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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非洲裔群体在广州的社会支持网络从总体来说比较单一、脆弱，其中，来自政府层面的正式社会支持比较缺乏，对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依赖性强且依赖的广度十分广，并因此逐渐形成一个比较封闭化的群体。需要在非洲裔群体的支持网络的重建中，充分发挥政府的服务职能，民间组织，社区等多元治理主题的作用。
关键词：非洲裔群体；社会支持网络；多元化管理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6-0058-04
一、研究主题及文献回顾
随着我国经济全球化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来华外国人数量不断增加。在广州，外国人中尤以非洲裔群体的数量居多，且呈现出逐年快速增长的趋势。国际化背景下大量非洲人进入广州。作为一种突生的社会现象必将冲击原广州市的各种社会结构，给城市治理带来一些挑战。另一方面，从非洲人来说，随着非洲人的跨境迁移，为了适应迁移，存在着原支持网络的断裂后在移入国的重建社会支持网络这一问题。本文通过调查非洲裔群体社会支持网络的基本情况，来了解非裔群体社会支持网络现状，探讨构建非洲裔群体社会支持网的途径与措施。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是问卷法和访谈法。因为来广州的非洲人主要从事中非贸易，具有比较大的流动性。基于研究的便利，本文研究的对象明确界定为来自非洲地区，并在广州居住6个月以上的非洲人。资料收集方法主要为问卷并结合半结构式访谈，以一名社工机构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到社工机构的外国人活动中，通过参与访谈的方式参与该部门开展非洲裔群体的相关活动，与非洲裔群体进行访谈并观察他们在广州生活的相关情况。
社会支持是指一定的社会网络运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对社会弱者进行无偿帮助的一种选择性社会行为[1]。一般而言，一定的社会网络组成了社会支持的主体。故而，学术上称之为社会支持网络。社会支持网就是指个人能借以获得各种资源支持（如金钱、情感、友谊等）的社会网络，通过社会支持网络的帮助，人们能够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和危机，并维持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行[2]。社会支持网分为正式和非正式两种。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包括政府、企业、社区组织（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和市场（职业介绍所，交流中心，广告等）；非正式的社会网络中包括五种关系：血缘关系（自己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子女）、亲缘关系、业缘关系（同事及同学）、地缘关系（邻里）和私人关系（朋友）（丘海雄，1998）。两种支持网都有各自的功能和作用，缺一不可。
社会支持网络对于迁移者，特别是跨境迁移者具有很重要的作用。Massey认为社会网络对外来移民有着无可代替的重要作用。（Masseyetal，1998：42-43）。Danielle Remy（2007）通过多伦多的青年移民的适应研究，发现社会支持的状况直接影响了他们在多伦多的适应状况。Paul Winters（2001）的研究认为，家庭和社区的网络在移民的过程交替起作用，一旦移民社区建立，社区的网络作用开始凸显[3]。
二、广州市非洲裔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现状
本文问卷调查开展的范围主要是以越秀区登峰街区域为主。从调查问卷的数据显示，被调查的对象中有69%是从事贸易活动，其他是来广州进行进修学习的留学生。群体性别以男性群体为主，72.73%在中国居住少于一年，受限于中国签证的审查审批严格，需要经常来往于非洲与中国，因此只有10.91%的调查群体是在中国居住三年以上的。调查中的非裔群体文化水平虽然各有差异，但总体来说，学历呈现中等水平，调查中占了83.4%是高中以上的学历，且该群体呈现年轻化的趋势，年龄层主要围绕在21—35岁之间。下面是本文非洲裔群体参与研究的分别情况。
（一）两种支持网络的占有情况
1.正式社会支持网缺失
调查“在中国，曾经获得中国政府的帮助吗”的问题中，有64.81%的群体表示没有接受过中国政府的帮助，在“如果你接受过中国政府的帮助，在哪些方面”的问题中，有69%表示没有，只有少部分群体表示得到中国政府的帮助，分别都有人选择了“教育、医疗、金钱、工作”，分别是：10.91%选择教育、9.09%选择医疗、7.27%选择金钱、18.18%选择了工作。（如下图所示）从调查资料数据可以显示，来自政府层面的给予非洲裔群体的社会支持比较缺乏。
2.主要依靠非正式支持网络
因为来自政府的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的缺失，非洲裔群体在迁移进入广州后，为便于生活和工作，以及应对在异国所遇到困难挫折时，主要通过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如求助于本国同胞，朋友、家人等。当问到“你有困难的时候，你会寻求谁的帮助”中，有76.37%人群选择家人朋友的帮忙。由此可见，非裔群体对在广州的非正式支持网的依赖程度是十分的频繁，与自己群体的交流互动十分密切。非洲裔群体依靠非正式社会支持网所获得的帮助，主要包括物质支助、社交支持、情感及心理支持、信息支持等方面。
（1）物质支助方面
非洲裔群体在广州面临生活上的困境和困难的时候，主要通过向家庭、亲友来寻求帮助。调查数据中显示，非洲裔群体在面对经济困难急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来源是主要是来自于家庭和朋友的支持和帮助，分别占了40%和36.36%，（如下图2）
（2）社交支持方面
非洲裔群体主要裔经商为主，流动性大，相对于其他来华外国人来说，更缺乏与广州本地居民的交往互动，很难在流入地建立起自己的人际网络，而语言等方面的制约，更加剧了本土化社交支持网络的建立。关于非洲裔群体在广州的朋友圈状况，调研以“在中国，你有多少本国的朋友”、“在中国，你有多少非洲的朋友”、“在中国你有多少广州本地朋友”。调查数据显示，非洲裔群体在广州这一环境中的朋友圈多数是围绕在本国同胞中。（如下表2）
（3）情感及心理支持方面 对于广州的非洲裔群体来说，在适应新生活新环境的过程中，非洲裔群体有很多不适应不良的负面情绪，很多非正面情感需要得到及时的宣泄和表达。情感支持网在他们的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
调查问题涉及“当你感到悲伤时，你主要获得哪些人的劝解？”调查数据显示，非洲裔群体的情感支持来源主要是家庭、本国的和非洲的朋友。（如下图所示）
（4）信息支持
基于国情不同，文化不同，非洲人来华，除了需要物质层面，精神心理层面的支持外，还需要及时了解流入国的各种制度，各类商务信息等。由于来自政府的正式社会支持不足，因此，他们对于流入国的各种制度，政策以及经商信息，主要依靠本国，或者来自非洲的其他朋友。对于哪些朋友很少的非洲人来说，信息的获取渠道则更加有限。
（二）非正式社会支持网有封闭化倾向
社会支持网络对外籍人士的生活适应具有重要作用。由于正式社会支持网络的缺乏，非洲裔群体在广州主要依靠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更具体来说，主要依靠本国朋友和家人。这使得他们在广州的社会网络关系呈现单一化、封闭化的倾向。
在调查“你在中国有多少广州朋友”的问题中，有63.6%样本没有本地朋友。在调查“你曾经去过中国家庭拜访”的问题中，有91%的群体表示没有去过中国家庭或者只有去过一户中国家庭进行拜访，且选择一户的群体大多数是参与了社工机构举办的家庭拜访活动，才有这一机会进行拜访的。（如下图所示）
三、广州非洲裔群体社会支持现状的隐忧
（一）缺位的正式支持网与失灵的政府涉外管理
正式支持缺位一种情况体现为现有的正式社会支持网络断裂；当前我国政府对于来华外国人提供的正式支持主要有出入境管理服务、签证管理服务、居住地治安管理服务三方面。以公安部和外交部为主管机关，以教育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旅游局、民政部等部门为辅助管理机关，分别就不同的外国人事务进行管理。各管理机构各有其责，导致管理上存在盲区。例如出入境只负责外国人的进出，无法监管到落地后的情况，特别是对“三无”外国人，出入境和当地派出所都难以有效管理。正式支持缺位另一种情况表现为因制度限制而导致正式社会支持缺失；我国是一个非移民国家，当前国家许多正式支持只允许公民享有。例如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等。基于此，非洲裔群体需要的在流入地的一些生活等落地化具体服务，因其外国人身份而无法获得，容易形成一个正式社会支持的真空。特别是对于一些生活陷入困境的外国人，缺位的正式支持网络使他们更是雪上加霜。导致来华外国人因此而寻求体制外的支持，为了弥补正式社会支持网络的不足，而自发建立各种非正式的涉外的自发或有组织背景的社团，加大了对外国人管理的难度。
（二）非正式支持的强化与灰色化的非洲裔群体
族裔社区或是“老乡群体”所带来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及其所属资源对于迁移者的社会融入有着很重要的促进作用。由于正式支持的不足，加上非洲裔群体的语言等因素，广州非裔群体对非正式社会支持的依赖性很强。研究表明，移民如果彼此之间过于频繁的互动，则使得移民群体之间的依赖程度逐渐增强不断强化，由此形成一个与主流社会相隔离的亚社会群体，最终不利于移民群体更好地融入主流社会圈，导致不同族群的紧张和冲突。
广州非洲裔群体高度依赖群体内的支持，使其所属的社会关系网络被不断地强化，逐渐形成了一个与广州社会相互隔离的亚社会圈，例如广州的尼日利亚商会等。这些商会等社团组织是境外人员按照他们本国的生活习惯，自发组织起来的，我国政府提供给境外人员的正式支持网络越不足，此类提供非正式支持网络的社团商会组织就越强大。无疑，这些非洲人自发组织的社团，能起到弥补外国人在广州的社会支持网络不足的作用，但自发性的涉外社团，也容易使社区化的非洲人，形成相对独立、封闭、灰色化的族裔。如同李志刚的研究所展示的：“为强化社会联系，黑人主动选择聚居，方便联系，分享信息……因此，小北路黑人聚居区的出现使得中国城市的社会空间分异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种族。”[4]这种逐渐固化的群体和社区，威胁社会治理和社会稳定。
（三）非正式支持的强化与我国民族、宗教问题的纠缠
为了能在中国生活和发展，非洲裔群体除了依赖家庭、本国人、非洲自己社团之外，由于语言等制约，他们也积极在广州搭建一些其他类型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一种非正式的支持网络是与我国的一些少数民族建立密切的关系。因为他们与广州本地居民有着文化差异、沟通障碍等，为了获得帮助，他们往往更易与我国维族、回族这些讲阿拉伯语的穆斯林结成紧密的关系。围绕着这群非洲裔群体，在登峰、小北等社区，也出现大规模的新疆维族、青海、宁夏回族群众，且数量众多，他们通过提供交流、沟通等中介服务而依附着非洲裔人群生存。非洲裔群体和我国回族、维族的紧密关系，给政府在治理上带来困扰和隐忧。
除此之外，非洲裔群体也充分利用宗教的支持功能。在广州有名的石库门大教堂等伊斯兰教教堂，每周日的宗教仪式，既为他们提供着情感的慰藉，也是一个交友，寻找商业机会重要场所。由于宗教信仰上的认同，非洲裔群体，基于生活和发展的需要，他们极容易认同信仰相同的一些宗教团体和宗教势力。而宗教势力，特别是一些宗教势力和宗教团体，极容易影响我国社会的稳定。
四、构建非洲裔群体社会支持网络的措施
（一）加强政府对外国人的服务支持
我国外国人管理体制是以公安部和外交部为主管机关，以教育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旅游局、民政部等部门为辅助管理机关，分别就不同的外国人事务进行管理。全球化和国际化的背景下，来华外国人数量将越来越多。政府在强化对外国人的管理服务外，应结合当前涉外人员越来越多的现状，提供必需的一些服务职能，更多地通过依托服务来实施对外国人的管理。例如司法机关在做好出入境管理的同时，应配合落地后的外国人社区，做好签证延期办理服务，签证逾期滞留等落地服务。例如非洲人来华做生意，因为签证难且机票价格昂贵，签证期限短，加上相关的落地服务不便捷。他们很容易陷入非法滞留的困境。对于遭遇困难无法正常在华生活的外国人，应建立专项的服务对接机构和相关服务，帮助他们顺利返国。通过政府层面的各类正式的服务支持，既可以帮助外国人适应在华的工作和生活，也可以避免外国人自我搭建的非正式支持网络带来的管理风险。 （二）政府牵头建立多元化的涉外支持网络
来华外国人数量的增多，以及居住的社区化，需求的多元化，需要政府改革原来的管理模式，搭建多元化，可衔接的支持网络，来实现对外国人的服务和管理。在支持网络上，可采取公安部和外交部为主管机关，以教育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旅游局、民政部等部门为辅助管理机关的条状支持管理机关和社区、基金会、社区自组织、外国人自组织、街道、区、市政府等块状支持管理机构。依托出入境的数据以及居住地数据，将外国人群体类型化，按照他们的需求建立条块结合的多元化、可衔接的支持网络，依托这种功能多元，可衔接对接的支持网络，以服务为手段回应来华外国人的合理需求，将他们的自形成组织嵌入到整体的支持网络中，即确保了支持网络的高效性，也碎化了外国人群体封闭的自组织。
（三）增强涉外社区的支持功能
社区或共同体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需要，社区或共同体所提供的各类服务可以满足人类的群体生活的需要，并可使人们获得物质帮助或心理归属的满足。一般而言，社区共同体提供给居民的功能和服务越丰富，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和归属则越高，邻里之间关系就越融洽。自1996年以来，外国人居住社区化。特别是随着外国人数量的增多，在一些城市，形成了外国人相对集中的涉外社区。然而，由于社区面向外国人的服务支持的缺失，导致外国人对居住的社区认同感不高。不同的社区认同，必将带来社区内不同的居民关系类型。加上房产的私有化，个人隐私保护等，低认同度的涉外社区内，外国人很容易匿名化，既给管理带来困难，也影响外国人获得来自社区的各种支持。外国人在流入国，通常存在着不同文化碰撞冲突和比较，在此过程中，存在着不同认同的动摇和斗争。而流入国富有人情味的社区支持和氛围，有助于他们快速形成对流入国和社区积极认同。因此，在国际社区加强社区支持功能，即可满足外国人的需要，也可引导外国人的主动融入和适应。
（四）培育民间社会组织，作为正式支持外的有益补充
外国人的管理中，过于强调治安和司法管理，易导致管理的刚性。从当前我国处理来华外国人群体性事件的经验来看，当在华外国人个体出现问题时，如果仅凭治安管理，极容易演发为外国人群体事件，如2009年7月15日，广州一名非洲人因躲避派出所人员的护照检查而跳楼，引发上百名非洲人围堵矿泉街派出所，在国际上都带来很坏的影响。而民间社会组织是介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第三部门，它可以弥补政府和市场的双失灵，即可以做政府想做而没能做到的事，以及市场认为无利可图而不愿意做的事情，是当前政府在解决一些重大社会问题时很重要的帮手。以服务的方式化解决一些涉外群体的矛盾，一些外国人信任的社团和商会等草根的社会组织可以扮演桥梁者角色。例如广州市越秀区登峰街是广州非洲裔群体的一个有名的聚居区，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引进民间社会组织，为社区的外国人提供社工+义工的服务，在外国人中培育领袖和义工，共同参与社区管理。并通过服务，更准确地了解社区的外国人情况，检视我国一些涉外管理的政策，并及时和政府职能部门建立对接，方便政府灵活调整涉外管理政策，更好地实现对外国人的管理。
总之，国际化、全球化背景下，来华外国人将不断增长。对于外国人来说，跨境流动意味着原居住国社会支持网络的断裂，也意味着在流入国需要重建社会支持网络。重建支持网络既可以自发的演进，也可以是政府介入引导下的理性可控的过程。非洲人群体的特点以及非洲裔群体在广州的正式社会支持严重不足，高度依赖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且与我国宗教、民族问题相交织。同时，因为是完全的自发重建，当前非洲裔群体的固化、封闭化已现端倪。因此，急需要为非洲裔群体构建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支持网络，需要政府在他们重建支持网络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只有这样，对非洲人的管理才可以有序，有效。
参考文献：
[1]陈成文.社会弱者论[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0.
[2]贺寨平.国外社会支持网络研究综述[J].国外社会科学，2000（1）：76-821.
[3]许涛.广州地区非洲人社会支持的弱化、断裂与重构[J]南方人口，2009（4）.
[4]李志刚.广州小北路黑人聚居区社会空间分析[J].地理学报，2008（2）：207-218.
关键词：非洲裔群体；社会支持网络；多元化管理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6-0058-04
一、研究主题及文献回顾
随着我国经济全球化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来华外国人数量不断增加。在广州，外国人中尤以非洲裔群体的数量居多，且呈现出逐年快速增长的趋势。国际化背景下大量非洲人进入广州。作为一种突生的社会现象必将冲击原广州市的各种社会结构，给城市治理带来一些挑战。另一方面，从非洲人来说，随着非洲人的跨境迁移，为了适应迁移，存在着原支持网络的断裂后在移入国的重建社会支持网络这一问题。本文通过调查非洲裔群体社会支持网络的基本情况，来了解非裔群体社会支持网络现状，探讨构建非洲裔群体社会支持网的途径与措施。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是问卷法和访谈法。因为来广州的非洲人主要从事中非贸易，具有比较大的流动性。基于研究的便利，本文研究的对象明确界定为来自非洲地区，并在广州居住6个月以上的非洲人。资料收集方法主要为问卷并结合半结构式访谈，以一名社工机构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到社工机构的外国人活动中，通过参与访谈的方式参与该部门开展非洲裔群体的相关活动，与非洲裔群体进行访谈并观察他们在广州生活的相关情况。
社会支持是指一定的社会网络运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对社会弱者进行无偿帮助的一种选择性社会行为[1]。一般而言，一定的社会网络组成了社会支持的主体。故而，学术上称之为社会支持网络。社会支持网就是指个人能借以获得各种资源支持（如金钱、情感、友谊等）的社会网络，通过社会支持网络的帮助，人们能够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和危机，并维持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行[2]。社会支持网分为正式和非正式两种。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包括政府、企业、社区组织（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和市场（职业介绍所，交流中心，广告等）；非正式的社会网络中包括五种关系：血缘关系（自己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子女）、亲缘关系、业缘关系（同事及同学）、地缘关系（邻里）和私人关系（朋友）（丘海雄，1998）。两种支持网都有各自的功能和作用，缺一不可。
社会支持网络对于迁移者，特别是跨境迁移者具有很重要的作用。Massey认为社会网络对外来移民有着无可代替的重要作用。（Masseyetal，1998：42-43）。Danielle Remy（2007）通过多伦多的青年移民的适应研究，发现社会支持的状况直接影响了他们在多伦多的适应状况。Paul Winters（2001）的研究认为，家庭和社区的网络在移民的过程交替起作用，一旦移民社区建立，社区的网络作用开始凸显[3]。
二、广州市非洲裔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现状
本文问卷调查开展的范围主要是以越秀区登峰街区域为主。从调查问卷的数据显示，被调查的对象中有69%是从事贸易活动，其他是来广州进行进修学习的留学生。群体性别以男性群体为主，72.73%在中国居住少于一年，受限于中国签证的审查审批严格，需要经常来往于非洲与中国，因此只有10.91%的调查群体是在中国居住三年以上的。调查中的非裔群体文化水平虽然各有差异，但总体来说，学历呈现中等水平，调查中占了83.4%是高中以上的学历，且该群体呈现年轻化的趋势，年龄层主要围绕在21—35岁之间。下面是本文非洲裔群体参与研究的分别情况。
（一）两种支持网络的占有情况
1.正式社会支持网缺失
调查“在中国，曾经获得中国政府的帮助吗”的问题中，有64.81%的群体表示没有接受过中国政府的帮助，在“如果你接受过中国政府的帮助，在哪些方面”的问题中，有69%表示没有，只有少部分群体表示得到中国政府的帮助，分别都有人选择了“教育、医疗、金钱、工作”，分别是：10.91%选择教育、9.09%选择医疗、7.27%选择金钱、18.18%选择了工作。（如下图所示）从调查资料数据可以显示，来自政府层面的给予非洲裔群体的社会支持比较缺乏。
2.主要依靠非正式支持网络
因为来自政府的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的缺失，非洲裔群体在迁移进入广州后，为便于生活和工作，以及应对在异国所遇到困难挫折时，主要通过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如求助于本国同胞，朋友、家人等。当问到“你有困难的时候，你会寻求谁的帮助”中，有76.37%人群选择家人朋友的帮忙。由此可见，非裔群体对在广州的非正式支持网的依赖程度是十分的频繁，与自己群体的交流互动十分密切。非洲裔群体依靠非正式社会支持网所获得的帮助，主要包括物质支助、社交支持、情感及心理支持、信息支持等方面。
（1）物质支助方面
非洲裔群体在广州面临生活上的困境和困难的时候，主要通过向家庭、亲友来寻求帮助。调查数据中显示，非洲裔群体在面对经济困难急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来源是主要是来自于家庭和朋友的支持和帮助，分别占了40%和36.36%，（如下图2）
（2）社交支持方面
非洲裔群体主要裔经商为主，流动性大，相对于其他来华外国人来说，更缺乏与广州本地居民的交往互动，很难在流入地建立起自己的人际网络，而语言等方面的制约，更加剧了本土化社交支持网络的建立。关于非洲裔群体在广州的朋友圈状况，调研以“在中国，你有多少本国的朋友”、“在中国，你有多少非洲的朋友”、“在中国你有多少广州本地朋友”。调查数据显示，非洲裔群体在广州这一环境中的朋友圈多数是围绕在本国同胞中。（如下表2）
（3）情感及心理支持方面 对于广州的非洲裔群体来说，在适应新生活新环境的过程中，非洲裔群体有很多不适应不良的负面情绪，很多非正面情感需要得到及时的宣泄和表达。情感支持网在他们的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
调查问题涉及“当你感到悲伤时，你主要获得哪些人的劝解？”调查数据显示，非洲裔群体的情感支持来源主要是家庭、本国的和非洲的朋友。（如下图所示）
（4）信息支持
基于国情不同，文化不同，非洲人来华，除了需要物质层面，精神心理层面的支持外，还需要及时了解流入国的各种制度，各类商务信息等。由于来自政府的正式社会支持不足，因此，他们对于流入国的各种制度，政策以及经商信息，主要依靠本国，或者来自非洲的其他朋友。对于哪些朋友很少的非洲人来说，信息的获取渠道则更加有限。
（二）非正式社会支持网有封闭化倾向
社会支持网络对外籍人士的生活适应具有重要作用。由于正式社会支持网络的缺乏，非洲裔群体在广州主要依靠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更具体来说，主要依靠本国朋友和家人。这使得他们在广州的社会网络关系呈现单一化、封闭化的倾向。
在调查“你在中国有多少广州朋友”的问题中，有63.6%样本没有本地朋友。在调查“你曾经去过中国家庭拜访”的问题中，有91%的群体表示没有去过中国家庭或者只有去过一户中国家庭进行拜访，且选择一户的群体大多数是参与了社工机构举办的家庭拜访活动，才有这一机会进行拜访的。（如下图所示）
三、广州非洲裔群体社会支持现状的隐忧
（一）缺位的正式支持网与失灵的政府涉外管理
正式支持缺位一种情况体现为现有的正式社会支持网络断裂；当前我国政府对于来华外国人提供的正式支持主要有出入境管理服务、签证管理服务、居住地治安管理服务三方面。以公安部和外交部为主管机关，以教育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旅游局、民政部等部门为辅助管理机关，分别就不同的外国人事务进行管理。各管理机构各有其责，导致管理上存在盲区。例如出入境只负责外国人的进出，无法监管到落地后的情况，特别是对“三无”外国人，出入境和当地派出所都难以有效管理。正式支持缺位另一种情况表现为因制度限制而导致正式社会支持缺失；我国是一个非移民国家，当前国家许多正式支持只允许公民享有。例如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等。基于此，非洲裔群体需要的在流入地的一些生活等落地化具体服务，因其外国人身份而无法获得，容易形成一个正式社会支持的真空。特别是对于一些生活陷入困境的外国人，缺位的正式支持网络使他们更是雪上加霜。导致来华外国人因此而寻求体制外的支持，为了弥补正式社会支持网络的不足，而自发建立各种非正式的涉外的自发或有组织背景的社团，加大了对外国人管理的难度。
（二）非正式支持的强化与灰色化的非洲裔群体
族裔社区或是“老乡群体”所带来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及其所属资源对于迁移者的社会融入有着很重要的促进作用。由于正式支持的不足，加上非洲裔群体的语言等因素，广州非裔群体对非正式社会支持的依赖性很强。研究表明，移民如果彼此之间过于频繁的互动，则使得移民群体之间的依赖程度逐渐增强不断强化，由此形成一个与主流社会相隔离的亚社会群体，最终不利于移民群体更好地融入主流社会圈，导致不同族群的紧张和冲突。
广州非洲裔群体高度依赖群体内的支持，使其所属的社会关系网络被不断地强化，逐渐形成了一个与广州社会相互隔离的亚社会圈，例如广州的尼日利亚商会等。这些商会等社团组织是境外人员按照他们本国的生活习惯，自发组织起来的，我国政府提供给境外人员的正式支持网络越不足，此类提供非正式支持网络的社团商会组织就越强大。无疑，这些非洲人自发组织的社团，能起到弥补外国人在广州的社会支持网络不足的作用，但自发性的涉外社团，也容易使社区化的非洲人，形成相对独立、封闭、灰色化的族裔。如同李志刚的研究所展示的：“为强化社会联系，黑人主动选择聚居，方便联系，分享信息……因此，小北路黑人聚居区的出现使得中国城市的社会空间分异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种族。”[4]这种逐渐固化的群体和社区，威胁社会治理和社会稳定。
（三）非正式支持的强化与我国民族、宗教问题的纠缠
为了能在中国生活和发展，非洲裔群体除了依赖家庭、本国人、非洲自己社团之外，由于语言等制约，他们也积极在广州搭建一些其他类型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一种非正式的支持网络是与我国的一些少数民族建立密切的关系。因为他们与广州本地居民有着文化差异、沟通障碍等，为了获得帮助，他们往往更易与我国维族、回族这些讲阿拉伯语的穆斯林结成紧密的关系。围绕着这群非洲裔群体，在登峰、小北等社区，也出现大规模的新疆维族、青海、宁夏回族群众，且数量众多，他们通过提供交流、沟通等中介服务而依附着非洲裔人群生存。非洲裔群体和我国回族、维族的紧密关系，给政府在治理上带来困扰和隐忧。
除此之外，非洲裔群体也充分利用宗教的支持功能。在广州有名的石库门大教堂等伊斯兰教教堂，每周日的宗教仪式，既为他们提供着情感的慰藉，也是一个交友，寻找商业机会重要场所。由于宗教信仰上的认同，非洲裔群体，基于生活和发展的需要，他们极容易认同信仰相同的一些宗教团体和宗教势力。而宗教势力，特别是一些宗教势力和宗教团体，极容易影响我国社会的稳定。
四、构建非洲裔群体社会支持网络的措施
（一）加强政府对外国人的服务支持
我国外国人管理体制是以公安部和外交部为主管机关，以教育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旅游局、民政部等部门为辅助管理机关，分别就不同的外国人事务进行管理。全球化和国际化的背景下，来华外国人数量将越来越多。政府在强化对外国人的管理服务外，应结合当前涉外人员越来越多的现状，提供必需的一些服务职能，更多地通过依托服务来实施对外国人的管理。例如司法机关在做好出入境管理的同时，应配合落地后的外国人社区，做好签证延期办理服务，签证逾期滞留等落地服务。例如非洲人来华做生意，因为签证难且机票价格昂贵，签证期限短，加上相关的落地服务不便捷。他们很容易陷入非法滞留的困境。对于遭遇困难无法正常在华生活的外国人，应建立专项的服务对接机构和相关服务，帮助他们顺利返国。通过政府层面的各类正式的服务支持，既可以帮助外国人适应在华的工作和生活，也可以避免外国人自我搭建的非正式支持网络带来的管理风险。 （二）政府牵头建立多元化的涉外支持网络
来华外国人数量的增多，以及居住的社区化，需求的多元化，需要政府改革原来的管理模式，搭建多元化，可衔接的支持网络，来实现对外国人的服务和管理。在支持网络上，可采取公安部和外交部为主管机关，以教育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旅游局、民政部等部门为辅助管理机关的条状支持管理机关和社区、基金会、社区自组织、外国人自组织、街道、区、市政府等块状支持管理机构。依托出入境的数据以及居住地数据，将外国人群体类型化，按照他们的需求建立条块结合的多元化、可衔接的支持网络，依托这种功能多元，可衔接对接的支持网络，以服务为手段回应来华外国人的合理需求，将他们的自形成组织嵌入到整体的支持网络中，即确保了支持网络的高效性，也碎化了外国人群体封闭的自组织。
（三）增强涉外社区的支持功能
社区或共同体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需要，社区或共同体所提供的各类服务可以满足人类的群体生活的需要，并可使人们获得物质帮助或心理归属的满足。一般而言，社区共同体提供给居民的功能和服务越丰富，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和归属则越高，邻里之间关系就越融洽。自1996年以来，外国人居住社区化。特别是随着外国人数量的增多，在一些城市，形成了外国人相对集中的涉外社区。然而，由于社区面向外国人的服务支持的缺失，导致外国人对居住的社区认同感不高。不同的社区认同，必将带来社区内不同的居民关系类型。加上房产的私有化，个人隐私保护等，低认同度的涉外社区内，外国人很容易匿名化，既给管理带来困难，也影响外国人获得来自社区的各种支持。外国人在流入国，通常存在着不同文化碰撞冲突和比较，在此过程中，存在着不同认同的动摇和斗争。而流入国富有人情味的社区支持和氛围，有助于他们快速形成对流入国和社区积极认同。因此，在国际社区加强社区支持功能，即可满足外国人的需要，也可引导外国人的主动融入和适应。
（四）培育民间社会组织，作为正式支持外的有益补充
外国人的管理中，过于强调治安和司法管理，易导致管理的刚性。从当前我国处理来华外国人群体性事件的经验来看，当在华外国人个体出现问题时，如果仅凭治安管理，极容易演发为外国人群体事件，如2009年7月15日，广州一名非洲人因躲避派出所人员的护照检查而跳楼，引发上百名非洲人围堵矿泉街派出所，在国际上都带来很坏的影响。而民间社会组织是介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第三部门，它可以弥补政府和市场的双失灵，即可以做政府想做而没能做到的事，以及市场认为无利可图而不愿意做的事情，是当前政府在解决一些重大社会问题时很重要的帮手。以服务的方式化解决一些涉外群体的矛盾，一些外国人信任的社团和商会等草根的社会组织可以扮演桥梁者角色。例如广州市越秀区登峰街是广州非洲裔群体的一个有名的聚居区，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引进民间社会组织，为社区的外国人提供社工+义工的服务，在外国人中培育领袖和义工，共同参与社区管理。并通过服务，更准确地了解社区的外国人情况，检视我国一些涉外管理的政策，并及时和政府职能部门建立对接，方便政府灵活调整涉外管理政策，更好地实现对外国人的管理。
总之，国际化、全球化背景下，来华外国人将不断增长。对于外国人来说，跨境流动意味着原居住国社会支持网络的断裂，也意味着在流入国需要重建社会支持网络。重建支持网络既可以自发的演进，也可以是政府介入引导下的理性可控的过程。非洲人群体的特点以及非洲裔群体在广州的正式社会支持严重不足，高度依赖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且与我国宗教、民族问题相交织。同时，因为是完全的自发重建，当前非洲裔群体的固化、封闭化已现端倪。因此，急需要为非洲裔群体构建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支持网络，需要政府在他们重建支持网络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只有这样，对非洲人的管理才可以有序，有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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