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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的两大经典叙事文本《祝福》和《阿Q正传》写的是旧中国“奴隶”的悲剧，分别叙述了劳动妇女祥林嫂和农民阿Q的悲剧命运，祥林嫂与阿Q性别不同，但身份和遭遇却极为相似，两个人同属于社会的最弱势群体，几乎面临着人生一切的不幸和痛苦。
无姓的“玩偶”。姓氏是对一个人身份的确认，但我注意到小说里的祥林嫂与阿Q都似乎没有属于自己的确切的姓氏，祥林嫂“大家都叫她祥林嫂……大概也就姓卫”；而阿Q“有一回，他似乎是姓赵，但第二日便模糊了”，因为被赵太爷一个嘴巴给打掉了：“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在统治者眼里，奴隶是不配有姓和名的，所以祥林嫂只能叫“祥林嫂”，而阿Q也仅仅是一个符号而已，鲁迅先生在小说中用了寂寞而愤激的笔墨书写了两个“奴隶”的尊严的被撕毁，无论祥林嫂还是阿Q都只是作为“被看”的“玩偶”（物）存在着，他（她）们的唯一价值是他（她）们所有的痛苦和灾难都成为别人的“赏心悦目的对象和体验”。
无家的“奴才”。祥林嫂靠帮佣过活，她曾经有过“家”，嫁过两次，但每次都是家破人亡；而阿Q以打短工为生，三十多岁了，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更不用说家，有一次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向吴妈“求爱”，却被斥为调戏“良家妇女”，连唯一的一条棉被也被敲诈走了。两个人既是没有地位的“奴才”，也是无家可归的流浪儿。
死亡的结局。《祝福》和《阿Q正传》里都笼罩着令人窒息的死亡的气息，两个人物的结局都是悲剧性的。沦为乞丐的祥林嫂在人们忙着“祝福”的新年里“穷死”了；而在最后的“大团圆”中，稀里糊涂参加“革命”的阿Q也被稀里糊涂地砍了头。
他（她）确实有太多的理由应该痛苦。但细想起来，祥林嫂与阿Q的痛苦似乎又有不同。
祥林嫂的身上浓缩着旧社会劳动妇女几乎所有的不幸，在四大绳索“夫权”、“父权”、“族权”、“神权”及“自然的法则”（如儿子阿毛被狼叼走）的压迫下，祥林嫂走完了她悲惨的一生，但在这所有的悲剧因素里，鲁迅先生更为强调的是“神权”。一般人评价祥林嫂都认为她是一个不觉悟的愚昧的妇女，因为她安于做“奴隶”，因为她把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都拿去“捐门槛”，以赎她两次嫁人的“罪过”，但我以为，与其说是祥林嫂迷信，还不如说这其实就是祥林嫂的最深的痛苦与困惑。小说里有一个场面特别意味深长，已经沦为乞丐的祥林嫂一再追问“我”（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祥林嫂虽然并不十分清醒，但她分明已有朦胧的怀疑了，可惜作为知识者（启蒙者）的“我”并没有给她一个明确的答案。可以看出，祥林嫂的痛苦并不是贫穷和物质造成的，相反，她是容易满足的，在鲁四老爷家打工时她是那么的勤劳，“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然而祭祀时四婶的一句“你放着罢”犹如一把尖刀封杀了她最后的幻想，而对“我”的寻问未果也使她最终心灵崩溃，祥林嫂实在不是“穷死”的，她害怕死后被阎王锯开身体分给“两个死鬼的男人”，她其实是死于精神折磨，她那最后“仿佛是木刻似的”的著名肖像正是“哀莫大于心死”的最好写照。而这些也正说明封建文化杀人于无形的残忍性。
而在阿Q那里，面对一无所有的生存困境，面对现实的失败与痛苦，阿Q会用他的“精神胜利法”去达到内心的平衡，从而完成他想象的胜利。虽然穷，但阿Q会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或者会想“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被人打时，想的是“我总算被儿子打了”，于是心满意足了；受了屈辱转而去调戏小尼姑，于是在众人的笑声中“飘飘然”……阿Q就是这样，总有办法去忘记他现实的痛苦，自欺欺人、自轻自贱或欺弱怕强。与祥林嫂不同，阿Q在现实中的苦恼似乎主要来自物质，比如生计问题、比如女人问题，虽然后来他因为饥饿和贫困也被逼得想闹“革命”了，但那并不是他的真正觉醒，在他的“革命幻想曲”中，“革命”就是物质和女人，就是狭隘的复仇，当他最后被作为“革命”的牺牲品画押时，他羞愧的却是将圆圈画成“瓜子模样”，可以说，阿Q至死都是不觉悟的。
痛苦缘于思想，缘于觉醒。从这个意义上讲，也许祥林嫂比阿Q更痛苦。因为阿Q懒于思想，习惯于做奴才，他用幻想和精神的胜利去掩盖他现实中的种种失败与不幸，说到底，这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也是一种病态的人格，阿Q用精神的麻醉去化解生活中的一切，他是“痛并快乐着”。而祥林嫂虽然最终并没有真正觉悟，也没有去参加什么“革命”，但她毕竟“直面”过，毕竟对诸如“灵魂”、“地狱”等问题产生了“疑惑”，因为缺乏精神领袖的指导（她的指导者是柳妈之流），她最终陷于了精神的的崩溃与恐惧之中，她是“痛并困惑着”。
鲁迅先生一生都致力于“国民性”的改造，他在包括《祝福》、《阿Q正传》在内的几乎所有作品中都传达出启蒙的主题，同时又都表现出对于启蒙的悲哀和近乎绝望，这是先生的矛盾，也是智慧者的痛苦。人生最痛苦的莫过于“梦醒了无路可走”，阿Q是“常在梦中不醒”，祥林嫂是“在半梦半醒之间”，谁更痛苦？也许这已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命题了。
无姓的“玩偶”。姓氏是对一个人身份的确认，但我注意到小说里的祥林嫂与阿Q都似乎没有属于自己的确切的姓氏，祥林嫂“大家都叫她祥林嫂……大概也就姓卫”；而阿Q“有一回，他似乎是姓赵，但第二日便模糊了”，因为被赵太爷一个嘴巴给打掉了：“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在统治者眼里，奴隶是不配有姓和名的，所以祥林嫂只能叫“祥林嫂”，而阿Q也仅仅是一个符号而已，鲁迅先生在小说中用了寂寞而愤激的笔墨书写了两个“奴隶”的尊严的被撕毁，无论祥林嫂还是阿Q都只是作为“被看”的“玩偶”（物）存在着，他（她）们的唯一价值是他（她）们所有的痛苦和灾难都成为别人的“赏心悦目的对象和体验”。
无家的“奴才”。祥林嫂靠帮佣过活，她曾经有过“家”，嫁过两次，但每次都是家破人亡；而阿Q以打短工为生，三十多岁了，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更不用说家，有一次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向吴妈“求爱”，却被斥为调戏“良家妇女”，连唯一的一条棉被也被敲诈走了。两个人既是没有地位的“奴才”，也是无家可归的流浪儿。
死亡的结局。《祝福》和《阿Q正传》里都笼罩着令人窒息的死亡的气息，两个人物的结局都是悲剧性的。沦为乞丐的祥林嫂在人们忙着“祝福”的新年里“穷死”了；而在最后的“大团圆”中，稀里糊涂参加“革命”的阿Q也被稀里糊涂地砍了头。
他（她）确实有太多的理由应该痛苦。但细想起来，祥林嫂与阿Q的痛苦似乎又有不同。
祥林嫂的身上浓缩着旧社会劳动妇女几乎所有的不幸，在四大绳索“夫权”、“父权”、“族权”、“神权”及“自然的法则”（如儿子阿毛被狼叼走）的压迫下，祥林嫂走完了她悲惨的一生，但在这所有的悲剧因素里，鲁迅先生更为强调的是“神权”。一般人评价祥林嫂都认为她是一个不觉悟的愚昧的妇女，因为她安于做“奴隶”，因为她把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都拿去“捐门槛”，以赎她两次嫁人的“罪过”，但我以为，与其说是祥林嫂迷信，还不如说这其实就是祥林嫂的最深的痛苦与困惑。小说里有一个场面特别意味深长，已经沦为乞丐的祥林嫂一再追问“我”（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祥林嫂虽然并不十分清醒，但她分明已有朦胧的怀疑了，可惜作为知识者（启蒙者）的“我”并没有给她一个明确的答案。可以看出，祥林嫂的痛苦并不是贫穷和物质造成的，相反，她是容易满足的，在鲁四老爷家打工时她是那么的勤劳，“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然而祭祀时四婶的一句“你放着罢”犹如一把尖刀封杀了她最后的幻想，而对“我”的寻问未果也使她最终心灵崩溃，祥林嫂实在不是“穷死”的，她害怕死后被阎王锯开身体分给“两个死鬼的男人”，她其实是死于精神折磨，她那最后“仿佛是木刻似的”的著名肖像正是“哀莫大于心死”的最好写照。而这些也正说明封建文化杀人于无形的残忍性。
而在阿Q那里，面对一无所有的生存困境，面对现实的失败与痛苦，阿Q会用他的“精神胜利法”去达到内心的平衡，从而完成他想象的胜利。虽然穷，但阿Q会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或者会想“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被人打时，想的是“我总算被儿子打了”，于是心满意足了；受了屈辱转而去调戏小尼姑，于是在众人的笑声中“飘飘然”……阿Q就是这样，总有办法去忘记他现实的痛苦，自欺欺人、自轻自贱或欺弱怕强。与祥林嫂不同，阿Q在现实中的苦恼似乎主要来自物质，比如生计问题、比如女人问题，虽然后来他因为饥饿和贫困也被逼得想闹“革命”了，但那并不是他的真正觉醒，在他的“革命幻想曲”中，“革命”就是物质和女人，就是狭隘的复仇，当他最后被作为“革命”的牺牲品画押时，他羞愧的却是将圆圈画成“瓜子模样”，可以说，阿Q至死都是不觉悟的。
痛苦缘于思想，缘于觉醒。从这个意义上讲，也许祥林嫂比阿Q更痛苦。因为阿Q懒于思想，习惯于做奴才，他用幻想和精神的胜利去掩盖他现实中的种种失败与不幸，说到底，这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也是一种病态的人格，阿Q用精神的麻醉去化解生活中的一切，他是“痛并快乐着”。而祥林嫂虽然最终并没有真正觉悟，也没有去参加什么“革命”，但她毕竟“直面”过，毕竟对诸如“灵魂”、“地狱”等问题产生了“疑惑”，因为缺乏精神领袖的指导（她的指导者是柳妈之流），她最终陷于了精神的的崩溃与恐惧之中，她是“痛并困惑着”。
鲁迅先生一生都致力于“国民性”的改造，他在包括《祝福》、《阿Q正传》在内的几乎所有作品中都传达出启蒙的主题，同时又都表现出对于启蒙的悲哀和近乎绝望，这是先生的矛盾，也是智慧者的痛苦。人生最痛苦的莫过于“梦醒了无路可走”，阿Q是“常在梦中不醒”，祥林嫂是“在半梦半醒之间”，谁更痛苦？也许这已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命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