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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对自然生态问题的关注：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自然与社会的有机协调、生态危机根源的探究、人与自然和解途径的探索。这些生态思想历久弥新，为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理论源泉与方法论基础。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着眼于“美丽”的生态维度，在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思想精髓的基础上，确立了自然美、社会美、人美的科学理论体系。面对当前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实现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许多有益启发：培养合理开发利用自然的生态意识，全面推进可持续发展，促进科学技术创新，建立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
[关键词]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马克思主义生态观
中图分类号： X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9）01-0040-09
马克思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P544）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是资本主义社会积聚力量、迅速发展的时代。但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带来人与自然的和谐、自然与社会的统一、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相反导致严重的自然生态危机，人的异化（劳动异化），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马克思关注广大底层民众“那个时期的需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私有制批判中深刻揭示了自然生态的价值意义，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的有机统一，以及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这为自然、社会、人的发展提供了价值遵循和方向指引。新时代面对国内外严峻的环境破坏、生态恶化的事实，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P12），“美丽”成为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实质。如何应对日益严峻的自然生态危机，如何保护生态环境发挥积极价值，如何协调自然、社会与人的发展的共生共存，是这个时代的真正需要。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思想精髓，顺应时代发展需要而提出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在理论维度上，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哲学理论基础与价值旨归;在实践维度上，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致思理及方法论启迪。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的理论缘起
马克思虽然没有专门的著作直接阐释生态观，但其庞大的思想体系蕴含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思想。其中对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自然与社会的有机协调、生态危机的根源探究、人与自然和解的途径探索等问题的分析考察无不闪烁着关照生态问题的智慧之光。梳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理论内涵，不仅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事业发展的首要任务，而且是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的理论源泉和方法论基础。
（一）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
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最基本的关系范畴。人与自然从来都不是各自孤立存在的，而是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从逻辑在先角度看，自然界是先于人类而存在的，人类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没有自然界，人类便不可能产生，更不会有人类的实践活动与人类社会历史。而且自人类产生伊始，人的生存与发展就一刻也离不开自然界。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3]（P55）。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3]（P56）。由此，人既来源于自然，又依存于自然。自然界不仅为人类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环境，也为人类提供了一切发展资源，不仅为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物质条件，而且提供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精神追求及其他需要。
人源于自然又依赖自然的客观事实表明，人是一种自然存在物，自然界为人类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各种所需资料。但自然界并不能自发满足人的生存、发展需要，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才能使其成为满足需要的“现实性的”物质生活资料。人的实践活动是实现人与自然统一的基础。基于人的实践维度，自然成为“人化”的自然。马克思指出：“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4]（P193）自然在人类产生以前并不具有对人类的价值与意义，而只有在与人的实践活动中发生互动影响，变成真正“人本学的自然界”，才被赋予人的价值。正是人的实践活动参与使自然界不再孤立，而是深深打上了人的烙印。自然界也不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具有了历史维度的意义，这也为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提供了最基本的事实遵循。
人类通过实践活动改造并创造着自然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但人的本质力量的展开并不是随心所欲、无所不能的，人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要受动于自然。马克思认为：“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4]（P209）自然界有其自身独立发展的进程和规律，这种不依赖于人的外在独立性、规律性，反过来对人的实践活动产生一定的制约性。因此自然物本身的性质、属性制约着人的实践活动的目的及方式。如果人类在实践活动中不遵循这些性质、属性，那么人类最终将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基于此，我们必须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自然，必须在尊重自然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进行实践活动。
（二）自然与社会的有机协调
社会要素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重要内容，它被看作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联结点，是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如果没有社会的中介，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只能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抽象统一，是一种不触及实践领域的理论自洽，没有任何现实意义。从人的本质维度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更深刻地表现为社会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认为：“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3]（P1） “人的本質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P135）因此，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有人对自然界的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3]（P340）。人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成为影响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主要根源，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关注生态问题更深刻的视角。 人的实践活动构成自然与社会协调的基础。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发展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有机统一，实践构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有机统一的基础。社会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现实的人”的生活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整个社会是建立在“现实的人”基础之上的，“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3]（P151）。“现实的人”不是想象中的人，不是感性直观的人，而是能动的、参与实践活动的人。马克思把“现实的人”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逻辑起点，“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3]（P146）。“现实的人”为了确认个人的肉体组织，为了满足自身生存的需要，就必须与其他自然发生关系，即必须进行物质资料生产及其他实践活动，这些实践活动也直接或间接生产了他们的物质生活，为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因此“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从一开始就奠定了自然与社会统一的基础，“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状况，直接或间接调整着人与自然之间、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样态。
“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对自然与社会之间的调节是双向的。自然界是“现实的人”生存与发展的客观前提，也成为社会形成与发展的基本条件，而自然界的有限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实践活动的方式，影响着社会发展的广度与深度。社会的形成与发展需要“现实的人”对自然界展开各种实践活动，才能充分利用自然界提供的一切资料和条件，并且“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在深刻改造并创造着自然界。由此自然与社会之间形成一种双向互动的良好态势。马克思不仅从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关照生态问题，更立足于社会关系来深入分析生态问题，正确处理好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核心要义。
（三）生态危机的根源探究
在整体良性互动视阈下，人能“自由自觉地活动”，自然能在自我调节的可控范围内更新，社会就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条件下，一切却并非如此。马克思并不是孤立、抽象地谈论生态问题，而是结合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现状及其对生态环境带来的严重破坏，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私有制的批判视角展开对生态问题的分析。马克思深刻揭示了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私有制。在生产领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了一切以资本为中心、金钱至上的理念，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而是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在分配领域，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一种所有制形式，确立了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合法拥有权。基于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私有制没有带来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的有机统一，而是导致了自然环境的破坏、自然资源的枯竭等严重后果，导致人的劳动异化、科学技术异化，最终形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人类无限制地开发、利用自然，而又不注重保护自然，长此以往，必然会导致自然环境遭受破坏、自然资源消耗殆尽的严重恶果。
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私有制还导致人的劳动异化与科学技术异化，对生态危机的爆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实践活动构成了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有机统一的基础，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私有制条件下，人（工人）的实践活动不再是自由自觉的内在的劳动，而是被迫强制的外在性质的劳动（劳动异化）。工人的异化劳动已经不再作为人的方式存在，而仅仅表现为资本实现其增值的工具而已。劳动的工具属性极大地增强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可以完全不在意劳动的价值属性而无节制地对自然界进行开发，导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紧张，形成严重的自然生态危机。科学技术异化则是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私有制控制下，科学技术不幸沦为资本对自然奴役的工具，成为资本家的权力手段。资本家为了追求最大化的剩余价值，毫无节制地将一批又一批的科学技术运用于对自然界的开发和利用上，从不考虑科学技术的无限制应用所带来的长远影响。这种以牺牲自然环境和破坏生态平衡为代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并且会严重影响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恩格斯警示人类，“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5]（P998）。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本身并没有错误，错误的是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因为科学技术作用的发挥是要受制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私有制因素的，这是导致科学技术异化的根源，也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
（四）人与自然和解的途径探索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在深刻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私有制之后，并没有止步不前，而是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这一危机的现实路径。恩格斯提出，要想真正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协调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5]（P1000）。因此根除生态危机，便是要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共产主义取而代之。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3]（P166）“消灭现存状况”就是消灭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对立，就是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私有制，而“现实的运动”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就是暴力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在马克思看来，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6]（P928）。自然、社会、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各得其所、各归其位、各尽所能，从而实现有机统一、和谐共生。“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4]（P185）共产主义作为人与自然和解的根本途径，不是通过暴力革命一蹴而就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4]（P539）。只有生产力和交往已经发展到普遍的程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私有制成为阻碍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严重桎梏，共产主义运动才有可能。因此从时间维度分析，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解决是一个渐进发展的历史过程。不仅如此，生产力普遍发展与世界普遍交往的前提表明，人與自然之间矛盾的和解并不是局限于某一地域或国家内部实现的，而是从更广泛的世界历史领域生成的。事实上，伴随着“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生态危机已经跨越了地域与国界的限制而具有了世界性的普遍危害性，任何地方的人都无法躲避和逃脱生态危机的灾难性后果。因此，从空间维度分析，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解决还是一个伴随生态危机空间扩散，需要集全人类共同解决的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思想精髓：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的理论体系
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理论基础论述中，自然、社会、人是必不可少的核心部分，三者不可分割、有机统一，由此构成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思想精髓。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3]（P11）。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明确提出“美丽”的生态维度，是顺应新时代“五位一体”的发展需要，着重应对国内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一系列自然生态问题而做出的顶层设计。特别是面对全球气候变暖等国际生态问题，美丽中国建设是彰显大国形象、主动承担国际责任的体现。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思想精髓，创造性地提出了“自然美”“社会美”“人美”的科学内涵，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方向引领和理论体系。
（一）“自然美”是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的首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高度重视自然生态环境对人类和社会发展的价值与意义，这是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之“自然美”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看来，人并不是抽象地生存于自然界之外，而是自然界本身发展的产物，并且人自身也要依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对于人的先在性以及人类对自然界的依赖性，充分肯定了自然界为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精神源泉及其他一切条件。自然界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所彰显的重大意义和价值，启示我们要热爱自然、保护自然、尊重自然，营造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像对待自己的身体一样对待自然，只有这样才能塑造清洁、优美的自然环境，建立和谐、平衡的生态系统。
清洁、优美的自然环境是“自然美”的基础要素。但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并不是自发形成的，在人类实践维度视阈下，他们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人的实践活动是构成人与自然有机统一的基础。人类在经历“两次提升”之后成为自然界中唯一有自由自觉意识、通过实践活动、能动地改造自然的生命存在物，但人对自然界的实践改造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必须在尊重自然規律的基础上进行。人作为对象性存在物本身具有能动性同时也具有受动性，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必然要受到外在对象的制约与限制。基于此，清洁、优美的自然环境的塑造需要人们在开发、利用自然的实践活动中，自觉遵循自然规律，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因此，“自然美”不仅美在清洁、优美的自然环境，更美在和谐、平衡的生态系统。人们在正确认知并自觉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展开实践活动，是塑造“自然美”的基本原则遵循。马克思深刻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的异化劳动忽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打破生态平衡，由此受到大自然惩罚的真理。习近平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放利用自然上走弯路。”[2]（P50）因此，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的“自然”意蕴，在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这是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自然美”的精神实质。
（二）“社会美”是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的核心要义
“社会”要素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必不可少的基础要素，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纽带。良好和谐的“社会美”是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的核心要义。马克思指出，“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7]（P284），“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8]（P122）。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任何物质能量交换，只有在社会中、通过社会才能完成。社会作为现实的人的生活实体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范畴，成为实现人与自然有机统一的桥梁，因而社会状况（现实的人的生活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影响人与自然关系的直接因素。现实的人的生活健康稳定、人与人之间建立的社会关系丰富、社会联系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就越友好;现实的人的生活状况糟糕，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单一、社会联系冲突，人与自然的关系就越紧张。
追求“社会美”关键是正确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指出，“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8]（P119）。人与自然之间的任何关系从本质上讲，最终都可以还原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人同自身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和自然界跟另一个与他不同的人发生的关系上。”[8]（P99）马克思深刻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同产品相异化、人同劳动相异化、人同人类相异化、人同人相异化。异化现象最终表现为人同人相异化，并且带来的重大恶果之一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及严重的生态危机。因此，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决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现状，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方式方法。人际关系和谐稳定，人的本质力量自由展现，社会发展就会高效有益，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也能控制在一个可承受范围之内;而人际关系紧张甚至冲突，人的本质异化扭曲，社会发展也会畸形，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就愈益严重。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2]（P23），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在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合理开发利用自然的基础上，旨在为社会提供可持续发展的自然原动力。“社会”维度既是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的目标追求，又是实现自然生态和谐平衡的推动力。只有“社会美”了，才能为人的生活交往提供更好的平台和空间，在和谐稳定的人际关系群中引导人类正确的实践路径，塑造优美、健康、和谐、稳定的生态环境。
（三）“人美”是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的最高价值追求
“人美”一方面表现在人类对自然生态的主体责任感，另一方面表现在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旨趣。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人”是作为主体而存在的。“人”的这种相对自然客体的主体性，使“人”超越整个自然界，且具有其他生命形式无法比拟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人”的主体存在与自然客体之间并非是对立的，人的实践活动奠定了主客体有机统一的基础。人通过实践活动将自身的能动性展现出来，与此同时对自然界产生深刻影响，自然界被打上了人的烙印，成为“人化”的自然，这是客体主体化的过程;而人的实践活动必须遵循自然的客观规律，并且经过实践的检验与反馈，不断更新自身的认知和理念，更好地指导进一步的实践活动，这是主体客体化的过程。客体主体化与主体客体化的程度越深刻，人与自然之间越融为一体。人与自然的主客体有机统一过程，赋予“人”一种主体责任感，即人类要充分认识自然界的有限性和规律性，充分认识自身实践的局限性和受动性，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有目的、有计划、有节制地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并自觉担负起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建设美丽生态的责任。这是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之“人美”的责任担当。 “人美”既是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的逻辑出发点，也是其理论与实践建构的最终逻辑归宿。马克思揭示了生态危机根源后，提出解决这一危机的根本途径——共产主义，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因为共产主义“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P422）。共产主义致力于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和复归，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之“人美”的最高价值追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自然与社会的有机协调，建设良好健康的生态环境等，归根到底都是为了给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更好的基础和持久的动力，是为了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这一终极理想追求，明确提出：“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2]（P24）“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2]（P50）这彰显新时代党和国家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为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顶层设计和政策保证。这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根本价值立场，也是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时代启示：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的实现理路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生态问题并没有像今天这样复杂和严峻，但马克思以强烈的责任感和敏锐的眼光关注并深入研究了这一问题，提出很多关于应对生态问题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方法，对于当前我国进入新时代，面临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资源环境压力，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建设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科学指导。“无论现在的生态环境与当代所处的环境多么不同，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他的方法、他解决社会与自然相互作用问题的观点，在今天仍然是非常現实与有效的。”[9]（P153）
（一）培养正确的生态意识，合理开发利用自然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科学阐明了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和自然界对人的价值，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本质统一，并且警示人类，如果打破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和统一，人类将受到大自然的惩罚。这一生态观点历久弥新，对当前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仍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要求我们人人树立正确的生态意识，合理开发利用自然。正确的理论是指导正确实践的第一步，理论的正确性一方面来自理论自身的科学性，另一方面来自理论在实践展开过程中的指导性。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历经实践的检验，被证明是科学的理论、正确的理论，它内在要求人人培养保护自然的生态意识，这是建构人与自然良性互动关系的认识论基础。树立正确的生态意识，不仅要热爱自然、保护自然、尊重自然，树立人与自然协调、和谐的理念，更要自觉遵循自然客观规律，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以自然资源的可承受力为前提，积极主动地维护生态平衡。
培养正确的生态意识，合理开发利用自然，绝不是那种以牺牲自然为代价而换取社会与人的发展。马克思自始至终都不认同以牺牲自然资源和生态平衡为代价的发展，他指出：“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两个方面失去生活资料：第一，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成为……他的劳动的生活资料;第二，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给他提供直接意义的生活资料……”[3]（P52）恩格斯也多次警示人类，以牺牲自然生态为代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甚至生态危机的累积会导致大自然对人的报复，人类最终将自食恶果。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不以牺牲自然为代价，而是建立在自然生态、社会发展、人的发展有机统一的基础上的。自然生态是人与社会发展的源头活水和基础支撑，没有自然界提供的生态空间和物质资料，谈不上人与社会的发展;人与社会的发展是自然生态力量的展现和价值目标，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自然与社会发展的最终价值追求。
面对当前严峻的环境破坏、资源枯竭、生态失衡等问题，大力培养正确的生态意识，合理开发利用自然，就是使保护自然、尊重自然的观念深入人心，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共同的社会约束力和道德责任感。同时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合理开发利用自然，协调好自然生态与社会发展、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以良好自然生态促进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二）全面推进可持续发展，倡导绿色发展理念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并没有明确使用“可持续发展”这一特定概念，但包含着丰富的“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内涵。比如，“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10]（P641）。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不是被人奴役的工具，人也不是自然界天然的主人，人类要友好地对待自然资源（如土地资源），因为它们不仅是当代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更是子孙后代们生存和发展的基础。1987年联合国《我们共同的未来》提出，将“可持续发展”界定为“既满足人类目前的需要和追求，又不对未来的需要和追求造成危害”。因此，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不仅要出于为当代人着想，更应该出于为子孙后代着想。
全面推进可持续发展，需要我们树立节约资源、回收利用等绿色发展理念。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需求是不断发展的，如何协调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的发展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关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时代课题。马克思指出，全面推进可持续发展就是“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6]（P928），即以最小的消耗，最适合于人类的方式，获取最大的收获。这种低成本、高产出的集约型发展方式是可持续发展的成功典范。不仅如此，马克思还重点关注了废弃物的再利用问题，他指出，“废料的减少，部分地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的质量”[11]（P118），“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式”[11]（P117）。充分回收利用废弃物，既可以减轻环境污染的程度，又可以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发展循环经济的可能性，也是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遵循绿色发展理念的需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点，在建设美丽中国篇中明确指出：“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降低能耗、物耗，实现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这是全面推进可持续发展，倡导节约资源、回收利用等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生态文明的和谐建设，不仅关系到当下社会的发展，也关系到未来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不仅关系到这代人的生存与发展，也关系到子孙后代们的生存与发展。
（三）着力推进科学技术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马克思在阐释生态危机根源时，深刻揭露科学技术充当资本主义的帮凶，沦为资本家逐利的工具，在破坏生态中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马克思并未否认科学技术本身的积极作用，科学技术异化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是资本主义运用的结果，而不是科学技术本身的责任。他指出：“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机器本身对于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是没有责任的……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12]（P508）抛开资本主义制度的制约，科学技术本身对于缓解人与自然矛盾、促进社会发展将发挥重要作用。在马克思看来，“化学的每一个进步不仅增加有用物质的数量和已知物质的用途……还教人们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10]（P271）。恩格斯也指出，“特别从21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就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13]（P519）。因此科学技术越发展，人类越能深刻认知自然规律的客观性，越能有效控制自身实践活动，在正确发展思想的指引下，合理利用科学技术开发、利用自然。
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本身是不自主的，任何科学技术都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现实的人为了满足某些需要而创造的。因此在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中，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就要使其与社会發展相适应，以科学的制度设计为指引，以满足人类的真正需要为目的，只有这样才能摆脱科学技术异化的命运。当前我国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较之于资本主义制度，体现出更大的制度优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不仅能得到合理正确的应用，更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环境污染、能源短缺、生态破坏依然严峻，这成为影响我国发展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新时代是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与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现代化发展过程，而生态问题归根到底是经济发展问题。只有着力推进科技创新在资源节约、保护生态中的作用，转变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才能从根源上减轻经济发展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压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持久动力。
（四）建立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
马克思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私有制这一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提出只有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界的和解。马克思的这一制度变革思想启示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避免市场经济中资本对自然的奴役，建立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14]（P104）一方面，建立健全生态保护制度，弥补相关法律制度空缺，做到环境保护有法可依。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制度的权威性与强制力，严格贯彻落实生态保护制度，对于直接或间接破坏自然环境、打破生态平衡的，依法追究责任、严厉惩罚，做到环境保护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不仅是保护自然生态、减少环境破坏、建设美丽中国必不可少的文明屏障，也是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必不可少的制度基础。
保护生态人人有责。人民群众是践行生态保护、遵守并落实生态保护制度的主体。领导干部作为党和国家的组织者和服务者，更应该发挥引领作用，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毅力推进生态治理攻坚克难。完善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制度是约束和激励领导干部保护自然生态行为，推进改善领导干部传统的生态管理方式方法，将生态环境的好坏优劣纳入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的重要制度建设。这既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又是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应有之义。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制度不仅能确保各级领导干部守住生态保护的底线，自觉担当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而且能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带头榜样作用，有利于引领全社会形成一种保护自然环境的良好风尚。将制度建设的外在强制性与人民群众的内在认同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制度建设在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只要制度建设全面充分，制度执行实施严格有力，爱护环境、保护生态就会深入人心，汇聚最大的社会责任感和群众认同感。这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独特趋势，更是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的制度遵循和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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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 俊
[关键词]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马克思主义生态观
中图分类号： X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9）01-0040-09
马克思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P544）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是资本主义社会积聚力量、迅速发展的时代。但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带来人与自然的和谐、自然与社会的统一、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相反导致严重的自然生态危机，人的异化（劳动异化），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马克思关注广大底层民众“那个时期的需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私有制批判中深刻揭示了自然生态的价值意义，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的有机统一，以及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这为自然、社会、人的发展提供了价值遵循和方向指引。新时代面对国内外严峻的环境破坏、生态恶化的事实，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P12），“美丽”成为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实质。如何应对日益严峻的自然生态危机，如何保护生态环境发挥积极价值，如何协调自然、社会与人的发展的共生共存，是这个时代的真正需要。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思想精髓，顺应时代发展需要而提出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在理论维度上，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哲学理论基础与价值旨归;在实践维度上，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致思理及方法论启迪。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的理论缘起
马克思虽然没有专门的著作直接阐释生态观，但其庞大的思想体系蕴含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思想。其中对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自然与社会的有机协调、生态危机的根源探究、人与自然和解的途径探索等问题的分析考察无不闪烁着关照生态问题的智慧之光。梳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理论内涵，不仅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事业发展的首要任务，而且是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的理论源泉和方法论基础。
（一）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
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最基本的关系范畴。人与自然从来都不是各自孤立存在的，而是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从逻辑在先角度看，自然界是先于人类而存在的，人类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没有自然界，人类便不可能产生，更不会有人类的实践活动与人类社会历史。而且自人类产生伊始，人的生存与发展就一刻也离不开自然界。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3]（P55）。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3]（P56）。由此，人既来源于自然，又依存于自然。自然界不仅为人类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环境，也为人类提供了一切发展资源，不仅为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物质条件，而且提供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精神追求及其他需要。
人源于自然又依赖自然的客观事实表明，人是一种自然存在物，自然界为人类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各种所需资料。但自然界并不能自发满足人的生存、发展需要，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才能使其成为满足需要的“现实性的”物质生活资料。人的实践活动是实现人与自然统一的基础。基于人的实践维度，自然成为“人化”的自然。马克思指出：“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4]（P193）自然在人类产生以前并不具有对人类的价值与意义，而只有在与人的实践活动中发生互动影响，变成真正“人本学的自然界”，才被赋予人的价值。正是人的实践活动参与使自然界不再孤立，而是深深打上了人的烙印。自然界也不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具有了历史维度的意义，这也为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提供了最基本的事实遵循。
人类通过实践活动改造并创造着自然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但人的本质力量的展开并不是随心所欲、无所不能的，人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要受动于自然。马克思认为：“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4]（P209）自然界有其自身独立发展的进程和规律，这种不依赖于人的外在独立性、规律性，反过来对人的实践活动产生一定的制约性。因此自然物本身的性质、属性制约着人的实践活动的目的及方式。如果人类在实践活动中不遵循这些性质、属性，那么人类最终将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基于此，我们必须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自然，必须在尊重自然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进行实践活动。
（二）自然与社会的有机协调
社会要素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重要内容，它被看作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联结点，是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如果没有社会的中介，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只能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抽象统一，是一种不触及实践领域的理论自洽，没有任何现实意义。从人的本质维度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更深刻地表现为社会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认为：“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3]（P1） “人的本質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P135）因此，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有人对自然界的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3]（P340）。人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成为影响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主要根源，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关注生态问题更深刻的视角。 人的实践活动构成自然与社会协调的基础。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发展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有机统一，实践构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有机统一的基础。社会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现实的人”的生活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整个社会是建立在“现实的人”基础之上的，“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3]（P151）。“现实的人”不是想象中的人，不是感性直观的人，而是能动的、参与实践活动的人。马克思把“现实的人”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逻辑起点，“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3]（P146）。“现实的人”为了确认个人的肉体组织，为了满足自身生存的需要，就必须与其他自然发生关系，即必须进行物质资料生产及其他实践活动，这些实践活动也直接或间接生产了他们的物质生活，为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因此“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从一开始就奠定了自然与社会统一的基础，“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状况，直接或间接调整着人与自然之间、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样态。
“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对自然与社会之间的调节是双向的。自然界是“现实的人”生存与发展的客观前提，也成为社会形成与发展的基本条件，而自然界的有限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实践活动的方式，影响着社会发展的广度与深度。社会的形成与发展需要“现实的人”对自然界展开各种实践活动，才能充分利用自然界提供的一切资料和条件，并且“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在深刻改造并创造着自然界。由此自然与社会之间形成一种双向互动的良好态势。马克思不仅从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关照生态问题，更立足于社会关系来深入分析生态问题，正确处理好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核心要义。
（三）生态危机的根源探究
在整体良性互动视阈下，人能“自由自觉地活动”，自然能在自我调节的可控范围内更新，社会就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条件下，一切却并非如此。马克思并不是孤立、抽象地谈论生态问题，而是结合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现状及其对生态环境带来的严重破坏，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私有制的批判视角展开对生态问题的分析。马克思深刻揭示了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私有制。在生产领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了一切以资本为中心、金钱至上的理念，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而是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在分配领域，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一种所有制形式，确立了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合法拥有权。基于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私有制没有带来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的有机统一，而是导致了自然环境的破坏、自然资源的枯竭等严重后果，导致人的劳动异化、科学技术异化，最终形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人类无限制地开发、利用自然，而又不注重保护自然，长此以往，必然会导致自然环境遭受破坏、自然资源消耗殆尽的严重恶果。
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私有制还导致人的劳动异化与科学技术异化，对生态危机的爆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实践活动构成了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有机统一的基础，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私有制条件下，人（工人）的实践活动不再是自由自觉的内在的劳动，而是被迫强制的外在性质的劳动（劳动异化）。工人的异化劳动已经不再作为人的方式存在，而仅仅表现为资本实现其增值的工具而已。劳动的工具属性极大地增强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可以完全不在意劳动的价值属性而无节制地对自然界进行开发，导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紧张，形成严重的自然生态危机。科学技术异化则是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私有制控制下，科学技术不幸沦为资本对自然奴役的工具，成为资本家的权力手段。资本家为了追求最大化的剩余价值，毫无节制地将一批又一批的科学技术运用于对自然界的开发和利用上，从不考虑科学技术的无限制应用所带来的长远影响。这种以牺牲自然环境和破坏生态平衡为代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并且会严重影响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恩格斯警示人类，“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5]（P998）。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本身并没有错误，错误的是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因为科学技术作用的发挥是要受制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私有制因素的，这是导致科学技术异化的根源，也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
（四）人与自然和解的途径探索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在深刻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私有制之后，并没有止步不前，而是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这一危机的现实路径。恩格斯提出，要想真正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协调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5]（P1000）。因此根除生态危机，便是要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共产主义取而代之。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3]（P166）“消灭现存状况”就是消灭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对立，就是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私有制，而“现实的运动”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就是暴力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在马克思看来，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6]（P928）。自然、社会、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各得其所、各归其位、各尽所能，从而实现有机统一、和谐共生。“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4]（P185）共产主义作为人与自然和解的根本途径，不是通过暴力革命一蹴而就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4]（P539）。只有生产力和交往已经发展到普遍的程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私有制成为阻碍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严重桎梏，共产主义运动才有可能。因此从时间维度分析，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解决是一个渐进发展的历史过程。不仅如此，生产力普遍发展与世界普遍交往的前提表明，人與自然之间矛盾的和解并不是局限于某一地域或国家内部实现的，而是从更广泛的世界历史领域生成的。事实上，伴随着“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生态危机已经跨越了地域与国界的限制而具有了世界性的普遍危害性，任何地方的人都无法躲避和逃脱生态危机的灾难性后果。因此，从空间维度分析，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解决还是一个伴随生态危机空间扩散，需要集全人类共同解决的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思想精髓：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的理论体系
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理论基础论述中，自然、社会、人是必不可少的核心部分，三者不可分割、有机统一，由此构成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思想精髓。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3]（P11）。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明确提出“美丽”的生态维度，是顺应新时代“五位一体”的发展需要，着重应对国内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一系列自然生态问题而做出的顶层设计。特别是面对全球气候变暖等国际生态问题，美丽中国建设是彰显大国形象、主动承担国际责任的体现。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思想精髓，创造性地提出了“自然美”“社会美”“人美”的科学内涵，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方向引领和理论体系。
（一）“自然美”是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的首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高度重视自然生态环境对人类和社会发展的价值与意义，这是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之“自然美”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看来，人并不是抽象地生存于自然界之外，而是自然界本身发展的产物，并且人自身也要依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对于人的先在性以及人类对自然界的依赖性，充分肯定了自然界为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精神源泉及其他一切条件。自然界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所彰显的重大意义和价值，启示我们要热爱自然、保护自然、尊重自然，营造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像对待自己的身体一样对待自然，只有这样才能塑造清洁、优美的自然环境，建立和谐、平衡的生态系统。
清洁、优美的自然环境是“自然美”的基础要素。但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并不是自发形成的，在人类实践维度视阈下，他们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人的实践活动是构成人与自然有机统一的基础。人类在经历“两次提升”之后成为自然界中唯一有自由自觉意识、通过实践活动、能动地改造自然的生命存在物，但人对自然界的实践改造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必须在尊重自然規律的基础上进行。人作为对象性存在物本身具有能动性同时也具有受动性，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必然要受到外在对象的制约与限制。基于此，清洁、优美的自然环境的塑造需要人们在开发、利用自然的实践活动中，自觉遵循自然规律，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因此，“自然美”不仅美在清洁、优美的自然环境，更美在和谐、平衡的生态系统。人们在正确认知并自觉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展开实践活动，是塑造“自然美”的基本原则遵循。马克思深刻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的异化劳动忽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打破生态平衡，由此受到大自然惩罚的真理。习近平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放利用自然上走弯路。”[2]（P50）因此，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的“自然”意蕴，在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这是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自然美”的精神实质。
（二）“社会美”是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的核心要义
“社会”要素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必不可少的基础要素，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纽带。良好和谐的“社会美”是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的核心要义。马克思指出，“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7]（P284），“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8]（P122）。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任何物质能量交换，只有在社会中、通过社会才能完成。社会作为现实的人的生活实体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范畴，成为实现人与自然有机统一的桥梁，因而社会状况（现实的人的生活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影响人与自然关系的直接因素。现实的人的生活健康稳定、人与人之间建立的社会关系丰富、社会联系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就越友好;现实的人的生活状况糟糕，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单一、社会联系冲突，人与自然的关系就越紧张。
追求“社会美”关键是正确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指出，“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8]（P119）。人与自然之间的任何关系从本质上讲，最终都可以还原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人同自身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和自然界跟另一个与他不同的人发生的关系上。”[8]（P99）马克思深刻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同产品相异化、人同劳动相异化、人同人类相异化、人同人相异化。异化现象最终表现为人同人相异化，并且带来的重大恶果之一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及严重的生态危机。因此，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决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现状，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方式方法。人际关系和谐稳定，人的本质力量自由展现，社会发展就会高效有益，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也能控制在一个可承受范围之内;而人际关系紧张甚至冲突，人的本质异化扭曲，社会发展也会畸形，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就愈益严重。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2]（P23），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在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合理开发利用自然的基础上，旨在为社会提供可持续发展的自然原动力。“社会”维度既是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的目标追求，又是实现自然生态和谐平衡的推动力。只有“社会美”了，才能为人的生活交往提供更好的平台和空间，在和谐稳定的人际关系群中引导人类正确的实践路径，塑造优美、健康、和谐、稳定的生态环境。
（三）“人美”是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的最高价值追求
“人美”一方面表现在人类对自然生态的主体责任感，另一方面表现在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旨趣。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人”是作为主体而存在的。“人”的这种相对自然客体的主体性，使“人”超越整个自然界，且具有其他生命形式无法比拟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人”的主体存在与自然客体之间并非是对立的，人的实践活动奠定了主客体有机统一的基础。人通过实践活动将自身的能动性展现出来，与此同时对自然界产生深刻影响，自然界被打上了人的烙印，成为“人化”的自然，这是客体主体化的过程;而人的实践活动必须遵循自然的客观规律，并且经过实践的检验与反馈，不断更新自身的认知和理念，更好地指导进一步的实践活动，这是主体客体化的过程。客体主体化与主体客体化的程度越深刻，人与自然之间越融为一体。人与自然的主客体有机统一过程，赋予“人”一种主体责任感，即人类要充分认识自然界的有限性和规律性，充分认识自身实践的局限性和受动性，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有目的、有计划、有节制地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并自觉担负起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建设美丽生态的责任。这是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之“人美”的责任担当。 “人美”既是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的逻辑出发点，也是其理论与实践建构的最终逻辑归宿。马克思揭示了生态危机根源后，提出解决这一危机的根本途径——共产主义，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因为共产主义“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P422）。共产主义致力于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和复归，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之“人美”的最高价值追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自然与社会的有机协调，建设良好健康的生态环境等，归根到底都是为了给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更好的基础和持久的动力，是为了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这一终极理想追求，明确提出：“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2]（P24）“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2]（P50）这彰显新时代党和国家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为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顶层设计和政策保证。这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根本价值立场，也是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时代启示：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的实现理路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生态问题并没有像今天这样复杂和严峻，但马克思以强烈的责任感和敏锐的眼光关注并深入研究了这一问题，提出很多关于应对生态问题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方法，对于当前我国进入新时代，面临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资源环境压力，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建设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科学指导。“无论现在的生态环境与当代所处的环境多么不同，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他的方法、他解决社会与自然相互作用问题的观点，在今天仍然是非常現实与有效的。”[9]（P153）
（一）培养正确的生态意识，合理开发利用自然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科学阐明了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和自然界对人的价值，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本质统一，并且警示人类，如果打破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和统一，人类将受到大自然的惩罚。这一生态观点历久弥新，对当前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仍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要求我们人人树立正确的生态意识，合理开发利用自然。正确的理论是指导正确实践的第一步，理论的正确性一方面来自理论自身的科学性，另一方面来自理论在实践展开过程中的指导性。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历经实践的检验，被证明是科学的理论、正确的理论，它内在要求人人培养保护自然的生态意识，这是建构人与自然良性互动关系的认识论基础。树立正确的生态意识，不仅要热爱自然、保护自然、尊重自然，树立人与自然协调、和谐的理念，更要自觉遵循自然客观规律，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以自然资源的可承受力为前提，积极主动地维护生态平衡。
培养正确的生态意识，合理开发利用自然，绝不是那种以牺牲自然为代价而换取社会与人的发展。马克思自始至终都不认同以牺牲自然资源和生态平衡为代价的发展，他指出：“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两个方面失去生活资料：第一，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成为……他的劳动的生活资料;第二，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给他提供直接意义的生活资料……”[3]（P52）恩格斯也多次警示人类，以牺牲自然生态为代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甚至生态危机的累积会导致大自然对人的报复，人类最终将自食恶果。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不以牺牲自然为代价，而是建立在自然生态、社会发展、人的发展有机统一的基础上的。自然生态是人与社会发展的源头活水和基础支撑，没有自然界提供的生态空间和物质资料，谈不上人与社会的发展;人与社会的发展是自然生态力量的展现和价值目标，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自然与社会发展的最终价值追求。
面对当前严峻的环境破坏、资源枯竭、生态失衡等问题，大力培养正确的生态意识，合理开发利用自然，就是使保护自然、尊重自然的观念深入人心，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共同的社会约束力和道德责任感。同时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合理开发利用自然，协调好自然生态与社会发展、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以良好自然生态促进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二）全面推进可持续发展，倡导绿色发展理念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并没有明确使用“可持续发展”这一特定概念，但包含着丰富的“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内涵。比如，“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10]（P641）。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不是被人奴役的工具，人也不是自然界天然的主人，人类要友好地对待自然资源（如土地资源），因为它们不仅是当代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更是子孙后代们生存和发展的基础。1987年联合国《我们共同的未来》提出，将“可持续发展”界定为“既满足人类目前的需要和追求，又不对未来的需要和追求造成危害”。因此，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不仅要出于为当代人着想，更应该出于为子孙后代着想。
全面推进可持续发展，需要我们树立节约资源、回收利用等绿色发展理念。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需求是不断发展的，如何协调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的发展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关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时代课题。马克思指出，全面推进可持续发展就是“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6]（P928），即以最小的消耗，最适合于人类的方式，获取最大的收获。这种低成本、高产出的集约型发展方式是可持续发展的成功典范。不仅如此，马克思还重点关注了废弃物的再利用问题，他指出，“废料的减少，部分地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的质量”[11]（P118），“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式”[11]（P117）。充分回收利用废弃物，既可以减轻环境污染的程度，又可以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发展循环经济的可能性，也是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遵循绿色发展理念的需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点，在建设美丽中国篇中明确指出：“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降低能耗、物耗，实现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这是全面推进可持续发展，倡导节约资源、回收利用等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生态文明的和谐建设，不仅关系到当下社会的发展，也关系到未来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不仅关系到这代人的生存与发展，也关系到子孙后代们的生存与发展。
（三）着力推进科学技术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马克思在阐释生态危机根源时，深刻揭露科学技术充当资本主义的帮凶，沦为资本家逐利的工具，在破坏生态中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马克思并未否认科学技术本身的积极作用，科学技术异化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是资本主义运用的结果，而不是科学技术本身的责任。他指出：“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机器本身对于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是没有责任的……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12]（P508）抛开资本主义制度的制约，科学技术本身对于缓解人与自然矛盾、促进社会发展将发挥重要作用。在马克思看来，“化学的每一个进步不仅增加有用物质的数量和已知物质的用途……还教人们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10]（P271）。恩格斯也指出，“特别从21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就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13]（P519）。因此科学技术越发展，人类越能深刻认知自然规律的客观性，越能有效控制自身实践活动，在正确发展思想的指引下，合理利用科学技术开发、利用自然。
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本身是不自主的，任何科学技术都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现实的人为了满足某些需要而创造的。因此在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中，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就要使其与社会發展相适应，以科学的制度设计为指引，以满足人类的真正需要为目的，只有这样才能摆脱科学技术异化的命运。当前我国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较之于资本主义制度，体现出更大的制度优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不仅能得到合理正确的应用，更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环境污染、能源短缺、生态破坏依然严峻，这成为影响我国发展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新时代是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与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现代化发展过程，而生态问题归根到底是经济发展问题。只有着力推进科技创新在资源节约、保护生态中的作用，转变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才能从根源上减轻经济发展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压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持久动力。
（四）建立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
马克思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私有制这一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提出只有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界的和解。马克思的这一制度变革思想启示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避免市场经济中资本对自然的奴役，建立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14]（P104）一方面，建立健全生态保护制度，弥补相关法律制度空缺，做到环境保护有法可依。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制度的权威性与强制力，严格贯彻落实生态保护制度，对于直接或间接破坏自然环境、打破生态平衡的，依法追究责任、严厉惩罚，做到环境保护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不仅是保护自然生态、减少环境破坏、建设美丽中国必不可少的文明屏障，也是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必不可少的制度基础。
保护生态人人有责。人民群众是践行生态保护、遵守并落实生态保护制度的主体。领导干部作为党和国家的组织者和服务者，更应该发挥引领作用，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毅力推进生态治理攻坚克难。完善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制度是约束和激励领导干部保护自然生态行为，推进改善领导干部传统的生态管理方式方法，将生态环境的好坏优劣纳入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的重要制度建设。这既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又是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应有之义。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制度不仅能确保各级领导干部守住生态保护的底线，自觉担当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而且能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带头榜样作用，有利于引领全社会形成一种保护自然环境的良好风尚。将制度建设的外在强制性与人民群众的内在认同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制度建设在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只要制度建设全面充分，制度执行实施严格有力，爱护环境、保护生态就会深入人心，汇聚最大的社会责任感和群众认同感。这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独特趋势，更是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的制度遵循和保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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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14]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杨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