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艺》：你给年轻电影人讲编剧课，传递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芦苇：首先，一定要把电影的属性搞清楚。电影有文化属性和商业属性。我一直在强调：别忘了电影还有文化属性。中国目前电影市场繁荣，不是因为电影好，而是因为硬件设施建设一日千里，电影的品质反而下降得厉害。当年《霸王别姬》上映的时候，银幕数只有2000多块，现在有15000多块，涨了7倍多。所以烂片也能大卖。《霸王别姬》要按今天的市场价格算，就是8亿元票房。
　　我很讲究编剧法，但也很清楚，现在一部影片的市场成功与电影技巧往往没有直接关系，关键是类型自觉。郭敬明对电影技巧的了解肯定没有陈凯歌多，但《小时代》的类型定位很清楚，这个类型该有的元素它都有。很多成熟电影人拍出的青春片没人看，因为他们跟年轻人没法在一个层面上交流。
　　《综艺》：你自己买票进影院看的《小时代》？
　　芦苇：上映没几天我就去看了。我看网上分成两派，有夸的有骂的，讨论得很热烈，就去看了。
　　《综艺》：你觉得当下中国电影在创作方面，整体处于什么状态？
　　芦苇：主要还是缺好剧本。创作上的主要问题是对类型规律不了解。很多创作者不知道自己的电影到底拍给谁看，有些电影可能是拍给导演自己看。能开创类型的导演只是极少数，比如昆汀·塔伦蒂诺的《低俗小说》。绝大多数人必须遵循类型规律。何平执导的《天地英雄》，最后的收尾不是通过正邪大战，而是佛光普照，干掉了所有坏人，这就是没有遵循武侠片的类型规律。
　　此外，电影人对市场规律的了解也不够。比如陆川执导的《王的盛宴》，一个作者电影，用了商业大片的制作模式。即便法国新浪潮大师阿伦·雷乃，他执导的电影投资也都控制得很低。陆川拍摄的是一部反情节电影，但是现在市场上卖座的都是大情节电影。徐峥执导的《人再囧途之泰囧》就是一部合格的大情节商业片，叙事上完全按照喜剧片套路来做。


　　《综艺》：前不久听到制片人抱怨：现在很多年轻人动不动就把“类型”挂在嘴边，认为把各种流行元素拼贴到一起就能卖钱。
　　芦苇：开始提“类型”，本身就是进步；但并非嘴上说，就能做得到，需要时间去摸索。类型片不等同于商业片，类型片就是按照成熟的电影叙事规律创作的影片，它可以有艺术品位，也可以卖座。拼贴各种元素也不一定就遵循了规律。我给年轻编剧的建议是：多分析电影。一部电影有多个观察视角，导演、编剧、摄影、剪辑、表演、音乐，其中每一项是怎样完成的，要认真分析，总结规律。
　　《综艺》：《狼图腾》是你第一次和外国导演合作的电影，有哪些新体会？
　　芦苇：我2010年就接到这个项目，2011年写完。我和让·雅克·阿诺合作得非常愉快。是他先挑的这本书，再来找到我。这部电影是一部生命史诗，歌颂生命的伟大，讲述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阿诺本身是动物电影大师，非常擅长拍动物。我本来觉得有些场面呈现出来很困难，比如一百匹狼围攻一百匹马。但他说，“没关系，你放开写，只有你写不出来的，没有我拍不出来的。”阿诺的价值观很明确——人道主义。价值观是一部电影的魂魄。他很清楚自己要什么。
　　《综艺》：你当过导演，执导的《西夏路迢迢》还得了几个国际奖。为什么没有继续做导演？
　　芦苇：本来当时没想过当导演，后来因为种种原因那个戏找不到导演，就被架上去了。亲自当一次导演也有好处，让我能站在导演的立场看待电影。导演需要综合技能，不一定要亲自会做，但一定要懂。我鼓励干这一行的人都不要固守在自己的岗位，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其他工种，从不同的角度认识电影。现在徐峥、薛晓路、赵薇去做导演，都是不错的尝试。 但我自己没有继续走导演的路子——比我优秀的导演有一大把，但比我强的编剧不太多。
　　《综艺》：在你看来，中国电影编剧的薪酬水平和权益保护的状况如何？
　　芦苇：电影编剧再有名，一部电影100万稿酬顶天了，没法跟电视剧编剧比，所以好编剧都在电视剧领域里。美国的电影编剧（薪酬）是按电影成本的百分比计算的，我们还没有这样的制度。
　　我最早帮何平、凯歌他们写剧本，都是帮朋友，连合约都不规范，现在已经好了很多。但拖欠工资的事我也遇到过。最极端的例子是《红樱桃》，我一分钱没拿。因为当时制片方换了，说你跟上一拨人签的合约我们不管。这是一部主旋律影片，当时的媒体不像现在这么发达，谁也不敢帮我说话。现在不可能发生这种事了。
　　还有《图雅的婚事》，我的稿费被拖了四年才发完全款。我2005年写完剧本，中途因为种种原因，大部分稿费都被拖欠着。中途制片方还给我打电话：“您那边还能拖多久？”我说短期可以，几个月没问题，别长期拖。谁知道他们还真就长期拖了。直到四年后，也就是2009年，我才拿到全部稿费。最后我忍不住对制片方下最后通牒：“再不发我的工资，恐怕我们就要在法庭见了。”
　　其实权益最得不到保证的是剧组最底层的工作人员，就是民工。编剧的权益问题只是被大家关注到的部分。这是产业发展不充分的表现，完善还需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