究均尚待补充。另一方面,由于贷款合约的签订要求农户对贷款合约内容、贷款利率的基本计算以及贷款风险的认知等金融专业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和掌握,所以金融素养与农户能否做出合理的信贷决策密切相关。此外,金融素养反映了农户的金融认知与利用能力,有助于农户积极参与金融市场,充分利用资源实现家庭财富积累,间接影响了农户的信贷可获性。而国内对于金融素养的研究尚不足,探讨金融素养与农户信贷可获性的文献更是屈指可数。本研究拟在精准扶贫这一政策背景下,考察金融素养对贫困地区农户小额信贷可获性的影响,厘清哪些因素制约了贫困地区农户小额信贷可获性。本研究一方面为有效缓解农村信贷市场上的信贷排斥现象,进而推动扶贫进程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完善我国贫困地区农户信贷融资相关研究。
  1 文献综述
  小额信贷最早是20世纪70年代在孟加拉国开展实践的,旨在向被正规金融机构排除在外的低收入者提供小额度的、可持续的信贷等金融服务的扶贫工具。相比其他形式的贷款,小额信贷由于采用高利息、短周期、定期还款等特殊的条款设置使得其瞄准对象有所下移[7-8],改善了低收入水平农户的信贷约束现状。小额信贷历经30多年的实践,已经从世界的部分地区扩展到几乎覆盖全部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我国的小额信贷也经历了1994年至1996年10月的初期试点、1996年10月至2000年的小额信贷项目扩展以及2000年之后的全面试行并推广小额信贷活动几个阶段[9]。自小额信贷逐渐被众多发展中国家启动之后,学术界针对小额信贷展开了一系列研究项目,包括小额信贷能否改善低收入者的境遇[10-12]、小额信贷对低收入者的影响渠道[13-14]等,研究普遍肯定了小额信贷对于农户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Khandker基于孟加拉国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小额信贷有助于改善参与者的贫困状况,尤其极端贫困的家庭受益更多[15]。
  针对农户信贷可获性的影响因素,相关研究一致认为农户个体特征与家庭特征是两大类最基本的影响因素[16-17]。其中,农户个体特征主要包括户主的性别、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等;家庭特征主要包括家庭人口规模、收入、资产状况和社会资本等。具体而言,农户受教育程度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了农户的人力资本水平,所以农户受教育程度越高,其陷入经济困境的可能性越低,与资本结合创造利润的意愿越强烈,农户外部融资需求提升,而其较高的还款能力和较低的贷款违约可能性又提升了金融供给方的供给意愿,因此,农户的受教育程度有助于提升家庭的信贷可获性[18-19];农户所持耕地面积以及生产性固定资产价值反映了农户的生产经营规模,于金融供给方而言,耕地面积和生产性固定资产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农户的还款能力,因此,家庭耕地面积以及生产性固定资产价值对其信贷可获性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0];社会资本可以缓解农村金融市场上资金供需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促进农户信贷可获性的提高[21]。   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农户自身的认知和风险态度,尤其是金融素养等需求性角度考察其对农户信贷可获性的可能影响。国外学者普遍认为,金融知识与金融技能是影响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做出金融决策最主要的因素[22],而金融素养是指可以有效使用金融知识与金融技能对金融资源进行有效管理的一种能力。在金融素养的度量方面,国外学者最早通过设置与金融知识相关的题目对金融素养进行测度,主要包括存款复利计算、通货膨胀理解、金融产品风险认知等3类。国内学者在研究金融素养时重点研究金融知识模块,主要通过选取利率、通货膨胀和投资风险相关问题采用评分程序法或因子分析法对金融素养进行度量[14,23]。而国内关于金融素养的研究刚刚起步,相关研究主要参照国外文献做法,基于多个金融题目综合度量金融知识水平。關于金融素养对信贷可得性影响的研究鲜见,已有研究表明,金融知识作为人力资本的一部分可以显著影响农户的信贷可获性,并呈正相关关系[18,24]。尹志超等在研究金融知识与家庭创业的关系时将缓解信贷约束、提高风险偏好作为中间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金融知识可以显著提高家庭的信贷可获性,进而推动家庭创业意愿的增强[14]。
  现有文献从户主特征、家庭特征等多个层面对影响农户信贷可获性,尤其是正规信贷可获性进行了丰富的研究,少数研究从金融知识角度考察了其对信贷可获性的影响,且研究多以一般性、非贫困性地区或全国范围的数据进行研究。然而,一方面,贫困地区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低下的人力资本水平和金融市场上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使其具有不同于非贫困地区信贷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特征。而且小额信贷作为现阶段有效的金融扶贫工具之一,在制度设计,包括贷款期限、贷款利率和贷款额度等方面均与正规借贷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另一方面,从定义上来看,金融素养主要包括对金融知识的认知以及在金融市场上运用金融知识2个方面,即金融知识和金融技能。所以金融素养是一个综合型指标。基于此,本研究拟在精准扶贫和扶贫扶志的制度背景下,借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金融素养测评框架,综合测度贫困地区农户的金融素养水平,进一步研究贫困地区农户金融素养对其小额信贷可获性的影响,以期进一步挖掘并释放贫困地区农户的小额信贷需求潜力,加快其脱贫步伐。
  2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性分析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笔者所在课题组2018年7月在内蒙古自治区的2个贫困县(巴林右旗、商都县)以及2018年10月在山东省的2个贫困县(临清市、阳谷县)组织的实地调研。按照人口密集程度和经济发展状况在每个县选取4~8个有代表性的乡(镇),在每个样本乡镇分层选取2~3个样本村,并在每个样本村随机选择10~15个样本农户,采取入户访谈形式展开实地调研工作,调查样本共涉及4个县25个乡(镇)54个自然村,覆盖面广,兼顾地理条件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因而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此次调研共发放问卷600份,调查内容涵盖家庭的生产经营状况、农户的个体特征情况、农户的信贷市场参与情况、农户的金融素养等微观层次的相关信息,本研究选取家庭户主,或在家庭事务中有经济决定权或生产决定权的人群作为受访者。在剔除关键变量缺失和前后结果冲突的样本之后,获得586份有效问卷,其中91份贫困农户样本,338份普通农户样本,128份个体工商户样本,29份种植或养殖大户样本,问卷有效率为97.67%。
  2.2 样本描述性分析
  2.2.1 金融素养的描述性分析
  本研究根据农户对问卷中设置的涵盖金融知识、金融技能、金融意识、金融行为等4个模块共18个金融相关问题(包括客观单选题与主观多选题)的回答测度农户的金融素养水平。表1和表2分别汇报了样本农户对7道客观题的回答情况。如表1所示,样本农户正确回答问题的个数集中在3~5个,占比为70.99%,仅有21.67%的农户正确回答6~7个问题,约23%的样本农户仅能正确回答3个及以下金融问题,体现出贫困地区农户普遍较低的金融素养。
  具体分析样本农户对各金融知识点的回答情况(表2),超过90%的样本农户具备基本的计算能力,超过80%的农户理解货币购买力、货币时间价值、风险与收益的关系。然而,农户对与资金借贷密切相关的金融知识(包括单利计算、复利计算、单利与复利的理解)的掌握程度较低。超过70%的样本农户对存款单利计算问题和存款复利计算问题回答错误或不知道如何作答,仅1/3左右的样本农户能够理解单利与复利之间的关系,这进一步凸显了贫困地区农户的金融素养普遍较低。
  2.2.2 农户借款的描述性分析
  农户的借款渠道包括正规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和民间借贷(包括亲戚朋友借贷、担保公司借贷、合会借贷、私人钱庄借贷、高利贷等)。样本农户2015—2017年的借贷情况见表3。参与借贷的农户比例逐年递增,其中参与小额信贷的农户比例增长幅度较大。此外,农户多渠道融资的现象愈加凸显,在发生借贷的农户中,2017年多渠道融资的农户占比约为28%,说明样本农户面临着较严重的信贷配给,其资金需求须要通过多个渠道才能得到满足。
  由表4可知,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借贷发生率相差不大,但与低资产水平农户相比,中、高资产水平农户的借贷发生率较高。从借款渠道上来看,高收入水平农户发生的123笔贷款中,仅11笔贷款来自民间借贷,占比为8.95%。高资产水平农户发生的136笔贷款中, 仅15笔贷款来自民间借贷, 占比为11.03%。而中、低收入水平农户和中、低资产水平农户对民间借贷的依赖程度仍较高。此外,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仍主要集中于满足于高收入水平农户,低收入水平农户仍受到来自正规金融机构较严重的信贷配给,而小额信贷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低收入水平农户的信贷需求。
  3 变量选择、模型设定与实证结果分析
  3.1 模型设定
  农户和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产生4种结果,即有需求有供给、有需求无供给、无需求有供给和无需求无供给。分别用虚拟变量YD和YS表示这4种结果,YD=1表示农户有信贷需求,YD=0表示农户无信贷需求,YS=1表示金融机构有供给意愿,YS=0表示金融机构无供给意愿。以上4种结果可简单表示为(1,1)、(1,0)、(0,1)、(0,0)。通常,只有(1,1)能够被观察到,即农户获得金融机构贷款,可以用P表示,并设定P=1表示获得,P=0表示未获得,在本研究中即称之为小额信贷可获性。Y*D、Y*S分别表示小额信贷需求和小额信贷供给的隐藏变量。   4.1 金融素养得分制
  由于回答不知道比回答错误所代表的金融素养水平可能更低,而且随着问题难度的升级,回答正确的农户其金融素养水平可能更高。因此,针对题目的难度和性质以及不同的答案选项重新设置金融素养计分标准。其中,相对简易的客观题的计分标准是,回答正确得2分,回答错误得1分,回答不知道得0分;难度较高的客观题的计分标准是,回答正确得4分,回答错误得2分,回答不知道得0分;多选题则依据农户所勾选的选项性质(技术难度的高低,例如在日常支付媒介中,选择微信支付的得分高于选择现金支付的得分)和选项数量设置相应的计分标准。更改金融素养计分标准后的农户金融素养对其小额信贷可获性影响的实证结果见表6。无论采用评分程序法还是因子分析法,金融素养对农户资金需求和小额信贷可获性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他回归结果与表5基本一致,这进一步说明了本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4.2 金融素养内生性讨论
  本研究在考察金融素养对农户小额信贷可获性的影响时,金融素养可能因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而存在内生性问题。一方面,金融素养本身会受贷款获得行为的影响。人们未必是在拥有一定的金融素养后才去申请小额信贷,相反,农户在受访时,也许已经通过被访问前所参与的金融机构交易行为提高了自身的金融素养水平。另一方面,金融素养水平和小额信贷获得情况可能同时受到其他外生因素的影响,如当地的历史、文化、社会、习俗等因素,而这些因素无法观测到。这2种情况的存在都会导致金融素养产生内生性问题。关于金融素养影响金融行为研究的工具变量选择中,相关研究或用同一小区除自身以外其他家庭的平均金融素养水平作为工具变量,或用受访者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作为工具变量。本研究结合已有文献的研究基础以及笔者所在课题组所收集数据的可得性,选取同一村庄内除该农户以外其他农户金融素养的平均水平作为工具变量。一方面,农户可通过与同村庄内其他农户的学习交流提高自身金融知識水平;另一方面,同一村庄其他农户的金融素养水平不在受访农户的控制范围内,因而其相对于受访农户的小额信贷行为是严格外生的。
  本研究运用Stata软件进行Durbin-Wu-Hausman(简称DWH)内生性检验,P值为0.086 4,在0.10水平上显著,拒绝了外生性的假定。两阶段工具变量估计时一阶段估计的F统计量为15.66,大于临界值10,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即本研究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合理的。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选用同村庄内其他农户的平均金融素养水平作为金融素养的工具变量,运用Ivprob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回归结果见表7。第4列为一阶段估计结果。两阶段工具变量估计结果中金融素养的边际影响仍在0.0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金融素养会显著提高贫困地区农户的小额信贷可获性。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基于内蒙古自治区、山东省4个贫困县586个农户家庭的调查问卷,考察贫困地区农户金融素养对其小额信贷可获性的影响。首先,借鉴PISA金融素养测评框架并结合我国贫困地区农户的知识理解和接纳程度,设置涵盖金融知识、金融技能、金融意识和金融行为4个模块共18个金融相关问题更加系统、全面地衡量受访农户的金融素养水平。其中,知识模块考察农户基本计算能力、单利和复利计算能力、对单利与复利的理解、对通货膨胀的理解、对货币时间价值的理解、对风险与收益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对金融产品的了解;技能模块主要考察农户鉴别真假币时所采用的方式;意识模块考察农户的安全意识、投资意识、贷款意识、保险意识和信用意识;行为模块则考察了农户的保险行为、支付行为和业务办理行为。样本描述性分析显示贫困地区农户金融素养水平整体较低,进一步实证分析贫困地区农户金融素养水平对其小额信贷可获性影响的结果表明,金融素养有助于提高农户的小额信贷可获性,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之后,选用同村庄内其他农户的平均金融素养水平作为金融素养的工具变量,使用Ivprobit模型进行回归估计,研究发现金融素养对农户小额信贷可获性的边际影响仍然显著。
  贫困地区农户具有旺盛的信贷需求的同时面临来自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在这一现实背景下,作为减贫工具出身的小额信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现阶段贫困地区教育水平的落后,金融市场发展的失衡等因素,导致农户普遍较低的金融素养水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小额信贷这一扶贫工具有效发挥其作用。因此,当前政府需要在增加金融供给的同时加强对金融知识的普及和推广。具体而言,一方面,农村金融机构要利用自身资源与网络优势协助政府在农村地区开展金融知识宣传与教育活动,这是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体现,同时,农户金融素养的提升有助于提高其参与金融市场的积极性,从而激发更多潜在的金融需求;另一方面,政府相关机构可以进一步加大普惠金融的宣传与政策实施,通过提供利率等优惠条件引导农户积极参与金融市场,同时增强其金融意识与金融素养水平。此外,国家可以在制度层面建立普及金融知识的长效机制,譬如,在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等不同阶段推出不同层次的金融知识教育内容,提高金融教育的有效性和覆盖面。
  参考文献:
  [1]Galor O,Zeira J.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macroeconomics[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3,60(1):35-52.
  [2]Sehrawat M,Giri A K. Financial development,poverty and rural-urban income inequality:evidence from South Asian countries[J].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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