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从1938年到1953年期间，一直统治着苏联的谍报组织，该组织曾有过一支数量多达100万人的秘密警察队伍。贝利亚死后，美国“百伦和基尔什”出版公司从苏联一个叛逃者手中得到一本《贝利亚日记》，经有关专家鉴定，找不出赝品的证据，于是以300万美元的高价买下了日记的版权。
　　在《贝利亚日记》的三篇日记中，赫然记录了“毒杀斯大林”的过程，其中提到的“主人”“老头子”就是斯大林。
　　1953年2月×日，莫斯科。
　　昨天晚上接到去主人别墅参加星期六晚宴的邀请。没有任何原因，也许是主人恢复晚宴？或者这是告别宴会？如果这样，那是与谁告别——同他还是同我们？马林科夫对我说，老头子(指斯大林)身心都有病。
　　我本想拒绝，但这只能是拖延结局。我惟一可做的防范，是带去两汽车自己人。
　　计划已经制定，只委托给拉菲克一人(他会绝对保密)。拉菲克知道，在俄国惟一能救主人命的维诺格拉多夫己被捕。确实，大家都知道,格鲁吉亚人能够哄骗自然界，活到100岁。尽管主人的健康在恶化，可还没有根据表明他寿终临近。所以我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卢卡姆斯基身上。作为医学科学院院士，他没有被牵连到医生事件中，而逮捕他也只是个时间问题。
　　我们决定早晨用非专车，把他直接送到我这里来，不是到鲁卡克或小尼克拉大街，而是阿尔巴特的拉菲克办公室。
　　到了那里，他面色苍白得可怕，不停地发抖。岁数大了，看来身体不太好。我给他一杯法国白兰地，这使他提了神，可以像个男子汉一样谈话了。开始，我简短地介绍了主人的健康状况。
　　“他病得很重”我说，“可他还能活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您能清楚在这段时间里可能会发生什么事。”从卢卡姆斯基脸上看出，他不需要解释，所以我开门见山地说。
　　“现在看看吧，教授同志！在您面前有个简单的选择，你与我一道工作，还是等主人把您与其他人一起抓起来除掉？您选择吧，您是心脏病专家。主人嗜好酒您是清楚的，让老头子的心脏停止跳动您也是能办到的。”
　　他双手握着空杯坐着，汗从脸上流了下来，尽管天气很冷，而室内又不太热。我告诉他：“我手下有100多万警察部队，我是苏联第二个强有力的人。”好像这些话使他平静了下来，虽然他的脸上留着明显的恐惧和惊慌，可我自己也感到有点信心不足，这个老教授很可能获得主人和他朋友的许可，去告发我们的谈话。出于戒备，我对他说，我也能获得主人的支持，我的一句话就足以使他的头部挨一粒子弹。
　　教授开始抱怨说是有人监视他，我向他说，这件事由拉菲克来办。那天3点钟他返回了拉菲克的办公室，给了我4片天蓝色药片。他说这是美国新产品，专供患不治之症的病人止痛用，每4小时服一片，如果一次全服，会引起昏迷状态。它的最初病症是沉睡和呼吸困难，就像晚上狂饮之后的症状。药片无味，两小时之后开始发作。卢卡姆斯基又提示说，若是身体强壮，须再次服用，否则昏迷只会持续几天。我又用白兰地招待他，并再次向他说明，如果他的“知识”骗人，他要诅咒获医生文凭的那天，教授心情沉重地离开了。
　　这几页日记的背景时间是1953年2月，而据史料记载，当年的2月28日，这天是星期六，是斯大林出席印度大使梅诺思的招待会的时间，这也是斯大林逝世前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的时间，日记中提到的卢卡姆斯基，是苏联著名的心脏病医生，斯大林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一直在场，据说他没有被牵连到“医生事件”中。
　　1953年3月，莫斯科。
　　昨天晚上5点，波斯科烈贝舍夫给拉菲克打电话说，要我们8点钟到克里姆林宫电影大厅，参加主人的聚会。
　　到了之后，我遇到了熟人：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米高扬，甚至还有微不足道的莫洛托夫及小丑伏罗希洛夫。像原来一样，主人的身体看起来比我预料的还坏。确实，他的脸发灰，满是皱纹，走路缓慢，手似乎在发抖。他的个子变小了，一开始时，几乎使我大吃一惊。
　　他亲热地迎接大家，甚至有些过分。当轮到欢迎我时，他用手指开玩笑地在我肋条上一推，说：“啊，我亲爱的检察官！看来，在抓女妖时你也没闲着！我见你的人把克里姆林宫占领了！”在我回答之后(“这是安全和警惕所必须的，主人！”)，他眼里出现了冷漠的目光。他转向其他人，开始用笑话招待大家。主人转身对脸色苍白、满脸出汗的莫洛托夫说：“你，斯克里亚宾(这是斯大林对莫洛托夫的称呼)，该换换新鲜空气！离开你的办公室，做点体育活动！”
　　看来，晚宴进行得并不轻松。
　　给我们放映了战前法国的强盗片，可我几乎没注意这个。后来大家又去了主人别墅。主人对纳多拉亚和我那装满格鲁吉亚人的两部汽车没说什么。到了那里，我注意到，他比以往喝得多。与预料的相反，他的情绪好极了，他继续开着玩笑。是这样，在让莫洛托夫坐下之前，让他喝光半瓶布尔岗酒。
　　时间好像故意折磨人，走得很慢。我发现老头子的脸消瘦了。他目光冷漠，有些疲惫，谈话也不如开始时活跃。直到凌晨3点，当他和几个人去便所时，我才有了机会。他的酒杯还在桌子上，几乎是满的。我掏出卢卡姆斯基的药片，打开包，一下子都倒进杯里。药溶解了，没留下任何痕迹。
　　老头子回来却抓起别人的酒杯，我笑着说，那是伏罗希洛夫的杯，老头子很随和地说了句笑话，但元帅的脸却白得可怕。
　　大约一个小时后，主人说他累了，晚宴只好结束。应当承认，我看到街上汽车里等我的纳多拉亚和他的手下人，我从来没有感到那么高兴。
　　多么残忍！自称是斯大林小兵的贝利亚，却把毒药亲自放到了自己统帅的酒杯中。下面是他同年3月的又一篇日记。
　　1953年3月，莫斯科。
　　第一个掀起恐慌的是马林科夫。这是发生在星期天的半夜之后。可能是他们把正在沉睡的老头子放了一天一夜——这是夜欢之后常有的事。第二天半夜，他的房间里还听不到任何声音，赫鲁斯达烈夫(斯大林私人卫队长)才发出不安警报。人们发现老头子睡在办公室的地板上。没有唤醒他，只是把他移到当床用的沙发上。后来他们心情很坏，于是马林科夫打电话告诉我说，主人健康情况不好，并叫我把卢卡姆斯基(我已不止一次说过，卢卡姆斯基是没被逮捕的医生中，惟一能在必要情况下帮助主人的人)找来。
　　当我到达别墅时，他还处于昏迷状态。教授也在那里，他穿一身黑衣服，手里拿着黑提包，看起来很规矩。其他人也来了，其中包括主人的女儿，她那专注的目光含有诗一般的悲伤。何必这样？她爱和尊敬自己父亲的证据，比我们中任何一个人都少。
　　早晨7点钟。卢卡姆斯基说,我们到别墅来没有什么意义。在离开之前我同他谈了几句话，他说昏迷可能持续两三天。我提醒他说，如果他改变主意，打算说出事件真相，就请小心：我的话比他的话更好使。我注意到他正确理解了我的话。
　　两天之后，老头子的状况急剧恶化。我们都聚集在克里姆林宫的内室里。波斯科烈贝舍夫对我们说，老头子看来就要死了。自从他妻子出事之后，我是第一次从他的话里听到一种喜悦的声调。说心里话，连我也怀着一种奇怪的感情，仿佛听到一个残暴的被诅咒的父亲的噩耗。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人都有的感觉。
　　第二天他仍没知觉，对于我这是最困难的一刻。难道卢卡姆斯基骗了我？难道老头子那格鲁吉亚的体魄对美国的新药具有相当的抵抗力？
　　他仍躺在办公楼下的一间小房里。有几次他微微睁开眼睛试图说话，可是听不清。呼吸嘶哑困难，像气喘病患者，他身体有些萎缩变小了，脸上粗糙的皮肤，像干了的面包皮。看着将被病魔夺走的他，谁能想像就是这个人以铁腕统治了苏联31年，战胜了狡猾的丘吉尔,并迫使罗斯福就范。
　　我们轮流守在他床边。护士拿来吃的，他费劲地吞着。斯维特兰娜也坐在旁边。中午时，卢卡姆斯基面色惨白、全身发抖，像他本人要死似的，他说他未必能做什么了。还在屋里的波斯科烈贝舍夫提议，采用偏方——后脑热罨剂。他说这种方法，得到俄国农民多年的验证，为了救主人的命应当尽一切努力。
　　这时主人的儿子瓦西里来了，像往常一样醉着、吼着、哭诉着和扮演着成了孤儿的哈姆莱特，只好把他从房间里弄走。
　　围在床边的，除了卢卡姆斯基之外，还有其他的医生和护士，幸运的是，直到给他放罨布他也没恢复知觉。我再也呆不住了，走出房间，喝了杯酒。看来主人寿终临近了。
　　晚上9点30分，他开始发出可怕的嘶哑声，脸色变暗，几乎是黑的，嘴里吐沫了，好像有人在窒息他。这样持续了20分钟左右。
　　9点50分医生验证他已经死亡。
　　……
　　“人类光辉的太阳”就这样落下去了。
　　由于篇幅有限，这篇日记省略了一些文字，但有一个事实要交代的是，当斯大林死后，曾有人提出要解剖尸体，这时贝利亚有些惊慌，然而当他知悉负责验尸的医生就是卢卡姆斯基时，又松了一口气。
　　以上的日记记叙了“斯大林之死”的全过程。从这里可以得知，斯大林的死虽然和年老多病有关，但真正杀死他的凶手是贝利亚和卢卡姆斯基。
　　斯大林一生坎坷多难，德国纳粹分子曾出重金两次企图谋杀他，在《一个德国纳粹军官的日记》里，曾有这样一句话：“这场战争中的秘密太多了，我们现在干的就是其中的一件。”而他这里说的“秘密”就是“SS行动计划”，也就是“谋杀斯大林的两次阴谋”。
　　斯大林没有死在敌人的枪弹下，却牺牲在自己所谓“战友”的蓝药片之下。天下事无独有偶，奇特的是这些“毒杀斯大林”的罪恶阴谋，都是在刽子手的“隐私日记”中泄露的。
　　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马林科夫、赫鲁晓夫、苏军元帅朱可夫、国防部长布尔加宁等人，以斯大林妻舅日丹诺夫被毒杀案等罪行，秘密逮捕了贝利亚。
　　有关逮捕和处决贝利亚的文章和传说带有传奇色彩，在苏联解体以后，莫斯科防空军政治部主任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祖布上校透露了当时的一些内幕，因为他曾是逮捕贝利亚6人小组成员之一，参与了逮捕、拘捕贝利亚的全过程。祖布最近向《红星报》记者披露了一些内幕。
　　1953年6月26日，也就是斯大林逝世后的3个月零21天，正在莫斯科郊外度假的祖布上校突然接到上级的命令。
　　“你带着武器立即去见国防部长！”
　　祖布上校突然接到上级命令，带枪立即赶到国防部。
　　这时部长办公室内只有布尔加宁一人。他神情坦然，亲切地向祖布寒暄了几句，然后便提出了几个问题。
　　“精神怎样？”这是布尔加宁的第一问题。
　　“谢谢，很正常。”祖布回答道。
　　“总的说来，您是个勇敢者还是胆小鬼？”部长对他微微一笑。
　　“从来没人说我是胆小鬼。”
　　“带武器了吗？”
　　“带了。”
　　“我看看。”
　　祖布递过去手枪，更加迷惑不解。
　　“枪法怎样？”
　　“一向优秀。”
　　“愿意完成党和政府交给的任何任务？”
　　“愿意。”
　　“好，请到接待室稍候，我还会叫您的，不过请不要与任何人交谈，如果有人问，您就说是来参加会议。”
　　接待室又出现几位祖布很熟悉的人：莫斯科防空军区司令莫斯卡连科上将、莫斯科军区第一副总司令巴季茨基中将、莫斯科防空军参谋长巴克索夫少将、莫斯卡连科上将的副官尤费列夫中校。他们都是刚刚从部长办公室出来,随便地说笑着。部长的第一副手苏军元帅朱可夫几次进出部长办公室。朱可夫的在场并且显然要参加他们尚不知晓的神秘行动，使祖布顿感十分镇静。
　　此时，克里姆林宫正在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贝利亚问题。
　　朱可夫元帅向莫斯卡连科等前面提到的6位莫斯科军区高级将领宣布：由你们6人组成逮捕小组。
　　逮捕小组是乘布尔加宁和朱可夫的专车进入克里姆林宫的。莫斯卡连科、巴季茨基、祖布、尤费列夫乘前一辆，巴克索夫乘朱可夫的汽车。暗色的玻璃窗挡住了外面的窥视目光，却不影响车内向外观察。
　　6位将领进入了政治局正在开会的办公室附近的一间休息室。除了朱可夫，当时谁也不知道究竟是何任务。
　　随后，从办公室内走出了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
　　“知道为什么邀请你们来吗？”赫鲁晓夫先开腔说道,“是请你们逮捕贝利亚！”
　　“准备好了吗？”布尔加宁问。
　　“是的，准备完毕。”6人用低低的嗓音答道。
　　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向他们讲述了行动方法，规定了行动暗号。最后赫鲁晓夫极为严厉地说：“要注意，如果行动失败，你们就会成为人民的敌人。”
　　斯大林办公室有三个门。为了防止贝利亚逃跑，6人小组成员将根据会议主席马林科夫的信号冲进会议室。他们掏出了武器。莫斯卡连科手持一把镀镍勃朗宁手枪，压上子弹后，他脸上的肌肉急剧地抽搐起来……
　　信号响了。
　　巴季茨基和祖布从接待室，巴克索夫和尤费列夫从走廊，朱可夫和莫斯卡连科从休息室，同时破门而入会议室。
　　一排长桌的主席位置上坐着马林科夫。在他的一侧依次坐着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及政治局其他成员。另一位列席者则是贝利亚，有一扇门恰好就在他的身后。
　　6人小组已暗中靠近贝利亚。
　　当全场镇定下来后，马林科夫说道：“同志们，我提议再研究一下贝利亚问题。其实在这之前已经讨论过这项内容。与会者多数表示同意。”接着马林科夫继续说道，“这个大奸贼具有极大的危害性，鬼才知道，他还会干出什么勾当来。因此我提议立即逮捕他。”
　　“同意！”这是多数到会者的声音。
　　马林科夫说完以后，朱可夫对贝利亚命令道：“站起来！跟我们走。”
　　枪口下的贝利亚坐着一动不动。专横跋扈善施诡计的贝利亚似乎还没有明白这里发生的一切。不过，他很快就清醒了，知道自己已失去了一切实权。
　　在6名军人的监押下，贝利亚走出马林科夫身后的那扇门，穿过一个到处是地图、各种图表和文件的房间，进入休息室。
　　被押往休息室的途中，贝利亚恢复了镇定。进去以后，他就开始了第一次努力。
　　“请坐，同志们。”他以主人的口气亲切地说道，想使大家惊慌失措，感到他仍然是秘密警察头子。
　　“住嘴！”朱可夫立即命令道，“这里不是你发号施令的地方。”
　　过了一会儿，贝利亚要求去厕所。毫无疑问，他在努力找机会逃跑，或引诱别人向他开枪。因为这里不少卫兵还属于贝利亚的部队。
　　为了防止贝利亚逃跑，他们把贝利亚的裤子上的钮扣全部取掉，这样贝利亚只得双手提着裤子走路。
　　贝利亚被带出克里姆林宫时，门卫已被换成了防空军军官。
　　后来的行动都是在夜幕下进行的。
　　贝利亚表面上不惊慌。夜间出克里姆林宫时，朱可夫没有同行。他给6人小组的最后指示是如果贝利亚企图逃跑就开枪。
　　贝利亚的死也一直是个谜。据官方消息，1953年12月，贝利亚在内部的诉讼之后被处决。据非官方的情报，贝利亚于1953年7月10日，在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局会议之后就被枪决，葬地不详。
　　最近海外报刊发表了贝利亚儿子谢尔戈回忆当年7月10日的事件的文章：
　　突然，我的朋友，试飞飞行员苏尔坦打电话给我：“谢尔戈，你家所在地区被军队包围。有枪声。快出克里姆林宫，我给你派辆汽车,给你准备好飞机。”
　　我跑到克里姆林宫门口，苏尔坦已经在车里等我了。他说：“快，好像你父亲已经给打死了。”
　　我想，肯定是一场误会，我不想逃，又回到万尼科夫那儿。这时我们给马林科夫挂电话，没人接。给赫鲁晓夫打电话，他说道：“你是贝利亚的儿子吗？在哪里？没发生什么事，你回家吧！”
　　我们几个人出了克里姆林宫，车开到我市内的家，房子周围全是军人，不让我们进院子。多亏万尼科夫上将在，才让我们进去了。我看到我父亲的那几个房间不知是砸开的还是炸开的。这时有个卫兵对我说：“看，担架上抬的是一个人。”
　　我一看，担架上的人盖着布，我没来得及问卫兵，开枪时父亲是否在里面。但我觉得，担架上抬的是我父亲。
　　朱可夫、莫斯卡连科和巴季茨基元帅等人的回忆里都说，贝利亚是在克里姆林官内，在政治局会议上被捕的。事后我试图了解真相，我问过我的好朋友，法官米哈伊洛夫，他说：“我不想骗你，我没有在法庭上见过你父亲，据我所知，他当天就被打死了。怎么打死的，我不知道。”
　　 (责编 李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