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视点：
　　广东东莞的民间环保组织“绿色珠江”，筹划了一个可可西里环保全国巡回展。目的是：藏羚羊成为奥运吉祥物后，电影《可可西里》的热播，使藏羚羊遭遇濒危及反盗猎的故事家喻户晓，但是少有人了解可可西里的真实情况，很多人还盲目为藏羚羊保护捐款。活动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藏羚羊，理性谨慎而实在地为藏羚羊保护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而该展览在规划、设计、经费、志愿者协助等多方面困难重重，表面看上去更像是为经费所困扰。
　　
　　户外探险观察员评论：
　　2001年7月，在可可西里边缘的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上，阳光明媚，高原一片安静。王华礼刚上到了这个4600米海拔的地方，他要和我一起挖垃圾坑，刚上高地必须有个适应过程，我不让他做体力活；这个固执的年轻人执意不已，他坚持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吐了。休息后继续劳作。
　　六年过去了，这个网名“耗子”的年轻人策划并运作了一个可可西里环保巡回展览。
　　这不过是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一种成长过程，但也是最经典的最常见的场景：草根、挣扎着，然而坚持着，然而还活着。
　　为什么要作环保？
　　这个网名外号叫“耗子”的年轻人回答道，“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环保”。
　　就个人体会而言，也有六年环保志愿者经历的我，对此回答并不“苟同”—因为我一直觉得环保相对艰难并且有点枯燥，难见古怪的乐趣、新奇的个人体验。然而，我后来发现，我是在用一个既定的先入为主的思维和判断模式，在评判别的环保、别的民间组织的行为。所以，当很多普通中国老百姓向环保志愿者，也投过去奇怪、不解甚至有点嘲笑的目光时，我开始理解了。我想，或许我找到了中国民间环保之所以尴尬、艰难的深层背景了：那就是中国民间文化与心理、中国公共社会的公共素质。
　　与民间环保组织形成某种对比的是，多数半官方环保组织机构、官方环保组织机构和国际环保组织，其中，国外组织几乎都是以环保基金参与作项目的形式加入进来。这些组织与民间环保组织、机构的最大差别是，资金相对宽余、命令型志愿者资源丰富。对比起来，美国的经验表明，建设一个和谐社会没有民间组织的力量，几乎是不可能的；保护美好的自然环境，没有民间环保组织的参与，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某些环保空间和事情，并非体制内的资源和人事所能完全涉猎的，而且诸多体制内的环保过程与动作，相对更为臃肿、官僚和低效力。
　　民间环保组织开展活动的人力资源是志愿者，而据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统计，目前中国志愿者只占人口总数的7%，而且多为青年和在校大中学生，经常性参加志愿活动的人很少；并且大多也都是以半政府性的志愿形式存在的，真正由青年自己发起、组织的几乎是凤毛麟角。在美国，这一比例为 40%以上。
　　据统计，全国有80万家，真正称得上民间环保组织的恐怕不过几十家。另外，中国民间环保的困境也是艰难困窘。据中华环保联合会发布的《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发展状况报告》蓝皮书指出：环保民间组织的薪酬标准在当地属中等水平的占44.4％，为信念而工作的环保青年是这类无薪机构的主力军。遇到事情时交涉多依靠政府，逾七成环保NGO无固定经费来源，六成无专用办公室，四成多的全职人员不领薪酬，超过一半的全职人员没有任何福利保障……所以，像梁丛诫先生所代表的“自然之友”，杨欣所领队的“绿色江河”，某种程度上不只是民间组织的“成功者”，而更像一名“幸运儿”；而更多的民间组织，如同耗子这位年轻人所创建的“绿色珠江”面临着的，却是一样的艰难处境：草根、挣扎着，然而坚持着，然而还活着。
　　相当多的民间环保组织的生存，都在依靠着不多的环保基金生存，每年寥寥的环保奖项，更是诸多环保组织的“救命之水”。
　　中国环保缺钱吗？如果因为是体制的原因而不能从政府得到民间环保基金，那么中国民间资金呢？
　　在中国经济日益增长的今天，说中国民间缺乏资金恐怕是太可笑了。那么，为什么，寥寥的中国民间环保组织还在为基本的生存而挣扎？“绿色珠江”一个简单的工商注册都屡屡无法实现？
　　当我们一行志愿者在湖北农村环保义教时，处处皆是当地村民、镇民的不解甚至揶揄的目光……所以，困境的根源在于公共判断：中国民间文化与心理、中国公共社会的公共素质。是中国民众普遍上相对缺乏公共环保知识，缺乏公共环保观念。
　　也许环保问题在更深层次是涉及到了公共素质、公共知识的问题：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感慨乡下人的“愚”，农民到城里不知如何躲闪汽车和过马路，于是有司机吐唾沫并骂他们“笨蛋”。费先生认为这不是农村人的“愚”—农民不知让道，就像城里人到乡下看到玉米赞叹“麦子长得这么高啊”一样，首先是知识问题，而不是智力问题，因此并不关乎一个人的人格。
　　我以为，如果当中国普遍社会，普遍的农村人口长期都不知道如何过马路，那恐怕是农村社会公共素质问题了。所以，当中国人普遍把民间环保视作一种出风头的行为，当人们忘记了孔子说过的大白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那么，中国民间环保艰难之路的根源，恐怕是在于中国社会的精神文化公共素质了。
　　虽然民间环保NGO在成立发展过程中还面临很多限制和困难，但是他们仍在努力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九成多的环保民间组织曾开展过环境教育、环境知识宣传等活动。也有少量的组织参与到一些层次较高程度较深的活动，如保护物种、环境维权、参与政策制定等。
　　有关调查显示，涉及保护生态环境的环保组织占53.3％，涉及环境维权的组织有15.6％，涉及参与制定环保公共政策的只有11.8％。钱穆先生说过，“人文仍还是自然，不能违离自然而自成为人文。”所以，民间环保组织和中华社会人文基础必然是密不可分的。也许从另外一个观点来讲，让人民“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把环保NGO、环保志愿者看作一种基本而基础的公共素质，而非怪异的、或者是英雄光环的，这才是真正和谐社会的精神文明标志。
　　在这一点上，我国政府也某种程度启动了这些方面的制度体系与立法。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管理办法》出台并实施后，一个规格更高、并将覆盖整个环境保护领域的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法规—《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办法》的立法，也在2006年春天正式开始启动。
　　智利知识界领袖萨拉扎班连博士曾在维也纳发展研究所举行的“发展中的选择”讨论会上说过，“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绘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他说，“一个国家可以从外国引进先进的作为现代化最显著标志的科学技术，移植先进的工业管理方法，机构形式，教育制度。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种制度以真实的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那么，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张。”
　　环保不是一切，但影响一切；
　　态度不是一切，但决定一切；
　　社会公共知识不是一切，但决定一切。
　　中国民间环保的发展状态和境遇，也不过是中国社会素质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