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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叙事作品中的人物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传统的“心理性”人物观着眼于人物的心理性特征，结构主义叙事学“功能性”人物观注重人物作为叙述参与者在情节中的作用。《西厢记》中的红娘具有突出的功能作用和心理特质。从“功能性”人物观来看，红娘成为“行动者”，在戏剧结构建构和情节发展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从“心理性”人物观的角度来看，红娘具有独特个性，成为福斯特的“圆形人物”。
关键词：功能性；心理性；《西厢记》；红娘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9-0-03
“人物”在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中描述为“行动者是结构上的一个状态，人物类似于人，又不是真实的人，是摹仿、想象与虚构的创造物。”[1]显然巴尔将“人物”和“行动元”区分为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西方文论史上，主要有两种叙事学人物观：“心理性”人物观和“功能性”人物观。前者关注的是“作为叙述产品的人物是如何在叙述中生成的”，即“叙述为人物服务的”问题；后者强调“作为叙述的参与者是如何在叙述的生成中发挥自身作用”，即“人物为叙述服务”的问题。[2]
作为中国古典文艺中的双臂之一的《西厢记》之所以能成为千古不朽的名作，与他成功塑造了张生、崔莺莺、老夫人和红娘等不无关系，红娘被公认为塑造得最为成功的形象。用叙事学的两种人物观来分析《西厢记》中的红娘，就会发现：红娘是一个网，剧中各个人物都是网上的一个结，他们因为红娘这个网而联结起来。因此，红娘在剧中至关重要。同时，红娘的性格是多维立体的，就如同生活中真实的人，属于福斯特所说的“圆形人物”。
一、“心理性”人物观视角下的红娘及解读的缺陷
“心理性”人物观与“功能性”人物观相对立。这一人物观强调：人物必须是独立于情节而存在的个性化人物；作家应集中塑造人，甚至忽视作品中的情节等成分，忽略人物在情节中的作用以及人物与其他叙事层面的关系。
红娘是《西厢记》中最活跃的人物。红娘的正义感，被张生称为“擎天柱”。她同情崔、张的处境，支持他们自主婚姻。张生为了表示对她的感激，说：“小生久后多以金帛拜酬小娘子”，她听了很生气，觉得自己一片真心受到亵渎。她拒绝张生的重酬，并且严正宣称：“我虽是个婆娘有志气。”她把老夫人、莺莺和张生的性格和心理都看得明明白白，凡事都处理得妥贴而又有分寸，是个聪明伶俐，能说会道的乖巧的丫环。作者通过红娘伶牙俐齿，妙语连珠的语言，充分展示了红娘的聪明机智。
在剧中，红娘形象变化多端，既是消息传递者、撮合者，又是挑逗者，还是侠者和逾越者，是一个充满反叛和斗争精神的人物。在封建卫道者的眼中，红娘的形象是叛逆的，不光彩的，是个“罪魁祸首”，是辱没夫人家谱、败坏小姐闺范，张生行止的“蝥贼”。但从“愿天下有情的人都成了眷属”的角度看，红娘却是美的化身，是美满婚姻的代言人。
马振方在《小说艺术论》中提到“人物形象的艺术成就，审美价值并不是由它所处的形态层次单一因素决定的，而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3]因此，不同形态的叙事人物很难比较优劣高低。话虽如此，但在具体论述时，多少还是暴露出评价的倾向。所以，“心理性”人物观很难避免对人物的评价。
二、“功能性”人物观视野下的红娘及诠释的困境
徐岱在《小说叙事学》提到，约翰·盖利肖根据“人物在叙述中所处的关系”，将人物分为“操纵者”和“被操纵者”，“操纵者”指的是左右了事件的发生与发展的行动角色，而事件的具体参与者和实施者便构成为“被操纵者”[4]。红娘在整部剧中属于 “操纵者”之列，引导剧情向前发展，在全局中展现出举足轻重的行动功能。
红娘的支持与否是张生莺莺爱情成功的关键因素。封建社会贵族小姐受礼教束缚根本不可能直接接触意中人，爱情故事的发展必然需要身边的婢女传书递简，而《西厢记》中红娘的作用又远远没有这么简单。故事一开始，莺莺与张生在佛殿不期而遇，“五百年前风流业冤”随着张生的一望，莺莺的“回顾觑”便拉开了序幕。不过，此时的红娘受老夫人之命“行监坐守”，以礼教的身份左右着小姐的行动方向：“那壁有人，咱家去来。” [5]因此，红娘的严守职责，使得张生有爱无法传达，莺莺有爱不敢传达。
“寺警”之后，故事发生了转折。红娘从老夫人一方转到了张生莺莺的阵营，决议做张莺二人的“撮合山”，这就为情节的进一步发展拉开了序幕：正是红娘的支持，传书递简，张生和莺莺才得以相会。从月下听琴到西厢相会，表面上参与者是张生和莺莺，其实背后的操纵者是红娘。第四本楔子，莺莺原本与张生约好晚上在西厢相会，由于她防备红娘，继“闹简”“赖简”后又试探红娘说“红娘收拾房来，我睡去。”聪明的红娘旋即意识到了莺莺的用意，机敏应对：“送了人性命不是耍处。你又要翻悔，我出首與夫人，你将我着简贴儿约下他来。”[6]这一番话给了莺莺一颗定心丸，得到红娘的鼓励莺莺得以突破相国小姐的礼教束缚，敢于与意中人见面。如此一来，也安抚了张生一颗备受打击的心，再次提高了他追求所爱之人的积极性。金圣叹评说红娘的批语最为精妙：“譬如药，则张生是病，双文是药，红娘是药指炮制。有许多炮制，便令药往就病，病来就药也。”[7]可见，红娘是崔张“一波三折”感情的直接影响着，她的存在使张生莺莺有了直接接触的桥梁。
面对“手执着棍儿摩挲着，粗线绳怎透着针关”的老夫人，红娘貌似弱小实则强大，她的行为活动决定着情节的潜在趋向。崔张事发之后，二人不知所措。仍是红娘“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封建礼教反驳老夫人，使得全剧的冲突力量发生变化。
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家格雷马斯在《结构语义学》中，把叙事文本中的“行动元”分为三对：主体/客体、发送者/接受者、帮助者/反对者。[8]由此，对《西厢记》简要做出如下叙事结构分析：
发送者（张生）→客体（爱情）→接受者（莺莺） 帮助者（红娘）→主体（张生莺莺）←反对者（老夫人、红娘、郑恒等）
红娘在整部剧中，处于格雷马斯六个“行动元”中由“反对者”向“帮助者”的转变。由上文分析得知，红娘在成就张生莺莺爱情婚姻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红娘的地位决定着她是剧情发展的积极联结者，推动了剧情的发展，成为从属于情节的“行动者”。
三、红娘与福斯特的“圆形人物”分析
“心理性”人物观的代表人物是福斯特。他在《小说面面观》中将小说人物分为两大类：“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扁平人物”是指具有“某种单一思想或特质”的人物，“即无论故事情节进展到那个阶段，出现什么样的情形，這些人物在思想和行动方面都不会出现大的改变”。而“圆形人物”具有明显的多面性和复杂性。经过对文本大量细节分析，尤其在红娘为张生莺莺牵线搭桥过程中的动机可以看出，红娘的性格中具有复杂性的一面，以多维视角重新审视人物发现，红娘不是扁平的，而是浑圆的。
可以将红娘与《红楼梦》中的紫鹃作对比，来解释为什么红娘的人物形象是浑圆的。紫鹃和红娘都具有聪慧、善良和忠心的性格特征，同时作为小姐的贴身婢女，都尽自己的智慧、能力去促成各自小姐的爱情婚姻大事，都那样至情热心。下面着重比较她们两人在促成小姐婚姻爱情的行为动机方面的差异。
紫鹃心中只有主人黛玉一人，她无微不至地关心照料黛玉的饮食起居，温暖着黛玉那颗多愁善感、孤独无依的心。正因为紫鹃对黛玉的性情相当的了解，所以在在黛玉不确定宝玉是否真心时，她挺身而出，为小姐排忧解难。正如第五十七回她自己所说：“我并不是林家的人，我也和鸳鸯是一伙的。偏把我给了林姑娘使，偏偏她又和我极好，比她苏州带来的还好十倍，一时一刻，我们两个离不开。”由此得知，紫鹃促成黛玉宝玉爱情完全处于对小姐的忠心。
众所周知，崔张二人是在红娘的帮助下终成秦晋之好的，但在“寺警”之前红娘的态度是反对的，那么红娘为何由反对者变为帮助者呢？传统的看法是，红娘出于对于受封建迫害者的同情来为崔张奔走出力的。幺书仪在其《元人杂剧与元代社会》第十二节“元剧与社会刍议”中指出，红娘也或多或少的为自己有所考虑。可见，红娘之所以热心成全崔张的好事不完全是利他主义义务感，也出于拖带自己的利。红娘“为自己”的动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爱慕张生，二是谋得前途婚姻。
红娘对张生有好感是很自然的。在《请宴》一折中，红娘更是大胆表露“据相貌，凭才性，我从来心硬，一见了也留情。”红娘在为崔张牵线搭桥的过程中，经历了月下吟诗、月下听琴，红娘更是看重张生的至诚、忠厚与才情。在第三本一折，红娘来看张生时没有直接敲门，而是润破窗纸，体现出一种调皮捉弄的情态。当张生央求红娘送信给莺莺时，曾许诺“以金帛拜酬小娘子”，遭到红娘的叱骂“是我爱你的金资？”这些细节或多或少的反映了她这个青春少女的特有心理和性格特征，有利于我们重新认识红娘的形象。
在成就别人姻缘的同时，能够规划自己的人生需要很大的智慧，而红娘就是一位极具智慧的人。在第一本三折，红娘说出莺莺的第三桩愿望：“愿俺姐姐早寻一个姐夫，拖带红娘咱！”红娘与莺莺长期为伴，自然感情浓厚不忍离开。同时，红娘的社会地位也决定了她是一个被剥夺了爱情婚姻的少女，莺莺的的婚姻将是她一生幸福的关键。与郑恒相比较而言，张生是“君子清贤”，虽然没有家财万贯，但他对红娘毕恭毕敬，一见红娘就说：“我将小姐央，夫人央。他不令许放，我亲自写从良。”（一本二折）第四本一折，红娘引莺莺来到西厢，问张生：“张生，你怎么谢我？”红娘到底要张生如何表示感谢？在三本四折就已经有了暗示“不图你甚白壁黄金，则要你满头花，拖地锦”，“满头花，拖地锦”是金、元时代的结婚礼服。可见，红娘有嫁给张生的想法，在成全小姐的同时，也成全了自己。
由此可以看出，红娘的确是个性化的人物，具有复杂的性格特征，符合“心理性”人物观中“圆形人物”的标准。以这种人物观去分析不仅没有降低、诋毁红娘的形象，反而使得红娘的形象更丰满、充实。
综上而言，《西厢记》里的红娘，既是叙事学“功能性”人物，又是传统批评的“心理性”人物。红娘在剧情推动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不可或缺；她作为生动的文学形象是客观存在的，通过分析其性格复杂性，更清楚的看到了红娘这个形象的意义和价值。当同时运用两种人物观分析叙事作品时，我们发现作品中人物的“心理性”特质往往是其“功能性”的心理依据，而她的“功能性”又是“心理性”的活动体现。
注释：
[1]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 谭君强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2015年，第107页。
[2]卢普玲：《论人物在叙事学研究中的功能性意义》， 《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3]马振方，《小说艺术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4页。
[4]徐岱：《小说叙事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59页。
[5]王实甫：《西厢记》，合肥：黄山书社，2001年，第5页。
[6]王实甫，《西厢记》， 合肥：黄山书社，2001年，第69页。
[7]金圣叹，《金圣叹批本西厢记》，张国光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9页。
[8]格雷马斯，《结构语义学》，吴泓渺译， 三联书店，1999年，第257页。
参考文献：
[1]米克·巴尔. 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M]. 谭君强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2015.
[2]卢普玲. 论人物在叙事学研究中的功能性意义. 江西社会科学[J]. 2010.
[3]申丹. 叙事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徐岱. 小说叙事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5]王实甫. 西厢记[M]. 合肥：黄山书社，2001.
[6]金圣叹. 金圣叹批本西厢记[M]. 张国光. 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7]格雷马斯. 结构语义学[M]. 吴泓渺译. 三联书店，1999.
[8]福斯特. 小说面面观[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10]幺书仪. 元人杂剧与元代社会[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1]季新. 红楼梦新评.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 北京：中华书局，1980.
关键词：功能性；心理性；《西厢记》；红娘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9-0-03
“人物”在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中描述为“行动者是结构上的一个状态，人物类似于人，又不是真实的人，是摹仿、想象与虚构的创造物。”[1]显然巴尔将“人物”和“行动元”区分为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西方文论史上，主要有两种叙事学人物观：“心理性”人物观和“功能性”人物观。前者关注的是“作为叙述产品的人物是如何在叙述中生成的”，即“叙述为人物服务的”问题；后者强调“作为叙述的参与者是如何在叙述的生成中发挥自身作用”，即“人物为叙述服务”的问题。[2]
作为中国古典文艺中的双臂之一的《西厢记》之所以能成为千古不朽的名作，与他成功塑造了张生、崔莺莺、老夫人和红娘等不无关系，红娘被公认为塑造得最为成功的形象。用叙事学的两种人物观来分析《西厢记》中的红娘，就会发现：红娘是一个网，剧中各个人物都是网上的一个结，他们因为红娘这个网而联结起来。因此，红娘在剧中至关重要。同时，红娘的性格是多维立体的，就如同生活中真实的人，属于福斯特所说的“圆形人物”。
一、“心理性”人物观视角下的红娘及解读的缺陷
“心理性”人物观与“功能性”人物观相对立。这一人物观强调：人物必须是独立于情节而存在的个性化人物；作家应集中塑造人，甚至忽视作品中的情节等成分，忽略人物在情节中的作用以及人物与其他叙事层面的关系。
红娘是《西厢记》中最活跃的人物。红娘的正义感，被张生称为“擎天柱”。她同情崔、张的处境，支持他们自主婚姻。张生为了表示对她的感激，说：“小生久后多以金帛拜酬小娘子”，她听了很生气，觉得自己一片真心受到亵渎。她拒绝张生的重酬，并且严正宣称：“我虽是个婆娘有志气。”她把老夫人、莺莺和张生的性格和心理都看得明明白白，凡事都处理得妥贴而又有分寸，是个聪明伶俐，能说会道的乖巧的丫环。作者通过红娘伶牙俐齿，妙语连珠的语言，充分展示了红娘的聪明机智。
在剧中，红娘形象变化多端，既是消息传递者、撮合者，又是挑逗者，还是侠者和逾越者，是一个充满反叛和斗争精神的人物。在封建卫道者的眼中，红娘的形象是叛逆的，不光彩的，是个“罪魁祸首”，是辱没夫人家谱、败坏小姐闺范，张生行止的“蝥贼”。但从“愿天下有情的人都成了眷属”的角度看，红娘却是美的化身，是美满婚姻的代言人。
马振方在《小说艺术论》中提到“人物形象的艺术成就，审美价值并不是由它所处的形态层次单一因素决定的，而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3]因此，不同形态的叙事人物很难比较优劣高低。话虽如此，但在具体论述时，多少还是暴露出评价的倾向。所以，“心理性”人物观很难避免对人物的评价。
二、“功能性”人物观视野下的红娘及诠释的困境
徐岱在《小说叙事学》提到，约翰·盖利肖根据“人物在叙述中所处的关系”，将人物分为“操纵者”和“被操纵者”，“操纵者”指的是左右了事件的发生与发展的行动角色，而事件的具体参与者和实施者便构成为“被操纵者”[4]。红娘在整部剧中属于 “操纵者”之列，引导剧情向前发展，在全局中展现出举足轻重的行动功能。
红娘的支持与否是张生莺莺爱情成功的关键因素。封建社会贵族小姐受礼教束缚根本不可能直接接触意中人，爱情故事的发展必然需要身边的婢女传书递简，而《西厢记》中红娘的作用又远远没有这么简单。故事一开始，莺莺与张生在佛殿不期而遇，“五百年前风流业冤”随着张生的一望，莺莺的“回顾觑”便拉开了序幕。不过，此时的红娘受老夫人之命“行监坐守”，以礼教的身份左右着小姐的行动方向：“那壁有人，咱家去来。” [5]因此，红娘的严守职责，使得张生有爱无法传达，莺莺有爱不敢传达。
“寺警”之后，故事发生了转折。红娘从老夫人一方转到了张生莺莺的阵营，决议做张莺二人的“撮合山”，这就为情节的进一步发展拉开了序幕：正是红娘的支持，传书递简，张生和莺莺才得以相会。从月下听琴到西厢相会，表面上参与者是张生和莺莺，其实背后的操纵者是红娘。第四本楔子，莺莺原本与张生约好晚上在西厢相会，由于她防备红娘，继“闹简”“赖简”后又试探红娘说“红娘收拾房来，我睡去。”聪明的红娘旋即意识到了莺莺的用意，机敏应对：“送了人性命不是耍处。你又要翻悔，我出首與夫人，你将我着简贴儿约下他来。”[6]这一番话给了莺莺一颗定心丸，得到红娘的鼓励莺莺得以突破相国小姐的礼教束缚，敢于与意中人见面。如此一来，也安抚了张生一颗备受打击的心，再次提高了他追求所爱之人的积极性。金圣叹评说红娘的批语最为精妙：“譬如药，则张生是病，双文是药，红娘是药指炮制。有许多炮制，便令药往就病，病来就药也。”[7]可见，红娘是崔张“一波三折”感情的直接影响着，她的存在使张生莺莺有了直接接触的桥梁。
面对“手执着棍儿摩挲着，粗线绳怎透着针关”的老夫人，红娘貌似弱小实则强大，她的行为活动决定着情节的潜在趋向。崔张事发之后，二人不知所措。仍是红娘“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封建礼教反驳老夫人，使得全剧的冲突力量发生变化。
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家格雷马斯在《结构语义学》中，把叙事文本中的“行动元”分为三对：主体/客体、发送者/接受者、帮助者/反对者。[8]由此，对《西厢记》简要做出如下叙事结构分析：
发送者（张生）→客体（爱情）→接受者（莺莺） 帮助者（红娘）→主体（张生莺莺）←反对者（老夫人、红娘、郑恒等）
红娘在整部剧中，处于格雷马斯六个“行动元”中由“反对者”向“帮助者”的转变。由上文分析得知，红娘在成就张生莺莺爱情婚姻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红娘的地位决定着她是剧情发展的积极联结者，推动了剧情的发展，成为从属于情节的“行动者”。
三、红娘与福斯特的“圆形人物”分析
“心理性”人物观的代表人物是福斯特。他在《小说面面观》中将小说人物分为两大类：“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扁平人物”是指具有“某种单一思想或特质”的人物，“即无论故事情节进展到那个阶段，出现什么样的情形，這些人物在思想和行动方面都不会出现大的改变”。而“圆形人物”具有明显的多面性和复杂性。经过对文本大量细节分析，尤其在红娘为张生莺莺牵线搭桥过程中的动机可以看出，红娘的性格中具有复杂性的一面，以多维视角重新审视人物发现，红娘不是扁平的，而是浑圆的。
可以将红娘与《红楼梦》中的紫鹃作对比，来解释为什么红娘的人物形象是浑圆的。紫鹃和红娘都具有聪慧、善良和忠心的性格特征，同时作为小姐的贴身婢女，都尽自己的智慧、能力去促成各自小姐的爱情婚姻大事，都那样至情热心。下面着重比较她们两人在促成小姐婚姻爱情的行为动机方面的差异。
紫鹃心中只有主人黛玉一人，她无微不至地关心照料黛玉的饮食起居，温暖着黛玉那颗多愁善感、孤独无依的心。正因为紫鹃对黛玉的性情相当的了解，所以在在黛玉不确定宝玉是否真心时，她挺身而出，为小姐排忧解难。正如第五十七回她自己所说：“我并不是林家的人，我也和鸳鸯是一伙的。偏把我给了林姑娘使，偏偏她又和我极好，比她苏州带来的还好十倍，一时一刻，我们两个离不开。”由此得知，紫鹃促成黛玉宝玉爱情完全处于对小姐的忠心。
众所周知，崔张二人是在红娘的帮助下终成秦晋之好的，但在“寺警”之前红娘的态度是反对的，那么红娘为何由反对者变为帮助者呢？传统的看法是，红娘出于对于受封建迫害者的同情来为崔张奔走出力的。幺书仪在其《元人杂剧与元代社会》第十二节“元剧与社会刍议”中指出，红娘也或多或少的为自己有所考虑。可见，红娘之所以热心成全崔张的好事不完全是利他主义义务感，也出于拖带自己的利。红娘“为自己”的动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爱慕张生，二是谋得前途婚姻。
红娘对张生有好感是很自然的。在《请宴》一折中，红娘更是大胆表露“据相貌，凭才性，我从来心硬，一见了也留情。”红娘在为崔张牵线搭桥的过程中，经历了月下吟诗、月下听琴，红娘更是看重张生的至诚、忠厚与才情。在第三本一折，红娘来看张生时没有直接敲门，而是润破窗纸，体现出一种调皮捉弄的情态。当张生央求红娘送信给莺莺时，曾许诺“以金帛拜酬小娘子”，遭到红娘的叱骂“是我爱你的金资？”这些细节或多或少的反映了她这个青春少女的特有心理和性格特征，有利于我们重新认识红娘的形象。
在成就别人姻缘的同时，能够规划自己的人生需要很大的智慧，而红娘就是一位极具智慧的人。在第一本三折，红娘说出莺莺的第三桩愿望：“愿俺姐姐早寻一个姐夫，拖带红娘咱！”红娘与莺莺长期为伴，自然感情浓厚不忍离开。同时，红娘的社会地位也决定了她是一个被剥夺了爱情婚姻的少女，莺莺的的婚姻将是她一生幸福的关键。与郑恒相比较而言，张生是“君子清贤”，虽然没有家财万贯，但他对红娘毕恭毕敬，一见红娘就说：“我将小姐央，夫人央。他不令许放，我亲自写从良。”（一本二折）第四本一折，红娘引莺莺来到西厢，问张生：“张生，你怎么谢我？”红娘到底要张生如何表示感谢？在三本四折就已经有了暗示“不图你甚白壁黄金，则要你满头花，拖地锦”，“满头花，拖地锦”是金、元时代的结婚礼服。可见，红娘有嫁给张生的想法，在成全小姐的同时，也成全了自己。
由此可以看出，红娘的确是个性化的人物，具有复杂的性格特征，符合“心理性”人物观中“圆形人物”的标准。以这种人物观去分析不仅没有降低、诋毁红娘的形象，反而使得红娘的形象更丰满、充实。
综上而言，《西厢记》里的红娘，既是叙事学“功能性”人物，又是传统批评的“心理性”人物。红娘在剧情推动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不可或缺；她作为生动的文学形象是客观存在的，通过分析其性格复杂性，更清楚的看到了红娘这个形象的意义和价值。当同时运用两种人物观分析叙事作品时，我们发现作品中人物的“心理性”特质往往是其“功能性”的心理依据，而她的“功能性”又是“心理性”的活动体现。
注释：
[1]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 谭君强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2015年，第107页。
[2]卢普玲：《论人物在叙事学研究中的功能性意义》， 《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3]马振方，《小说艺术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4页。
[4]徐岱：《小说叙事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59页。
[5]王实甫：《西厢记》，合肥：黄山书社，2001年，第5页。
[6]王实甫，《西厢记》， 合肥：黄山书社，2001年，第69页。
[7]金圣叹，《金圣叹批本西厢记》，张国光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9页。
[8]格雷马斯，《结构语义学》，吴泓渺译， 三联书店，1999年，第257页。
参考文献：
[1]米克·巴尔. 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M]. 谭君强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2015.
[2]卢普玲. 论人物在叙事学研究中的功能性意义. 江西社会科学[J]. 2010.
[3]申丹. 叙事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徐岱. 小说叙事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5]王实甫. 西厢记[M]. 合肥：黄山书社，2001.
[6]金圣叹. 金圣叹批本西厢记[M]. 张国光. 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7]格雷马斯. 结构语义学[M]. 吴泓渺译. 三联书店，1999.
[8]福斯特. 小说面面观[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10]幺书仪. 元人杂剧与元代社会[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1]季新. 红楼梦新评.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 北京：中华书局，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