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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台湾校园电影向来以其清新、纯真的文艺风格备受观众喜爱，而在这其中《蓝色大门》几乎是毫无争议的被看作新世纪青春片的开山之作。本文以《蓝色大门》为例，通过结构、意象、同性、文本四个方面对其叙事风格进行探讨。
关键词：叙事；意象；同性；消费
《蓝色大门》是2002年由台湾导演易智言执导的电影，曾获2002年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展示，及第2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亚洲电影的提名。《蓝色大门》有着台湾校园电影一贯的清新质朴，电影里简单、执着而热烈的青春，带给观众扑面而来的既惆怅又温暖的心理感受。
1 线性结构与个人叙事
导演易智言采用了最朴素的叙事结构，将电影故事按顺序线性发展，尊重情节在时间上的因果逻辑关系，在时间顺序上没有大幅度的跨越，也没有倒叙、插叙等时间跳跃手段，给观众呈现出完整的故事流程，保证了时间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校园电影基本采用个人叙事，个人叙事的目的就是要解构主流话语强调的那种集体的、整体的、一元化的叙事模式，从而建构丰富多样性的历史。《蓝色大门》中男主角张士豪与女主角孟克柔的之间的感情正是在高中备考大学那段特殊时刻中个人的历史。
整部电影的情节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平淡的叙事，后三个阶段分别有着不同的激情变奏，每段冲突和最后高潮的到来水到渠成。在情节的第三阶段中，叙事者聚焦和人物（张士豪）聚焦均为无知视角，如果不是孟克柔的自我陈述，观众只是会觉得她拒绝张士豪只是因为照顾到与林月珍的友情，而不会深层次的考虑到孟克柔是一位有同性恋倾向的女生。影片的真正冲突主要在于人物的内在冲突，孟克柔、张士豪、林月珍以及整个校园、社会也许存在强烈的外在冲突，但是推动故事的力量是来自于她们自己内心深处对爱与温情的渴望。
2 诗化青春与意象叙事
导演杨德昌曾说“台湾只有两类电影———青春片与非青春片。”可见青春电影在台湾所占比重之大。台湾青春电影的热潮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市场化的需要，结合流行元素满足以青少年为主体的观众需要；另一方面是台湾独特而的政治经济背景，尤其是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造成了大量青少年的另类族群，成为社会上最不安全的因素，使人们关注的目光集中于探讨成长经验。[1]
在诗意的青春里，导演在影片中穿插了若干带有暗示意味的叙事意象，如此一来，在这种青春的叙事下，影片就把同性情感包装成了一种萦绕在青春期里的淡淡的伤感情绪。
（1）卑微的爱：面具。在《蓝色大门》剧情发展的第二阶段里，孟克柔有一组与林月珍伴随动感音乐翩翩起舞的镜头，但特别的是，孟克柔戴着林月珍硬塞给她的张士豪面具。孟克柔对林月珍的爱，在林月珍对张士豪的爱的面前是卑微的，不合法的———这是一个象征，暗示了孟克柔的匮乏与不足，她唯有成为张士豪（也就是男性，较之林月珍而言的异性）那样，才有资格和权力去爱林月珍。[2]导演表现出的智慧和独特的审美创造，拓展了叙事意象的功能和疆域，丰富了叙事意象的审美表现力。
（2）同性指向：金鱼。在影片的后半部分，张士豪给孟克柔打电话时，出现了金鱼的画面。不仅在《蓝色大门》，其他一些台湾校园同性电影例如《盛夏光年》中，也出现了“金鱼”的意象———“金鱼”从科学的角度而言作为鲫鱼的一种变种，从而将同性恋者较之异性恋者“变性”的本质，以一种诗意的方式外化到具体的物上。影片往往通过一些符号化、象征化的影像定义来制造或强化有关同性恋现象的流行话题，从而进一步将“同性恋”物化成一种消费客体。[2]
（3）社会冲突：墙与国歌。《蓝色大门》中一共出现了五次篮球馆二楼的墙。前三次都是孟克柔在墙上写字，而第四次是张士豪蹲在墙边写字，墙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全片结尾处，缓慢的镜头告诉观众孟克柔一直重复写着这句“我是女生，我爱男生”，而最后张士豪则留下了一句“张士豪到此一游，2001，Iwas here！”
这里对“墙”这一意象唯美主义的表达方式，其实也暗示了社会大众对同性恋的排斥甚至歧视，现实生活对同性恋行为的污名化使得孟克柔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的想法是错误的，于是用自我告知的方式将其强制扼杀在了青春的襁褓里。导演深刻把握审美创造的机理和原则，以墙上文字作为贯穿影片的悬念线索并作为影片收场不仅仅符合叙事结构的完整性、逻辑性要求，在顺应电影叙事结构内在统一性原则的同时，也跳出了形式界限的限制，让形式本身成为一种意义表达，带给接受者审美快感和愉悦，并保持开端和结局的和谐平衡。
起到同样作用的意象还有片中的“中华民国国歌”，台湾校园有“国歌”响起必须听下手中一切活动并立正站好的传统，而影片中两次“国歌”声起时主要人物都未遵守纪律，在这里“国歌”和“墙”都有暗示社会文化壁垒的意味。
3 成长母题与同性叙事
成长母题的电影中，总是会给人物设定非常规的成长环境，比如父母患病、单亲家庭、经济拮据等等。《蓝色大门》也不例外，女主角孟克柔就是与做餐饮小摊生意的母亲相伴长大，而“孟克柔”这个名字也象征着她包容担当却倔强固执的性格特征。
3.1 影片的成人形象
（1）父亲角色的缺失。台湾银幕上很难看到完美的父亲形象，他们总是陷入对现实的无助与对自我的迷失的双重困境当中，已然无法履行父亲的职责，例如《夏天的尾巴》（2007）、《沉睡的青春》（2007）、《流浪神狗人》（2008）中，父亲们几乎都是人生的失败者，他们沉溺于酒精，生活不能自理，依靠子女的照顾勉强维持生活。[3]而在《蓝色大门》中，女主角孟克柔与终日辛苦的母亲相依为命，父亲角色的缺失使她对性别概念比其他人更模糊。
（2）主要成人形象：母亲、体育老师。孟克柔的母亲与代表了大部分独子的家长，台湾电影里，担当中年乃至老年父母亲角色的演员们历来都让观众看了倍感暖意———有点俏皮、有点草根、有点知足、有点窝心，它不是外壳精美却没营养的零食，它有美妙的包装，也有源源不断沁出的丝丝暖意。[4]孟克柔母亲对她的关心并没有溺爱，而是恰到好处的体贴关怀，这符合《蓝色大门》本身的节奏，同时也迎合了观众的欣赏口味。体育老师在影片中虽然每次似乎都以“打酱油”的方式出现，却也是不可缺少的元素。在成长的过程中，很多人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自己本不希望的样子，就像这个体育老师，他的从前，何尝不可能是张士豪呢？ 3.2 导演的同性情结
在台湾校园电影当中，诸如《蓝色大门》（2002）、《盛夏光年》（2006）、《刺青》（2007）、《花吃了那女孩》（2008）、《渺渺》（2008）、《带我去远方》（2009），都在成长的叙事中夹杂着同性情感的表达。同性恋题材的盛行，一方面是源于导演对国际电影节获奖的渴望，另一方面也是台湾年轻一代追寻自己独立身份的表达方式。在一个异性恋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同性的讲述必将处于失语地位，而当其在台湾成长题材电影中大量涌现时，就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情感表达，也具有了一些身体政治的意味。[4]如今，同性恋情电影在现在的电影市场越来越多见，但大众所接触到的同性恋现象已被一些“出柜”“耽美”等流行话题打上标签，包装成了夺人眼球的流行文化———作为波德维尔（DavidBordwell）所言的一种“猎奇性的亚文化主题”，同性恋满足了大众对他者奇观的窥视欲望和刻板想象。[2]在“眼球经济”的刺激下，对同性恋题材的形象叙事，无论是美化丑化还是符号化、标签化，都是大众传媒对于同性恋现象一种新的“遮蔽”，但即使更多的是异性恋者对于同性恋现象的消费，却也有利于社会建立起对同性恋现象的客观认识并给予真正的理解。
4 文本分析与消费叙事
（1）宏观消费叙事。“同性恋”题材台湾的校园电影中，被建构成了一种消费文本，形成了特定的消费叙事。《蓝色大门》之所以给人以清新纯美而非龌龊不堪的观感，很大一部分原因还在于影片的叙述模式上，虽然讲述的是同性恋情，但从本质上采用的都是刻板的异性恋叙事模式。影片由“青春校园”和“同性恋情”叠加而成的，《蓝色大门》率先给传统的台湾校园电影带来陌生的新鲜感，但实际遵循的是典型的异性恋叙事模式，比如青春纯爱中三角恋的纠葛，因此影片仍可被还原为最基本的校园青春爱情类型。在如今多元开放的语境下，在传统偶像剧式的校园电影逐渐式微的境况下，同情恋情被导演及演员们突破化演绎，市场话语与消费话语逐渐成为影响甚至主导电影主题的另一重话语力量。面对消费文化的巨大诱惑，校园电影叙事打上了浓重的商品经济的味道。校园同性恋者被观看的客体命运落入了消费主义的圈套，作为“他者”的同性恋客体被物化成一种异类奇观，其结果，虽然有利于整个社会加深对同性恋者的理解，但依然巩固强化了以异性恋为中心的权威秩序和同性恋的边缘地位。因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欢呼导演们勇于突破敢于创新的同时，更要提醒其跨越市场话语和消费文化话语的陷阱，在适度联姻对电影艺术与消费文化时，规避其对电影本体和审美品质的潜在伤害，对消费文化保持适当警觉，避免沦为消费文化的奴隶。
（2）微观对白独白。《蓝色大门》中的对白带有一些些的哲学意味，例如张士豪与孟克柔在聊天中提到似乎这个夏天什么都没有做成后说道：“但总是会留下一些什么吧，留下什么，我们就变成什么样的大人”。除此之外，影片对白最为突出的特征即是经常出现重复多次现象，为电影制造出了一种类似于戏剧渲染的氛围，例如：“我叫张士豪，天蝎座，O型，游泳队，吉他社，我还不错啊”“那你想不想吻我”在影片不同情节中多次出现。而影片结尾，张士豪如同影片开头一样，穿着花衬衫骑车等路口红灯，随后孟克柔的一段独白为电影添上画龙点睛之笔。“小士，看着你的花衬衫飘远，我在想一年后，三年后，五年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呢？由于你善良，开朗又自在，你应该会更帅吧，于是，我似乎看你站在蓝色大门前，下午三点的阳光，你脸上仍有几颗青春痘，你笑着，我跑向你，问你好不好，你点点头，三年，五年以后，甚至更远以后，是体育老师，还是我妈，虽然我闭上眼睛仍看不见自己，但却可以看到你。”随后画面切到篮球馆那面写着“我是女生，我爱男生”的墙，影片随即结束。在这段让观影者印象深刻的独白中，孟克柔的青春疑惑最终以对未来的希冀被加以解决，虽然影片无结局，但这一细节的安排或许暗示了孟克柔的同性启蒙只是自己的错觉，这段同性情感的纠葛，对她而言只是青春躁动期一场充满诗意的意外。
参考文献：
[1]刘夏青.由《蓝色大门》看台湾的青春电影[J].群文天地，2011（4）.
[2]张祯.同性恋影像：作为他者奇观的消费叙事———以泰国和台湾地区的校园青春同性恋电影为例[J].电影文学，2011（24）.
[3]赵春.从父权的衰微到无父状态下的成长———论台湾新电影以来成长叙事的变迁[J].齐鲁艺苑，2011（1）.
[4]冉宇.平淡中品尝人生的滋味———解析台湾电影《听说》[J].电影评介.
关键词：叙事；意象；同性；消费
《蓝色大门》是2002年由台湾导演易智言执导的电影，曾获2002年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展示，及第2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亚洲电影的提名。《蓝色大门》有着台湾校园电影一贯的清新质朴，电影里简单、执着而热烈的青春，带给观众扑面而来的既惆怅又温暖的心理感受。
1 线性结构与个人叙事
导演易智言采用了最朴素的叙事结构，将电影故事按顺序线性发展，尊重情节在时间上的因果逻辑关系，在时间顺序上没有大幅度的跨越，也没有倒叙、插叙等时间跳跃手段，给观众呈现出完整的故事流程，保证了时间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校园电影基本采用个人叙事，个人叙事的目的就是要解构主流话语强调的那种集体的、整体的、一元化的叙事模式，从而建构丰富多样性的历史。《蓝色大门》中男主角张士豪与女主角孟克柔的之间的感情正是在高中备考大学那段特殊时刻中个人的历史。
整部电影的情节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平淡的叙事，后三个阶段分别有着不同的激情变奏，每段冲突和最后高潮的到来水到渠成。在情节的第三阶段中，叙事者聚焦和人物（张士豪）聚焦均为无知视角，如果不是孟克柔的自我陈述，观众只是会觉得她拒绝张士豪只是因为照顾到与林月珍的友情，而不会深层次的考虑到孟克柔是一位有同性恋倾向的女生。影片的真正冲突主要在于人物的内在冲突，孟克柔、张士豪、林月珍以及整个校园、社会也许存在强烈的外在冲突，但是推动故事的力量是来自于她们自己内心深处对爱与温情的渴望。
2 诗化青春与意象叙事
导演杨德昌曾说“台湾只有两类电影———青春片与非青春片。”可见青春电影在台湾所占比重之大。台湾青春电影的热潮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市场化的需要，结合流行元素满足以青少年为主体的观众需要；另一方面是台湾独特而的政治经济背景，尤其是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造成了大量青少年的另类族群，成为社会上最不安全的因素，使人们关注的目光集中于探讨成长经验。[1]
在诗意的青春里，导演在影片中穿插了若干带有暗示意味的叙事意象，如此一来，在这种青春的叙事下，影片就把同性情感包装成了一种萦绕在青春期里的淡淡的伤感情绪。
（1）卑微的爱：面具。在《蓝色大门》剧情发展的第二阶段里，孟克柔有一组与林月珍伴随动感音乐翩翩起舞的镜头，但特别的是，孟克柔戴着林月珍硬塞给她的张士豪面具。孟克柔对林月珍的爱，在林月珍对张士豪的爱的面前是卑微的，不合法的———这是一个象征，暗示了孟克柔的匮乏与不足，她唯有成为张士豪（也就是男性，较之林月珍而言的异性）那样，才有资格和权力去爱林月珍。[2]导演表现出的智慧和独特的审美创造，拓展了叙事意象的功能和疆域，丰富了叙事意象的审美表现力。
（2）同性指向：金鱼。在影片的后半部分，张士豪给孟克柔打电话时，出现了金鱼的画面。不仅在《蓝色大门》，其他一些台湾校园同性电影例如《盛夏光年》中，也出现了“金鱼”的意象———“金鱼”从科学的角度而言作为鲫鱼的一种变种，从而将同性恋者较之异性恋者“变性”的本质，以一种诗意的方式外化到具体的物上。影片往往通过一些符号化、象征化的影像定义来制造或强化有关同性恋现象的流行话题，从而进一步将“同性恋”物化成一种消费客体。[2]
（3）社会冲突：墙与国歌。《蓝色大门》中一共出现了五次篮球馆二楼的墙。前三次都是孟克柔在墙上写字，而第四次是张士豪蹲在墙边写字，墙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全片结尾处，缓慢的镜头告诉观众孟克柔一直重复写着这句“我是女生，我爱男生”，而最后张士豪则留下了一句“张士豪到此一游，2001，Iwas here！”
这里对“墙”这一意象唯美主义的表达方式，其实也暗示了社会大众对同性恋的排斥甚至歧视，现实生活对同性恋行为的污名化使得孟克柔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的想法是错误的，于是用自我告知的方式将其强制扼杀在了青春的襁褓里。导演深刻把握审美创造的机理和原则，以墙上文字作为贯穿影片的悬念线索并作为影片收场不仅仅符合叙事结构的完整性、逻辑性要求，在顺应电影叙事结构内在统一性原则的同时，也跳出了形式界限的限制，让形式本身成为一种意义表达，带给接受者审美快感和愉悦，并保持开端和结局的和谐平衡。
起到同样作用的意象还有片中的“中华民国国歌”，台湾校园有“国歌”响起必须听下手中一切活动并立正站好的传统，而影片中两次“国歌”声起时主要人物都未遵守纪律，在这里“国歌”和“墙”都有暗示社会文化壁垒的意味。
3 成长母题与同性叙事
成长母题的电影中，总是会给人物设定非常规的成长环境，比如父母患病、单亲家庭、经济拮据等等。《蓝色大门》也不例外，女主角孟克柔就是与做餐饮小摊生意的母亲相伴长大，而“孟克柔”这个名字也象征着她包容担当却倔强固执的性格特征。
3.1 影片的成人形象
（1）父亲角色的缺失。台湾银幕上很难看到完美的父亲形象，他们总是陷入对现实的无助与对自我的迷失的双重困境当中，已然无法履行父亲的职责，例如《夏天的尾巴》（2007）、《沉睡的青春》（2007）、《流浪神狗人》（2008）中，父亲们几乎都是人生的失败者，他们沉溺于酒精，生活不能自理，依靠子女的照顾勉强维持生活。[3]而在《蓝色大门》中，女主角孟克柔与终日辛苦的母亲相依为命，父亲角色的缺失使她对性别概念比其他人更模糊。
（2）主要成人形象：母亲、体育老师。孟克柔的母亲与代表了大部分独子的家长，台湾电影里，担当中年乃至老年父母亲角色的演员们历来都让观众看了倍感暖意———有点俏皮、有点草根、有点知足、有点窝心，它不是外壳精美却没营养的零食，它有美妙的包装，也有源源不断沁出的丝丝暖意。[4]孟克柔母亲对她的关心并没有溺爱，而是恰到好处的体贴关怀，这符合《蓝色大门》本身的节奏，同时也迎合了观众的欣赏口味。体育老师在影片中虽然每次似乎都以“打酱油”的方式出现，却也是不可缺少的元素。在成长的过程中，很多人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自己本不希望的样子，就像这个体育老师，他的从前，何尝不可能是张士豪呢？ 3.2 导演的同性情结
在台湾校园电影当中，诸如《蓝色大门》（2002）、《盛夏光年》（2006）、《刺青》（2007）、《花吃了那女孩》（2008）、《渺渺》（2008）、《带我去远方》（2009），都在成长的叙事中夹杂着同性情感的表达。同性恋题材的盛行，一方面是源于导演对国际电影节获奖的渴望，另一方面也是台湾年轻一代追寻自己独立身份的表达方式。在一个异性恋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同性的讲述必将处于失语地位，而当其在台湾成长题材电影中大量涌现时，就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情感表达，也具有了一些身体政治的意味。[4]如今，同性恋情电影在现在的电影市场越来越多见，但大众所接触到的同性恋现象已被一些“出柜”“耽美”等流行话题打上标签，包装成了夺人眼球的流行文化———作为波德维尔（DavidBordwell）所言的一种“猎奇性的亚文化主题”，同性恋满足了大众对他者奇观的窥视欲望和刻板想象。[2]在“眼球经济”的刺激下，对同性恋题材的形象叙事，无论是美化丑化还是符号化、标签化，都是大众传媒对于同性恋现象一种新的“遮蔽”，但即使更多的是异性恋者对于同性恋现象的消费，却也有利于社会建立起对同性恋现象的客观认识并给予真正的理解。
4 文本分析与消费叙事
（1）宏观消费叙事。“同性恋”题材台湾的校园电影中，被建构成了一种消费文本，形成了特定的消费叙事。《蓝色大门》之所以给人以清新纯美而非龌龊不堪的观感，很大一部分原因还在于影片的叙述模式上，虽然讲述的是同性恋情，但从本质上采用的都是刻板的异性恋叙事模式。影片由“青春校园”和“同性恋情”叠加而成的，《蓝色大门》率先给传统的台湾校园电影带来陌生的新鲜感，但实际遵循的是典型的异性恋叙事模式，比如青春纯爱中三角恋的纠葛，因此影片仍可被还原为最基本的校园青春爱情类型。在如今多元开放的语境下，在传统偶像剧式的校园电影逐渐式微的境况下，同情恋情被导演及演员们突破化演绎，市场话语与消费话语逐渐成为影响甚至主导电影主题的另一重话语力量。面对消费文化的巨大诱惑，校园电影叙事打上了浓重的商品经济的味道。校园同性恋者被观看的客体命运落入了消费主义的圈套，作为“他者”的同性恋客体被物化成一种异类奇观，其结果，虽然有利于整个社会加深对同性恋者的理解，但依然巩固强化了以异性恋为中心的权威秩序和同性恋的边缘地位。因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欢呼导演们勇于突破敢于创新的同时，更要提醒其跨越市场话语和消费文化话语的陷阱，在适度联姻对电影艺术与消费文化时，规避其对电影本体和审美品质的潜在伤害，对消费文化保持适当警觉，避免沦为消费文化的奴隶。
（2）微观对白独白。《蓝色大门》中的对白带有一些些的哲学意味，例如张士豪与孟克柔在聊天中提到似乎这个夏天什么都没有做成后说道：“但总是会留下一些什么吧，留下什么，我们就变成什么样的大人”。除此之外，影片对白最为突出的特征即是经常出现重复多次现象，为电影制造出了一种类似于戏剧渲染的氛围，例如：“我叫张士豪，天蝎座，O型，游泳队，吉他社，我还不错啊”“那你想不想吻我”在影片不同情节中多次出现。而影片结尾，张士豪如同影片开头一样，穿着花衬衫骑车等路口红灯，随后孟克柔的一段独白为电影添上画龙点睛之笔。“小士，看着你的花衬衫飘远，我在想一年后，三年后，五年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呢？由于你善良，开朗又自在，你应该会更帅吧，于是，我似乎看你站在蓝色大门前，下午三点的阳光，你脸上仍有几颗青春痘，你笑着，我跑向你，问你好不好，你点点头，三年，五年以后，甚至更远以后，是体育老师，还是我妈，虽然我闭上眼睛仍看不见自己，但却可以看到你。”随后画面切到篮球馆那面写着“我是女生，我爱男生”的墙，影片随即结束。在这段让观影者印象深刻的独白中，孟克柔的青春疑惑最终以对未来的希冀被加以解决，虽然影片无结局，但这一细节的安排或许暗示了孟克柔的同性启蒙只是自己的错觉，这段同性情感的纠葛，对她而言只是青春躁动期一场充满诗意的意外。
参考文献：
[1]刘夏青.由《蓝色大门》看台湾的青春电影[J].群文天地，2011（4）.
[2]张祯.同性恋影像：作为他者奇观的消费叙事———以泰国和台湾地区的校园青春同性恋电影为例[J].电影文学，2011（24）.
[3]赵春.从父权的衰微到无父状态下的成长———论台湾新电影以来成长叙事的变迁[J].齐鲁艺苑，2011（1）.
[4]冉宇.平淡中品尝人生的滋味———解析台湾电影《听说》[J].电影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