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项目首先要获得投资者的肯定才有可能面世。而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判断和深挖项目的价值是最重要的一点。
　　举例来说，某公司最初想做人工智能相关的项目，可能会由于能力不足、团队不协调、无法精准定位市场、技术路径错判等原因，最后死在了风口;也有某公司做一款普通的食品，但刚好吻合目标消费群体的需要，也有不错的供应链管理和渠道，反而成功生存下来。生死之间，民营企业不但要接受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市场考验，还要在弥补生存短板和发展长处、超越周期优势和建立可持续成长能力上努力。民营企业需要意识到：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投资机构，都没法确保企业一直长存。相反，政府要尽可能多地排除行政权力特权导致的分配模式、选择方式与核准手续所造成的寻租空间;排除过度补贴、政府投资、公家交易而形成的对于市场机制的排斥，积极营造普惠、非选择、底线型或锦上添花型政务服务机制。
　　在经济领域中，各级行政部门经常使用相似或者完全一致的方式来规划产业发展、园区开发、经济鼓励政策及其配套的资源。目前，脱颖而出的民营企业中相当一部分都是超越实际上相对滞后的“一刀切”意识的。最初发展的服务民生的民营经济、纷至沓来的进口替代型民营企业、互联网服务领域民营企业，到如今新消费服务领域的民营企业、人工智能算法行业的民营企业，它们的发展未必都是遵循某个政策高点，而是抓住了独特的市场发展机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拾遗补缺”已经成为了与政策主流足以匹敌的市场板块与发展概念，至少相当一部分的民营企业更需要拾遗补缺，发挥企业自主的架构研发、拓展角色的作用。
　　我们有很多政策研究者，但是經济资源是有限的，进行资源分配的话语权席位是有限的，决策者所能得到参考信息渠道是有限的，在有限的分配优势中的发言权就显得尤其重要。更进一步说，研究者的经验能力、获得的数据与信息、分析能力判断力与逻辑建构方式也是有限的，于其中选择核心信息就很重要。也许我们需要的不是真的“替天行道”的人，而需要更多明确的为特定利益群体发声的人，为民营经济做政策游说与资源争取的人，为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地区民营企业游说的人。
　　我们也需要接纳为外资经济、国有经济进行游说的研究者、利益团体的声音，我们可以对话、辩论甚至论战，但是我们认可也相信，我们都能成为包括民营经济在内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忠诚的利益代表者与游说者，最终我们才能在利益分配的时候各有主张与依据，也才有公共谈判与协调的机会和空间，也才能主动参与构建经济政策而不是被动接受政策格局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