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曲艺结缘，要追溯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时我在桂林市建筑公司当工人，是工地的一个大木匠。我们头顶青天，脚踩荒原，三伏抗烈日，数九战严寒，工作十分辛苦。但我爱好读书和练笔，业余时间几乎全放在看书和写作上面。当时公司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被抽调去编节目，凭着厚实的生活基础和仅有的中学文化底子，我创作了不少作品。有一个描写注重工程质量的节目《责任》，上演后受到观众的欢迎，一口气演了40多场，还在市里得了个奖。我受到鼓舞，进而想提高创作水平，写出更好的作品来。这时我在图书馆发现了《曲艺》杂志，打开刊物一看，上面刊载的作品都是上乘之作，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开始有意识地写一些有说有唱的作品，曲艺队的老师帮我把文本谱上曲子，告诉我：这就是曲艺。不久，我以朱德同志给桂林送兰花的事情，创作了广西文场《春兰吟》，很冒失地向《曲艺》杂志投稿。不成想，一发命中，还在杂志上放了一个头条。《春兰吟》写出后，过了好几年，由市曲艺团搬上了舞台，在第二届中国曲艺节上获奖，又相继获得文化部文华新节目奖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文艺创作最高奖——铜鼓奖。这是后话。
　　后来，我调到了桂林市群众艺术馆，也当上了杂志编辑，编小说、散文、诗歌，也编曲艺。这就更为依赖《曲艺》杂志了。我每期刊物必读，还结识了编辑陈阵、冯不异、戴宏森、常祥霖、郭鸿玉、张小枫、李玉等，他们或书信，或电话，对我的指导越久良多。我们谈曲艺发展趋势，谈创作如何超越自我，老师们不时向我透露杂志的用稿计划安排，使我少走了很多弯路。多年来，我阅读《曲艺》，深深地感到这本杂志所表现出来的正能量，与时俱进的可贵追求，勇立潮头的先锋精神。我接触到的《曲艺》编辑，老一代或退休或调走了，新人又接了上来，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人换了但作风没有变，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曲艺人”正直、敬业、淡泊名利、与人为善的高尚品质。我不但学习了写作，更学习了做人，这对我的个人修为十分重要。正是在这种“要写好文章，就应该先做好人”的精神激励下，身为出版社编辑的我在业余时间积极为人民创作，为业余宣传队写稿。我到基层去讲课，从不讲条件，不讲报酬，受到了大众的欢迎。《桂林日报》曾用大半个版面报导过我，标题是《从工人业余作者到著名曲艺作家》，以示对我的肯定。
　　前些年，文艺界（包括曲艺界）刮起了一股奢靡之风，群众看在眼里，怨在心里。编辑李玉在和我沟通时，知道我对此事有看法，就因势利导提出让我写一篇文艺时评。我不擅长写言论方面的文章，心有畏难，李老师鼓励我大胆写。我用了一天时间写出了《曲艺鲜花为群众开放》，文章只有1200余字，有严肃的批评，也有正面的引导，杂志社很快在2013年11月号《卷首语》发表。很多同志看后说，文章短小精悍，针砭时弊，深刻及时，使人警醒。
　　有段時间，我的原创曲艺作品在杂志上发稿较多，编辑们认为我在少数民族曲艺的创作上有所积累，有意识让我总结创作经验，往曲艺理论方向发展。这对于我来说既是挑战，也是锻炼，更是提高。我静下心来，回望自己的创作历程，陆续写出了《曲随时代 艺为人民》《百般红紫竞芳菲——浅谈广西少数民族曲艺作品的创作》《我怎样创作少数民族题材的曲艺作品》《少数民族曲艺如何在继承传统上创新发展》《试谈短篇叙事唱曲类作品的短和精》等，进而概括出自己曲艺创作的艺术特色：内容上，写普通人的生活及其美好情怀；形式上，短小精悍，因小见大；结构上，开口很小，层层推进，巧妙缀连，漂亮结尾；语言上，简明生动，富于张力；内涵上，挖掘深层次的社会底蕴。我的创作更为理性化了，正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
　　这些年来，我共计在《曲艺》上发表作品40余篇，力求兼顾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三方面的融合。我一般写出作品后，先征求内行的意见，继而拿到舞台上去展示，自己满意后才投稿。这样经过反复打磨过的作品，放在案头上好读，立在舞台上好看。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向全体文艺工作者发出号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我深深感到，一个作家如果脱离生活、脱离人民，创作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果不为人民写作，创作就失去了方向，作品就不会受到社会欢迎，甚或被人民唾弃。
　　花红柳绿春烂漫，六十甲子又开端，风帆举，写新篇。《曲艺》杂志创刊60年了，它是一部中国曲艺史的鲜活记录，也是曲艺作者的良师益友，一步步帮助我们从幼稚走向成熟。我相信，在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广大曲艺工作者一定会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曲艺的春天更加美好，曲艺的前程更加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