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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湘西乡村旅游迅猛发展，这一产业的发展惠及广大苗族从业女性，她们在物质财富、家庭社会地位、文化生活、居住环境、社会生活等方面提高和增强了“收获感”、“上升感”、“愉悦感”、“保障感”和“舒适感”，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获得感”。
关键词：湘西苗族;乡村旅游;女性;获得感
中图分类号：F592.7;F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9）03-0079-04
2015年2月，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指出，要让人民群众拥有更多的“获得感”。 “获得”指收入增加;“感受”指相对公平;“持续性”指可持续。[1]因此，“获得感”并非指人的“单项感”，而是一种“综合感”。它是指人们的一种心理感受或体会，既指由于客观物质的拥有而得到的一种“获取感”，也包含因精神层面的获得而拥有的一种“满足感”，还强调“感觉”的时间延续性。近年来，湘西州县政府努力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许多苗族从业女性为此在物质收入、家庭社会地位、文化生活、社会保障、居住环境等“五位一体”方面拥有越来越多的“获得感”。这种“获得感”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在湘西乡村旅游苗族女性身上的具体体现。
本文研究数据的获取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问卷调查，二是座谈走访。为做好问卷调查，课题组认真研究，精心设计调查问卷。问卷题型全部为选择题，单选、多选皆有;问卷试题信息分布科学合理，含“基本信息”、“物质层面获得感”、“精神层面获得感”、“拥有更多‘获得感’的举措”四个板块内容，共计25个问题。课题组成员深入到凤凰县山江镇的苗人谷、山江苗寨、苗族博物馆、廖家桥镇营盘苗寨、麻冲乡的老洞村，吉首市矮寨镇的德夯苗寨、花垣县的十八洞村等鄉村精品旅游景点，采用匿名方式，对旅游管理者、导游、景区演艺人员、旅游产品销售者、餐饮住宿从业人员、农家乐从业者等开展问卷，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问卷194份，有效问卷183份，有效率为 94.33%。同时，课题组成员深入苗寨，实地调研，开展座谈，现场采访乡村游从业女性、村干部、精准扶贫干部等20多人次。
20世纪末以来，尤其是2013年习近平在湖南省花垣县“十八洞村”提出精准扶贫战略思想以来，湘西苗族地区乡村旅游迅猛发展，从业女性逐渐增多。虽然湘西苗寨在旅游设施、游客量、旅游收入等方面存在差异，但是整体来看，乡村旅游从业女性的“获得感”呈现日益增强的良好态势，这种“获得感”集中体现在下列五个方面。
一、提高了物质财富的“收获感”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著作中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2]158、151因地处偏僻，经济文化落后，湘西知名苗族学者石启贵指出：“苗族乡区，峰峦叠嶂，山高水险，田畴稀少，交通闭塞。”[3]7因此，长期以来，吃喝住穿始终是湘西苗族面临的问题。数千年来，与汉族地区一样，湘西苗区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是“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然而，近年来，随着湘西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许多苗族女性逐渐摆脱旧的生产生活方式，纷纷走上“乡村游”之路，吃上“旅游饭”，分担“吃喝住穿”的家庭任务。收入增加，物质生活得到改善，这是乡村旅游给苗族女性带来的最直接和最直观的变化。在回答“您从事乡村旅游行业，月收入多少？”以及“您现在的收入比之前从事的行业是否要高些？”两个问题时，情况如下：
上述可知，“低收入”女性占比四成多;2000元以上，4000元以下的“中等收入”女性最多，达50.2%;4000元以上的“高收入”女性也有5.5个百分点。当然，月薪的高低与从事具体的工作密切相关。收入2000以下的，多为年纪较大的景区保洁员、兜售小商品的当地苗族妇女。3000元左右的则以景区演艺人员居多;高收入的多为旅游管理者、农家乐从业老板等。笔者在“十八洞村”调研得知，通过精准扶贫，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村民人均年收入提高幅度很大，从2013年的1668元增加到2017年10180元，五年内提高了六倍，尤其是从事乡村旅游的女性，其“获得感”最为强烈。目前湘西当地职称为初级和中级的中小学教师，月薪也就4000左右，一些乡村旅游从业女性的收入能达到甚至超过这个标准，其“获得感”是很强的。2017年，湖南省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1130-1580元，1000多元的旅游收入虽然还达不到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但是对于受教程度不高，生活在消费水平很低的苗寨女性来说，这笔收入对贴补家用是很可观的。
同时，七成多的女性认为从事乡村旅游之后，收入比之前要高。认为“差不多”和“低一些”的女性占比仅27.5%，经访谈，这部分人大多是之前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或内陆中小城市打工的年轻已婚女性，回家乡从事乡村旅游虽然收入不如以前，但是离家近，能照顾小孩、老人等，认为回乡就业还是利大于弊。
此外，课题组在调研中得知，近年来，苗族博物馆在每逢国家规定的重要传统节日均发福利。
如上表，从四个国家规定的传统节日慰问金发放情况来看，无论从单个节日，还是从整体上看，苗族博物馆女性员工的“获得感”均比当地中小学教师要强很多。
综上所述，从事乡村旅游给广大苗族女性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收入，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加，苗族女性在物质财富方面的“收获感”越来越强。
二、增强了家庭社会地位的“上升感”
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2]数千年来，男人挣钱养家的事实，赋予了男性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 然而，随着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经济社会生产，尤其是在劳动力市场中占据重要席位，对家庭经济收入贡献逐渐增大之后，必然会在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家庭及社会地位等方面给女性带来系列变化。
由上表可知，女性对家务的分工，感到“很满意”和“满意”的达79.9%，大部分女性觉得“丈夫或男友能够主动承担家务”，“不满意”的仅占两成多一点。同时，超过50%的女性对“家庭事务的决定与参与”感到“很满意”。这些女性认为，“遇事对方征求我的建议或意见，很受尊重”;或者“遇事家庭成员充分商量，家庭地位上升感明显”。只有不到6%的女性感到“不满意”。在日常开支、人情往来等家务事的决定或参与方面，女性的家庭地位明显上升。
有上表可知，有八成多的女性从事乡村旅游后，得到“家人、邻里及朋友的支持与肯定”，六成女性得到“州、县、乡镇有关部门的肯定或褒奖”。前者与后者间的比例有较大反差，究其因，这与乡村旅游从业女性与家人、邻里及朋友的关系联系紧密，而与政府相关部门人员少有或没有接触有重要关系。同时，近16%的从业女性有机会“参加旅游相关培训或研讨会”，这部分人主要是景点演艺人员、导游，以一到两天的短期培训为主，这些培训对提升她们的专业知识与职业素养有重要意义。此外，在回答“当您获得上述肯定或褒奖时，是否有较强的“获得感？”一题时，有89%的女性选择“是的”。
综上可知，无论是从家庭事务的分工、参与和决定，还是从来自家庭、亲友及社会方面的肯定或褒奖来看，湘西苗族女性的家庭社会地位的“上升感”都非常明显。
三、提升了文化生活的“愉悦感”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家庭经济收入的增加，必然会引起女性精神上的系列变化。由下表可知，在回答“经济收入的增加，给你的精神上带来哪些积极变化？”这一问题时，越来越多的从业女性感觉生活更有尊严、更加体面，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幸福感”、“愉悦感”愈来愈强。
“文化自信是国家、民族对自身拥有的文化价值的肯定，是保持自身文化创造力、影响力的高度自信。”[4]138文化自信对一个民族的发展和影响至关重要。一个民族要认可自身文化的魅力、重塑文化自信需要一定的载体或场域。神秘湘西激发了外界对这块土地的探究和向往，推动乡村旅游实现跨越式发展。广大游客欣赏苗寨美丽的自然风光，了解和探寻苗族文化。在与外来人员的互动和交流中，苗族女性开阔了眼界，激发了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由下表可知，在回答“从与游客的交流和互动中，您获得以下哪些东西？”一题时，有三成的女性认为“结交了朋友，增进了友谊”;在回答“当您发现苗族文化受游客或一些学者欣赏时，或者当您为苗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做出贡献时，您有什么感觉或收获？”问题时，近80%的认为增强了“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超过75%的女性认为以“从事乡村游而感到光荣”，超过半数女性认为“增长知识技能，丰富社会生活”。
综上所述，湘西乡村旅游的开发和发展，架起了一座外界与苗族同胞交流与沟通的“桥梁”。苗族女性通过参与乡村旅游，一方面丰富了自身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了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另一方面感受到了本民族文化的价值与魅力，认识到了所从事职业的价值与意义，增强了民族自豪感，从而在精神上获得了以前从未体会到的“愉悦感”、“舒畅感”。
四、增强了社会生活的“保障感”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涉教育、住房、养老等这些问题，既涉及当前，又关乎长远，始终是广大老百姓，尤其是低收入群体非常关注，甚至很焦虑的重要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涉及广大农村居民的切身利益，事关农民的获得感程度，在农村发展中具有稳定器的作用”[5]16。随着个人及家庭消费范围、项目及质量的拓宽与提升，对于经济社会事业发展落后的湘西苗区来说，上述这些问题尤为突出。随着近年来乡村旅游业的兴起和发展，广大苗族女性参与进来之后，社会生活的“顾虑感”在较大程度上得以消除。
由上表可知，通过参与乡村旅游，给女性及其家庭带来了积极变化，在孩子教育、看病、人情开销、赡养老人、养老等方面的“顾虑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消除，“保障感”更强。同时，在回答“生小孩时，您能享受多少天产假？”一题时，所有员工均能享受90天产假，同时还发1000元左右的基本工资。此外，在回答“从事乡村旅游业之后，您是否对生活更有自信？”一题时，超过80%的女性选择“更有自信”或“有些自信”。总之，通过参与乡村旅游，广大苗族女性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以前在社会生活方面存在的“顾虑感”。
五、提高了居住环境的“舒适感”
2018年中央对统筹推进“农村五位一体”建设做出全面部署，并把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抓手之一。这些年来，湘西乡村旅游苗寨生态环境日益改善，苗族从业女性在居住和生活环境上的“舒适度”、“安全感”明显增强。
由上述可知，在回答“当地景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如何”和“从村寨自然和人文環境的变化中，您得到什么？”两个问题时，选择最高的是“村寨民风淳朴，村民和睦相处”，占比达92.7%。湘西苗族女性之所以拥有这么强的“获得感”，是因为本世纪初以来，为保护湘西州的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党和政府采取了系列措施。2005年，湘西州推行城乡“同建同治”工作，在广大农村大力实施生态文明建设，经过十多年努力，农村过去“脏、乱、差”的现象已经得到根本改变。2010年，“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实验区”被文化部批准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此外，凤凰县的老洞村、拉毫村、老家寨等一些苗族村寨入选“全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全国传统古村落”等名录中。2017年，花垣县“十八洞村”被评为第五届“全国文明村镇”。总之，在党和政府指导下，乡（镇）和村的干部带领群众，加大投入力度，保护民族文化，努力改善村寨生态环境，增强苗族群众生态文明意识，当地老百姓由此获得更多“获得感”。
近年来，凭借湘西州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充分利用国家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战略等政策，湘西州县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努力，推动湘西乡村旅游产业迅猛发展。乡村旅游的发展，苗族从业女性日益增多，她们在经济收入、家庭社会地位、文化生活、社会保障、居住环境等方面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获得感”。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代，湘西州县各级政府相关部门要继续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因地制宜，进一步发展壮大乡村旅游产业，振兴乡村，使乡村旅游苗族从业女性拥有愈来愈多“获得感”，为湘西妇女事业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注 释：
[1] 汪来喜：《我国农民获得感的内涵及理论意义探究》，《经济研究导刊》，2017年第3期。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
[3] 石启贵：《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4] 赵莉：《文化自信是民族复兴的精神脊梁》，《人民论坛》，2018年第22期。
[5] 秦继伟：《农村社会保障的多重困境与优化治理》，《甘肃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
关键词：湘西苗族;乡村旅游;女性;获得感
中图分类号：F592.7;F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9）03-0079-04
2015年2月，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指出，要让人民群众拥有更多的“获得感”。 “获得”指收入增加;“感受”指相对公平;“持续性”指可持续。[1]因此，“获得感”并非指人的“单项感”，而是一种“综合感”。它是指人们的一种心理感受或体会，既指由于客观物质的拥有而得到的一种“获取感”，也包含因精神层面的获得而拥有的一种“满足感”，还强调“感觉”的时间延续性。近年来，湘西州县政府努力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许多苗族从业女性为此在物质收入、家庭社会地位、文化生活、社会保障、居住环境等“五位一体”方面拥有越来越多的“获得感”。这种“获得感”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在湘西乡村旅游苗族女性身上的具体体现。
本文研究数据的获取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问卷调查，二是座谈走访。为做好问卷调查，课题组认真研究，精心设计调查问卷。问卷题型全部为选择题，单选、多选皆有;问卷试题信息分布科学合理，含“基本信息”、“物质层面获得感”、“精神层面获得感”、“拥有更多‘获得感’的举措”四个板块内容，共计25个问题。课题组成员深入到凤凰县山江镇的苗人谷、山江苗寨、苗族博物馆、廖家桥镇营盘苗寨、麻冲乡的老洞村，吉首市矮寨镇的德夯苗寨、花垣县的十八洞村等鄉村精品旅游景点，采用匿名方式，对旅游管理者、导游、景区演艺人员、旅游产品销售者、餐饮住宿从业人员、农家乐从业者等开展问卷，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问卷194份，有效问卷183份，有效率为 94.33%。同时，课题组成员深入苗寨，实地调研，开展座谈，现场采访乡村游从业女性、村干部、精准扶贫干部等20多人次。
20世纪末以来，尤其是2013年习近平在湖南省花垣县“十八洞村”提出精准扶贫战略思想以来，湘西苗族地区乡村旅游迅猛发展，从业女性逐渐增多。虽然湘西苗寨在旅游设施、游客量、旅游收入等方面存在差异，但是整体来看，乡村旅游从业女性的“获得感”呈现日益增强的良好态势，这种“获得感”集中体现在下列五个方面。
一、提高了物质财富的“收获感”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著作中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2]158、151因地处偏僻，经济文化落后，湘西知名苗族学者石启贵指出：“苗族乡区，峰峦叠嶂，山高水险，田畴稀少，交通闭塞。”[3]7因此，长期以来，吃喝住穿始终是湘西苗族面临的问题。数千年来，与汉族地区一样，湘西苗区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是“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然而，近年来，随着湘西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许多苗族女性逐渐摆脱旧的生产生活方式，纷纷走上“乡村游”之路，吃上“旅游饭”，分担“吃喝住穿”的家庭任务。收入增加，物质生活得到改善，这是乡村旅游给苗族女性带来的最直接和最直观的变化。在回答“您从事乡村旅游行业，月收入多少？”以及“您现在的收入比之前从事的行业是否要高些？”两个问题时，情况如下：
上述可知，“低收入”女性占比四成多;2000元以上，4000元以下的“中等收入”女性最多，达50.2%;4000元以上的“高收入”女性也有5.5个百分点。当然，月薪的高低与从事具体的工作密切相关。收入2000以下的，多为年纪较大的景区保洁员、兜售小商品的当地苗族妇女。3000元左右的则以景区演艺人员居多;高收入的多为旅游管理者、农家乐从业老板等。笔者在“十八洞村”调研得知，通过精准扶贫，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村民人均年收入提高幅度很大，从2013年的1668元增加到2017年10180元，五年内提高了六倍，尤其是从事乡村旅游的女性，其“获得感”最为强烈。目前湘西当地职称为初级和中级的中小学教师，月薪也就4000左右，一些乡村旅游从业女性的收入能达到甚至超过这个标准，其“获得感”是很强的。2017年，湖南省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1130-1580元，1000多元的旅游收入虽然还达不到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但是对于受教程度不高，生活在消费水平很低的苗寨女性来说，这笔收入对贴补家用是很可观的。
同时，七成多的女性认为从事乡村旅游之后，收入比之前要高。认为“差不多”和“低一些”的女性占比仅27.5%，经访谈，这部分人大多是之前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或内陆中小城市打工的年轻已婚女性，回家乡从事乡村旅游虽然收入不如以前，但是离家近，能照顾小孩、老人等，认为回乡就业还是利大于弊。
此外，课题组在调研中得知，近年来，苗族博物馆在每逢国家规定的重要传统节日均发福利。
如上表，从四个国家规定的传统节日慰问金发放情况来看，无论从单个节日，还是从整体上看，苗族博物馆女性员工的“获得感”均比当地中小学教师要强很多。
综上所述，从事乡村旅游给广大苗族女性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收入，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加，苗族女性在物质财富方面的“收获感”越来越强。
二、增强了家庭社会地位的“上升感”
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2]数千年来，男人挣钱养家的事实，赋予了男性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 然而，随着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经济社会生产，尤其是在劳动力市场中占据重要席位，对家庭经济收入贡献逐渐增大之后，必然会在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家庭及社会地位等方面给女性带来系列变化。
由上表可知，女性对家务的分工，感到“很满意”和“满意”的达79.9%，大部分女性觉得“丈夫或男友能够主动承担家务”，“不满意”的仅占两成多一点。同时，超过50%的女性对“家庭事务的决定与参与”感到“很满意”。这些女性认为，“遇事对方征求我的建议或意见，很受尊重”;或者“遇事家庭成员充分商量，家庭地位上升感明显”。只有不到6%的女性感到“不满意”。在日常开支、人情往来等家务事的决定或参与方面，女性的家庭地位明显上升。
有上表可知，有八成多的女性从事乡村旅游后，得到“家人、邻里及朋友的支持与肯定”，六成女性得到“州、县、乡镇有关部门的肯定或褒奖”。前者与后者间的比例有较大反差，究其因，这与乡村旅游从业女性与家人、邻里及朋友的关系联系紧密，而与政府相关部门人员少有或没有接触有重要关系。同时，近16%的从业女性有机会“参加旅游相关培训或研讨会”，这部分人主要是景点演艺人员、导游，以一到两天的短期培训为主，这些培训对提升她们的专业知识与职业素养有重要意义。此外，在回答“当您获得上述肯定或褒奖时，是否有较强的“获得感？”一题时，有89%的女性选择“是的”。
综上可知，无论是从家庭事务的分工、参与和决定，还是从来自家庭、亲友及社会方面的肯定或褒奖来看，湘西苗族女性的家庭社会地位的“上升感”都非常明显。
三、提升了文化生活的“愉悦感”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家庭经济收入的增加，必然会引起女性精神上的系列变化。由下表可知，在回答“经济收入的增加，给你的精神上带来哪些积极变化？”这一问题时，越来越多的从业女性感觉生活更有尊严、更加体面，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幸福感”、“愉悦感”愈来愈强。
“文化自信是国家、民族对自身拥有的文化价值的肯定，是保持自身文化创造力、影响力的高度自信。”[4]138文化自信对一个民族的发展和影响至关重要。一个民族要认可自身文化的魅力、重塑文化自信需要一定的载体或场域。神秘湘西激发了外界对这块土地的探究和向往，推动乡村旅游实现跨越式发展。广大游客欣赏苗寨美丽的自然风光，了解和探寻苗族文化。在与外来人员的互动和交流中，苗族女性开阔了眼界，激发了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由下表可知，在回答“从与游客的交流和互动中，您获得以下哪些东西？”一题时，有三成的女性认为“结交了朋友，增进了友谊”;在回答“当您发现苗族文化受游客或一些学者欣赏时，或者当您为苗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做出贡献时，您有什么感觉或收获？”问题时，近80%的认为增强了“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超过75%的女性认为以“从事乡村游而感到光荣”，超过半数女性认为“增长知识技能，丰富社会生活”。
综上所述，湘西乡村旅游的开发和发展，架起了一座外界与苗族同胞交流与沟通的“桥梁”。苗族女性通过参与乡村旅游，一方面丰富了自身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了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另一方面感受到了本民族文化的价值与魅力，认识到了所从事职业的价值与意义，增强了民族自豪感，从而在精神上获得了以前从未体会到的“愉悦感”、“舒畅感”。
四、增强了社会生活的“保障感”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涉教育、住房、养老等这些问题，既涉及当前，又关乎长远，始终是广大老百姓，尤其是低收入群体非常关注，甚至很焦虑的重要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涉及广大农村居民的切身利益，事关农民的获得感程度，在农村发展中具有稳定器的作用”[5]16。随着个人及家庭消费范围、项目及质量的拓宽与提升，对于经济社会事业发展落后的湘西苗区来说，上述这些问题尤为突出。随着近年来乡村旅游业的兴起和发展，广大苗族女性参与进来之后，社会生活的“顾虑感”在较大程度上得以消除。
由上表可知，通过参与乡村旅游，给女性及其家庭带来了积极变化，在孩子教育、看病、人情开销、赡养老人、养老等方面的“顾虑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消除，“保障感”更强。同时，在回答“生小孩时，您能享受多少天产假？”一题时，所有员工均能享受90天产假，同时还发1000元左右的基本工资。此外，在回答“从事乡村旅游业之后，您是否对生活更有自信？”一题时，超过80%的女性选择“更有自信”或“有些自信”。总之，通过参与乡村旅游，广大苗族女性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以前在社会生活方面存在的“顾虑感”。
五、提高了居住环境的“舒适感”
2018年中央对统筹推进“农村五位一体”建设做出全面部署，并把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抓手之一。这些年来，湘西乡村旅游苗寨生态环境日益改善，苗族从业女性在居住和生活环境上的“舒适度”、“安全感”明显增强。
由上述可知，在回答“当地景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如何”和“从村寨自然和人文環境的变化中，您得到什么？”两个问题时，选择最高的是“村寨民风淳朴，村民和睦相处”，占比达92.7%。湘西苗族女性之所以拥有这么强的“获得感”，是因为本世纪初以来，为保护湘西州的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党和政府采取了系列措施。2005年，湘西州推行城乡“同建同治”工作，在广大农村大力实施生态文明建设，经过十多年努力，农村过去“脏、乱、差”的现象已经得到根本改变。2010年，“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实验区”被文化部批准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此外，凤凰县的老洞村、拉毫村、老家寨等一些苗族村寨入选“全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全国传统古村落”等名录中。2017年，花垣县“十八洞村”被评为第五届“全国文明村镇”。总之，在党和政府指导下，乡（镇）和村的干部带领群众，加大投入力度，保护民族文化，努力改善村寨生态环境，增强苗族群众生态文明意识，当地老百姓由此获得更多“获得感”。
近年来，凭借湘西州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充分利用国家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战略等政策，湘西州县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努力，推动湘西乡村旅游产业迅猛发展。乡村旅游的发展，苗族从业女性日益增多，她们在经济收入、家庭社会地位、文化生活、社会保障、居住环境等方面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获得感”。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代，湘西州县各级政府相关部门要继续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因地制宜，进一步发展壮大乡村旅游产业，振兴乡村，使乡村旅游苗族从业女性拥有愈来愈多“获得感”，为湘西妇女事业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注 释：
[1] 汪来喜：《我国农民获得感的内涵及理论意义探究》，《经济研究导刊》，2017年第3期。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
[3] 石启贵：《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4] 赵莉：《文化自信是民族复兴的精神脊梁》，《人民论坛》，2018年第22期。
[5] 秦继伟：《农村社会保障的多重困境与优化治理》，《甘肃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