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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是非常奇怪,在日常生活中,既有打人闹事的人,也有被动、挨打的角色。一旦环境允许,可以肆无忌惮地打人,那么,不管出于什么理由,就说明这些人的手里,还掌握一定权力。假如人可以打人,不管打的是什么角色,出手的人物身上,就隐藏着很多细碎的毛病。可见,打人和挨打,都算不上一件爽心悦目的事情。
这一次,写文章专门提到了“打人者”,有什么特殊的意思呢?无非是指,凡跻身于“打人者”,总是有许多的话要说。首先,要对那些被打者说,说“我”,或是“我们”——更多的时候是“我们”。换句话说,就是为什么要打“你”,或者为什么要骚扰“你们”?其实,仔细查看“打人者”和“被打者”之间的关系,就能把二者区分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凡打人者,之所以打人,总是首先要占领一个道德的高地,于是,义正词严,举拳有理。一般情况下,被打者是没有权利、也没有机会为自己申辩的。因为,一旦当象征着正义或代表着正义的拳头高高地举起来时,道德审判的工作已经完成。接下来进行的就是正义的报复。我们在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上、以及在如今的现实生活中,已经见惯了这种正剧——即便是惨剧,人们也只能当做正剧看。人们在从小接受的教育中,已经把这样的惨剧当成公道和天理。这公道和天理的根本依据就是:杀人者偿命,作恶者受罚。
于是,我们把“施之于他人肉体”的暴力,当成了天道的报应。于是,我们不仅习惯于棍棒施之于肉体,还习惯于拳脚施之于妇婴,还习惯于那些天才狱卒们的发明:从腰斩到凌迟,从剥皮剜眼、点天灯,到枪筒戳肋骨到头顶上放爆竹……因为这一切,都是假借了正义和天道。
关于人跟动物的根本区别,有种种或庄或谐的判断。但我要说: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可以对同类施以酷刑——以上这些漫无边际的感慨,都是因为不久前我去北京怀柔的一个画室,看了中央美术学院毕建勋教授一幅巨大的中国画而生发。这幅画长约六米,高约三米,画面上有一百多人,有两个人在痛打一个躺在地上的人,其余都是身份各异,年龄不同,表情万端的围观者。这幅画作的题目就叫《打人》。
刚开始,我以为是幅油画,但问过之后知道是幅国画,是使用中国水墨中国纸张画成的中国人物画,这些对我来说,都无关紧要;对我有意义的是这幅巨作所产生的力量。画家问过我的感受,我说:震撼!又问,我的回答还是震撼。这震撼当然与画作的尺幅有关,但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幅画作所表现出的被人们司空见惯了的场景。实际上成了一幅巨大的镜子。这镜子照出的是人心,是人们已经麻木的灵魂。
我对画家说,我已经活了55岁。童年时曾经挨过很多次打,父母打过,老师打过,村里的同伴打过,村里的干部打过,也曾差点被北京胡同里的女人打过,但我除了打过女儿一次,从来没有打过人。即便是打女儿那一次,也是我心中难以逝去的痛,想起来,便感到深深的罪疚。但这能否说明我就是一个好人呢?能否说明我是一个善良的人呢?
当然不能!因为我看过无数次打人,当然都是以革命的名义打坏人,当然都是以正义的名义打恶人。当我看到那些据说是曾经残酷地剥削过、迫害过贫农的地主被吊在梁头施以酷刑时,当我看到集市上的小偷被群众顷刻之间打得血肉模糊时,我的心中产生过不忍,但并没有认为这样的行为是不仁道的,即便我心中觉悟到就是真正的罪犯,群众也没权力对其施以酷刑和肉体打击时,我也没有胆量跳出来为被打者说一句话。这幅巨作上那些旁观者,其实就是我,就是我们。
旁观者是我们,打人者会不会也是我们?其实,只要做了旁观者,完全可能成为打人者。我,也许是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藏着一个打人者。当我们遭受到不白之冤时,当我们蒙受了奇耻大辱时,当我们遭受了不白之冤蒙受了奇耻大辱而又没有力量报复时……我们的心中,是否想象过一个对那些恶人施以暴力的场景?别人也许没有,但我有。
几年前,当北京胡同里那个蛮不讲理的女人,无端地欺辱了我和家人时,我想象过对这个女人施以酷刑的场面;不久前,当我看到那个河南的农民被警察屈打成招、判处无期徒刑服刑若干年后,因为“死”者竟又活着,出现终致冤情大白的案例后,我就想象过,对那些刑讯逼供的警察施以同样的酷刑,这样的“冤冤相报”是人世间循环上演的戏剧,符合多数人的心理。据此我说,尽管我们从来没有打人,尽管我们今生也不会打人,但这幅题名《打人》的巨作却与每个人有关,因为我们都在精神上打过人,并有可能成为真正的打人者。
当然,我们也很有可能成为被打者,当所有的人都认为施恶者挨打是天道时,那么,天道就是一张施恶的遮羞布。当强者对弱者举起拳头时,完全可以把被打者说成是杀人犯、强奸犯、纵火犯,没有人去深究,被打者是不是真的有罪。就这样,许多无辜的人,都被当成恶人打了,或者被打死了。
人,一旦可以打人,不管出于什么理由,就说明人还不是真正的人。人,一旦可以打人,不管你打的是什么人,距离野兽就很近。其实,这个地球上,真正的猛兽不是老虎也不是狮子,而是人。人可以成为天使,也可以成为魔鬼。人心可以是天堂,也可以是地狱。所谓“六道轮回”,其实都在人心中,一念之差,此身已堕入地狱。拳头举起来,灵魂沉下去。这些意思,画家已经用他的画面,向人们表露得十分清楚。
当年,鲁迅先生用他的笔,揭露了“看客”心理,有人说这是中国人的劣根性,其实,这不独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而是全人类的劣根性。我的小说《檀香刑》是受鲁迅先生对看客心理的批判启发而作。我想到,看客之外,还有施刑者与受刑者,这三者之外还有导演,四方合一,方能构成一台大戏。于是,我写了刽子手,写了罪犯,也写了施刑的场面……
有些人对这部小说中的“残酷描写”多有批评,但我想,酷刑也是一面镜子,会照出各种嘴脸,当人们从中看到自己的狰狞嘴脸时,是需要一点勇气才敢于承认那就是“我”的。毕教授的画作《打人》与我的拙作《檀香刑》多有暗合之处,只不过画面的力量较之文字的力量更为直接。我不敢说自己已经看懂了毕教授的画,最起码,从这幅画里,我看到了自己。
似乎仅仅用画笔还不足以将心中的话表现出来,那幅巨画的作者,又合作了与这幅画密切关联的诗剧《打人》。我认真地读了这诗剧,深受感动。尤其是尾声部分,几乎是泣血锥心,像一个传教者,为了把爱灌输到荒凉的人心而顿足悲号。看到这里,我似乎懂了,《打人》不仅仅是要用这种巨幅画面警醒世人,而是要唤醒人心中沉睡的爱,对他人的爱,对自己的爱,也是对人类的爱,爱是《打人》的唯一主题。
“我挚爱的人啊,你们自己把自身摧残至此,你把我摧残至此,你把你摧残至此。那无处不在的摧残,就是我的悯人悲天,别再让我痛苦万般……”
这样的超越了阶级、种族甚至善恶的对人的爱,是上帝的胸怀。这样的爱从来没被实行过,今后也不可能被实行;但这样的爱是存在的,这也是上帝存在的理由和标志。如果一定要弄清,“打人者”和“挨打者”有什么区别和联系,看来,最关键的一条,还是当事人对命运和人生的高度理解呀。如果弄清了这一切,人类复杂的生活,才能诞生出奇妙的境界和崭新的意义。
这一次,写文章专门提到了“打人者”,有什么特殊的意思呢?无非是指,凡跻身于“打人者”,总是有许多的话要说。首先,要对那些被打者说,说“我”,或是“我们”——更多的时候是“我们”。换句话说,就是为什么要打“你”,或者为什么要骚扰“你们”?其实,仔细查看“打人者”和“被打者”之间的关系,就能把二者区分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凡打人者,之所以打人,总是首先要占领一个道德的高地,于是,义正词严,举拳有理。一般情况下,被打者是没有权利、也没有机会为自己申辩的。因为,一旦当象征着正义或代表着正义的拳头高高地举起来时,道德审判的工作已经完成。接下来进行的就是正义的报复。我们在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上、以及在如今的现实生活中,已经见惯了这种正剧——即便是惨剧,人们也只能当做正剧看。人们在从小接受的教育中,已经把这样的惨剧当成公道和天理。这公道和天理的根本依据就是:杀人者偿命,作恶者受罚。
于是,我们把“施之于他人肉体”的暴力,当成了天道的报应。于是,我们不仅习惯于棍棒施之于肉体,还习惯于拳脚施之于妇婴,还习惯于那些天才狱卒们的发明:从腰斩到凌迟,从剥皮剜眼、点天灯,到枪筒戳肋骨到头顶上放爆竹……因为这一切,都是假借了正义和天道。
关于人跟动物的根本区别,有种种或庄或谐的判断。但我要说: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可以对同类施以酷刑——以上这些漫无边际的感慨,都是因为不久前我去北京怀柔的一个画室,看了中央美术学院毕建勋教授一幅巨大的中国画而生发。这幅画长约六米,高约三米,画面上有一百多人,有两个人在痛打一个躺在地上的人,其余都是身份各异,年龄不同,表情万端的围观者。这幅画作的题目就叫《打人》。
刚开始,我以为是幅油画,但问过之后知道是幅国画,是使用中国水墨中国纸张画成的中国人物画,这些对我来说,都无关紧要;对我有意义的是这幅巨作所产生的力量。画家问过我的感受,我说:震撼!又问,我的回答还是震撼。这震撼当然与画作的尺幅有关,但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幅画作所表现出的被人们司空见惯了的场景。实际上成了一幅巨大的镜子。这镜子照出的是人心,是人们已经麻木的灵魂。
我对画家说,我已经活了55岁。童年时曾经挨过很多次打,父母打过,老师打过,村里的同伴打过,村里的干部打过,也曾差点被北京胡同里的女人打过,但我除了打过女儿一次,从来没有打过人。即便是打女儿那一次,也是我心中难以逝去的痛,想起来,便感到深深的罪疚。但这能否说明我就是一个好人呢?能否说明我是一个善良的人呢?
当然不能!因为我看过无数次打人,当然都是以革命的名义打坏人,当然都是以正义的名义打恶人。当我看到那些据说是曾经残酷地剥削过、迫害过贫农的地主被吊在梁头施以酷刑时,当我看到集市上的小偷被群众顷刻之间打得血肉模糊时,我的心中产生过不忍,但并没有认为这样的行为是不仁道的,即便我心中觉悟到就是真正的罪犯,群众也没权力对其施以酷刑和肉体打击时,我也没有胆量跳出来为被打者说一句话。这幅巨作上那些旁观者,其实就是我,就是我们。
旁观者是我们,打人者会不会也是我们?其实,只要做了旁观者,完全可能成为打人者。我,也许是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藏着一个打人者。当我们遭受到不白之冤时,当我们蒙受了奇耻大辱时,当我们遭受了不白之冤蒙受了奇耻大辱而又没有力量报复时……我们的心中,是否想象过一个对那些恶人施以暴力的场景?别人也许没有,但我有。
几年前,当北京胡同里那个蛮不讲理的女人,无端地欺辱了我和家人时,我想象过对这个女人施以酷刑的场面;不久前,当我看到那个河南的农民被警察屈打成招、判处无期徒刑服刑若干年后,因为“死”者竟又活着,出现终致冤情大白的案例后,我就想象过,对那些刑讯逼供的警察施以同样的酷刑,这样的“冤冤相报”是人世间循环上演的戏剧,符合多数人的心理。据此我说,尽管我们从来没有打人,尽管我们今生也不会打人,但这幅题名《打人》的巨作却与每个人有关,因为我们都在精神上打过人,并有可能成为真正的打人者。
当然,我们也很有可能成为被打者,当所有的人都认为施恶者挨打是天道时,那么,天道就是一张施恶的遮羞布。当强者对弱者举起拳头时,完全可以把被打者说成是杀人犯、强奸犯、纵火犯,没有人去深究,被打者是不是真的有罪。就这样,许多无辜的人,都被当成恶人打了,或者被打死了。
人,一旦可以打人,不管出于什么理由,就说明人还不是真正的人。人,一旦可以打人,不管你打的是什么人,距离野兽就很近。其实,这个地球上,真正的猛兽不是老虎也不是狮子,而是人。人可以成为天使,也可以成为魔鬼。人心可以是天堂,也可以是地狱。所谓“六道轮回”,其实都在人心中,一念之差,此身已堕入地狱。拳头举起来,灵魂沉下去。这些意思,画家已经用他的画面,向人们表露得十分清楚。
当年,鲁迅先生用他的笔,揭露了“看客”心理,有人说这是中国人的劣根性,其实,这不独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而是全人类的劣根性。我的小说《檀香刑》是受鲁迅先生对看客心理的批判启发而作。我想到,看客之外,还有施刑者与受刑者,这三者之外还有导演,四方合一,方能构成一台大戏。于是,我写了刽子手,写了罪犯,也写了施刑的场面……
有些人对这部小说中的“残酷描写”多有批评,但我想,酷刑也是一面镜子,会照出各种嘴脸,当人们从中看到自己的狰狞嘴脸时,是需要一点勇气才敢于承认那就是“我”的。毕教授的画作《打人》与我的拙作《檀香刑》多有暗合之处,只不过画面的力量较之文字的力量更为直接。我不敢说自己已经看懂了毕教授的画,最起码,从这幅画里,我看到了自己。
似乎仅仅用画笔还不足以将心中的话表现出来,那幅巨画的作者,又合作了与这幅画密切关联的诗剧《打人》。我认真地读了这诗剧,深受感动。尤其是尾声部分,几乎是泣血锥心,像一个传教者,为了把爱灌输到荒凉的人心而顿足悲号。看到这里,我似乎懂了,《打人》不仅仅是要用这种巨幅画面警醒世人,而是要唤醒人心中沉睡的爱,对他人的爱,对自己的爱,也是对人类的爱,爱是《打人》的唯一主题。
“我挚爱的人啊,你们自己把自身摧残至此,你把我摧残至此,你把你摧残至此。那无处不在的摧残,就是我的悯人悲天,别再让我痛苦万般……”
这样的超越了阶级、种族甚至善恶的对人的爱,是上帝的胸怀。这样的爱从来没被实行过,今后也不可能被实行;但这样的爱是存在的,这也是上帝存在的理由和标志。如果一定要弄清,“打人者”和“挨打者”有什么区别和联系,看来,最关键的一条,还是当事人对命运和人生的高度理解呀。如果弄清了这一切,人类复杂的生活,才能诞生出奇妙的境界和崭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