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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者，她更像是生活在纷繁社会中的一位普通民众。
身为政治学家，却成为了唯一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年少口吃的她，为何最终能够克服交流障碍，广泛走访调研，终成学术大师？
2012年，79岁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印第安纳驾鹤西归。但却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公共经济领域知识财富。
口吃辩手
作为唯一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奥斯特罗姆却并非经济学家，而是研究公共资源治理的政治学家，相较于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者，她更像是生活在纷繁社会中的一位普通民众。
1933年，奥斯特罗姆出生于大萧条时期的加州洛杉矶。经济萧条、战争阴云等各方面原因，令年少的她受到了更多负面因素的影响。加之父母的离异，这个豆蔻年华的少女，有着一个并不愉快的童年。
“口吃”是中学时期奥斯特罗姆的一大标签，但幸运的是她有了一位老师的帮助，让她得以克服了这一缺陷。
她曾回忆：“在我高中二年级时，有位老师很关心我的口吃问题，告诉我去参加演讲社团。我被指派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背诵诗，但在第一次竞赛性演讲活动中，演讲队的其他成员都取笑我的‘娘娘腔’。他们认为，所谓‘真正的’演讲团队应该是辩论性的”。
所以，年轻的奥斯特罗姆就参加了竞赛性辩论，并且感到这似乎很有意思，由此加入了争论性辩论队。在两年的辩论队比赛中，她与加州的许多其他高中辩论队竞赛。
奥斯特罗姆认为，学习如何辩论是学者生涯一项重要的经历。作为一个辩论者，人们必须了解到，任何问题至少都有两面性，因为一场比赛的每个不同回合，你都很可能被指派到辩论的任何一方，而无论你被指派为哪一方，都必须准备有效的论点和论据。
尽管家庭的阻力令奥斯特罗姆继续上学深造过程崎岖，但她最终还是选择坚持自我，并成功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出于对辩论强烈的热爱，奥斯特罗姆竟然考虑将辩论作为专业，最终学校的专业设置并未如她所愿。迷茫的奥斯特罗姆听取了新生指导老师的意见：“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最好的专业就是教育，以便毕业后当教师。”
然而，此后的一堂政治课令奥斯特罗姆改变了主意，甚至也为其成果丰硕的学术生涯埋下了重要的伏笔。“在第一学期，我选了政治学101号课程，一位杰出助教的课程令人振奋，我立即改选政治学作为专业。”
奥斯特罗姆还选了许多经济学和商学的课程，成绩都非常优秀，三年级时得到了老师的垂青，担任批改新生经济学试卷的辅教工作，这份工作支付了不少她在校学习的费用。
虽然奥斯特罗姆的大学生涯非常顺利，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奥斯特罗姆母亲对于她选择大学而非直接工作的些许不满。
“我是家中的长女，我的父母都只是中学毕业，并且我母亲认为，大学是‘无用的投资’，因为她在高中毕业后没有得到家中的支持而不得不去工作。因此，我本科期间就开始了自己的工作生涯。在夏天，我教游泳；在学期中，我在大学图书馆、当地一元店打工，还做过其他形形色色的工作，每周工作25-30小时。”
由于学习工作“两肩挑”，奥斯特罗姆的大学生涯繁忙异常。但是这些经历都为其日后多元化的学术研究风格，积累了丰富而又扎实的素材，也帮助她形成了凡事都以不同角度解读的思考方式。
设立公共池塘
针对公共事务的研究方向，并非是奥斯特罗姆首先创立的，但“公共池塘”的设立确是最为令人信服的。
在此之前，有三种相关模型为人们所熟识，即哈丁的公地悲剧模型、囚犯困境模型以及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逻辑。这三大模型都揭示了在公共事物治理过程中，个人理性的结果却是集体选择的非理性，导致了公共事物的恶化和非可持续发展，最终丧失集体利益和个人的长远利益。
许多理论家和分析家都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除非實行强权控制或者彻底的私有化，否则只能导致“公地悲剧”。
然而奥斯特罗姆的童年经历与其工作中接触到的典型案例，却成为了她提出不同看法的经验支撑。
奥斯特罗姆曾回忆，尽管童年经历了经济大萧条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恐慌，彼时的经济困顿，物资缺乏。但是奥斯特罗姆与母亲所在的社区邻里之间却相互理解，合理共享公共资源，其乐融融。
除此之外，在奥斯特罗姆开启博士项目初期，她参与了一项南加州地下水治理的政府事务。在此期间，通过大量的调查走访，奥斯特罗姆发现存在许多当地民众自主治理的成功范例。
尽管存在着失败的情形，但这些成功的事例表明，在特定的制度条件下，自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可行的。
这些条件包括共有资源的范围界定清晰、大多数人可以参与修改规则、冲突解决机制成本较低、民众具有最低限度的自组织权利等。信任、互惠和声望等社会资本，对民众的合作与集体行动也具有重要影响。
由此，奥斯特罗姆进一步认为，专制国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公共资源享用者面临的搭便车难题，但国家管理中存在的官僚化、无效率、寻租以及权力扩张倾向，会带来另一个层面的集体行动难题，并最终削弱甚至摧毁民众的自治潜力。
同时，对共有资源的私有化，可能会因个人无约束的行为而使资源本身损坏或者耗竭。更何况，有些共有资源很难被私有化。因此由民众自主治理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地下水研究项目不仅开启了奥斯特罗姆理论的框架，还令她结识了终身伴侣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在此之后，夫妇二人发现虽然很多学者都曾深层次涉猎公共资源治理领域，但是相关学术体系始终没有建立。1973年，二人在印第安纳大学成立了“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工场”，专门研究公共资源治理事务。
在大量走访了灌溉、森林、渔牧业后，“公共池塘”的水分得以更加充盈。奥斯特罗姆最终将生活给予她的一切艰难与挑战，转化成为丰硕的研究成果。
身为政治学家，却成为了唯一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年少口吃的她，为何最终能够克服交流障碍，广泛走访调研，终成学术大师？
2012年，79岁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印第安纳驾鹤西归。但却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公共经济领域知识财富。
口吃辩手
作为唯一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奥斯特罗姆却并非经济学家，而是研究公共资源治理的政治学家，相较于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者，她更像是生活在纷繁社会中的一位普通民众。
1933年，奥斯特罗姆出生于大萧条时期的加州洛杉矶。经济萧条、战争阴云等各方面原因，令年少的她受到了更多负面因素的影响。加之父母的离异，这个豆蔻年华的少女，有着一个并不愉快的童年。
“口吃”是中学时期奥斯特罗姆的一大标签，但幸运的是她有了一位老师的帮助，让她得以克服了这一缺陷。
她曾回忆：“在我高中二年级时，有位老师很关心我的口吃问题，告诉我去参加演讲社团。我被指派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背诵诗，但在第一次竞赛性演讲活动中，演讲队的其他成员都取笑我的‘娘娘腔’。他们认为，所谓‘真正的’演讲团队应该是辩论性的”。
所以，年轻的奥斯特罗姆就参加了竞赛性辩论，并且感到这似乎很有意思，由此加入了争论性辩论队。在两年的辩论队比赛中，她与加州的许多其他高中辩论队竞赛。
奥斯特罗姆认为，学习如何辩论是学者生涯一项重要的经历。作为一个辩论者，人们必须了解到，任何问题至少都有两面性，因为一场比赛的每个不同回合，你都很可能被指派到辩论的任何一方，而无论你被指派为哪一方，都必须准备有效的论点和论据。
尽管家庭的阻力令奥斯特罗姆继续上学深造过程崎岖，但她最终还是选择坚持自我，并成功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出于对辩论强烈的热爱，奥斯特罗姆竟然考虑将辩论作为专业，最终学校的专业设置并未如她所愿。迷茫的奥斯特罗姆听取了新生指导老师的意见：“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最好的专业就是教育，以便毕业后当教师。”
然而，此后的一堂政治课令奥斯特罗姆改变了主意，甚至也为其成果丰硕的学术生涯埋下了重要的伏笔。“在第一学期，我选了政治学101号课程，一位杰出助教的课程令人振奋，我立即改选政治学作为专业。”
奥斯特罗姆还选了许多经济学和商学的课程，成绩都非常优秀，三年级时得到了老师的垂青，担任批改新生经济学试卷的辅教工作，这份工作支付了不少她在校学习的费用。
虽然奥斯特罗姆的大学生涯非常顺利，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奥斯特罗姆母亲对于她选择大学而非直接工作的些许不满。
“我是家中的长女，我的父母都只是中学毕业，并且我母亲认为，大学是‘无用的投资’，因为她在高中毕业后没有得到家中的支持而不得不去工作。因此，我本科期间就开始了自己的工作生涯。在夏天，我教游泳；在学期中，我在大学图书馆、当地一元店打工，还做过其他形形色色的工作，每周工作25-30小时。”
由于学习工作“两肩挑”，奥斯特罗姆的大学生涯繁忙异常。但是这些经历都为其日后多元化的学术研究风格，积累了丰富而又扎实的素材，也帮助她形成了凡事都以不同角度解读的思考方式。
设立公共池塘
针对公共事务的研究方向，并非是奥斯特罗姆首先创立的，但“公共池塘”的设立确是最为令人信服的。
在此之前，有三种相关模型为人们所熟识，即哈丁的公地悲剧模型、囚犯困境模型以及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逻辑。这三大模型都揭示了在公共事物治理过程中，个人理性的结果却是集体选择的非理性，导致了公共事物的恶化和非可持续发展，最终丧失集体利益和个人的长远利益。
许多理论家和分析家都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除非實行强权控制或者彻底的私有化，否则只能导致“公地悲剧”。
然而奥斯特罗姆的童年经历与其工作中接触到的典型案例，却成为了她提出不同看法的经验支撑。
奥斯特罗姆曾回忆，尽管童年经历了经济大萧条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恐慌，彼时的经济困顿，物资缺乏。但是奥斯特罗姆与母亲所在的社区邻里之间却相互理解，合理共享公共资源，其乐融融。
除此之外，在奥斯特罗姆开启博士项目初期，她参与了一项南加州地下水治理的政府事务。在此期间，通过大量的调查走访，奥斯特罗姆发现存在许多当地民众自主治理的成功范例。
尽管存在着失败的情形，但这些成功的事例表明，在特定的制度条件下，自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可行的。
这些条件包括共有资源的范围界定清晰、大多数人可以参与修改规则、冲突解决机制成本较低、民众具有最低限度的自组织权利等。信任、互惠和声望等社会资本，对民众的合作与集体行动也具有重要影响。
由此，奥斯特罗姆进一步认为，专制国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公共资源享用者面临的搭便车难题，但国家管理中存在的官僚化、无效率、寻租以及权力扩张倾向，会带来另一个层面的集体行动难题，并最终削弱甚至摧毁民众的自治潜力。
同时，对共有资源的私有化，可能会因个人无约束的行为而使资源本身损坏或者耗竭。更何况，有些共有资源很难被私有化。因此由民众自主治理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地下水研究项目不仅开启了奥斯特罗姆理论的框架，还令她结识了终身伴侣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在此之后，夫妇二人发现虽然很多学者都曾深层次涉猎公共资源治理领域，但是相关学术体系始终没有建立。1973年，二人在印第安纳大学成立了“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工场”，专门研究公共资源治理事务。
在大量走访了灌溉、森林、渔牧业后，“公共池塘”的水分得以更加充盈。奥斯特罗姆最终将生活给予她的一切艰难与挑战，转化成为丰硕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