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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是非常奇怪，在日常生活中，既有打人闹事的人，也有被动、挨打的角色。一旦环境允许，可以肆无忌惮地打人，那么，不管出于什么理由，就说明这些人的手里，还掌握一定权力。假如人可以打人，不管打的是什么角色，出手的人物身上，就隐藏着很多细碎的毛病。可见，打人和挨打，都算不上一件爽心悦目的事情。
这一次，写文章专门提到了“打人者”，有什么特殊的意思呢？无非是指，凡跻身于“打人者”，总是有许多的话要说。首先，要对那些被打者说，说“我”，或是“我们”——更多的时候是“我们”。换句话说，就是为什么要打“你”，或者为什么要骚扰“你们”？其实，仔细查看“打人者”和“被打者”之间的关系，就能把二者区分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凡打人者，之所以打人，总是首先要占领一个道德的高地，于是，义正词严，举拳有理。一般情况下，被打者是没有权利、也没有机会为自己申辩的。因为，一旦当象征着正义或代表着正义的拳头高高地举起来时，道德审判的工作已经完成。接下来进行的就是正义的报复。我们在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上、以及在如今的现实生活中，已经见惯了这种正剧——即便是惨剧，人们也只能当做正剧看。人们在从小接受的教育中，已经把这样的惨剧当成公道和天理。这公道和天理的根本依据就是：杀人者偿命，作恶者受罚。
于是，我们把“施之于他人肉体”的暴力，当成了天道的报应。于是，我们不仅习惯于棍棒施之于肉体，还习惯于拳脚施之于妇婴，还习惯于那些天才狱卒们的发明：从腰斩到凌迟，从剥皮剜眼、点天灯，到枪筒戳肋骨到头顶上放爆竹……因为这一切，都是假借了正义和天道。
关于人跟动物的根本区别，有种种或庄或谐的判断。但我要说：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可以对同类施以酷刑——以上这些漫无边际的感慨，都是因为不久前我去北京怀柔的一个画室，看了中央美术学院毕建勋教授一幅巨大的中国画而生发。这幅画长约六米，高约三米，画面上有一百多人，有两个人在痛打一个躺在地上的人，其余都是身份各异，年龄不同，表情万端的围观者。这幅画作的题目就叫《打人》。
刚开始，我以为是幅油画，但问过之后知道是幅国画，是使用中国水墨中国纸张画成的中国人物画，这些对我来说，都无关紧要；对我有意义的是这幅巨作所产生的力量。画家问过我的感受，我说：震撼！又问，我的回答还是震撼。这震撼当然与画作的尺幅有关，但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幅画作所表现出的被人们司空见惯了的场景。实际上成了一幅巨大的镜子。这镜子照出的是人心，是人们已经麻木的灵魂。
我对画家说，我已经活了55岁。童年时曾经挨过很多次打，父母打过，老师打过，村里的同伴打过，村里的干部打过，也曾差点被北京胡同里的女人打过，但我除了打过女儿一次，从来没有打过人。即便是打女儿那一次，也是我心中难以逝去的痛，想起来，便感到深深的罪疚。但这能否说明我就是一个好人呢？能否说明我是一个善良的人呢？
当然不能！因为我看过无数次打人，当然都是以革命的名义打坏人，当然都是以正义的名义打恶人。当我看到那些据说是曾经残酷地剥削过、迫害过贫农的地主被吊在梁头施以酷刑时，当我看到集市上的小偷被群众顷刻之间打得血肉模糊时，我的心中产生过不忍，但并没有认为这样的行为是不仁道的，即便我心中觉悟到就是真正的罪犯，群众也没权力对其施以酷刑和肉体打击时，我也没有胆量跳出来为被打者说一句话。这幅巨作上那些旁观者，其实就是我，就是我们。
旁观者是我们，打人者会不会也是我们？其实，只要做了旁观者，完全可能成为打人者。我，也许是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藏着一个打人者。当我们遭受到不白之冤时，当我们蒙受了奇耻大辱时，当我们遭受了不白之冤蒙受了奇耻大辱而又没有力量报复时……我们的心中，是否想象过一个对那些恶人施以暴力的场景？别人也许没有，但我有。
几年前，当北京胡同里那个蛮不讲理的女人，无端地欺辱了我和家人时，我想象过对这个女人施以酷刑的场面；不久前，当我看到那个河南的农民被警察屈打成招、判处无期徒刑服刑若干年后，因为“死”者竟又活着，出现终致冤情大白的案例后，我就想象过，对那些刑讯逼供的警察施以同样的酷刑，这样的“冤冤相报”是人世间循环上演的戏剧，符合多数人的心理。据此我说，尽管我们从来没有打人，尽管我们今生也不会打人，但这幅题名《打人》的巨作却与每个人有关，因为我们都在精神上打过人，并有可能成为真正的打人者。
当然，我们也很有可能成为被打者，当所有的人都认为施恶者挨打是天道时，那么，天道就是一张施恶的遮羞布。当强者对弱者举起拳头时，完全可以把被打者说成是杀人犯、强奸犯、纵火犯，没有人去深究，被打者是不是真的有罪。就这样，许多无辜的人，都被当成恶人打了，或者被打死了。
人，一旦可以打人，不管出于什么理由，就说明人还不是真正的人。人，一旦可以打人，不管你打的是什么人，距离野兽就很近。其实，这个地球上，真正的猛兽不是老虎也不是狮子，而是人。人可以成为天使，也可以成为魔鬼。人心可以是天堂，也可以是地狱。所谓“六道轮回”，其实都在人心中，一念之差，此身已堕入地狱。拳头举起来，灵魂沉下去。这些意思，画家已经用他的画面，向人们表露得十分清楚。
当年，鲁迅先生用他的笔，揭露了“看客”心理，有人说这是中国人的劣根性，其实，这不独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而是全人类的劣根性。我的小说《檀香刑》是受鲁迅先生对看客心理的批判启发而作。我想到，看客之外，还有施刑者与受刑者，这三者之外还有导演，四方合一，方能构成一台大戏。于是，我写了刽子手，写了罪犯，也写了施刑的场面……
有些人对这部小说中的“残酷描写”多有批评，但我想，酷刑也是一面镜子，会照出各种嘴脸，当人们从中看到自己的狰狞嘴脸时，是需要一点勇气才敢于承认那就是“我”的。毕教授的画作《打人》与我的拙作《檀香刑》多有暗合之处，只不过画面的力量较之文字的力量更为直接。我不敢说自己已经看懂了毕教授的画，最起码，从这幅画里，我看到了自己。
似乎仅仅用画笔还不足以将心中的话表现出来，那幅巨画的作者，又合作了与这幅画密切关联的诗剧《打人》。我认真地读了这诗剧，深受感动。尤其是尾声部分，几乎是泣血锥心，像一个传教者，为了把爱灌输到荒凉的人心而顿足悲号。看到这里，我似乎懂了，《打人》不仅仅是要用这种巨幅画面警醒世人，而是要唤醒人心中沉睡的爱，对他人的爱，对自己的爱，也是对人类的爱，爱是《打人》的唯一主题。
“我挚爱的人啊，你们自己把自身摧残至此，你把我摧残至此，你把你摧残至此。那无处不在的摧残，就是我的悯人悲天，别再让我痛苦万般……”
这样的超越了阶级、种族甚至善恶的对人的爱，是上帝的胸怀。这样的爱从来没被实行过，今后也不可能被实行；但这样的爱是存在的，这也是上帝存在的理由和标志。如果一定要弄清，“打人者”和“挨打者”有什么区别和联系，看来，最关键的一条，还是当事人对命运和人生的高度理解呀。如果弄清了这一切，人类复杂的生活，才能诞生出奇妙的境界和崭新的意义。
这一次，写文章专门提到了“打人者”，有什么特殊的意思呢？无非是指，凡跻身于“打人者”，总是有许多的话要说。首先，要对那些被打者说，说“我”，或是“我们”——更多的时候是“我们”。换句话说，就是为什么要打“你”，或者为什么要骚扰“你们”？其实，仔细查看“打人者”和“被打者”之间的关系，就能把二者区分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凡打人者，之所以打人，总是首先要占领一个道德的高地，于是，义正词严，举拳有理。一般情况下，被打者是没有权利、也没有机会为自己申辩的。因为，一旦当象征着正义或代表着正义的拳头高高地举起来时，道德审判的工作已经完成。接下来进行的就是正义的报复。我们在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上、以及在如今的现实生活中，已经见惯了这种正剧——即便是惨剧，人们也只能当做正剧看。人们在从小接受的教育中，已经把这样的惨剧当成公道和天理。这公道和天理的根本依据就是：杀人者偿命，作恶者受罚。
于是，我们把“施之于他人肉体”的暴力，当成了天道的报应。于是，我们不仅习惯于棍棒施之于肉体，还习惯于拳脚施之于妇婴，还习惯于那些天才狱卒们的发明：从腰斩到凌迟，从剥皮剜眼、点天灯，到枪筒戳肋骨到头顶上放爆竹……因为这一切，都是假借了正义和天道。
关于人跟动物的根本区别，有种种或庄或谐的判断。但我要说：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可以对同类施以酷刑——以上这些漫无边际的感慨，都是因为不久前我去北京怀柔的一个画室，看了中央美术学院毕建勋教授一幅巨大的中国画而生发。这幅画长约六米，高约三米，画面上有一百多人，有两个人在痛打一个躺在地上的人，其余都是身份各异，年龄不同，表情万端的围观者。这幅画作的题目就叫《打人》。
刚开始，我以为是幅油画，但问过之后知道是幅国画，是使用中国水墨中国纸张画成的中国人物画，这些对我来说，都无关紧要；对我有意义的是这幅巨作所产生的力量。画家问过我的感受，我说：震撼！又问，我的回答还是震撼。这震撼当然与画作的尺幅有关，但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幅画作所表现出的被人们司空见惯了的场景。实际上成了一幅巨大的镜子。这镜子照出的是人心，是人们已经麻木的灵魂。
我对画家说，我已经活了55岁。童年时曾经挨过很多次打，父母打过，老师打过，村里的同伴打过，村里的干部打过，也曾差点被北京胡同里的女人打过，但我除了打过女儿一次，从来没有打过人。即便是打女儿那一次，也是我心中难以逝去的痛，想起来，便感到深深的罪疚。但这能否说明我就是一个好人呢？能否说明我是一个善良的人呢？
当然不能！因为我看过无数次打人，当然都是以革命的名义打坏人，当然都是以正义的名义打恶人。当我看到那些据说是曾经残酷地剥削过、迫害过贫农的地主被吊在梁头施以酷刑时，当我看到集市上的小偷被群众顷刻之间打得血肉模糊时，我的心中产生过不忍，但并没有认为这样的行为是不仁道的，即便我心中觉悟到就是真正的罪犯，群众也没权力对其施以酷刑和肉体打击时，我也没有胆量跳出来为被打者说一句话。这幅巨作上那些旁观者，其实就是我，就是我们。
旁观者是我们，打人者会不会也是我们？其实，只要做了旁观者，完全可能成为打人者。我，也许是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藏着一个打人者。当我们遭受到不白之冤时，当我们蒙受了奇耻大辱时，当我们遭受了不白之冤蒙受了奇耻大辱而又没有力量报复时……我们的心中，是否想象过一个对那些恶人施以暴力的场景？别人也许没有，但我有。
几年前，当北京胡同里那个蛮不讲理的女人，无端地欺辱了我和家人时，我想象过对这个女人施以酷刑的场面；不久前，当我看到那个河南的农民被警察屈打成招、判处无期徒刑服刑若干年后，因为“死”者竟又活着，出现终致冤情大白的案例后，我就想象过，对那些刑讯逼供的警察施以同样的酷刑，这样的“冤冤相报”是人世间循环上演的戏剧，符合多数人的心理。据此我说，尽管我们从来没有打人，尽管我们今生也不会打人，但这幅题名《打人》的巨作却与每个人有关，因为我们都在精神上打过人，并有可能成为真正的打人者。
当然，我们也很有可能成为被打者，当所有的人都认为施恶者挨打是天道时，那么，天道就是一张施恶的遮羞布。当强者对弱者举起拳头时，完全可以把被打者说成是杀人犯、强奸犯、纵火犯，没有人去深究，被打者是不是真的有罪。就这样，许多无辜的人，都被当成恶人打了，或者被打死了。
人，一旦可以打人，不管出于什么理由，就说明人还不是真正的人。人，一旦可以打人，不管你打的是什么人，距离野兽就很近。其实，这个地球上，真正的猛兽不是老虎也不是狮子，而是人。人可以成为天使，也可以成为魔鬼。人心可以是天堂，也可以是地狱。所谓“六道轮回”，其实都在人心中，一念之差，此身已堕入地狱。拳头举起来，灵魂沉下去。这些意思，画家已经用他的画面，向人们表露得十分清楚。
当年，鲁迅先生用他的笔，揭露了“看客”心理，有人说这是中国人的劣根性，其实，这不独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而是全人类的劣根性。我的小说《檀香刑》是受鲁迅先生对看客心理的批判启发而作。我想到，看客之外，还有施刑者与受刑者，这三者之外还有导演，四方合一，方能构成一台大戏。于是，我写了刽子手，写了罪犯，也写了施刑的场面……
有些人对这部小说中的“残酷描写”多有批评，但我想，酷刑也是一面镜子，会照出各种嘴脸，当人们从中看到自己的狰狞嘴脸时，是需要一点勇气才敢于承认那就是“我”的。毕教授的画作《打人》与我的拙作《檀香刑》多有暗合之处，只不过画面的力量较之文字的力量更为直接。我不敢说自己已经看懂了毕教授的画，最起码，从这幅画里，我看到了自己。
似乎仅仅用画笔还不足以将心中的话表现出来，那幅巨画的作者，又合作了与这幅画密切关联的诗剧《打人》。我认真地读了这诗剧，深受感动。尤其是尾声部分，几乎是泣血锥心，像一个传教者，为了把爱灌输到荒凉的人心而顿足悲号。看到这里，我似乎懂了，《打人》不仅仅是要用这种巨幅画面警醒世人，而是要唤醒人心中沉睡的爱，对他人的爱，对自己的爱，也是对人类的爱，爱是《打人》的唯一主题。
“我挚爱的人啊，你们自己把自身摧残至此，你把我摧残至此，你把你摧残至此。那无处不在的摧残，就是我的悯人悲天，别再让我痛苦万般……”
这样的超越了阶级、种族甚至善恶的对人的爱，是上帝的胸怀。这样的爱从来没被实行过，今后也不可能被实行；但这样的爱是存在的，这也是上帝存在的理由和标志。如果一定要弄清，“打人者”和“挨打者”有什么区别和联系，看来，最关键的一条，还是当事人对命运和人生的高度理解呀。如果弄清了这一切，人类复杂的生活，才能诞生出奇妙的境界和崭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