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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结构或体系建构学说及其“逻辑方法”或“辩证方法”，是马克思的第四个重大理论贡献和伟大“发现”，也是我们着力挖掘的宝贵的理论遗产。理论张力在于：它是构建中国转型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理论基石和指导思想。国外关于马克思经济学体系构建学说的研究有若干新进展，同时也出现了一股否定马克思体系构建学说而崇尚库恩和拉卡托斯“范式”论的倾向。这种“范式”热蔓延到国内学术界，其具体表现是政治经济学体系建构方法多元化，亦即体系多元化、方法多元化与指导思想多元化并存。目前尤应关注前一种倾向掩盖下的后一种倾向。本文在比较这两种经济学体系建构方法的基础之上提出从属型“互补论”，即范式理论应该从属于并纳入马克思逻辑体系构建学说的框架，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建构学说为指导构建中国现代政治经济学体系。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西方范式理论；中国转轨型政治经济学体系；体系建构学说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8)01-0030-07
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四大“发现”之一是其经济学“逻辑方法”和“辩证方法”，尤其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构或体系建构学说或方法论。马克思十分珍惜这一成果，“在象我这样的著作中，细节上的缺点是难免的，但是结构，整个的内部联系是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这是单个的德国人完全可以承认的，因为这绝不是他的功绩，而是全民族的功绩。恩格斯则把它上升到马克思第三个重大发现和理论贡献的高度。马克思的“逻辑方法”、“辩证方法”即“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尤其是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方法或学说，被恩格斯视之为马克思第三大发现和重大研究成果——“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政治经济学“六册计划”结构、《资本论》、《资本论》续篇是构建经济学逻辑体系方法论的集中体现。而自作为“艺术整体”的《资本论》德文版第一卷出版140周年以来，西方出现了否定黑格尔逻辑方法代之以库恩和拉卡托斯为代表的“范式”潮流。本文着重阐述马克思构建《资本论》体系的方法论，和国外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学说研究的新进展，并与西方范式体系作一比较。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方法的主要规定性
无论是从工具理性还是科学理性角度而言，关于理论加工和理论体系构建的方法论可以誉为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之母。所谓政治经济学逻辑结构或理论体系体现了经济范畴的运动形式或各个经济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它必须采用从抽象到具体、逻辑地复制理论结构或体系的叙述方法，从总体上和诸概念、诸范畴、诸理论或诸规律的内在联系中，逻辑地又真实地再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貌、内部结构和运动规律。著名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六册计划”、《资本论》四卷结构和《资本论》续篇设想是其典范，它充分凸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方法，其主要规定性如下：
1.结构的规定性和层次性。包括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本身的结构，思想总体层次上的结构以及外在化的结构。
2.经济学范畴转化或移植的三大规律。一是范畴转化的动力来自范畴自身内在的矛盾而不能借助于后继范畴；二是转化路径是范畴中介管道；其三，具备“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重性的范畴，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之间的移植规律。
3.矛盾分析贯穿于逻辑运动的全过程。马克思批判了形而上学的“排斥‘矛盾’的逻辑”观。
4.经济学元范畴(逻辑起点)、中心范畴、中介范畴的选择原则和方法。
5.抽象法、“内在观察法”，以及从抽象呈螺旋式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6.主体和客体、历史和逻辑、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以及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相一致的方法，等等。
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学说正是从“破”中耸立起来的。其中包括对黑格尔的唯心逻辑学体系的批判和扬弃；对黑格尔学派的有机整体论和德国“新个人主义”(施蒂纳)有机整体论的批判和扬弃；对普鲁东空想社会主义逻辑体系的“结构陷阱”的批判；对以抽象演绎法见长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尤其对斯密、李嘉图和穆勒体系的批评和扬弃。
政治经济学“六册计划”结构、《资本论》“大写的逻辑”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方法的结晶。关于这两大逻辑结构的相互关系和地位之争已逾百年，应该强调指出：(1)“六册计划”，即马克思从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6个方面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提供了建立科学体系的框架和方法，从整体上代表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建构的最高成就；(2)完成“六册计划”首册《资本》篇的《资本论》，是该体系的基础或“精髓”部分，并形成一个始基性体系，但是并未完全改变其“小圆圈”(抽象层次上经济学范畴的辩证运动)的逻辑定位；(3)尚未完成的“续篇”(“六册计划”第2—6册)通过经济学范畴上升到具体现象层次上的“大圆圈”辩证运动，再现以世界市场为最高具体的“总体”；(4)《资本论》和“续篇”，“小圆圈”与“大圆圈”构成了不可分割的逻辑体系整体，因此。马克思期待后人“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资本论》“续篇”，最后完成“六册计划”逻辑体系。
由此可见，从政治经济学“六册计划”一四卷本《资本论》—《资本论》续篇，呈现出马克思如何构建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的行程和动态轨迹，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并且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方法的最高成就。这种方法论就是关于事物“总体”方法论在经济学领域的具体化，或者说，这是“思想总体”再现“生产总体”和“具体总体”，主观辩证法或“概念辩证法”能动地反映客观辩证法，并从总的联系和内在矛盾中阐述概念辩证法或主观辩证法的运动的一门学问。
二、国外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学说研究新进展
1.世界性学术思潮的一种新动向是“寻找马克思”、“回到马克思”，尤以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以及美、英、法和日本颇为盛行。其特点是强调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完整解读，崇尚文本的原创性。欧洲多国学者和专门机构正在合作编辑出版马克思全集国际版。日本从事《资本论》研究的学者已逾千人。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阿默斯(Am-herst)分校开设高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专题研究课程，主张通过阅读《资本论》原著着重探索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
2.关于“六册计划”与《资本论》两大逻辑结构的地位和关系之争。这是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 辑体系构建学说史上争论已逾百年的问题，即两者孰重孰轻以及“互补论”与《资本论》“取代论”之争。加拿大学者M.A.Lebowitz(《(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局限性》，2003)指出，作为六册计划第一册的《资本论》是以资本和人格化资本为主体和发展主线来阐述资本的本质和衰亡的历史总趋势，但由于没有完成其续篇尤其第三册《雇佣劳动》，因此导致关于工人作为主体的发展主线的缺位。
3.西方出现了一股重新估价黑格尔对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思潮。对于黑格尔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研究西方有两种思路，并出现了探讨马克思黑格尔关系的几个新学派。“唯物主义借用”学派强调黑格尔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认为黑格尔关于劳动自我创造力的探讨提供了隐含的唯物主义基础；黑格尔的辩证法包含着可为马克思利用的“隐性唯物主义”；该学派还强调矛盾概念，认为黑格尔相信矛盾只有通过绝对观念中的思想斗争才能得到解决。而马克思则正确地认识到只有通过现实的斗争才能克服矛盾。以克里斯托弗·阿瑟(Christopher Arthur)和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为代表的“新辩证法”学派“直接诉诸黑格尔”，力图表明黑格尔《逻辑学》及其黑格尔主义范畴及推理形式与马克思《资本论》的相似之处，因为黑格尔的范畴尽管是抽象的，但这些范畴可以在实践中通过价值和商品形式找到直接的对应者。
把黑格尔从马克思主义中排除出去则是关于马克思黑格尔关系的另一种倾向。当代“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试图把黑格尔影响的任何踪迹都清除出马克思主义之外。卡弗主张从马克思本人出发而不是借助黑格尔来理解马克思，反对树立过分黑格尔化的马克思形象。他在《后现代马克恩》中批驳了把马克思普遍“黑格尔化”的做法。卡弗也不同意“去黑格尔化”，而是提出一种“最小化黑格尔”的阅读战略。在他看来，《资本论》第一卷就舍去了许多黑格尔化的概念分析，但这并不影响《资本论》的理论力量。美国马克思和黑格尔研究专家戴维·麦格雷格的专著《共产主义衰落之后的黑格尔与马克思》(1998)，深化了人们对马克思黑格尔关系的理解。但凸显和拔高黑格尔并夸大黑格尔对马克思影响的现象。甚至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直接来自于黑格尔，黑格尔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直接先驱，这是难以苟同的。
4.恩格斯对《资本论》出版和写作的新贡献。1994年负责《资本论》第三卷(MEGA2第Ⅱ部分第12卷)马克思主要手稿编辑的福尔格拉夫(Vongraf)等人公开了一个惊人的事实：根据该书的《附属材料》卷所收录的揭示恩格斯编辑原稿与马克思原始手稿之间异同的三个附录，恩格斯并没有践行他尊重原作的编辑原则。对马克思原始手稿的删减和增补、定式和术语以及序列变更等超过5000多处，而且这还不包括标点符号、笔误等技术性的失误以及恩格斯对马克思原始手稿的概括部分。有些变更未必“只是形式上的改动”，实际上涉及到对《资本论》内容的理解。例如，恩格斯创造了在第二卷中具有体系性意义的“流通资本”概念；他还将马克思的生产资本概念改为产业资本等等。这不仅毫不影响恩格斯的伟大，也无损于马克思主义的名誉，并且，这将使其成为当今研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及其逻辑体系的一个重要方向和生长点。
5.美国学者斯蒂格利茨在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备市场假设基础上，首创“第三条道路经济学”即转轨(型)经济学，为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理论体系、体制设计和政策选择提出有启发性的思路。
6.20世纪后期，随着新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诞生出现了一批研究复杂系统或体系的方法。这种思维方式总的导向是把系统与环境、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内生化，着重研究系统的无序性、不确定性、多样性和非线性特征。渊源于近代牛顿物理学和黑格尔逻辑学体系(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学说的一个来源)的现代演绎体系和思维方式而受到挑战。
7.俄罗斯学者自由学派的一个新动向是提出“晚年马克思放弃论”。其理由是马克思自1873年始，完全中止对《资本论》和六册结构的研究并且直到生命的结束即整整11年都没有再重返这项工作，而编辑出版《资本论》二一三卷则是由恩格斯花费11年时间直到生命终结才完成的(列·格列布涅夫，2005)。
8.罗莎·卢森堡的总体性方法论。卢卡奇的代表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所阐述的总体性方法和阶级意识就是以卢森堡著述为蓝本的。卢卡奇有一个明确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主要特征是总体性方法。他指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罗莎·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等著作中所运用的总体性方法，以及她在同机会主义的经济宿命论和伦理反对派进行论战时所阐释的，总体的历史考察与机械的局部的历史考察、辩证的历史考察与机械的历史考察之间的本质区别，“同样意味着向原来的、未被歪曲的马克思主义的复归”，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再生”。
9.J.Piaget和G.Garcia的“新范式”热。西方主流派学者一般都否定马克思构建学说而采用库恩和拉卡托斯的“范式”理论。而“新范式”提倡者把物理学、数学、心理学和认识论引入逻辑领域和思维领域，创造心理学逻辑学体系、逻辑认识论和运算逻辑，并提出关于“知识和逻辑的建构主义”理论，以及“在有东方思想特点的辩证思维方式和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逻辑演绎形式主义之间的鸿沟上架桥的任务”(Garcia语)。
三、西方“范式”理论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建构学说的比较
综上所述，国外学界呈现两种理论取向，一方面，渊源于黑格尔哲学并以《资本论》为最高成就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建构学说还在发展；另一方面是范式论在西方已占据主流地位。如同马克思在134年前所言，当年德国知识界把黑格尔当作一条“死狗”；而现代西方主流派学者也是如此，并且顺理成章地否定“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的马克思体系构建学说，转而崇尚库恩和拉卡托斯的“范式”论。
与此同时，国内学界也呈现政治经济学体系建构方法多元化趋向。如出现以演化经济学范式、过渡经济学范式、新制度经济学范式、发展经济学范式为代表的“范式”热，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一些学者还提出马克思主义范式危机论；有的主张引进反映“资源配置全过程”的西方经济学范式；有的学者以《资本论》结构框架+范式的“拼盘”模式来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等，亦即体系多元化、方法多元化与指导思想多元化并存。目前尤应关注前一种倾向掩盖之下的后一种倾向。
接踵而来应予以澄清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这两 种经济学体系建构方法孰优孰劣?一般而言，两者在研究对象、规定性、方法论和优劣上的区别主要在于：
1.马克思的逻辑体系构建学说擅长于对规模宏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演变规律的分析以及对“生产力——经济制度关系——经济运行关系”框架的设计，强调事物和系统的可知性、历史性、整体性和社会性。辩证逻辑和规范分析方法是主要分析工具，但其前提条件是，它考察的对象和事物必须处在成熟阶段至少其主要矛盾已经展开。并且，这种体系建构是一项艰巨的理论系统工程。
2.范式理论是围绕假设、准则、硬核、保护带、启示法、研究主题、论据、方法论原则、技术、事例等形成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它强调事物和系统的开放性、变迁性、无序性、不确定性、多样性和非线性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擅长于对局部中的整体或非整体性事物的实证分析和数理模型的构建；对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分析是它的长处。这是一种“短平快”的研究方式。
但是，以经济人假设——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行为——自由市场经济的经济模式为标志的范式框架往往具有非社会性、非制度性和非历史性倾向，逻辑空间比较狭窄；有时对某些局部的表象问题仅仅提供对策性、描述性的说明或数理模型。
有鉴于此，坚持和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建构学说的总体思路如下所述：
其一，“回到马克思”。完整地全面地把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的学说。长期以来，我们把《资本论》逻辑结构等同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建构学说的全部内容。这是“肢解马克思”，是对马克思体系建构学说的片面性或肢解性的“解构主义”解读趋向。这种非整体性解读由于不承认理论体系的整体性，就会抑制和窒息马克思理论的原创性和生命力，许多理论闪光点和生长点、有价值的分析框架和思想线索被遮蔽，出现逻辑体系构建方法“半截子化”、研究对象狭窄化、研究内容空洞化以及政治经济学本身趋于僵化和边缘化趋向，并逐渐丧失对经济现实的解释力而导致指导思想多元化倾向，因此，极有必要用完整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学说来指导和建立科学的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其意义在于：这是一项“去标签化”、“去空洞化”，凸显指导思想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基础工程；而有没有自己的民族形式并取得话语指导权的经济学体系，也是衡量一国软实力的重要指标。
其二，“发展马克思”。这也是马克恩的理论遗嘱。因为《资本论》是一个自成始基性体系但又尚未完成从抽象到具体的全部逻辑行程的“半拉子”产品，其“续篇”只能留待后人“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更何况20世纪后期随着新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诞生，出现了一批研究复杂系统和体系的方法。这种思维方式总的导向是把系统与环境、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内生化，着重研究系统的无序性、不确定性、多样性和非线性特征。渊源于近代牛顿物理学和黑格尔逻辑学体系(这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学说的一个来源)的现代演绎体系和思维方式因而受到强有力的挑战。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学说自身随着新情况、新条件尤其新科学技术的突破，必然赋予其新的理论思维形式和内容。
其三，借鉴和吸收国外相关理论尤其范式理论和复杂系统方法论的优秀成果。鉴于用范式理论取代马克思逻辑体系建构学说在中国理论界已成一种时髦风气，因此尤应鲜明地反对“取代论”、“取消论”、“对立论”和“拼盘”式“互补论”，提倡从属型“互补论”，即范式理论应该从属于并纳入马克思逻辑体系构建学说的框架。
其四，从属型“互补论”之要义在于尊重方法论、理论以及制度的移植原则和规律。首先，这种借鉴、移植、融合或者接轨，不能发生在硬核层次上而只能在保护层面上进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两张皮、两种体系、两大炉灶，在意识形态、基本假设、基本原理、价值观或哲学导向等重大问题上(例如经济人假设抑或劳动人假设，资本本位抑或劳动本位、劳动价值论抑或非劳动价值论)都是对立的，两者在核心或硬核层次上不可能相互综合、融合或借鉴。西方经济学是否像马克思学说那样，真正是一门值得本土化或中国化的“硬科学”呢?值得发人深省的是，西方经济学界有许多知名学者也不承认这一点。在他们看来，因为它缺乏科学所应有的内部一致性，即在理论体系之中，不能同时存在两种以上的相互抵触的说法。但是，事实上，大量的并且还在不断涌现许多观点不一、模式和范式不同的经济学派别，只被它们各自领域的成员所认可，并被认为是判别正确与错误的标准。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承认，西方经济学不完全是科学，往往使人无所适从。毋庸置疑，现代西方经济学具有两重性。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辩护、维护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利益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级本质。马克思在1830年就为它的庸俗性作了定性。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现代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与管理经验，反映了其实用性和科学性。因此，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外围或保护层层次上可以借鉴、移植和应用西方经济学和市场制度的合理成果。因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总之，对现代西方经济学两重性抑此贬彼的后果，或者导致思想“西化”或者导致思想“僵化”；两者必居其一。
第二，这种移植、兼容和融合，应该以是否符合中国国情为前提。不能凡是合理的就移植，否则必然导致两种教条主义。忽视中国独特的国情和历史环境会犯“桔生淮北则为枳”、“播龙种而获跳蚤”甚至出现“颜色革命”而亡党亡国的错误。我们在批判“土”教条主义的同时不要走进“洋”教条主义的死胡同。作为最大转型中国家的中国，国情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大相径庭。例如美国的“水土”是民本经济，中国的“水土”是国本经济；由于我国是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所以我国目前尚不具备足够的市场机制赖以顺利运行的硬件和软件。如果简单地把那些主要针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而定做的主流理论和方法论运用到中国来，无疑是削足适履，是一种“洋”教条主义。以其昏昏，难以使人昭昭。即使致力于发展中国家问题研究的西方发展经济学家，由于对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和主要约束条件不甚了解，因而开出的药方大失水准，以致于有人贴出“发展经济学已经死亡”的讣告。
第三，不能忽视制度的系统性，不能忽视隐性制度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谨防跨国移植诱发的非兼容症。什么是制度?它是一个系统，系由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显性制度和隐性制度，亦即制度规则及其支持系统和“配套”要素这两部分组成。后者包括国情、传统、习俗与其他文化因素和社会支持条件，例如市场经济、市民社会、中产阶级、国民教育水平，制度化行为所需的文化背景、人文素质、环境和价值观，如制度观念、守法意识、法治意识、契约观念等。因此，能否进行有效的制度移植，在于这两者整体的协调配合。我们往往忽视制度的系统性，忽视隐性 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往往出现跨国移植所诱发的非兼容症，即社会有机体会因为移植外来器官而产生的“排异”现象。众所周知，西方发达国家有效的市场经济理论、产权制度或政治制度等是在长期试错过程中与其他文化因素和社会条件相互结合形成的，它的有效性有赖于其他因素的支持，但这种制度一旦移植到中国。所需要的支持条件和“配套”要素却不可能同时搬过来，于是，这种制度往往在后发展国家中失效。日本学者青木昌彦也指出，即使能从国外借鉴良好的正式规则，如果本土的非正式规则因为惰性而一时难以变化，新借鉴来的正式规则和旧有的非正式规则势必产生冲突。其结果，借鉴来的制度可能无法实施也难以奏效。这种冲突是外来制度规则与本国相应的“配套”要素和支持系统的排斥反应，实质上是一国基本制度(基础性制度安排)即制度环境与移植过来的新制度的矛盾或非相容性的表现。因此，我们既重视理论和制度自身的创新也要重视外来理论和制度的移植。但是，一种经济理论尤其一种经济制度的跨国移植要慎之又慎。即使在正常情况下，也需要政府和企业进行“宏观修正”、“硬着陆”、“软着陆”或“微调”，以抑制、预防和克服跨国移植诱发的“排异”反应或非兼容症。
第四，从属型“互补论”的最后一层涵义界定了从属型的性质、地位以及创新和从属的关系，即重点在于创新而移植处于从属地位。对西方经济学(其中包括范式论)和市场制度的大规模借鉴和移植已经走到尽头。现在到了这样一个历史拐点，我们必须完成从启蒙型、模仿性移植走向自主创新的历史大跨越，并从西方经济理论范式、话语权及其体制这种舶来品的羁绊中解放出来，创造中国特色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有望进入创新型国家的行列。这里所说的创新型国家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包括理论、制度和科学技术等多方面的创新。
四、构建中国现代政治经济学体系框架的新思考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学说引发了关于构建中国现代政治经济学体系框架的新思考。
1.构建现代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方法论的基础只能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学说而不是西方的范式理论。但是，可以借鉴其合理的科学的要素。
2.中国改革实践所提供的经验材料和逻辑构件在目前只能构建转型政治经济学体系。而铸造成熟的典型的政治经济学新体系有待于进一步的实践。尚需缓以时日。无疑，现代政治经济学体系打印上了“摸着石头过河”的烙印。该体系应保持一定的弹性，以免让不成熟的体系束缚实践活动。
3.因此，研究与实践经验紧密相连的经济体制运行模式——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准则即模式问题是“经济学的基本任务” (布鲁斯语)——是具有弹性的转轨型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有宏观、中观和微观三种模式，例如“利西奇金一利别尔曼模式”、“南斯拉夫自治模式”、“兰格模式”和“卡莱斯基增长模式”、“科尔纳——利普塔克多层规划模式”、“沃尔康斯基模式”、“普加乔夫模式”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宏观性质的；“温州模式”是中观性质的；“华西村模式”是微观性质的，不一而足。
4.研究对象的定位要突破狭窄化趋向。要回归马克思和恩格斯，其研究对象应该囊括“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生产关系不仅是位于抽象层次上的第一级的原生的生产关系，而且包括上升到具体层次的“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即“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亦即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实现形式或发展形式。
5.基于时代所赋予的“两个并存”、“两个矛盾”特征，应从整体上和普遍联系中打通新体系与资本主义部分的内在逻辑联系，这对于布局谋篇以及范畴的移植有方法论意义。要尊重某些共用范畴，尤其“资本”、“市场经济”、“股份制”等范畴在不同制度之间的移植规律，即关于“保留”(几种生产方式共有的“物质内容”)一“剥离” (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一“嫁接”(社会主义“社会形式”)和通过实践“整合”的规律。
6.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方法或学说理论的遗产之一是：确定始点范畴、主线以及作为主线落脚点的基本范畴十分重要；其次，体系框架可以是按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社会生产总过程的程序，或者按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的顺序搭建逻辑体系的脚手架。商品范畴是转轨型政治经济学新体系无范畴或逻辑起点。它对于理顺逻辑顺序、逻辑层次，打开逻辑通道和扩大逻辑空间有重大意义。新体系看来不能用“自主联合劳动”、经济人或“新经济人”假设作为逻辑演绎的起点范畴。
7.应该从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点上确定中心范畴和研究主线。要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创新性范畴。不主张把“公本”或“社本”作为新体系的中心范畴。
8.四大“中介”范畴是逻辑演绎和体系构建的“枢纽点”。“中介”范畴就是逻辑中项，也是范畴上升或转化的条件和过渡环节。要注重研究经济体制、运行机制、产权和股份制这四大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西方范式理论；中国转轨型政治经济学体系；体系建构学说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8)01-0030-07
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四大“发现”之一是其经济学“逻辑方法”和“辩证方法”，尤其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构或体系建构学说或方法论。马克思十分珍惜这一成果，“在象我这样的著作中，细节上的缺点是难免的，但是结构，整个的内部联系是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这是单个的德国人完全可以承认的，因为这绝不是他的功绩，而是全民族的功绩。恩格斯则把它上升到马克思第三个重大发现和理论贡献的高度。马克思的“逻辑方法”、“辩证方法”即“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尤其是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方法或学说，被恩格斯视之为马克思第三大发现和重大研究成果——“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政治经济学“六册计划”结构、《资本论》、《资本论》续篇是构建经济学逻辑体系方法论的集中体现。而自作为“艺术整体”的《资本论》德文版第一卷出版140周年以来，西方出现了否定黑格尔逻辑方法代之以库恩和拉卡托斯为代表的“范式”潮流。本文着重阐述马克思构建《资本论》体系的方法论，和国外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学说研究的新进展，并与西方范式体系作一比较。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方法的主要规定性
无论是从工具理性还是科学理性角度而言，关于理论加工和理论体系构建的方法论可以誉为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之母。所谓政治经济学逻辑结构或理论体系体现了经济范畴的运动形式或各个经济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它必须采用从抽象到具体、逻辑地复制理论结构或体系的叙述方法，从总体上和诸概念、诸范畴、诸理论或诸规律的内在联系中，逻辑地又真实地再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貌、内部结构和运动规律。著名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六册计划”、《资本论》四卷结构和《资本论》续篇设想是其典范，它充分凸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方法，其主要规定性如下：
1.结构的规定性和层次性。包括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本身的结构，思想总体层次上的结构以及外在化的结构。
2.经济学范畴转化或移植的三大规律。一是范畴转化的动力来自范畴自身内在的矛盾而不能借助于后继范畴；二是转化路径是范畴中介管道；其三，具备“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重性的范畴，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之间的移植规律。
3.矛盾分析贯穿于逻辑运动的全过程。马克思批判了形而上学的“排斥‘矛盾’的逻辑”观。
4.经济学元范畴(逻辑起点)、中心范畴、中介范畴的选择原则和方法。
5.抽象法、“内在观察法”，以及从抽象呈螺旋式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6.主体和客体、历史和逻辑、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以及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相一致的方法，等等。
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学说正是从“破”中耸立起来的。其中包括对黑格尔的唯心逻辑学体系的批判和扬弃；对黑格尔学派的有机整体论和德国“新个人主义”(施蒂纳)有机整体论的批判和扬弃；对普鲁东空想社会主义逻辑体系的“结构陷阱”的批判；对以抽象演绎法见长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尤其对斯密、李嘉图和穆勒体系的批评和扬弃。
政治经济学“六册计划”结构、《资本论》“大写的逻辑”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方法的结晶。关于这两大逻辑结构的相互关系和地位之争已逾百年，应该强调指出：(1)“六册计划”，即马克思从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6个方面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提供了建立科学体系的框架和方法，从整体上代表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建构的最高成就；(2)完成“六册计划”首册《资本》篇的《资本论》，是该体系的基础或“精髓”部分，并形成一个始基性体系，但是并未完全改变其“小圆圈”(抽象层次上经济学范畴的辩证运动)的逻辑定位；(3)尚未完成的“续篇”(“六册计划”第2—6册)通过经济学范畴上升到具体现象层次上的“大圆圈”辩证运动，再现以世界市场为最高具体的“总体”；(4)《资本论》和“续篇”，“小圆圈”与“大圆圈”构成了不可分割的逻辑体系整体，因此。马克思期待后人“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资本论》“续篇”，最后完成“六册计划”逻辑体系。
由此可见，从政治经济学“六册计划”一四卷本《资本论》—《资本论》续篇，呈现出马克思如何构建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的行程和动态轨迹，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并且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方法的最高成就。这种方法论就是关于事物“总体”方法论在经济学领域的具体化，或者说，这是“思想总体”再现“生产总体”和“具体总体”，主观辩证法或“概念辩证法”能动地反映客观辩证法，并从总的联系和内在矛盾中阐述概念辩证法或主观辩证法的运动的一门学问。
二、国外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学说研究新进展
1.世界性学术思潮的一种新动向是“寻找马克思”、“回到马克思”，尤以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以及美、英、法和日本颇为盛行。其特点是强调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完整解读，崇尚文本的原创性。欧洲多国学者和专门机构正在合作编辑出版马克思全集国际版。日本从事《资本论》研究的学者已逾千人。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阿默斯(Am-herst)分校开设高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专题研究课程，主张通过阅读《资本论》原著着重探索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
2.关于“六册计划”与《资本论》两大逻辑结构的地位和关系之争。这是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 辑体系构建学说史上争论已逾百年的问题，即两者孰重孰轻以及“互补论”与《资本论》“取代论”之争。加拿大学者M.A.Lebowitz(《(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局限性》，2003)指出，作为六册计划第一册的《资本论》是以资本和人格化资本为主体和发展主线来阐述资本的本质和衰亡的历史总趋势，但由于没有完成其续篇尤其第三册《雇佣劳动》，因此导致关于工人作为主体的发展主线的缺位。
3.西方出现了一股重新估价黑格尔对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思潮。对于黑格尔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研究西方有两种思路，并出现了探讨马克思黑格尔关系的几个新学派。“唯物主义借用”学派强调黑格尔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认为黑格尔关于劳动自我创造力的探讨提供了隐含的唯物主义基础；黑格尔的辩证法包含着可为马克思利用的“隐性唯物主义”；该学派还强调矛盾概念，认为黑格尔相信矛盾只有通过绝对观念中的思想斗争才能得到解决。而马克思则正确地认识到只有通过现实的斗争才能克服矛盾。以克里斯托弗·阿瑟(Christopher Arthur)和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为代表的“新辩证法”学派“直接诉诸黑格尔”，力图表明黑格尔《逻辑学》及其黑格尔主义范畴及推理形式与马克思《资本论》的相似之处，因为黑格尔的范畴尽管是抽象的，但这些范畴可以在实践中通过价值和商品形式找到直接的对应者。
把黑格尔从马克思主义中排除出去则是关于马克思黑格尔关系的另一种倾向。当代“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试图把黑格尔影响的任何踪迹都清除出马克思主义之外。卡弗主张从马克思本人出发而不是借助黑格尔来理解马克思，反对树立过分黑格尔化的马克思形象。他在《后现代马克恩》中批驳了把马克思普遍“黑格尔化”的做法。卡弗也不同意“去黑格尔化”，而是提出一种“最小化黑格尔”的阅读战略。在他看来，《资本论》第一卷就舍去了许多黑格尔化的概念分析，但这并不影响《资本论》的理论力量。美国马克思和黑格尔研究专家戴维·麦格雷格的专著《共产主义衰落之后的黑格尔与马克思》(1998)，深化了人们对马克思黑格尔关系的理解。但凸显和拔高黑格尔并夸大黑格尔对马克思影响的现象。甚至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直接来自于黑格尔，黑格尔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直接先驱，这是难以苟同的。
4.恩格斯对《资本论》出版和写作的新贡献。1994年负责《资本论》第三卷(MEGA2第Ⅱ部分第12卷)马克思主要手稿编辑的福尔格拉夫(Vongraf)等人公开了一个惊人的事实：根据该书的《附属材料》卷所收录的揭示恩格斯编辑原稿与马克思原始手稿之间异同的三个附录，恩格斯并没有践行他尊重原作的编辑原则。对马克思原始手稿的删减和增补、定式和术语以及序列变更等超过5000多处，而且这还不包括标点符号、笔误等技术性的失误以及恩格斯对马克思原始手稿的概括部分。有些变更未必“只是形式上的改动”，实际上涉及到对《资本论》内容的理解。例如，恩格斯创造了在第二卷中具有体系性意义的“流通资本”概念；他还将马克思的生产资本概念改为产业资本等等。这不仅毫不影响恩格斯的伟大，也无损于马克思主义的名誉，并且，这将使其成为当今研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及其逻辑体系的一个重要方向和生长点。
5.美国学者斯蒂格利茨在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备市场假设基础上，首创“第三条道路经济学”即转轨(型)经济学，为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理论体系、体制设计和政策选择提出有启发性的思路。
6.20世纪后期，随着新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诞生出现了一批研究复杂系统或体系的方法。这种思维方式总的导向是把系统与环境、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内生化，着重研究系统的无序性、不确定性、多样性和非线性特征。渊源于近代牛顿物理学和黑格尔逻辑学体系(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学说的一个来源)的现代演绎体系和思维方式而受到挑战。
7.俄罗斯学者自由学派的一个新动向是提出“晚年马克思放弃论”。其理由是马克思自1873年始，完全中止对《资本论》和六册结构的研究并且直到生命的结束即整整11年都没有再重返这项工作，而编辑出版《资本论》二一三卷则是由恩格斯花费11年时间直到生命终结才完成的(列·格列布涅夫，2005)。
8.罗莎·卢森堡的总体性方法论。卢卡奇的代表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所阐述的总体性方法和阶级意识就是以卢森堡著述为蓝本的。卢卡奇有一个明确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主要特征是总体性方法。他指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罗莎·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等著作中所运用的总体性方法，以及她在同机会主义的经济宿命论和伦理反对派进行论战时所阐释的，总体的历史考察与机械的局部的历史考察、辩证的历史考察与机械的历史考察之间的本质区别，“同样意味着向原来的、未被歪曲的马克思主义的复归”，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再生”。
9.J.Piaget和G.Garcia的“新范式”热。西方主流派学者一般都否定马克思构建学说而采用库恩和拉卡托斯的“范式”理论。而“新范式”提倡者把物理学、数学、心理学和认识论引入逻辑领域和思维领域，创造心理学逻辑学体系、逻辑认识论和运算逻辑，并提出关于“知识和逻辑的建构主义”理论，以及“在有东方思想特点的辩证思维方式和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逻辑演绎形式主义之间的鸿沟上架桥的任务”(Garcia语)。
三、西方“范式”理论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建构学说的比较
综上所述，国外学界呈现两种理论取向，一方面，渊源于黑格尔哲学并以《资本论》为最高成就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建构学说还在发展；另一方面是范式论在西方已占据主流地位。如同马克思在134年前所言，当年德国知识界把黑格尔当作一条“死狗”；而现代西方主流派学者也是如此，并且顺理成章地否定“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的马克思体系构建学说，转而崇尚库恩和拉卡托斯的“范式”论。
与此同时，国内学界也呈现政治经济学体系建构方法多元化趋向。如出现以演化经济学范式、过渡经济学范式、新制度经济学范式、发展经济学范式为代表的“范式”热，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一些学者还提出马克思主义范式危机论；有的主张引进反映“资源配置全过程”的西方经济学范式；有的学者以《资本论》结构框架+范式的“拼盘”模式来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等，亦即体系多元化、方法多元化与指导思想多元化并存。目前尤应关注前一种倾向掩盖之下的后一种倾向。
接踵而来应予以澄清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这两 种经济学体系建构方法孰优孰劣?一般而言，两者在研究对象、规定性、方法论和优劣上的区别主要在于：
1.马克思的逻辑体系构建学说擅长于对规模宏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演变规律的分析以及对“生产力——经济制度关系——经济运行关系”框架的设计，强调事物和系统的可知性、历史性、整体性和社会性。辩证逻辑和规范分析方法是主要分析工具，但其前提条件是，它考察的对象和事物必须处在成熟阶段至少其主要矛盾已经展开。并且，这种体系建构是一项艰巨的理论系统工程。
2.范式理论是围绕假设、准则、硬核、保护带、启示法、研究主题、论据、方法论原则、技术、事例等形成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它强调事物和系统的开放性、变迁性、无序性、不确定性、多样性和非线性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擅长于对局部中的整体或非整体性事物的实证分析和数理模型的构建；对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分析是它的长处。这是一种“短平快”的研究方式。
但是，以经济人假设——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行为——自由市场经济的经济模式为标志的范式框架往往具有非社会性、非制度性和非历史性倾向，逻辑空间比较狭窄；有时对某些局部的表象问题仅仅提供对策性、描述性的说明或数理模型。
有鉴于此，坚持和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建构学说的总体思路如下所述：
其一，“回到马克思”。完整地全面地把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的学说。长期以来，我们把《资本论》逻辑结构等同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建构学说的全部内容。这是“肢解马克思”，是对马克思体系建构学说的片面性或肢解性的“解构主义”解读趋向。这种非整体性解读由于不承认理论体系的整体性，就会抑制和窒息马克思理论的原创性和生命力，许多理论闪光点和生长点、有价值的分析框架和思想线索被遮蔽，出现逻辑体系构建方法“半截子化”、研究对象狭窄化、研究内容空洞化以及政治经济学本身趋于僵化和边缘化趋向，并逐渐丧失对经济现实的解释力而导致指导思想多元化倾向，因此，极有必要用完整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学说来指导和建立科学的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其意义在于：这是一项“去标签化”、“去空洞化”，凸显指导思想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基础工程；而有没有自己的民族形式并取得话语指导权的经济学体系，也是衡量一国软实力的重要指标。
其二，“发展马克思”。这也是马克恩的理论遗嘱。因为《资本论》是一个自成始基性体系但又尚未完成从抽象到具体的全部逻辑行程的“半拉子”产品，其“续篇”只能留待后人“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更何况20世纪后期随着新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诞生，出现了一批研究复杂系统和体系的方法。这种思维方式总的导向是把系统与环境、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内生化，着重研究系统的无序性、不确定性、多样性和非线性特征。渊源于近代牛顿物理学和黑格尔逻辑学体系(这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学说的一个来源)的现代演绎体系和思维方式因而受到强有力的挑战。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学说自身随着新情况、新条件尤其新科学技术的突破，必然赋予其新的理论思维形式和内容。
其三，借鉴和吸收国外相关理论尤其范式理论和复杂系统方法论的优秀成果。鉴于用范式理论取代马克思逻辑体系建构学说在中国理论界已成一种时髦风气，因此尤应鲜明地反对“取代论”、“取消论”、“对立论”和“拼盘”式“互补论”，提倡从属型“互补论”，即范式理论应该从属于并纳入马克思逻辑体系构建学说的框架。
其四，从属型“互补论”之要义在于尊重方法论、理论以及制度的移植原则和规律。首先，这种借鉴、移植、融合或者接轨，不能发生在硬核层次上而只能在保护层面上进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两张皮、两种体系、两大炉灶，在意识形态、基本假设、基本原理、价值观或哲学导向等重大问题上(例如经济人假设抑或劳动人假设，资本本位抑或劳动本位、劳动价值论抑或非劳动价值论)都是对立的，两者在核心或硬核层次上不可能相互综合、融合或借鉴。西方经济学是否像马克思学说那样，真正是一门值得本土化或中国化的“硬科学”呢?值得发人深省的是，西方经济学界有许多知名学者也不承认这一点。在他们看来，因为它缺乏科学所应有的内部一致性，即在理论体系之中，不能同时存在两种以上的相互抵触的说法。但是，事实上，大量的并且还在不断涌现许多观点不一、模式和范式不同的经济学派别，只被它们各自领域的成员所认可，并被认为是判别正确与错误的标准。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承认，西方经济学不完全是科学，往往使人无所适从。毋庸置疑，现代西方经济学具有两重性。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辩护、维护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利益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级本质。马克思在1830年就为它的庸俗性作了定性。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现代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与管理经验，反映了其实用性和科学性。因此，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外围或保护层层次上可以借鉴、移植和应用西方经济学和市场制度的合理成果。因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总之，对现代西方经济学两重性抑此贬彼的后果，或者导致思想“西化”或者导致思想“僵化”；两者必居其一。
第二，这种移植、兼容和融合，应该以是否符合中国国情为前提。不能凡是合理的就移植，否则必然导致两种教条主义。忽视中国独特的国情和历史环境会犯“桔生淮北则为枳”、“播龙种而获跳蚤”甚至出现“颜色革命”而亡党亡国的错误。我们在批判“土”教条主义的同时不要走进“洋”教条主义的死胡同。作为最大转型中国家的中国，国情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大相径庭。例如美国的“水土”是民本经济，中国的“水土”是国本经济；由于我国是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所以我国目前尚不具备足够的市场机制赖以顺利运行的硬件和软件。如果简单地把那些主要针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而定做的主流理论和方法论运用到中国来，无疑是削足适履，是一种“洋”教条主义。以其昏昏，难以使人昭昭。即使致力于发展中国家问题研究的西方发展经济学家，由于对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和主要约束条件不甚了解，因而开出的药方大失水准，以致于有人贴出“发展经济学已经死亡”的讣告。
第三，不能忽视制度的系统性，不能忽视隐性制度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谨防跨国移植诱发的非兼容症。什么是制度?它是一个系统，系由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显性制度和隐性制度，亦即制度规则及其支持系统和“配套”要素这两部分组成。后者包括国情、传统、习俗与其他文化因素和社会支持条件，例如市场经济、市民社会、中产阶级、国民教育水平，制度化行为所需的文化背景、人文素质、环境和价值观，如制度观念、守法意识、法治意识、契约观念等。因此，能否进行有效的制度移植，在于这两者整体的协调配合。我们往往忽视制度的系统性，忽视隐性 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往往出现跨国移植所诱发的非兼容症，即社会有机体会因为移植外来器官而产生的“排异”现象。众所周知，西方发达国家有效的市场经济理论、产权制度或政治制度等是在长期试错过程中与其他文化因素和社会条件相互结合形成的，它的有效性有赖于其他因素的支持，但这种制度一旦移植到中国。所需要的支持条件和“配套”要素却不可能同时搬过来，于是，这种制度往往在后发展国家中失效。日本学者青木昌彦也指出，即使能从国外借鉴良好的正式规则，如果本土的非正式规则因为惰性而一时难以变化，新借鉴来的正式规则和旧有的非正式规则势必产生冲突。其结果，借鉴来的制度可能无法实施也难以奏效。这种冲突是外来制度规则与本国相应的“配套”要素和支持系统的排斥反应，实质上是一国基本制度(基础性制度安排)即制度环境与移植过来的新制度的矛盾或非相容性的表现。因此，我们既重视理论和制度自身的创新也要重视外来理论和制度的移植。但是，一种经济理论尤其一种经济制度的跨国移植要慎之又慎。即使在正常情况下，也需要政府和企业进行“宏观修正”、“硬着陆”、“软着陆”或“微调”，以抑制、预防和克服跨国移植诱发的“排异”反应或非兼容症。
第四，从属型“互补论”的最后一层涵义界定了从属型的性质、地位以及创新和从属的关系，即重点在于创新而移植处于从属地位。对西方经济学(其中包括范式论)和市场制度的大规模借鉴和移植已经走到尽头。现在到了这样一个历史拐点，我们必须完成从启蒙型、模仿性移植走向自主创新的历史大跨越，并从西方经济理论范式、话语权及其体制这种舶来品的羁绊中解放出来，创造中国特色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有望进入创新型国家的行列。这里所说的创新型国家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包括理论、制度和科学技术等多方面的创新。
四、构建中国现代政治经济学体系框架的新思考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学说引发了关于构建中国现代政治经济学体系框架的新思考。
1.构建现代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方法论的基础只能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学说而不是西方的范式理论。但是，可以借鉴其合理的科学的要素。
2.中国改革实践所提供的经验材料和逻辑构件在目前只能构建转型政治经济学体系。而铸造成熟的典型的政治经济学新体系有待于进一步的实践。尚需缓以时日。无疑，现代政治经济学体系打印上了“摸着石头过河”的烙印。该体系应保持一定的弹性，以免让不成熟的体系束缚实践活动。
3.因此，研究与实践经验紧密相连的经济体制运行模式——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准则即模式问题是“经济学的基本任务” (布鲁斯语)——是具有弹性的转轨型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有宏观、中观和微观三种模式，例如“利西奇金一利别尔曼模式”、“南斯拉夫自治模式”、“兰格模式”和“卡莱斯基增长模式”、“科尔纳——利普塔克多层规划模式”、“沃尔康斯基模式”、“普加乔夫模式”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宏观性质的；“温州模式”是中观性质的；“华西村模式”是微观性质的，不一而足。
4.研究对象的定位要突破狭窄化趋向。要回归马克思和恩格斯，其研究对象应该囊括“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生产关系不仅是位于抽象层次上的第一级的原生的生产关系，而且包括上升到具体层次的“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即“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亦即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实现形式或发展形式。
5.基于时代所赋予的“两个并存”、“两个矛盾”特征，应从整体上和普遍联系中打通新体系与资本主义部分的内在逻辑联系，这对于布局谋篇以及范畴的移植有方法论意义。要尊重某些共用范畴，尤其“资本”、“市场经济”、“股份制”等范畴在不同制度之间的移植规律，即关于“保留”(几种生产方式共有的“物质内容”)一“剥离” (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一“嫁接”(社会主义“社会形式”)和通过实践“整合”的规律。
6.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方法或学说理论的遗产之一是：确定始点范畴、主线以及作为主线落脚点的基本范畴十分重要；其次，体系框架可以是按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社会生产总过程的程序，或者按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的顺序搭建逻辑体系的脚手架。商品范畴是转轨型政治经济学新体系无范畴或逻辑起点。它对于理顺逻辑顺序、逻辑层次，打开逻辑通道和扩大逻辑空间有重大意义。新体系看来不能用“自主联合劳动”、经济人或“新经济人”假设作为逻辑演绎的起点范畴。
7.应该从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点上确定中心范畴和研究主线。要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创新性范畴。不主张把“公本”或“社本”作为新体系的中心范畴。
8.四大“中介”范畴是逻辑演绎和体系构建的“枢纽点”。“中介”范畴就是逻辑中项，也是范畴上升或转化的条件和过渡环节。要注重研究经济体制、运行机制、产权和股份制这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