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40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征程中，反腐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更加彰显。40年来，反腐的工作目标和要求、工作重点、人员观念等，也呈现出明显变化。
　　观念认识上，从最初一些人认为“反腐影响发展稳定大局”到如今扛起“一岗双责”，担负起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领导责任。
　　工作领域上，从不断拓展领域到聚焦监督执纪问责的主责主业，严查“灯下黑”。
　　规范化建设上，从发各种通知到如今更加重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
　　反腐目標上，从党的十二大提出今后5年“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到党的十九大提出“巩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这些都体现出不断探索、勇于革新的改革精神。
　　近年来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反腐更是担当了改革先行者和急行军的角色。新时代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反腐还有哪些“硬骨头”需要啃，还要怎样“涉险滩”，如何更好发扬改革创新的精神？
　　改革与反腐都需要“智勇双全”
　　廉政瞭望：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纪检监察机关恢复重建40周年，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当下的纪检体制改革和监察体制改革，应该如何继承和弘扬改革开放的精神？
　　徐玉生（江南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改革开放的历程，就是敢为人先、敢于试错，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历程。纪检监察机关恢复重建40年来，正遵循了这些精神，不断增强独立性和监督问责的刚性。党的十八大后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既看到了以往工作存在的症结，不断改进，又在“打虎”、巡视、派驻等方面大胆探索。如纪委“三转”，就是解决此前存在的纪委对各项工作大包大揽，“十处打锣九处在”问题。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也是基于实际提出的。接下来的纪检和监察体制改革要秉承初心，将这些顶层设计的改革措施一项项做实，还要将其与经济体制改革、审计改革、社会建设改革等方面结合，发挥出更大的综合效应。
　　廉政瞭望：在您看来，改革与反腐有哪些相通之处，二者如何相互借鉴，更好融合？
　　陈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研究员）：反腐要有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韧劲，这与改革精神是可以高度融合的。所谓改革精神，就是敢于牺牲，冲破各种利益的篱笆，改革一切不合理之处，打破各种体制机制的束缚，进而释放市场、社会和思想的活力;通过大力推进制度公正，最终实现监督公权、保障民权，使人们更自由、更民主，提升人民的普遍幸福指数。加大对公权力的监督力度，既是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制度反腐的关键。而这既是反腐的核心要义，也是推进改革最难啃的骨头。正因为此，反腐与改革都既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
　　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这些新招灵不灵？
　　廉政瞭望：经过了40年的改革探索，我们在加强党员干部监督方面取得了怎样的成绩，今后如何突破？
　　何增科（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教授）：我们研究了40年来中国政治监督方面的制度变迁，发现其呈现出“监督主体多样化”“监督内容逐渐丰富、法规逐渐完善”“制度监督与技术监督并举”等特点。但也存在制度支柱发展不够均衡;对一把手的监督和约束偏软;地方官员对上负责的意识强，对当地民众负责的责任意识偏弱;专责监督机构还需加强自身监督等亟待改进的问题。
　　我认为，解决监督难，下一步需要多管齐下，如建立健全党和国家的监督体系，扩大社会外部的监督;加强人大作为权力机关的监督，制定便于各级人大行使监督权的《监督法》;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制定和做实合法性审查、专家论证评估;健全集体决策、决策公开制度等，并强化法律执行。
　　廉政瞭望：具体到纪检体制改革领域。采访中专家们普遍感到，巡视制度经过不断改革，正发挥“奇兵”的作用。这些探索积累了哪些经验？下一步，巡视还有哪些可供创新的具体办法？
　　任建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廉政分会会长）：巡视制度就是改革开放后恢复并发展的。1990年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中央和省区市党委可以根据需要派出巡视工作小组，对有关问题进行监督检查。十六大后正式建立巡视制度，中央和省级成立巡视组并开展工作，揪出了陈良宇等问题线索;十八大以来，巡视制度不断发展、取得实效，除了巡视范围更聚焦、方式更灵活外，还体现在中央充分授权与巡视组担责履责的统一。巡视组有了更大压力，也受到监督——“对重大问题应发现没发现就是失职，发现问题没有客观汇报就是渎职”。体现在有巡视组成员受重用，有的组长却因违纪违法被查。
　　为进一步提高巡视效率，我还有个建议。为更有效调配人力、发现问题，可以根据组织掌握的情况，将各省区市（部委、企业）党委（党组）存在的问题风险按突出程度分为三级，巡视时，每个层级（亦可视情况仅针对某一层级）按一定比例（如10%）随机抽取被巡视对象，事先不打招呼、不开动员会，“特遣奇兵”突然就来了。既避免被巡视单位事先商量应对、做好安排，又使其始终紧绷廉洁这根弦，形成更强烈的震慑。可以先在实施专项巡视、回头看时试点这种方式，总结经验，视情况逐步推广。
　　廉政瞭望：纪检体制和监察体制改革给反腐败带来了新的机遇。接下来，以改革的精神推动监改取得更大实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马怀德（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要加快制定、修改与《监察法》配套的法律法规。《监察法》构建了全新的国家监察体系，需要修改《国家赔偿法》《立法法》等多部法律，制定配套法律法规如《监委组织法》《程序法》，以及《政务处分法》《监察官法》等。
　　其次，妥善处理好新情况，如监委通缉的某人跑到辖区外，就涉及监委与异地公安机关的衔接配合，监察机关要加强与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公安机关以及其他执法机关的协调。
　　再次，不止纪委监委人员要学习掌握新情况，新纳入监察对象的老师、医生、国企管理人员，包括全社会都要转变观念。这项改革创新带来的改变是长期的、深刻的。 　　乔新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要在上述改革进程中继续扩大公开。对一些轻微违法人员“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其降职、撤职但不移送司法时，将其违纪行为在更大范围内公开，这也是一种监督和惩戒。其次，监察体制改革后要强化宣传，使国有企业（金融机构）、事業单位包括一些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明确他们也是受监督对象，自觉接受监督。更重要的是，要加大对这些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查处力度，这也是实现监察范围全覆盖的重要举措。
　　廉政瞭望：监察体制改革后，赋予了纪检监察机关追逃追赃主办地位，该项工作推进成效明显。应该从哪些方面着力深化？
　　庄德水（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从2005年我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到2018年确立监察机关的主办地位，追逃追赃不断取得进展，笼子越来越紧，也体现了改革创新的精神。下一步，要利用现行反腐败合作机制开展追逃追赃，按照国际法的基本规范和要求推进;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外逃人员多的国家相关规定的对接;还要在追赃方面有新的举措，实现将人和赃款都追回。
　　任建明：监察体制改革后，追逃追赃除了现在使用较多的劝返、促返外，当今趋势下，还要加强国际合作及双边合作，特别是加快签署引渡条约、刑事司法互助条约等。不久前我去丹麦开国际反贪大会，就得知中丹正在进行合作追逃追赃的讨论。现在外逃人员到丹麦的不算多。但是丹麦与欧美的司法体系是一样的，如果达成合作协议，将会形成示范效应，为未来解决更大难题提供有益借鉴。因此，我们的追逃人员需要深入了解双方的法律，根据双方法律规定提供当事人犯罪证据。此外，再强力的追逃，都不如将其挡在防线内。我们要加强防逃，严格对证照的管理，严格执行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执行好《监察法》中对相关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的规定。
　　把勇于接受挑战的干部用起来
　　廉政瞭望：改革要靠人来推动。当前，一些干部却出现了不敢改革、不愿担当的情况。如何出实招激发人们支持改革、参与改革的动力？
　　徐玉生：改革是“割肉”的事，艰难险阻可想而知。个别人有抵触和畏难情绪，原因包括能力不够、信心不足、动力不强等。从干部自身看，要着眼于“正心修身”，坚定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从组织来讲，要建立容错纠错机制，明确哪些错误可以宽容、宽容到什么程度，结合实践进行细化具体化，特别是要宽容因政策衔接、探索创新等出现的工作失误。要推进公务员薪酬制度改革，建立合理的利益激励机制。要深化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改革。现在看来，最后一个是最重要的，要把埋头苦干、真抓实干、勇于接受挑战的干部充分用起来，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指出：“现在，‘痕迹管理’比较普遍，但重‘痕’不重‘绩’、留‘迹’不留‘心’;检查考核名目繁多、频率过高、多头重复;‘文山会海’有所反弹。”近来，中央针对一些检查泛滥、基层负担过重等问题出台了统筹考核评比的文件，措施和要求非常具体，照着执行下来一定会减轻负担、增进活力。
　　对一些必须留痕的工作，我建议引入联网的大数据电子化平台，上报必要的材料基层只需报一次，各上级部门按权限进行检查，这有助于防止基层重复劳动，疲于应对，而应将更多的时间用在推动改革创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