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與演繹,塑造灣區時代“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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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生在廣州,作為廣府文化的中心地,廣州自古地域廣闊、歷史悠久,中原文化與舶來文化在此地交融並存,而從廣府文化上升到嶺南文化的更大領域,就可以發現嶺南地區文化資源豐富,除了文化古蹟,由於開放和濃厚的社區特色,有著各種節慶民俗、傳統文化,人與人之間的情懷也清晰可見,在這片土地上,產生了很多非物質文化遺產,包含童謠、南音說唱等頗具文藝色彩的豐富資產與遍佈各個區域的歷史遺產等。從廣府的角度來看整體的嶺南文化,其包容性巨大,來自內地各處與海外多國的文化聚集在此,不同的族群將文化帶到嶺南,落地生根,轉化成色彩濃烈的地方民俗、文化特色,這也塑造了嶺南人率真、樸實的個性,較少包裝,但注重傳統的特點。
  平和社會,百年共存
  而身處嶺南文化之下的澳門,因為地域等因素決定了數百年來起伏不大、較為平和的社會的特質,相對於廣州五湖四海的包容性之下的濃烈色彩,澳門則是在淡淡的色彩中孕育了中西文化幾百年的交流。環視澳門歷史,這裡同樣有著豐富的文化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文獻遺產等,在看似平常的生活色調中蘊藏著低調而又豐富的內容,可謂小中見大。在傳統上,澳門有大量的習俗與嶺南一致,比如我們的新年、元宵、清明、中秋等節慶,甚至不少民俗在澳門保存得更加完整與系統;而在對外上,澳門因為葡國殖民統治的關係,又不可避免地開始接觸葡國文化,融合葡國文化,因此今天我們看到哪吒廟的旁邊就是帶著濃烈西方宗教色彩的“大三巴”牌坊,亞婆井前地上就有象徵澳門的媽閣廟,這樣的文化景象在全球也可以稱得上數一數二。
  葡萄牙人在澳門數百年,我們看到中華文化並沒有被“蠶食”。可能葡萄牙人本身就帶著隨意、粗礦的民族性格,也容易與其他民族結合,在大航海時代前往全球各地亦能夠在當地進行通婚,而伴隨航海活動帶到澳門來的這些葡國文化也隨著葡人的到來開始落地,尤其是在建築、地名、生活的一些習慣上可以看出明顯的痕跡。而對於來澳的葡國人而言,為了保持自身的優勢和管治優越感,他們並沒有對葡語進行強制的推廣,葡語是葡萄牙人於1553年進入和賃居澳門後使用的本土母語,不管是初期由居澳葡人自治澳門,或是到19世紀正式立憲,將澳門列作葡萄牙海外省,由葡萄牙正式實行殖民統治時期,他們對於葡萄牙文化的傳播及維護態度都十分一致,期望將澳門變成一個充滿歐洲情調的小葡萄牙。可是,他們又極端地需要維持一小部分的葡裔小圈子人士的利益,使屬於這小圈子內的人享受特權。具體地說,葡萄牙人努力地將葡萄牙的藝術、建築及具有其文化特色的葡文文獻等在澳門建立起來。而另一方面保障了那些能掌握流利葡語人士成為社會的尖端份子及擁有特殊優勢,這種優勢可體現在享有優厚福利的政府公務員中上層職位必須具有葡文水平才能出任,所以,他們對葡文的普及化教育計劃遲遲未動。只是在回歸過渡的十多年才匆匆補救,一是為了配合回歸後公務員本地化的政策,二是期望臨別前在澳門、在東方多留下葡萄牙文化。可惜為時已晚。因此葡語幾乎仍是土生葡人的專利,誠然,對於一般民眾而言沒有了以語言為主體的文化認同壓迫,自然就能繼續保持自己原有的中華文化身份認同。
  當然葡國之於澳門,亦帶來些正面的改變,尤其是其保留了大量的中式、歐式建築,不被輕易破壞,同時也限制了建築的高度,對於基礎的城市規劃與歷史保存產生了積極的作用。在宗教上,一個相對開放的態度,也使得華人社會得以繼續維持自己的信仰,不至於完全的宗教西化。這也能看出中國傳統文化並非一味排外的一面,在實際生活中採取包容的態度,最終塑造了中華文明不斷發展、繁衍的生生不息的特性。
  如果今天從文化研究與傳承的角度看,對於澳門新一代的年輕人,因為缺乏葡語的基礎,所以在研究葡國統治時期的文化、文獻等上面就會出現障礙,人才供應缺乏,導致到研究難以快速推進,對於澳門強化中國與葡語系國家交流、交往也帶來一定困難,所以這樣的問題也應該在文化反思與保育的年代得到足夠的重視與解決。
  多元演繹,人文體驗
  在博彩開放,創造澳門經濟神話的今天,五湖四海的遊客紛至沓來,時代向我們發問:我們究竟要給自己、要給遊客展現一種怎樣的社會人文風貌?對於一般遊客而言,並非有太多的耐心,願意去深刻研究澳門的人文地理風情,他們只想看到呈現出來的東西,直觀的去感受,這也就是為何來到澳門與尚未來到澳門的民眾都對口耳相傳與親身體驗的“博彩娛樂”文化印象深刻,因為我們所展示的內容大多如此。而本地民眾,對於我們自己豐富的歷史、悠久的歷史遺產與遺跡,常常擦身而過毫無感覺。因此,今日我們需要了解到我們有著哪些歷史文化,思考又該如何呈現給民眾與遊客感知。對於如何展現澳門文化內涵,就需要一個系統的包裝推廣策略,在這個層面上韓國就著墨甚深,舉國投入資源研究文化、包裝文化、推廣與宣傳自己的文化。
  其實,我們雖然地域狹小,但是蘊含的文化特色與鄰近地區相比,極具特色。例如遊客來到澳門,都會慕名而去“大三巴”,這座昔日的教堂如今只剩下一面墻變成“牌坊”,但其中數百年來的故事卻是積澱深厚,細看那面墻上,有著菊花、牡丹、獅子頭、中文刻字等不同的元素,每一個圖案都代表著與這座昔年的天主教傳教教堂有關的故事,這個故事的主人公可能在日本、韓國、內地乃至歐洲,都值得一一去發掘。因為對於居民與遊客而言,文物的文字簡介是一種手法,可以最直接簡便的告知來者這是何物有著怎樣的基本歷史,但是要真正吸引到遊客與有文化愛好、宗教信仰的人前來深度體驗,就必須發掘其中的故事,做好演繹,將這些故事以電視劇、微電影等影像手段呈現出來,就足以構建一個豐富的“大三巴”百年文化史,彼時,呈現出來的內容,遊客與居民的感覺也就大為不同了。又因為菊花代表著背後當年日本傳教士來到澳門的一段故事,牡丹象徵中國文化與天主教文明的融合,這些故事可以真正吸引到那些對文化有嚮往的遊客的到來。
  而借助於博彩娛樂吸引到大批的遊客,只要能夠在此之餘憑藉文化等因素在百人中吸引到1-2人對澳門文化產生興趣、熱愛,下次就會出現為文化而來的“回頭客”,這樣的遊客回去亦會宣傳澳門城市文化與城市形象,帶動更多的遊客前來。如若有一日,澳門博彩業遭受到比較嚴峻的挑戰、競爭之時,我們還可以憑藉豐富的文化資源,繼續吸引到遊客前來觀光體驗。純粹的講述讓人生厭,豐富的文化演繹則會吸引到越來越多的願意了解澳門的遊客前來。例如畢竟“功德林”中那些富家子弟如何從優渥的生活邁向出家的道路,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創辦人又是緣何出資、支持佛教發展的故事,還有何東夫人的足跡……可以給民眾和遊客帶來一個嶄新的澳門歷史體驗。   近年來,政府部門包含文化局、基金會等在內都加大對澳門文化的發掘與保育力度,比如說醉龍節,政府出資支持相關活動和人才的培訓,使得這個民間節慶與屬於一部分人的文化得以推廣,在全澳門得到認同,每年四月初八醉龍節時,上萬人大排長龍希望能夠領到龍頭飯,有一個吉祥的寓意,在物資富足的澳門,民眾不是為了一頓飯而犧牲數個鐘頭排隊,而是為了一種文化的認可、一種信仰的追求。通過這種方式,也將平安、吉祥、喜悅的內涵傳播到澳門的大街小巷,也彰顯出澳門文化不斷向上的正能量。
  內外衝擊,傳承創新
  不可避免的是,在現代化浪潮之下,類似醉龍節這些傳統文化儀式也面臨到隱憂,舞醉龍要吸引年輕人參與不易,為此政府與魚行也認識到了傳承的重要性,不斷加大培訓和投入,期待延續這樣的文化傳統。民間對此的認知也在不斷改變,尤其是2012年澳門有十項非遺,到了2017年增加到15項非遺,增加了澳門人對於在地文化、歷史的認同與自豪感,很多年輕人開始主動了解自己的文化、研究創新自己的文化表現形式,這是一個正面的文化保育信號。當然對於政府而言,此時完全不能鬆懈,澳門還要制定一系列長遠的通盤的保護文化的計劃,讓澳門的世界遺產(包括自然與文化)、非物質文化遺產、世界記憶遺產等都能在新時期得到深入的發掘與保護,同時更要以科技、創新的手段走向世界,面向全球。
  當越來越多的文化遺產被國際權威組織認定、被世界民眾了解與認可,自然就會出現文化自信的局面。小到個人、地區,大到國家,文化自信就是對自身所處地方的傳統價值觀、思想、文化的認可,沒有對自己文化的了解又何談引以為傲。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澳門因為博彩在全球聞名,但在不少人的眼中,這依然是一種“偏門”,從而使得澳門人對自己的發展欠缺強烈的自豪感,而隨著政府和民間推動文化的發展與保育,越來越多的澳門人看到自己的優勢,也願意主動傳播自己的文化,這就是一個重要的自信訊號,在這個不同文化衝擊、外來文化影響明顯的時代中,我們更要秉持自信,勇於說出我們自己的文化,也直面自己的文化差異問題,才能真正走得穩健,行得長遠。而未來,以開放的態度,接納和包融異地文化,是合作發展的基礎。
  尤其對於年輕一代而言,今日香港社會開始呈現的較為激烈的文化差異衝突,早在回歸前我們在學界就提出警示,我們需要向年輕人傳達出我們中華文化、嶺南文化的獨有魅力,在傳播上加強不同世代、不同地區的年輕人交流與交往活動,在相互理解上找到共存共榮,攜手合作的立基點,正如大灣區戰略的推行,既給不同地區的民眾提供了交流的平臺發展機遇,也為文化、習慣間的互動帶來挑戰,只有找準方向,在大灣區11座城市內找到共同的文化記憶、凝聚共識,才能真正推動文化共融與灣區的“文化自信”,這是一個可見的目標,但是行動必須在當下就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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