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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翁遗嘱纠纷
香港,亚洲女首富龚如心的千亿遗产继承案有了最新动态。被称为“神秘商人”的陈振聪则在报章刊登广告,声称自己是龚如心遗产的唯一继承人,手上持有龚如心2006年签署的遗嘱。12月10日,香港高
院二次开庭宣布龚如心“遗产归属不明确”,1000亿财产将被财务托管。龚如心活着的时候拼命敛财,到头来,人生奋斗的终极价值却因“归属不明”而被抹杀,只留下无尽的烦恼与纠葛。看来,中国首富们的财富观、价值观、人生观也该到了“改变观念、开拓创新”的时刻,参考比尔·盖茨、巴菲特等人的财富观,理顺个人价值与社会责任的关系,或许会有些启发。
近日,有亚洲女性首富之称的龚如心千亿遗产继承案有了最新动态:12月10日上午,香港高院二次开庭,宣布在遗产确定最终去向之前,将暂行委托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管理。
这是龚氏家族庞大财产的第二次被托管,上一次是在8年前、龚的丈夫在人间消失了9年后。两次托管的因由都是“遗产的归属不明确”,只是,经过时间与精力的持续累积,这次托管的数额已经从当初的400亿增加到接近1000亿。
事情还要从4月龚如心突然病亡说起。2006年10月25日,龚如心已赢回一笔2.8亿的诉讼费,为长达9年的与其公公王廷歆的遗产争夺画上了艰难的句号。然而,仅仅过了5个月多一点,她自己就撒手尘寰。随后一周之内,新一轮的遗产争夺露出端倪,并迅速白热起来。首先提出财产要求的是龚家人主导的“华懋基金会”,它表示全部遗产将划归几个慈善基金会。然而只隔了一天,龚生前的“御用”律师麦至理即发表声明,称遗产并非给慈善组织。十天后,“华懋基金会”争产的主要依据——一份签署于2002年的龚如心遗嘱在媒体曝光。第二天,被称为“神秘商人”的陈振聪则在报章刊登广告,声称自己是龚如心遗产的惟一继承人,手上持有龚如心2006年签署的遗嘱。当天,华懋慈善基金向香港高院遗产承办处递交“知会备忘”,遗产争夺正式步入司法程序。随着双方各执一辞,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王廷歆、律政司司长黄仁龙先后递交了“知会备忘”,千亿遗产一时间似乎有了4个“监护人”。
然而,案情随着时间在推进,貌似复杂的纠缠也逐渐“拨云见日”。巨额遗产的主要争执“事主”其实还是最初的两家,即龚家人与陈振聪;争执的实质日见明晰:这笔不乏沉痛感的财富最终应由亲属们接盘，还是应由所谓“了解龚的人生价值观和投资哲学”的外来人接管。遗产将来的用场——做慈善?还是按其既有的商业风格继续滚动前进?都将一一敲定。
陈振聪是谁
事实上,眼前的这起诉讼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十年前的那起诉讼,而陈振聪的应诉反应和某些表现,也几乎与当年的龚如心如出一辙。如果说有所不同,那就是陈的做派似乎更加“稳健”,行事风格更为缜密,因此,普遍被报章认为胜数更大。
10年前的那起案子,起因于王廷歆通过司法宣布消失了七年的儿子王德辉(龚如心丈夫)已经死亡,而根据他持有的一份签于30年前的遗嘱,他将继承财产。随后,龚如心也拿出一份王德辉被绑架前不到一个月签的遗嘱,内中不但对王廷歆等家人表示了责备,还说明遗产交给龚如心。据龚的菲佣回忆,如果不是其公公主动发难,“怕麻烦”的龚如心就不愿打这个官司,为了争产而闹上法庭互揭隐私,不是龚的所愿,她纯属“被动应战”。眼下这起案子也是一样。据陈振聪方面在11月首次开庭时表示,陈原打算与龚家私下谈妥遗产事宜,但没有结果,他已经“伸出了友谊之手”,现在不得不上法庭解决了。
而随着王廷歆与港府的先后介入,遗产案似乎变得复杂起来。不过,就在各方盯紧遗产由谁继承的问题时,陈振聪却把目光转移到了遗产的保全问题上。他提议委托德勤的两名合伙人暂时管理财产,一副财产所有者的姿态;而这个提议其他三方都没有理由反对,陈因此被媒体评论为“先拔了头筹”。
陈的缜密“风格”在多个事件上得到显露。龚如心身故后,龚家未给王廷歆发生活费,陈振聪每月出钱供养王廷歆,而这笔小小的生活费,使陈对王的行为有了某种“发言权”。当7月王廷歆亲自到高院递送“知会备忘”后,陈的代表律师就明白地批评了王廷歆与遗嘱无关,没必要参与进来。而就在二次开庭前不久,陈还斥巨资收购电脑游戏《盗墓者罗拉》的国际重量级游戏发行商SCi Entertainment公司的15%的股权,显示自己在争产的危机时刻,仍“运筹帷幄”并且“财力不凡”,一贯以来神秘的“风水先生”的形象因此有所淡化。
现有资料显示,曾在南华会餐厅做侍应生的陈振聪,在弃医从商时选择了“风水”业务,据他在香港飞行总会的朋友说,他每到一地,就能马上说出当地的风水布局;就像龚如心每到一地,就能判断出当地的商业布局一样。与龚如心成为好友后,在后者的“鼓励”下,陈于1996年涉足物业顾问公司,据说现在身家有10亿。麦至理曾公开表示,龚的遗产交与陈继承,是因为“陈了解龚如心的人生价值观和做生意的哲学”。不过,尽管了解龚做生意的哲学并不完全等同于能把生意做得像龚一样成功,但陈、龚二人在隐秘的个性、投资行为看似率性实则精准无比等方面,还是有很大的相似,正如他们同样热衷的“风水”这种神秘事物一样。
据香港《东方日报》报道称,二次开庭的当晚,在法庭“先拔头筹”的陈振聪花费40万在中环一家私人会所包场,用豪华寿司宴款待律师、亲信和家人。在这个场合,陈振聪本人选择不露面。不久前,陈还在迪拜航空展上斥资10亿港元订购最新型号的空客——A350型客机,成为全球首名拥有此款型号客机的富豪。作为“神秘受益人”,陈振聪的出现不但出乎公众的意料,也同样出乎龚家人的意料。有消息称,龚家为打赢这场遗产官司,不惜破费10亿港元,但对“对手”陈振聪的底牌,则只能通过阅读报章窥探一二。更有说法称,陈与龚交往十几年,但龚身边的人从来不知道陈的存在,陈的朋友也不知道他认识龚。
龚如心的家人与她的朋友之间没有多少交集,使遗产这种原应在私下协调的问题,最后不得不被摊开在众目睽睽之下,正如10年前,龚如心与其公公在法庭上互挖对方隐私一样,令人唏嘘;龚似乎并未接受10年前的教训,才使同样的剧情再次上演。那么,即使案情发展顺利,遗产最终落在陈振聪手上,龚的个人价值观或许能按照她生前特有的模式继续张显;但那时,龚家人将龚如心树立为继巴非特、盖茨后世界最大的慈善家的“设想”,就不可能成真了。
龚如心有什么个人价值观
如果说“小病挨着,大病等死”只是当下贫困人群面对生命的一种不得已的态度,那么,没有人能想象,一个富甲亚洲的女人对自己的生命也是相似的态度。
龚如心患上晚期卵巢癌后,医生告诉她,“不用看了,还有4个月好活”。这种绝症,要拖到末期才看,医生都对她的“忍耐力”感到吃惊:“小姐你这个病应该很痛”,没想到龚回说:“是呀,女人月事,用热水袋就OK啦。”
这就是龚如心,一个连续10年稳居《福布斯》亚洲女富豪榜第一位的女人，作为香港最大的私人地产公司老板。而从王德辉遭绑架消失算起,到华懋成为香港土地和物业储备最多的公司之一,中间只用了五5年多的时间;龚如心凭借个人超常的才干和努力,开创了华懋的“龚如心时代”,除地产外,还涉足酒店、生化科技、金融、娱乐、教育文化多元化经营,使企业发挥了比王德辉在世时更强大的影响力。
不过,如此辉煌的商业作为背后,也有一个看不见的沉痛代价——她的牺牲太多了:丈夫、家翁、亲情、友谊、舒适、乐趣,直到她自己。如果说,龚如心意识到为了一个“价值观念”的实现,要投入所有,并且她也情愿去做的话,那么,别人则万难与她同步。
关于龚如心的极致“工作狂”和“悭吝”的报道,早已不是新闻——她的成本观念无处不在,甚至丈夫遭绑架去报案还要选择最便宜的巴士;她是个百分百的工作狂,即使绑架事件发生后,仍坚持每天上班;她工作一丝不苟,每天聆听下属汇报业务都超过一个小时;她经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才睡觉,觉得工作本身就是最好的消遣,此外很难再有什么能真正打动她;她一切都按自己的商业规矩来,当项目与政策抵触时,她与政府多个部门打官司;她“苛待”自己和家人:“每餐都没有肉”(她的小姑语);不买东西,也不去美发店做头发,而是自己编一种不伦不类的小辫;平时只吃青椒、胡萝卜小菜,外出公干时麦当劳、肯德基经常是她的快餐……
作为一个完满的人,她的人性关怀或“世故人心”都表现得少得可怜。有一次华懋集团开楼盘,负责按揭的部门送了几盒蛋糕给售楼处慰劳员工,后来龚如心竟亲自把剩下的蛋糕全部带走。
半官方半娱乐性质的奢华派对或情感秀场,在她眼中难免是一个“浪费或麻烦”。1999年由香港慈善人士创办的“爱心雅集”慈善演唱会,是集聚两岸四地的名商巨贾、政府高官及其家人的“秀场慈善筹款”活动,2002年开始移师上海举行,规格和能量自不必说。据主办方的上海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金昭敏告诉《华人世界》,活动的港方参加者由香港方面的慈善人士负责组织邀约,有一次,还见到了唐英年90多岁的妈妈,但她印象中好像从没有见过龚如心的身影。
不过,不参与慈善秀,也不等于没有慈善义举。就在龚如心去世后不久,民政部揭晓的2007年度“中华慈善奖”名单,龚如心获得了中国慈善终身成就奖,为她的慈善形象盖棺。统计显示,她为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累积捐赠5000万元,是继李嘉诚之后获此荣誉的又一个著名富豪。
只是,相比慈善中需要展现人性魅力的活动,龚如心显然更倾向于相信钱本身的作用。她曾说,她觉得现在还有许多事情可做、需要做。“但在很多事情上没时间,用不上力,用不上力的地方就该出钱,这样赚钱就很有用。要赚钱才能帮助更多的人。”有的时候,她看得很透,正如她偏爱鲁迅作品的“简洁深刻”;只是,有时难免太透了。在利益最大化、投入最小化的商业教条下,她整个人都深陷其中,俨然已经异化为一部赚钱的机器。那么,赚到了钱之后,该怎么花呢?!这个问题,也许她只有在天堂里思索了。
慈善与我国的商业文化传统
龚如心的夫家来自浙江温州,她本人生于上海,可以说,龚如心身上凝结着江浙商业文化传统的缩影,而江浙商道又是中国最声势强悍的商业文化部落。人们有理由对这一脉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寄予厚望和期待。所以,龚如心这个极致的特例,也就具备了引人反思的空间。
资料显示,后来被龚如心发扬光大的“华懋”,它的诞生就体现了在外洋势力林立的生态中独立求生的“民本”气质。1941年王廷歆辞去上海的英国油漆厂“大班”位置,开设了两家属于自己的公司,经营进口西药和工业原料为新兴的项目,在当时林林总总的商业店铺中独辟蹊径,生意兴隆。王廷歆也从边缘的小商人发展成商界名流。
不过,上海市浙江商会外联部负责人林振富接受《华人世界》采访时认为,上世纪30 年代,温州商人在上海虽也有成功者,但总体仍不成主流。当时最有影响的还应算宁波商帮,商业文化也比较成熟;后者捐款、赈济等行动,公众的接受程度比较高。
企业的慈善贡献往往决定着它的公众影响力。但是,时间推移了七八十年,到了21世纪初,人们对“慈善”似乎还是没有挖掘出更多的内涵,而是简单地归为“捐款捐物”。于是,企业家以为拼命赚钱才是最大的慈善;舆论以某种道德诉求来“召唤”企业家的良心;弱势群体等待着富人“施恩”。殊不知,这种粗浅的“慈善”,本身就违背了慈善“以人为本”的真意,企业与公众之间也没有形成积极的互动。据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公司捐赠研究”课题发现,国内企业的捐赠往往表现出一种“突发性”和“短期性”,捐赠活动没有和企业的发展结合在一起,这使我国的慈善捐助往往建立在脆弱不稳定的基础上,使慈善事业的发展困难重重。
慈善事业显然不只是“钱”那么简单。对此,香港最大的慈善组织、国际劝募协会副总裁陈达文认为,“很多公司都认为慈善捐赠会为公司带来更高的认同和更好的形象,但要得到最好的效果有很多方法。”比如,跨国公司与中国企业的捐赠理念、内在驱动力、捐赠的运作机制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前者有着成熟的“企业公民”理念,将企业捐赠与企业的发展战略、商业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整套规范化、制度化的运作机制;进而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慈善文化。而后者,虽然在公益捐赠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却把捐赠理念简单地锁定为“回报社会”,没有将企业捐赠与企业的发展战略和商业利益联系起来,也没有形成规范化、制度化的运作机制,更谈不上在企业文化中形成相应的慈善文化。
龚如心的个人事业经历,从艰难中诞生,在危险与机遇中壮大,直到在一个不可知的氛围中走向终止,已经用一种鲜活而极致的方式,告诉了中国的企业家和公众:我们在企业文化、慈善文化,以及商业文化传统方面,与跨国著名企业之间存在着的不近的距离。
香港,亚洲女首富龚如心的千亿遗产继承案有了最新动态。被称为“神秘商人”的陈振聪则在报章刊登广告,声称自己是龚如心遗产的唯一继承人,手上持有龚如心2006年签署的遗嘱。12月10日,香港高
院二次开庭宣布龚如心“遗产归属不明确”,1000亿财产将被财务托管。龚如心活着的时候拼命敛财,到头来,人生奋斗的终极价值却因“归属不明”而被抹杀,只留下无尽的烦恼与纠葛。看来,中国首富们的财富观、价值观、人生观也该到了“改变观念、开拓创新”的时刻,参考比尔·盖茨、巴菲特等人的财富观,理顺个人价值与社会责任的关系,或许会有些启发。
近日,有亚洲女性首富之称的龚如心千亿遗产继承案有了最新动态:12月10日上午,香港高院二次开庭,宣布在遗产确定最终去向之前,将暂行委托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管理。
这是龚氏家族庞大财产的第二次被托管,上一次是在8年前、龚的丈夫在人间消失了9年后。两次托管的因由都是“遗产的归属不明确”,只是,经过时间与精力的持续累积,这次托管的数额已经从当初的400亿增加到接近1000亿。
事情还要从4月龚如心突然病亡说起。2006年10月25日,龚如心已赢回一笔2.8亿的诉讼费,为长达9年的与其公公王廷歆的遗产争夺画上了艰难的句号。然而,仅仅过了5个月多一点,她自己就撒手尘寰。随后一周之内,新一轮的遗产争夺露出端倪,并迅速白热起来。首先提出财产要求的是龚家人主导的“华懋基金会”,它表示全部遗产将划归几个慈善基金会。然而只隔了一天,龚生前的“御用”律师麦至理即发表声明,称遗产并非给慈善组织。十天后,“华懋基金会”争产的主要依据——一份签署于2002年的龚如心遗嘱在媒体曝光。第二天,被称为“神秘商人”的陈振聪则在报章刊登广告,声称自己是龚如心遗产的惟一继承人,手上持有龚如心2006年签署的遗嘱。当天,华懋慈善基金向香港高院遗产承办处递交“知会备忘”,遗产争夺正式步入司法程序。随着双方各执一辞,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王廷歆、律政司司长黄仁龙先后递交了“知会备忘”,千亿遗产一时间似乎有了4个“监护人”。
然而,案情随着时间在推进,貌似复杂的纠缠也逐渐“拨云见日”。巨额遗产的主要争执“事主”其实还是最初的两家,即龚家人与陈振聪;争执的实质日见明晰:这笔不乏沉痛感的财富最终应由亲属们接盘，还是应由所谓“了解龚的人生价值观和投资哲学”的外来人接管。遗产将来的用场——做慈善?还是按其既有的商业风格继续滚动前进?都将一一敲定。
陈振聪是谁
事实上,眼前的这起诉讼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十年前的那起诉讼,而陈振聪的应诉反应和某些表现,也几乎与当年的龚如心如出一辙。如果说有所不同,那就是陈的做派似乎更加“稳健”,行事风格更为缜密,因此,普遍被报章认为胜数更大。
10年前的那起案子,起因于王廷歆通过司法宣布消失了七年的儿子王德辉(龚如心丈夫)已经死亡,而根据他持有的一份签于30年前的遗嘱,他将继承财产。随后,龚如心也拿出一份王德辉被绑架前不到一个月签的遗嘱,内中不但对王廷歆等家人表示了责备,还说明遗产交给龚如心。据龚的菲佣回忆,如果不是其公公主动发难,“怕麻烦”的龚如心就不愿打这个官司,为了争产而闹上法庭互揭隐私,不是龚的所愿,她纯属“被动应战”。眼下这起案子也是一样。据陈振聪方面在11月首次开庭时表示,陈原打算与龚家私下谈妥遗产事宜,但没有结果,他已经“伸出了友谊之手”,现在不得不上法庭解决了。
而随着王廷歆与港府的先后介入,遗产案似乎变得复杂起来。不过,就在各方盯紧遗产由谁继承的问题时,陈振聪却把目光转移到了遗产的保全问题上。他提议委托德勤的两名合伙人暂时管理财产,一副财产所有者的姿态;而这个提议其他三方都没有理由反对,陈因此被媒体评论为“先拔了头筹”。
陈的缜密“风格”在多个事件上得到显露。龚如心身故后,龚家未给王廷歆发生活费,陈振聪每月出钱供养王廷歆,而这笔小小的生活费,使陈对王的行为有了某种“发言权”。当7月王廷歆亲自到高院递送“知会备忘”后,陈的代表律师就明白地批评了王廷歆与遗嘱无关,没必要参与进来。而就在二次开庭前不久,陈还斥巨资收购电脑游戏《盗墓者罗拉》的国际重量级游戏发行商SCi Entertainment公司的15%的股权,显示自己在争产的危机时刻,仍“运筹帷幄”并且“财力不凡”,一贯以来神秘的“风水先生”的形象因此有所淡化。
现有资料显示,曾在南华会餐厅做侍应生的陈振聪,在弃医从商时选择了“风水”业务,据他在香港飞行总会的朋友说,他每到一地,就能马上说出当地的风水布局;就像龚如心每到一地,就能判断出当地的商业布局一样。与龚如心成为好友后,在后者的“鼓励”下,陈于1996年涉足物业顾问公司,据说现在身家有10亿。麦至理曾公开表示,龚的遗产交与陈继承,是因为“陈了解龚如心的人生价值观和做生意的哲学”。不过,尽管了解龚做生意的哲学并不完全等同于能把生意做得像龚一样成功,但陈、龚二人在隐秘的个性、投资行为看似率性实则精准无比等方面,还是有很大的相似,正如他们同样热衷的“风水”这种神秘事物一样。
据香港《东方日报》报道称,二次开庭的当晚,在法庭“先拔头筹”的陈振聪花费40万在中环一家私人会所包场,用豪华寿司宴款待律师、亲信和家人。在这个场合,陈振聪本人选择不露面。不久前,陈还在迪拜航空展上斥资10亿港元订购最新型号的空客——A350型客机,成为全球首名拥有此款型号客机的富豪。作为“神秘受益人”,陈振聪的出现不但出乎公众的意料,也同样出乎龚家人的意料。有消息称,龚家为打赢这场遗产官司,不惜破费10亿港元,但对“对手”陈振聪的底牌,则只能通过阅读报章窥探一二。更有说法称,陈与龚交往十几年,但龚身边的人从来不知道陈的存在,陈的朋友也不知道他认识龚。
龚如心的家人与她的朋友之间没有多少交集,使遗产这种原应在私下协调的问题,最后不得不被摊开在众目睽睽之下,正如10年前,龚如心与其公公在法庭上互挖对方隐私一样,令人唏嘘;龚似乎并未接受10年前的教训,才使同样的剧情再次上演。那么,即使案情发展顺利,遗产最终落在陈振聪手上,龚的个人价值观或许能按照她生前特有的模式继续张显;但那时,龚家人将龚如心树立为继巴非特、盖茨后世界最大的慈善家的“设想”,就不可能成真了。
龚如心有什么个人价值观
如果说“小病挨着,大病等死”只是当下贫困人群面对生命的一种不得已的态度,那么,没有人能想象,一个富甲亚洲的女人对自己的生命也是相似的态度。
龚如心患上晚期卵巢癌后,医生告诉她,“不用看了,还有4个月好活”。这种绝症,要拖到末期才看,医生都对她的“忍耐力”感到吃惊:“小姐你这个病应该很痛”,没想到龚回说:“是呀,女人月事,用热水袋就OK啦。”
这就是龚如心,一个连续10年稳居《福布斯》亚洲女富豪榜第一位的女人，作为香港最大的私人地产公司老板。而从王德辉遭绑架消失算起,到华懋成为香港土地和物业储备最多的公司之一,中间只用了五5年多的时间;龚如心凭借个人超常的才干和努力,开创了华懋的“龚如心时代”,除地产外,还涉足酒店、生化科技、金融、娱乐、教育文化多元化经营,使企业发挥了比王德辉在世时更强大的影响力。
不过,如此辉煌的商业作为背后,也有一个看不见的沉痛代价——她的牺牲太多了:丈夫、家翁、亲情、友谊、舒适、乐趣,直到她自己。如果说,龚如心意识到为了一个“价值观念”的实现,要投入所有,并且她也情愿去做的话,那么,别人则万难与她同步。
关于龚如心的极致“工作狂”和“悭吝”的报道,早已不是新闻——她的成本观念无处不在,甚至丈夫遭绑架去报案还要选择最便宜的巴士;她是个百分百的工作狂,即使绑架事件发生后,仍坚持每天上班;她工作一丝不苟,每天聆听下属汇报业务都超过一个小时;她经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才睡觉,觉得工作本身就是最好的消遣,此外很难再有什么能真正打动她;她一切都按自己的商业规矩来,当项目与政策抵触时,她与政府多个部门打官司;她“苛待”自己和家人:“每餐都没有肉”(她的小姑语);不买东西,也不去美发店做头发,而是自己编一种不伦不类的小辫;平时只吃青椒、胡萝卜小菜,外出公干时麦当劳、肯德基经常是她的快餐……
作为一个完满的人,她的人性关怀或“世故人心”都表现得少得可怜。有一次华懋集团开楼盘,负责按揭的部门送了几盒蛋糕给售楼处慰劳员工,后来龚如心竟亲自把剩下的蛋糕全部带走。
半官方半娱乐性质的奢华派对或情感秀场,在她眼中难免是一个“浪费或麻烦”。1999年由香港慈善人士创办的“爱心雅集”慈善演唱会,是集聚两岸四地的名商巨贾、政府高官及其家人的“秀场慈善筹款”活动,2002年开始移师上海举行,规格和能量自不必说。据主办方的上海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金昭敏告诉《华人世界》,活动的港方参加者由香港方面的慈善人士负责组织邀约,有一次,还见到了唐英年90多岁的妈妈,但她印象中好像从没有见过龚如心的身影。
不过,不参与慈善秀,也不等于没有慈善义举。就在龚如心去世后不久,民政部揭晓的2007年度“中华慈善奖”名单,龚如心获得了中国慈善终身成就奖,为她的慈善形象盖棺。统计显示,她为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累积捐赠5000万元,是继李嘉诚之后获此荣誉的又一个著名富豪。
只是,相比慈善中需要展现人性魅力的活动,龚如心显然更倾向于相信钱本身的作用。她曾说,她觉得现在还有许多事情可做、需要做。“但在很多事情上没时间,用不上力,用不上力的地方就该出钱,这样赚钱就很有用。要赚钱才能帮助更多的人。”有的时候,她看得很透,正如她偏爱鲁迅作品的“简洁深刻”;只是,有时难免太透了。在利益最大化、投入最小化的商业教条下,她整个人都深陷其中,俨然已经异化为一部赚钱的机器。那么,赚到了钱之后,该怎么花呢?!这个问题,也许她只有在天堂里思索了。
慈善与我国的商业文化传统
龚如心的夫家来自浙江温州,她本人生于上海,可以说,龚如心身上凝结着江浙商业文化传统的缩影,而江浙商道又是中国最声势强悍的商业文化部落。人们有理由对这一脉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寄予厚望和期待。所以,龚如心这个极致的特例,也就具备了引人反思的空间。
资料显示,后来被龚如心发扬光大的“华懋”,它的诞生就体现了在外洋势力林立的生态中独立求生的“民本”气质。1941年王廷歆辞去上海的英国油漆厂“大班”位置,开设了两家属于自己的公司,经营进口西药和工业原料为新兴的项目,在当时林林总总的商业店铺中独辟蹊径,生意兴隆。王廷歆也从边缘的小商人发展成商界名流。
不过,上海市浙江商会外联部负责人林振富接受《华人世界》采访时认为,上世纪30 年代,温州商人在上海虽也有成功者,但总体仍不成主流。当时最有影响的还应算宁波商帮,商业文化也比较成熟;后者捐款、赈济等行动,公众的接受程度比较高。
企业的慈善贡献往往决定着它的公众影响力。但是,时间推移了七八十年,到了21世纪初,人们对“慈善”似乎还是没有挖掘出更多的内涵,而是简单地归为“捐款捐物”。于是,企业家以为拼命赚钱才是最大的慈善;舆论以某种道德诉求来“召唤”企业家的良心;弱势群体等待着富人“施恩”。殊不知,这种粗浅的“慈善”,本身就违背了慈善“以人为本”的真意,企业与公众之间也没有形成积极的互动。据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公司捐赠研究”课题发现,国内企业的捐赠往往表现出一种“突发性”和“短期性”,捐赠活动没有和企业的发展结合在一起,这使我国的慈善捐助往往建立在脆弱不稳定的基础上,使慈善事业的发展困难重重。
慈善事业显然不只是“钱”那么简单。对此,香港最大的慈善组织、国际劝募协会副总裁陈达文认为,“很多公司都认为慈善捐赠会为公司带来更高的认同和更好的形象,但要得到最好的效果有很多方法。”比如,跨国公司与中国企业的捐赠理念、内在驱动力、捐赠的运作机制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前者有着成熟的“企业公民”理念,将企业捐赠与企业的发展战略、商业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整套规范化、制度化的运作机制;进而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慈善文化。而后者,虽然在公益捐赠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却把捐赠理念简单地锁定为“回报社会”,没有将企业捐赠与企业的发展战略和商业利益联系起来,也没有形成规范化、制度化的运作机制,更谈不上在企业文化中形成相应的慈善文化。
龚如心的个人事业经历,从艰难中诞生,在危险与机遇中壮大,直到在一个不可知的氛围中走向终止,已经用一种鲜活而极致的方式,告诉了中国的企业家和公众:我们在企业文化、慈善文化,以及商业文化传统方面,与跨国著名企业之间存在着的不近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