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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景如画的千岛湖下,沉睡着两座千年古城:贺城(淳安县原县城)和狮城(原遂安县县城)。1959年,为了建造当时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新安江水电站,浙江省原淳安县、遂安县两县合并为现在的淳安县,29万人从此离乡移居,两座古城从此深埋水底。
遍及淳安县城、乡镇、山村的一台台动员大会,就在电站的超常规进度中匆匆搭起。动员会上当场下达迁移通知,迁移时间在几十天后甚至几天后。还有一些村庄一夜之间人去楼空:当天晚上开搬迁动员会、第二天就卷起包袱移民了。
1958年2月,余年春接到了迁移通知。街头巷尾的广播喇叭里开始反复宣讲“国家不浪费,移民不吃亏” ,“舍小家,为大家”。
余年春觉得那些道理都是天经地义的,没有任何犹疑,开完动员会就回家开始整理家具财产。50年后再说起淳安人当时的“舍小家,为大家”,余年春的眼神仍然流露出自豪,但同时直指,后来移民政策基调变化成了“多带好思想,少带旧家具,行动军事化”,这对移民“伤害很大”。
人们严格按照政策指示准备移民,但旧家具的“收购价格实在太低”,许多人又把家具扛回了家。余年春的家具多数也没有卖出去,和古城一起留在了水底。
当时,开化中学老师厉汉杰来淳安出差,他看到各式木制家具和数不清的坛坛罐罐,堆满了几十公里长的公路两侧,“简直是万国博览会”:紫檀乌木家具、明清两朝的千工床、黄花梨木的凉榻……都扯去了床单床帏后歪歪斜斜躺在干结的泥田里。
大水首先接近了东城门,千年古城在阳光下的时日已屈指可数。
居民开始陆续往外移,商店一家家关门,踩踏青石板两侧鹅卵石清脆的“嘎吱”声也少了;花纹精美的断腿残凳被随意丢弃,青石板路也蒙上了纸屑、垃圾,不再光亮。不过已经没有人在意这些,没走的看着走的人流着眼泪一步三回头、五回头,“眼神都有些麻木、茫然”,他们三五成群坐在一起说话,有一搭没一搭的,话题总还是“自己这片街坊以及自己家什么时候搬”。
最后,余年春只带上了仅能随身的物件,肩扛手提徒步20里来到了新县城。如今和余年春同住一片小区的移民邵宝珠,当时也是“左手抱着3岁的女儿,右手提着一床被子,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故乡。
搬迁后,余年春还是经常从15里外的淳安新县城跑回去,“舍不得,趁还没沉多看几眼。”
到1959年初,贺城几成空城。这时拆房队进城了。为了水质及航行安全,水库区的房屋必须拆除。
“许多房子已经拆得东倒西歪”。有老人不舍得走,水都已经没到了他们家里的墙根,人还是坐在椅子上,呼天嚎地哭叫着就是不肯走。拆屋队已经把绳子捆上他家的房梁,几个人把老人连人带椅子一起抬出门外, 然后十多个拆房队员拉紧绳子,发一声喊,同时用力往后拉,“轰”地一声,半黄不黑的烟尘腾起,不知多少代人的苦心经营瞬间化为乌有。
到后来,连拆房队也没赶上大水上涨的速度,最后成了水上拆房队,只能坐着船去拆还露在水面的房子。
匆匆告别
童禅福走得更匆忙。松崖人是直到发现周边村落都开始搬迁了,才确信自己要接受永别故乡的命运。1958年3月25日,他们得到移民办通知,搬迁时间是20天后的 4月15日,村人一片哗然。于是家家户户请木匠赶制装祖上遗骨的“精棺”,把祖宗遗骨从“神基”里请出——神基是四周用砖块砌成、盖上瓦片宛如小屋的临时亡灵安置点。人们按照古老的习俗,十多户甚至几十户合造一个大墓,把祖先的精棺一并安放。
村民童裳高三岁丧父,家里缺钱缺劳力,父亲的遗骨就一直寄存在“神基”里。直到迁移的前一天,母亲才请了几个邻居把父亲抬出“神基”入土为安,只是一个坑,没有碑石。
狗已杀尽了,鸡已杀绝了,老黄牛也宰了。童禅福记得,搬迁前的那晚,山村里一派令人窒息的死寂,只有土油灯的微光表明村子还活着。“那晚家家户户都点着灯守到天亮。”
奶奶和父母在堂前的土油灯下默默流泪。半夜里忽然想起,还没去祭拜过童禅福的爷爷。
于是,童禅福和父亲半夜摸黑去了爷爷坟前,点燃从作业本上撕下的一张张空白纸,代替承古以来念过佛经的香纸。拜完起身时,他听到松毛岭上下到处都有隐约的哭声,还有点点闪闪,那是烧纸的亮光。
上坟回来,吃完最后一餐故乡的早饭后就“起锅”了。父亲拿起柴刀,砸下铁锅一周石灰的瞬间,奶奶双膝一软,“扑通”一声跪在了灶头前,嚎啕大哭,哭得撕心裂肺。
1959年9月21日15时47分,新安江截留,水库大坝封口,库区正式开始蓄水。
这年10月,淳安中学开过运动会后也撤离了。千年古城至此完全沉寂,在无声中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在厉汉杰老师的记忆里,那场运动会的开幕式“更像是淳安老城的谢幕典礼”。校长神情庄严,话声沉郁,很有些许“最后一幕”的悲壮意味。师生也都绷着脸肃立,尽管他们中很多人已经把家搬到了新县城。
再后来,湖水完全包围了老城,余年春也进不去了,只好在新县城的山坡上遥望老城的最后时刻,直到“看不见最后一片屋顶”。余年春记得,那应该是老城西北角,那里有家“留真照相馆”,地势全城最高。
“无产”移民
干部们每每在动员大会上讲的:“你们一到目的地,青年人不再种地,都当工人了。老年人吃的也是食堂饭,住的是新建的房,在家过共产主义了。移民东西该丢的都丢掉,家具农具不要全带了,只带上装衣服的箱子、碗筷、棉被就行了。”
淳安里商公社移民胡朋仁说,他当时想“领导不会骗人”,就回去砸了家具“憧憬着快点移民去当工人拿固定工资”。
没让多带家具,100公里内的移民都被按照军队编组成团、营、连……并且安排了正职领先、副职压后,宣传队员随军鼓动,“务必使移民精神饱满”。移民路上军乐队先行,雄壮的军乐声中,挑筐背包袱、扶老携幼的移民们在后跟随。
到了安置点后,胡朋仁不仅没当上工人拿工资,“一家人只能喝清汤稀粥,薄到可以在汤里照出人影来的那种”。淳安移民办统计,当时原本要6年完成的近30万库区移民计划,在1958-1959年间,仅7个月就完成了12万移民安置任务,时称移民工作“突击放卫星”。
这股风潮在1959年夏天达到了浪尖。这一年5月9日至14日的6天中,平均每天迁移2583户10289人,徒步移民日均竟高达3624人。
由于准备工作时间不足,当时运送移民及其家具财产的汽车极其有限,并且优先配给了安置点较远的县外、省外移民。像余年春、邵宝珠这样的县内移民,只能“带多少算多少”,全靠双脚走着去。
时隔半世纪,童禅福在其《迟到五十年的报告:新安江大移民》一书中写道:“大水瞬间就漫上来了,田地被淹,房屋被淹,山被淹,情愿和不情愿都是几天之间的事,甚至来不及和祖宗道别……没有人可以通过任何形式表达迁离几十代生活之地的茫然和痛感,更不用说那种太不顾及民生的行军式的转移,无序的迁徙,许多人甚至身无分文,迁移再迁移……”
“那些年,新安江沿岸尽现挑箩筐背包袱,扶老携幼的流民图。”
几代人在徽式大宅中就着红铜手炉暖手、把着纯锡酒壶喝酒的日子,短短几十天甚至几天里就没有了,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余年春和另外五户人家挤在一栋用泥土和石头垒砌成的临时大房子里,每户人家摊到的面积只有10来个平方,六户人家六个灶台,没有烟囱,一开灶烟熏得屋内人人流泪。
“新县城安置点普遍都是这个情况。”余年春说,他算是比较幸运的——有的人还住在人均3平米不到的泥木结构矮屋里。
童禅福一家去了开化青阳公社,他们得到了当地村民的热情接待,生活情况和余年春差不多。
然而,1960年来临了。仓促移民的恶果终于完全显现。在那个全国到处缺粮的当口,有些移民沦落到了衣食无着的地步,被迫与当地人争粮争水争地,与当地人之间出现了严重对立,直至流血械斗、暴力相向。移民们还遭遇了血吸虫病、丝虫病的生死威胁。有人迁回淳安后又被遣送回安置点,有人再次举家迁移寻找合适的安身处……
而大移民后的淳安县,也失去了昔日古睦州州治、商路枢纽的富庶和繁华,一下子从浙西最富县变成了浙西最穷县。“倒退10年,徘徊10年,恢复10年”。
寻找祖坟
淳安有“冬至大如年”的习俗。冬至到来时,亲属都要返回故乡,上坟培土铲草。迁到桐庐的淳安移民陆东京,今年70岁了。每年清明或冬至,他都要带上子女,从桐庐赶到新安江水库,在库边点香烧纸,望湖跪拜。
2006年冬天,童禅福也和分散在杭州、开化、江西的童裳高等六位小学同学齐聚千岛湖寻根。此前,曾任省民政厅副厅长、浙江省政府参事的童禅福遍访移民,走过8省22市,用20年时间写成了《迟到50年的报告——新安江大移民》一书。
“每次回到千岛湖,都有‘孤月照寒山,凄凉独徘徊’的感觉。”这次聚会,他看到当日离去时十四五岁的少年伙伴们,如今都已是做了爷爷、外公的白发老人。
他们划一艘小船穿过松毛岭后,在离松崖最近的一个小岛、曾经一个山顶下了船,他们看到了黄澄澄的蜜橘、红彤彤的甜柿,还有竹林、苍松……
“那个山头是我们放牛的地方”,“那是我们砍柴的地方”,“冬天,在那个最高的山顶砍下全一色的杜鹃花柴,妈妈最高兴。”老人们忙乱指点着,像他们当年在晒谷场上欢奔一样。正说着,童裳高跑开了,独自站在一边发呆。路边的一座坟墓,又勾起了他的隐痛:童裳高父亲的坟早已被柴草树林吞没或者被库水冲散,无处可寻。
“真想做个孝子,就向着水底的老家磕头吧。”同学童尔刚说。童裳高果真下跪磕了三个响头。
后来他们得知,村里童氏大宗祠的厅屋用炸药炸了,祠堂已经掀了瓦,但来不及拆大水就冲上来了。“中厅四根两人抱的大柱,还竖在那里呢。”不曾搬迁的邻村上溪埠村81岁老支书童起法说。
但童禅福等松崖人的祖坟全都找不到了。他说,整个淳安的五万多户移民,几乎家家祖坟都沉入了湖底。
《新安上河图》
有些东西,如淳安人的祖坟一样,再也找不回来了。
在余年春看来,最重要的莫过于“千年以来的深厚文化积淀”。上世纪90年代初,余年春从电视上看到了国家对三峡库区原貌、古迹力求尽善尽美地抢救,也看到了老居民死守乡土不退的执着,看得热泪盈眶,看到看不下去。从此更加坚定了他复原水下古城图的决心。
借在宾馆做前台登记工作的便利条件,余年春广泛接触南来北往各色人等,到1996年退休时,他已积累下了大量资料。
退休后,余年春用工笔楷书手抄了从明代到民国的五部县志共160万字,连其中的插页图画都一一描画了下来。
从1998年开始,余年春揣着烧饼自费走访了600余户移民家庭。有时只是为了搞清楚一个位置,一个人专程跑到外省调查,却不是所有人都笑脸相迎,“有人直接给白眼:搞这些有什么用?告诉你了又不能当饭吃!”
余年春没学过绘画,为了把地图画得精细,他特意买来《芥子园画谱》临摹学习,10年间画秃了几十支钢笔。
家里也没有书桌,他就跪在地上,床上铺块板,画了改,改了涂,涂了再画,一画就是三四个小时。
到2003年,改易了24稿的淳安老县城贺城示意图终于定稿。一年后,淳安县城另一组成部分狮城的示意图,在改易10多稿后也已基本定稿:它们长240厘米、宽87厘米。图上古城前方江水潺潺,背后群山巍峨,城内街道整齐、店铺林立,大到县政府,小到一棵树,学校、街道、牌坊、理发店、甚至厕所都清清楚楚一一标注,整张图宛如一幅细腻的水墨山水。
图上每座建筑旁还注明了历史,并配有图例、历史沿革、名胜古迹等说明;每一户家庭都注明了门牌号码,甚至居民的家庭成员都被余年春详细地记载了下来。对于地图上古城各建筑及居民家庭位置的准确度,余年春十分自信,他每次走访中获得材料后,都会请当事人确认无误签名,再寻找其他周围的邻居再三证实。
余年春手绘的淳安古城图,被台湾女作家龙应台称之为《新安上河图》。龙应台从未看过淳安的样子,她对淳安的印象都来自母亲的追忆。美君暮年失忆,连女儿都不认得了,却仍然记得自己是淳安人。
“开车带她到屏东的山里去,她一路无言,看着窗外的山景,突然说,‘这条路一直下去就会到贺庙,转一个弯,往江边去,会经过我家。’”美君说的贺庙在淳安老县城中,供奉着公元208年的建城者贺齐。
在电视中,龙应台看到母亲的淳安老乡余年春手绘了淳安古城地图,她决定替母亲来淳安,看一眼母亲此生再也看不见的故乡。
今年5月,龙应台在淳安找到了余年春。
打开在她眼前的,正是余年春跪在地上历时15年绘成的地图。余年春在地图上找到了龙应台母亲的故居上直街96号,户主应芳苟,正是龙应台的外公。
事后龙应台用震撼的笔触记下了这次会面:这个老人一笔、一笔,画出了全世界没有人在乎,只有他和龙应台母亲这一代人魂萦梦绕的水底故乡!
1949年,24岁的应美君走出一扇两个石狮子守着的淳安老城门后,此生再没有回到过故乡。
余年春在画上指出了那扇城门,龙应台在当地政府拍摄的湖底古城影像资料中看到了那扇门,也看到了那水藻郁郁微颤中的老屋一角,依稀有精美的雕花,有厚重的实木。
龙应台问自己:那就是母亲当年天涯漂泊如今至死不渝的雕梁画栋吗?
缓慢的灯光并没有照到城门口那对石狮子,但龙应台已经明白,它们仍在原来的位置,在母亲1949年冬天回眸一瞥的地方。
遍及淳安县城、乡镇、山村的一台台动员大会,就在电站的超常规进度中匆匆搭起。动员会上当场下达迁移通知,迁移时间在几十天后甚至几天后。还有一些村庄一夜之间人去楼空:当天晚上开搬迁动员会、第二天就卷起包袱移民了。
1958年2月,余年春接到了迁移通知。街头巷尾的广播喇叭里开始反复宣讲“国家不浪费,移民不吃亏” ,“舍小家,为大家”。
余年春觉得那些道理都是天经地义的,没有任何犹疑,开完动员会就回家开始整理家具财产。50年后再说起淳安人当时的“舍小家,为大家”,余年春的眼神仍然流露出自豪,但同时直指,后来移民政策基调变化成了“多带好思想,少带旧家具,行动军事化”,这对移民“伤害很大”。
人们严格按照政策指示准备移民,但旧家具的“收购价格实在太低”,许多人又把家具扛回了家。余年春的家具多数也没有卖出去,和古城一起留在了水底。
当时,开化中学老师厉汉杰来淳安出差,他看到各式木制家具和数不清的坛坛罐罐,堆满了几十公里长的公路两侧,“简直是万国博览会”:紫檀乌木家具、明清两朝的千工床、黄花梨木的凉榻……都扯去了床单床帏后歪歪斜斜躺在干结的泥田里。
大水首先接近了东城门,千年古城在阳光下的时日已屈指可数。
居民开始陆续往外移,商店一家家关门,踩踏青石板两侧鹅卵石清脆的“嘎吱”声也少了;花纹精美的断腿残凳被随意丢弃,青石板路也蒙上了纸屑、垃圾,不再光亮。不过已经没有人在意这些,没走的看着走的人流着眼泪一步三回头、五回头,“眼神都有些麻木、茫然”,他们三五成群坐在一起说话,有一搭没一搭的,话题总还是“自己这片街坊以及自己家什么时候搬”。
最后,余年春只带上了仅能随身的物件,肩扛手提徒步20里来到了新县城。如今和余年春同住一片小区的移民邵宝珠,当时也是“左手抱着3岁的女儿,右手提着一床被子,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故乡。
搬迁后,余年春还是经常从15里外的淳安新县城跑回去,“舍不得,趁还没沉多看几眼。”
到1959年初,贺城几成空城。这时拆房队进城了。为了水质及航行安全,水库区的房屋必须拆除。
“许多房子已经拆得东倒西歪”。有老人不舍得走,水都已经没到了他们家里的墙根,人还是坐在椅子上,呼天嚎地哭叫着就是不肯走。拆屋队已经把绳子捆上他家的房梁,几个人把老人连人带椅子一起抬出门外, 然后十多个拆房队员拉紧绳子,发一声喊,同时用力往后拉,“轰”地一声,半黄不黑的烟尘腾起,不知多少代人的苦心经营瞬间化为乌有。
到后来,连拆房队也没赶上大水上涨的速度,最后成了水上拆房队,只能坐着船去拆还露在水面的房子。
匆匆告别
童禅福走得更匆忙。松崖人是直到发现周边村落都开始搬迁了,才确信自己要接受永别故乡的命运。1958年3月25日,他们得到移民办通知,搬迁时间是20天后的 4月15日,村人一片哗然。于是家家户户请木匠赶制装祖上遗骨的“精棺”,把祖宗遗骨从“神基”里请出——神基是四周用砖块砌成、盖上瓦片宛如小屋的临时亡灵安置点。人们按照古老的习俗,十多户甚至几十户合造一个大墓,把祖先的精棺一并安放。
村民童裳高三岁丧父,家里缺钱缺劳力,父亲的遗骨就一直寄存在“神基”里。直到迁移的前一天,母亲才请了几个邻居把父亲抬出“神基”入土为安,只是一个坑,没有碑石。
狗已杀尽了,鸡已杀绝了,老黄牛也宰了。童禅福记得,搬迁前的那晚,山村里一派令人窒息的死寂,只有土油灯的微光表明村子还活着。“那晚家家户户都点着灯守到天亮。”
奶奶和父母在堂前的土油灯下默默流泪。半夜里忽然想起,还没去祭拜过童禅福的爷爷。
于是,童禅福和父亲半夜摸黑去了爷爷坟前,点燃从作业本上撕下的一张张空白纸,代替承古以来念过佛经的香纸。拜完起身时,他听到松毛岭上下到处都有隐约的哭声,还有点点闪闪,那是烧纸的亮光。
上坟回来,吃完最后一餐故乡的早饭后就“起锅”了。父亲拿起柴刀,砸下铁锅一周石灰的瞬间,奶奶双膝一软,“扑通”一声跪在了灶头前,嚎啕大哭,哭得撕心裂肺。
1959年9月21日15时47分,新安江截留,水库大坝封口,库区正式开始蓄水。
这年10月,淳安中学开过运动会后也撤离了。千年古城至此完全沉寂,在无声中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在厉汉杰老师的记忆里,那场运动会的开幕式“更像是淳安老城的谢幕典礼”。校长神情庄严,话声沉郁,很有些许“最后一幕”的悲壮意味。师生也都绷着脸肃立,尽管他们中很多人已经把家搬到了新县城。
再后来,湖水完全包围了老城,余年春也进不去了,只好在新县城的山坡上遥望老城的最后时刻,直到“看不见最后一片屋顶”。余年春记得,那应该是老城西北角,那里有家“留真照相馆”,地势全城最高。
“无产”移民
干部们每每在动员大会上讲的:“你们一到目的地,青年人不再种地,都当工人了。老年人吃的也是食堂饭,住的是新建的房,在家过共产主义了。移民东西该丢的都丢掉,家具农具不要全带了,只带上装衣服的箱子、碗筷、棉被就行了。”
淳安里商公社移民胡朋仁说,他当时想“领导不会骗人”,就回去砸了家具“憧憬着快点移民去当工人拿固定工资”。
没让多带家具,100公里内的移民都被按照军队编组成团、营、连……并且安排了正职领先、副职压后,宣传队员随军鼓动,“务必使移民精神饱满”。移民路上军乐队先行,雄壮的军乐声中,挑筐背包袱、扶老携幼的移民们在后跟随。
到了安置点后,胡朋仁不仅没当上工人拿工资,“一家人只能喝清汤稀粥,薄到可以在汤里照出人影来的那种”。淳安移民办统计,当时原本要6年完成的近30万库区移民计划,在1958-1959年间,仅7个月就完成了12万移民安置任务,时称移民工作“突击放卫星”。
这股风潮在1959年夏天达到了浪尖。这一年5月9日至14日的6天中,平均每天迁移2583户10289人,徒步移民日均竟高达3624人。
由于准备工作时间不足,当时运送移民及其家具财产的汽车极其有限,并且优先配给了安置点较远的县外、省外移民。像余年春、邵宝珠这样的县内移民,只能“带多少算多少”,全靠双脚走着去。
时隔半世纪,童禅福在其《迟到五十年的报告:新安江大移民》一书中写道:“大水瞬间就漫上来了,田地被淹,房屋被淹,山被淹,情愿和不情愿都是几天之间的事,甚至来不及和祖宗道别……没有人可以通过任何形式表达迁离几十代生活之地的茫然和痛感,更不用说那种太不顾及民生的行军式的转移,无序的迁徙,许多人甚至身无分文,迁移再迁移……”
“那些年,新安江沿岸尽现挑箩筐背包袱,扶老携幼的流民图。”
几代人在徽式大宅中就着红铜手炉暖手、把着纯锡酒壶喝酒的日子,短短几十天甚至几天里就没有了,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余年春和另外五户人家挤在一栋用泥土和石头垒砌成的临时大房子里,每户人家摊到的面积只有10来个平方,六户人家六个灶台,没有烟囱,一开灶烟熏得屋内人人流泪。
“新县城安置点普遍都是这个情况。”余年春说,他算是比较幸运的——有的人还住在人均3平米不到的泥木结构矮屋里。
童禅福一家去了开化青阳公社,他们得到了当地村民的热情接待,生活情况和余年春差不多。
然而,1960年来临了。仓促移民的恶果终于完全显现。在那个全国到处缺粮的当口,有些移民沦落到了衣食无着的地步,被迫与当地人争粮争水争地,与当地人之间出现了严重对立,直至流血械斗、暴力相向。移民们还遭遇了血吸虫病、丝虫病的生死威胁。有人迁回淳安后又被遣送回安置点,有人再次举家迁移寻找合适的安身处……
而大移民后的淳安县,也失去了昔日古睦州州治、商路枢纽的富庶和繁华,一下子从浙西最富县变成了浙西最穷县。“倒退10年,徘徊10年,恢复10年”。
寻找祖坟
淳安有“冬至大如年”的习俗。冬至到来时,亲属都要返回故乡,上坟培土铲草。迁到桐庐的淳安移民陆东京,今年70岁了。每年清明或冬至,他都要带上子女,从桐庐赶到新安江水库,在库边点香烧纸,望湖跪拜。
2006年冬天,童禅福也和分散在杭州、开化、江西的童裳高等六位小学同学齐聚千岛湖寻根。此前,曾任省民政厅副厅长、浙江省政府参事的童禅福遍访移民,走过8省22市,用20年时间写成了《迟到50年的报告——新安江大移民》一书。
“每次回到千岛湖,都有‘孤月照寒山,凄凉独徘徊’的感觉。”这次聚会,他看到当日离去时十四五岁的少年伙伴们,如今都已是做了爷爷、外公的白发老人。
他们划一艘小船穿过松毛岭后,在离松崖最近的一个小岛、曾经一个山顶下了船,他们看到了黄澄澄的蜜橘、红彤彤的甜柿,还有竹林、苍松……
“那个山头是我们放牛的地方”,“那是我们砍柴的地方”,“冬天,在那个最高的山顶砍下全一色的杜鹃花柴,妈妈最高兴。”老人们忙乱指点着,像他们当年在晒谷场上欢奔一样。正说着,童裳高跑开了,独自站在一边发呆。路边的一座坟墓,又勾起了他的隐痛:童裳高父亲的坟早已被柴草树林吞没或者被库水冲散,无处可寻。
“真想做个孝子,就向着水底的老家磕头吧。”同学童尔刚说。童裳高果真下跪磕了三个响头。
后来他们得知,村里童氏大宗祠的厅屋用炸药炸了,祠堂已经掀了瓦,但来不及拆大水就冲上来了。“中厅四根两人抱的大柱,还竖在那里呢。”不曾搬迁的邻村上溪埠村81岁老支书童起法说。
但童禅福等松崖人的祖坟全都找不到了。他说,整个淳安的五万多户移民,几乎家家祖坟都沉入了湖底。
《新安上河图》
有些东西,如淳安人的祖坟一样,再也找不回来了。
在余年春看来,最重要的莫过于“千年以来的深厚文化积淀”。上世纪90年代初,余年春从电视上看到了国家对三峡库区原貌、古迹力求尽善尽美地抢救,也看到了老居民死守乡土不退的执着,看得热泪盈眶,看到看不下去。从此更加坚定了他复原水下古城图的决心。
借在宾馆做前台登记工作的便利条件,余年春广泛接触南来北往各色人等,到1996年退休时,他已积累下了大量资料。
退休后,余年春用工笔楷书手抄了从明代到民国的五部县志共160万字,连其中的插页图画都一一描画了下来。
从1998年开始,余年春揣着烧饼自费走访了600余户移民家庭。有时只是为了搞清楚一个位置,一个人专程跑到外省调查,却不是所有人都笑脸相迎,“有人直接给白眼:搞这些有什么用?告诉你了又不能当饭吃!”
余年春没学过绘画,为了把地图画得精细,他特意买来《芥子园画谱》临摹学习,10年间画秃了几十支钢笔。
家里也没有书桌,他就跪在地上,床上铺块板,画了改,改了涂,涂了再画,一画就是三四个小时。
到2003年,改易了24稿的淳安老县城贺城示意图终于定稿。一年后,淳安县城另一组成部分狮城的示意图,在改易10多稿后也已基本定稿:它们长240厘米、宽87厘米。图上古城前方江水潺潺,背后群山巍峨,城内街道整齐、店铺林立,大到县政府,小到一棵树,学校、街道、牌坊、理发店、甚至厕所都清清楚楚一一标注,整张图宛如一幅细腻的水墨山水。
图上每座建筑旁还注明了历史,并配有图例、历史沿革、名胜古迹等说明;每一户家庭都注明了门牌号码,甚至居民的家庭成员都被余年春详细地记载了下来。对于地图上古城各建筑及居民家庭位置的准确度,余年春十分自信,他每次走访中获得材料后,都会请当事人确认无误签名,再寻找其他周围的邻居再三证实。
余年春手绘的淳安古城图,被台湾女作家龙应台称之为《新安上河图》。龙应台从未看过淳安的样子,她对淳安的印象都来自母亲的追忆。美君暮年失忆,连女儿都不认得了,却仍然记得自己是淳安人。
“开车带她到屏东的山里去,她一路无言,看着窗外的山景,突然说,‘这条路一直下去就会到贺庙,转一个弯,往江边去,会经过我家。’”美君说的贺庙在淳安老县城中,供奉着公元208年的建城者贺齐。
在电视中,龙应台看到母亲的淳安老乡余年春手绘了淳安古城地图,她决定替母亲来淳安,看一眼母亲此生再也看不见的故乡。
今年5月,龙应台在淳安找到了余年春。
打开在她眼前的,正是余年春跪在地上历时15年绘成的地图。余年春在地图上找到了龙应台母亲的故居上直街96号,户主应芳苟,正是龙应台的外公。
事后龙应台用震撼的笔触记下了这次会面:这个老人一笔、一笔,画出了全世界没有人在乎,只有他和龙应台母亲这一代人魂萦梦绕的水底故乡!
1949年,24岁的应美君走出一扇两个石狮子守着的淳安老城门后,此生再没有回到过故乡。
余年春在画上指出了那扇城门,龙应台在当地政府拍摄的湖底古城影像资料中看到了那扇门,也看到了那水藻郁郁微颤中的老屋一角,依稀有精美的雕花,有厚重的实木。
龙应台问自己:那就是母亲当年天涯漂泊如今至死不渝的雕梁画栋吗?
缓慢的灯光并没有照到城门口那对石狮子,但龙应台已经明白,它们仍在原来的位置,在母亲1949年冬天回眸一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