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是江平先生八十整寿，陈夏红君预先谋划、多方联络、奔走采访、两易寒暑，终于在江先生寿庆之时整理出一部四十余万言的“口述自传”，凡五卷三十三章，讲述了江先生八十年人生的“沉浮与枯荣”。从幼时的似水年华，留苏时的意气风发，到反右时打入另册、婚变身残，“文革”中忍辱偷生，再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重膺大任，九十年代归隐学界，为法治呐喊，江先生的一生，跌宕起伏，深受戕害，又极享尊荣，浓缩了知识分子在政权更替、政治运动中的苦难历程，也反映了法治在当今中国的现实状况与微妙处境。
　　《论语·微子》云：“直道而事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表达了一种士不可不弘毅的节操，胡适曾以此自况，并续之以“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这“四不”可谓其一生的写照。对此，江平先生心有戚戚，回首八十春秋，他因秉持这“四不”而问心无愧。
　　
　　一
　　
　　江先生原名江伟琏，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长于大连、北平。当时，东北虽已“易帜”，但日本人早已占据旅大，蓄意渗透，苦心经营，蓄谋侵占整个东北。江先生的童年，是在日据时期的大连度过的，父亲是中国银行大连分行的会计，工资虽不丰厚，但足以保障一家人过上小康生活。在江先生印象中，大连是个很美的城市，气候温和，四季宜人，虽然殖民色彩异常浓厚。
　　1938年夏，因父亲出任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营业部经理，八岁的江伟琏随父母举家迁往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在“很封闭也很温馨的家庭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后来回想起来，在中华民族同仇敌忾，最困难的八年抗战中，自己“还在日本人的统治下，过着安逸而舒适的生活”，“内心深处多少还是感觉到有一种遗憾”。但是，正如江先生所言，“家庭不是自己所能选择，历史也不是自己所能选择”，在滚滚历史洪流中，个人并没有太大的回旋余地，更何况他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国民政府接收北平，十五岁的江伟琏初中毕业。父母南下求职，他和两个姐姐留在故都，继续求学，二姐在清华大学西语系，三姐在北大医学院，他则进入了与燕京大学关系密切的崇德中学。崇德是教会学校，其政治控制较之其他中学少得多，校园氛围也比较宽容，各类学生自治、民主运动组织都很活跃。江先生在其中表现积极，逐渐成为地下党外围组织成员，在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下，江先生还担任过崇德中学学生自治会主席。
　　那时的教会学校，十分重视外语教学，大部分教材直接从国外订购，英语教师多是外国人，崇德也不例外，很多校友后来从事的是和英语有关的工作，江先生的英语基础，就是那个时候打下的，使他终身受益。
　　由于外语基础好，崇德毕业后，江先生很自然地选择了与崇德同属一个教会系统的燕京大学，并于1948年进入燕大新闻系，主修新闻、副修西洋文学。燕园的通才教育与学生自治传统，让他如鱼得水，进入知识的海洋，充分舒展自己的才智。
　　燕大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前一部分取自《圣经·约翰福音》“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后一部分源自《圣经·马太福音》（《马可福音》）“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尽管江先生说，他在燕京时间比较短，对这个校训没有很深刻的体会，但从崇德到燕京的这几年，崇尚真理、追求自由的思想，实际上已经深入其心，成为其毕生的追求。“只向真理低头”又何尝不是燕大校训的另一种体现与延续呢？崇德与燕京四年，使江先生成为一名睿智的知识分子，即便日后告别燕京，留苏数年，仍然对燕京和北大、清华出身的学者保有“很天然的感情”。
　　1948年底，共产党控制燕京大学。次年初，解放军进城，北平和平解放。作为燕京大学文工团成员，江伟琏参加了欢迎解放军入城的仪式。革命的巨潮在年轻的心中汹涌澎湃，他报名参加了解放军四野的南下工作团，决定投身革命。为了与过去告别，他首先革掉了自己原来的名字江伟琏，以一个平字行世，这个平字，源自他的求学地北平。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最终没能离开北平南下，而是留在了新成立的团市委（筹）青年文工团，随后转入体育分会。
　　共产党的中国一切都向苏联“老大哥”学习。1951年，教育部发出《急速选拔留学生的指示》，江先生获组织委派，到苏联学习法律，从此根本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二
　　
　　法律并非江先生的志愿，但他还是要服从组织安排。就这样，江先生告别燕京，抛开燕京大学骨子里的美国传统，穿越茫茫西伯利亚，历时九天九夜，到达红都莫斯科。随即被分配到列宁的母校喀山大学学习法律。从1951年到1953年，二十岁出头的江先生在喀山度过了两年难忘的留学岁月，既有初到时的人地两疏、语言不通，也有饱览森林农庄的郊游乐趣与异国情调，当然，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斯大林的逝世与苏共二十大所带来的冲击与震撼，赫鲁晓夫的报告将斯大林赶下神坛。
　　斯大林逝世后，中苏关系也随之进入热恋时期，留苏学生的处境大为改善。1953年夏，江先生从喀山转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进入社会主义阵营中最优越的大学。在莫斯科大学三年中，他系统学习了罗马法、苏联民法，奠定了一生的知识根基。
　　1956年，江先生提前一年完成学业回国，不料归国不久，即遭遇反右运动，右派的帽子从天而降。回国后，江先生一直在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工作，北京政法学院是共产党执政后建立的专门学院，主要是培养政法干部，教师中来自北大、清华、燕京、辅仁等高校的“旧学者”基本上靠边站了。江先生出身燕京，又是留苏的青年学者，不左不右，似乎可以相安无事。可是，火热的整风运动吸引了年轻的江平，他带领青年教师，贴出了自己的大字报，要求学校将整风运动落到实处，实现工会民主选举。这张大字报成了他满脑子“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罪证，自然逃不过右派的大网。
　　冷冰冰、沉甸甸的右派帽子给江先生带来的是刻骨铭心的精神伤痛，折磨了他整整二十二年。反右不仅仅是江先生的个人苦难，也是这个国家二十年多难旅程的起点，即便江先生晚回国一年，躲过反右的狂风，也同样会在“文革”的暴雨中饱受摧残。福祸相依，“文革”十年，江先生能在诗书丛里觅快活，未尝不是因为领教了反右运动中“引蛇出洞”的教训。
　　“免随风尘逐上下，莫以流俗判高卑”，这是江先生在《七律·杨花》中的自喻，需要极大的勇气与智慧，但是江先生做到了，使他挺过人生的逆境，迎来新生。
　　
　　三
　　
　　被誉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胡适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开创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范式，虽然他并非专业的文学家或哲学家，但在这些领域得风气之先，即便自谦“但开风气不为师”，仍不失为中国近代的著名思想家。
　　在中国法学界，江平先生也是胡适式的开风气之人。“文革”结束、北京政法学院复校后，江先生在全国首开罗马法与西方民商法课程，介绍罗马私法与西方民商法制度；在1983年的全国民法师资培训班上，他又第一个开设商法课程，指出公司和票据制度是商法的核心部分。这在当时单位制的统制经济时期，是何等的远见与胆识！
　　罗马法是江先生一直坚持给本科上的一门课，他还在中国政法大学建立了国内首家罗马法研究中心，翻译著作，出版教材，组织国际会议，在中国大力复兴罗马法精神。在江先生看来，罗马法精神的实质就是私法精神，而私法精神实际上是人文精神、人道精神、人权精神；在中国提倡私法精神，就应当像欧洲文艺时代那样，提倡一种从封建专制制度中走出来的启蒙精神，让人获得自由的精神。
　　自由民主，是江先生毕生的追求，高中时参加学生运动反对专制腐败政府，是为了“争民主、争自由”；报考燕大新闻系，是想用报纸来实现国家民主化、自由化，使之成为真正的民之喉舌；辍学参加革命，也是为了建设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就连后来打成右派，也还是因为在燕京读书时受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毒害。
　　反右与“文革”的惨痛经历，使江先生意识到，“法律与新闻一样，都有着民主与自由的深刻内涵”；“学法律的人，需要埋头于法律条文的诠释和学理的探索，但离开了民主、自由、人权这样的基本目标，法律就会苍白无力，甚至可以成为压迫人民的工具，镇压不同意见的人的工具”。
　　年轻时的江先生没有想到会与法律相伴终身，直到七十岁，他还自谦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但他却是真正的法律思想家，一个充满济世情怀的法律思想家。传道授业解惑之时不忘兼济天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他先后担任北京政法学院副院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校长、全国人大常委、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北京仲裁委员会主任等职务，主持或参与制定了《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著作权法》、《公司法》、《信托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在平等个体的基础上，将私法的契约精神渗透到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1990年初，江先生不再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但他仍是法大学子心中最受尊敬的师长，每次入学或毕业典礼，同学们都会长时间热烈鼓掌，向老校长表达心中的敬意，因为他是法学界的良心，学子们心中的精神丰碑。
　　
　　（江平口述，陈夏红整理：《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