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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主义的泛滥造就了一个工业化的社会，而中国的农村成了廉价、劣质工业品的倾销地
在采访袁凌之前，我对他印象最深的是那篇《血煤上的青苔》。当然，他还写过新京报的“开山作”《北京SARS后患者骨坏死不完全调查》，Lens杂志轰动一时的《走出马三家》。
可袁凌并不只是个奔波各地、风餐露宿的调查记者，他笔下不乏《守夜人高华》、《重谈布罗茨基和哈维尔的争论》这样侧重思想性的文章。他的形象也在我心中高大上起来了，温文儒雅、仙风道骨，这是我想象中的袁凌。不过出现在我眼前的是小T恤，光亮的前额，就像一个数年未能毕业的老博。我的猜测虽不中亦不远，袁凌的确是葛兆光门下未能毕业的博士，因为书没读两年，他就做“一个有良心的记者”去了。
《血煤上的青苔》被视为特稿写作中的佳作，曾让罗昌平“编得落泪”。但谈起特稿，袁凌倒是坦落地说：“特稿只是一种过渡文体。”在他看来，文学和调查报道在当下的融合是一时之选，因为普通的调查报道写作缺乏“表现力”。的确，在市场压力下，读者口味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技巧更丰富，更“好看”的特稿风行一时。可我觉得在他身上更多的是由于选题所限。从近期大老虎反腐的报道传播就可以看出，几乎每一篇实地采访的稿子都能上头条。相比之下，袁凌笔下疑被性侵的重庆棚户女孩、矿难里遇难的矿工如果采用普通的“事实报道”，很难引起读者的兴趣。这些事件是莫言笔下的魔幻现实主义的一部分，可以获得文学奖，但是“不合格”的新闻，因为既不新又不“重要”。
乡土是袁凌做记者挥之不去的烙印，尽管他也写海子、高华和林昭，甚至有时闯进哈维尔和昆德拉的世界。袁凌经历过乡土的严峻，小时差点让他丧命的烫伤至今还留在手臂上，但他却从未想过做一个彻彻底底的城市人。“乡村原来有一套自己的价值观，比如面对死亡的坦然，在老人眼里坟墓不过是另一个睡觉的地方”，袁凌小时玩耍最多的地方就是村前村后的墓地。現在，消费主义的泛滥造就了一个工业化的社会，而中国的农村成了廉价、劣质工业品的倾销地。然而，缺乏公共处理系统的农村消化不了这些难以降解的垃圾，不得不经受双重污染。用时髦的话讲，这就是中国的“后现代”，还没实现四化的农村一只脚已踏入消费的浪潮，受到强势城市的挤压、歧视。
袁凌想要做的是沟通割裂的城乡，在他眼里，诸如媒体人邓飞的免费午餐项目不仅仅是扶贫，而且是促进城乡和解的一部分。“我想用文字让城市理解农村”，他说。
在采访袁凌之前，我对他印象最深的是那篇《血煤上的青苔》。当然，他还写过新京报的“开山作”《北京SARS后患者骨坏死不完全调查》，Lens杂志轰动一时的《走出马三家》。
可袁凌并不只是个奔波各地、风餐露宿的调查记者，他笔下不乏《守夜人高华》、《重谈布罗茨基和哈维尔的争论》这样侧重思想性的文章。他的形象也在我心中高大上起来了，温文儒雅、仙风道骨，这是我想象中的袁凌。不过出现在我眼前的是小T恤，光亮的前额，就像一个数年未能毕业的老博。我的猜测虽不中亦不远，袁凌的确是葛兆光门下未能毕业的博士，因为书没读两年，他就做“一个有良心的记者”去了。
《血煤上的青苔》被视为特稿写作中的佳作，曾让罗昌平“编得落泪”。但谈起特稿，袁凌倒是坦落地说：“特稿只是一种过渡文体。”在他看来，文学和调查报道在当下的融合是一时之选，因为普通的调查报道写作缺乏“表现力”。的确，在市场压力下，读者口味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技巧更丰富，更“好看”的特稿风行一时。可我觉得在他身上更多的是由于选题所限。从近期大老虎反腐的报道传播就可以看出，几乎每一篇实地采访的稿子都能上头条。相比之下，袁凌笔下疑被性侵的重庆棚户女孩、矿难里遇难的矿工如果采用普通的“事实报道”，很难引起读者的兴趣。这些事件是莫言笔下的魔幻现实主义的一部分，可以获得文学奖，但是“不合格”的新闻，因为既不新又不“重要”。
乡土是袁凌做记者挥之不去的烙印，尽管他也写海子、高华和林昭，甚至有时闯进哈维尔和昆德拉的世界。袁凌经历过乡土的严峻，小时差点让他丧命的烫伤至今还留在手臂上，但他却从未想过做一个彻彻底底的城市人。“乡村原来有一套自己的价值观，比如面对死亡的坦然，在老人眼里坟墓不过是另一个睡觉的地方”，袁凌小时玩耍最多的地方就是村前村后的墓地。現在，消费主义的泛滥造就了一个工业化的社会，而中国的农村成了廉价、劣质工业品的倾销地。然而，缺乏公共处理系统的农村消化不了这些难以降解的垃圾，不得不经受双重污染。用时髦的话讲，这就是中国的“后现代”，还没实现四化的农村一只脚已踏入消费的浪潮，受到强势城市的挤压、歧视。
袁凌想要做的是沟通割裂的城乡，在他眼里，诸如媒体人邓飞的免费午餐项目不仅仅是扶贫，而且是促进城乡和解的一部分。“我想用文字让城市理解农村”，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