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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理解1949年比人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
1949年，共产党面对的复杂现实不能简单归结为任何单一的模式，他们在管理上所要面对的挑战是难以想象的。本文作者在《进城：1949》一书中，选取了六个城市作为新政权接管和改造的观察样本，这在研究新中国建国历史的著作中，当属先例。本刊将向大家逐一进行介绍，以飨读者。
1949年5月，解放上海足足推迟了一个月。集结在上海城外的一部分部队驻扎在震泽（现湖州一带），而华东局机关、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和接管干部在丹阳待命。“总攻发起前，我们每天做的就是学习，包括各种文件和纪律。”曾经担任二十军五十八师一七二团政委的丁公量回忆说。
长达一个月的“丹阳集训”在历史上绝无仅有。除了进行充分的思想动员，另一个不为人知的原因是，人们还在等待装满4亿人民币的40辆美国道奇卡车抵达丹阳——由于渡江之后战线推进太快，铁路运输跟不上，这批由东北、华北、华东印钞厂印制，集中调运到济南，再转运上海的首套人民币和12种样票迟迟未到——一旦进城，它们将成为“另一场战争”的武器。“在各种准备尚未做好前，我们考虑以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陈毅在1949年4月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称他担心仓促进城会让新政权“陷入非常被动的地位”。
要了解共产党进入上海前的一再谨慎，我们不妨从旧政权在这座城市开展的变革所遭遇的一连串挫败说起。
国民党政权1927年设立之初，上海就是他们要面对的第一场大考。1925年孙中山逝世时未竟的“建国计划”的中心点就是在上海建立上海特别市政府。
1927年7月7日，蒋介石在首任上海特别市市长黄郛的就职大会上发表训词说：“上海特别市非普通都市可比，上海特别市乃东亚第一特别市。无论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问题，无不以上海特别市为根据。若上海特别市不能整理，则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问题，即不能有头绪。”
上海的特殊性决定了对于任何一个新政权，它都具有“制度试验地”的价值。它是沿海中国走廊上的龙头，是中国新观念和商业利润的中心，是所有商业城市的风向标。
长期的被殖民史和商业开发史在这个城市留了深刻的痕迹，它比中国其他的商业口岸要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近代上海相当程度上崛起于鸦片贸易，19世纪50年代以前，上海作为沿海鸦片运输的枢纽港，处于一种半公开的地位，鸦片或者鸦片订单在上海几乎和白银有同样的功能。因为都市化加速，20世纪最初的30年里，上海的人口增加了三倍以上，他们一直生活在四种不同的统治制度之下，分布于五个不同的城区，外国租界中的治外法权、有限的城市面积和市区人口过度膨胀的冲突都为这座城市的冒险、犯罪、投机提供了土壤。轮船招商局获得晚清特许海运漕粮让过去活跃在京杭大运河上的漕运水手大批失业，他们转投其他诸如私盐、鸦片、妓院、赌场这些行业，他们的旧组织——青帮的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并从一开始就与这座城市更密切地结合在一起。
正因为上海作为全国最重要的条约口岸的地位，上海到1927年时已经成为那些占据中国沿海进行国际贸易的西方世界的一种象征。谁都知道控制了上海，政权将获得一个拥有强大造血和融资功能的财政机器。但在这样一个拥有“三个政权（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多种阶层、两个社会（大都市社会、地下社会）”（魏斐德语）、政治经济与民间势力错综复杂的上海，启动并驾驭这台机器又谈何容易？
“国民政府当初定都南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试图整理财政，寻觅新税源，他们在上海新增了大量税捐。”上世纪20年代曾寓居上海的英国学者库寿龄在《上海史》中说。但关税和盐税彼时仍然作为战败赔款与借款的担保，被把持在西方帝国的手中。国民政府的税收新政受到了上海各个外国使馆的抵制，收效甚微。1936年可能是国民党政府“黄金十年”中最好的一年了，但是整个政府预算也不过只有GDP的8.8%。
财政上没有出路，于是蒋介石希望将上海作为“警察国家化”的试点城市，通过重组警察系统、设立专业化的警察、重申路权与司法权来控制这个城市的无序和动荡，有效改造公共卫生、住房、交通、娱乐业以及解决各种高居不下的犯罪问题。如果没有有效的城市控制管理，则推进收回租界中国主权的一系列计划就根本无从谈起。他只有冒险重操军阀体制的老路子，从鸦片贸易和帮会分子那里寻求帮助。
这一切无疑要在与地方势力的共谋中才能达成，其中杜月笙的系统最为重要。后者在1924年就取代黄金荣，垄断上海的贩毒活动。他从黄金荣的遭遇中体会到不可一世的黑社会头子在军事力量面前的无助，于是广泛地向政权靠拢。1925年与法租界达成“互惠”协议——警察保护其贩毒，他给租界及其官员相当丰厚的“回报”。1927年的“清党”是他在上海政治舞台的“处子表演”，并与蒋介石结下不解之缘。据说1931年蒋介石出资100万元让杜在上海建立反共组织；作为交换，杜在长江流域的贩毒垄断权合法化。这样，杜月笙不仅是黑帮头子、法租界华董、国民政府的要人，而且还控制上海的劳工组织。
这是国家目标与地方现实、上海警政的官方改革与上海民间社会结合成的“怪胎”。解放前，帮会分子们不再只是势力强大的流氓，他们“已经融入上海中产阶级的主流社会，这一事实又促成了警察的更加地方化”。国民党政权在上海开展的一系列变革，既是对现实的利用，也是对上海滩令人眼花缭乱的种种利益关系的妥协。这种妥协一度帮助了国民党政府在上海的立足，但它所埋下的腐烂的种子在接下来不到20年的时间里就开出了“恶之花”。
这使得在中国近现代化的路程中，上海充满隐喻意义。某种意义上，这座城市在1927年到1949年间发生的变化，是国民党政权迅速崛起，又以同样的惊人速度溃败的一个缩影。
回到1949年，对即将入主这座“远东第一城市”的共产党新政权而言，新政权在这座城市的立足点将基于什么？共产党如何对上海复杂的社会施加影响，如何将上海这座城市对于新中国的价值最大限度发挥呢？ “瓷器店”
丁公量回忆说，丹阳集训，除了学习毛泽东、刘少奇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入城纪律守则》《接管城市工作学习提纲》和《城市政策》，总前委和军队干部讨论最多的就是上海的打法。
“最通常的打法是先围后攻，切断军队的供应，但这一来，上海500万老百姓会吃不消，所以我们一直在研究打法上能不能创新。围不行，强攻也不行，重武器肯定是不能用的，沪南是上海最薄弱的地方，从那儿攻入最容易，但也容易把城市打烂了。讨论来讨论去，陈老总才有了‘瓷器店里打老鼠’这一著名说法。”丁公量说，“最后大家就想，既然进城打怎么都会打破‘瓷器’，有没有可能把汤恩伯军队调到城外打？”
“汤恩伯数次向父亲‘征借’石子，用于修筑、加固碉堡。”赵国通回忆说。赵的父亲是解放前任上海工务局局长、解放前夕担任代理市长的赵祖康。
丁公量说：“上海因为城市本身的防御条件并不好，因此历来的工事构筑都极为坚固。从‘八·一三’‘一·二八’开始，德国人、日本人就在这里修筑了密集的碉堡和地堡。蒋介石要求汤恩伯充分利用并加固它们。”
但后来，丁公量的部队攻入上海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些地堡里，伸出白旗来，但是我们举着枪过去等了半天，也不见人从地堡中走出来。”丁公量回忆说，“我们走到地堡后面才发现，这些地堡的门全部被从外面反锁了起来。一个班的国民党士兵守在里面，其实就是让他们送死的。”
那些没有价值的防御其实已经说明，蒋介石已经从军事上放弃了上海。但从另一个角度，对上海的争夺，刚刚开始。丁公量说，“这些工事的修筑其实完全是为国民党撤退和将上海的黄金储备运往台湾争取时间”。
5月中旬淞沪战役打响，战事的进行完全按照总前委事先决定的方案。“吴淞口是国民党部队的退路和物资的出口，蒋介石一定不会让我们占领那里。如果我们从宝山、高桥两侧夹击吴淞口，汤恩伯一定会调动兵力出来迎击，这样一来，主战场就会被引到郊外，而不需要在市内开火了。”丁公量回忆，国民党城防司令部兴师动众打造的防御工事根本就是形同虚设。
与此同时，上海的银行家及商人正在同共产党的密使进行谈判。中日战争期间，上海的银行界，特别是周绍民的皇城银行私下里为陈毅将军和新四军提供过金钱和医疗设施。银行界人士都希望城市不要被战争损坏。同时，他们也给汤恩伯送去了金条、美元，让他保证不在上海负隅顽抗。
汤恩伯从上海撤退前，运走了第二批黄金。第一批黄金早在2月20日就运走了，这里面包括一部分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期间搜去的114万两黄金、2443万美元、1100万元港币、96万两白银和369万元银元。2月份蒋介石从他隐居的老家传来指令，命令中华民国银行总裁俞鸿钧把50万盎司的黄金运往台北。
不过倒是有个不小的额外收获在等待着共产党。这要归功于一个不大有名的投诚者——吴绍荪。他是“CC”派成员，中央调查统计局的一名官员，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人民政府交通部顾问。丁公量说，“抗日战争期间，吴绍荪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是国民党的高级间谍。了解上海黑社会的情况也是他的任务，他为此加入了‘青帮’。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任命他为上海市副市长。我们打进上海时，是吴绍荪把当地商业巨头、黑社会头目和国民党情报密探的档案全部交给了我们，使陈毅能及时逮捕所有的敌对分子。”
秩序
“共军自衡山路一带，合队向东徐徐经进，纪律甚佳，秩序井然。”这是尚未被整编的《申报》特派记者于1949年5月25日凌晨4时所发的报道，这支向东的队伍沿途并未遭遇战斗，清晨时，从徐家汇到南京路大小的屋檐下和衣而卧的人民解放军给上海市民们上了第一课。
特别是对于不看报的唐薇红而言，那天，刚走到南京西路上的平安电影院，就看见路边灰扑扑躺着的军队，“瞬间有被刺了一下的感觉，觉得这军队与以往的军队大不相同”。
“那时候我们哪里看报，看报是先生的事情，太太只管管家里的生活，剩下时间就是打麻将，跳舞，找好的裁缝缝衣服。”那时候她刚结婚，还不到20岁，已经安心地过起上海主妇的日常日子。
不过，这麻将桌也并不安生，1948年底，周围的亲戚朋友都陆续离开了上海，“我们没走，就是觉得出国也没好日子过”。从小她就看着南京路、淮海路上白俄流亡贵族，“他们在自己国家也都是王公贵戚，可是流亡到了上海，女的在小酒吧当招待，要不就是当舞女，男的沿街卖肥皂”。那肥皂买回去，晒晒太阳就化成了一点点，她用手比划着大小。
现在已经82岁、但是穿着异常鲜艳的唐薇红心目中，上海历来是个安逸的所在，加上家庭的矛盾，使她更不愿意离开上海，“我们家是个大家族，我是庶出，从小就受气”。她对共产党有真心的期待，“到时候人人平等，肯定比以前的社会要好”。
所以，尽管周围有不少人张罗着买票离开，麻将搭子常常拆散重组，可她铁了心不走，只是三天两头坐家里的包车去十六铺码头送人。码头的乱象并没有干扰她每次去都更换不同的旗袍。
几个月来，从南京路到十六铺码头的那段外滩成为最拥挤的地方，“甚至一向安静的华懋饭店（现和平饭店）门口都挤满了人”。1948年底，美国驻沪总领事劝美国侨民小心对待时局，唐家也有不少美国朋友开始离开。到了1949年5月份，上海的5000多美国人大约只剩下1200个。“白俄也离开了，他们成群地坐着国际难民组织专门提供的轮船，据说是先到菲律宾再想办法。犹太人去的地方更是五花八门，有去澳大利亚的，也有回欧洲的，最多的是去美国。”
刚开始，轮船公司还提供彩带，岸上的人和船上的人各执一端，“后来就没有了，乱哄哄的，只听见嗡嗡的说话声”。走的人越来越杂，甚至在码头上，还碰到了她经常去做衣服的南京路上鸿翔公司的几个裁缝师傅，也离开上海乘船去香港，“因为他们的大主顾都走了，他们告诉我，未来的上海人都要穿人民装，他们的手艺没用了”。 码头的景象让生活在安逸中的她深刻感觉到离愁别绪。外国人的急剧减少改变着上海的面貌，不过她还是安慰自己，有永安公司在，即使外国人离开了，“舶来品也不会缺多少”。多少年来，南京路上的永安等几家商店始终紧跟时尚，“战后美国刚有的玻璃丝袜，上海没几个月就流行开了”。
留在上海的中上层市民大多和她有共同的想法，尽管麻将桌上从21日开始能听到郊区传来的炮火声，可是大家还是生活如常，上海市长吴国祯从1948年底就开始实行的“储粮、储菜”活动使很多家庭并没有受到饥饿的威胁，唐薇红说：“我家存的酱菜到1950年才吃完，婆婆是个很会做人家的宁波老太，那段时间很想出外去吃饭，换换口味。”国际饭店的二楼是北京菜，但是带海派风格的北京菜，即使是在解放军进城的那几天，唐薇红和丈夫还是在那里，享受银制的盘子上切片端出来的烤鸭。“我印象中，像国际饭店就没有关过门。”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5月25日唐薇红照常出了门。“24日，国民党军队下戒严令，不允许出门，25日早上醒来，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了。”她还记得，那天从西藏路南京路口走过时，还听见沐恩堂敲响了过节的钟声，9点过后，南京路上的大多数商店照常拉开了铁门闸，成群结队的市民们好奇地观看着解放军，纪律严明的、穿着布鞋的年轻战士们和前些天国民党的失控军队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走在陌生的南京路上，周围是他们首次见到的摩天大楼和电梯。
当年28岁的陈炜也在那天清晨匆忙从南京路走过，赶往位于延安路上的一家私营电台，她不会知道，机遇选择了她来向上海市民宣布这个城市解放的消息。
天还没全亮。那天上海在下雨，天空灰蒙蒙的，在家里就听到街道上声音杂沓，车轮滚滚。刚上到南京路上，她就兴奋地去找站岗的解放军握手，可是手里拿着枪的解放军战士没有理睬她这个穿着旗袍、相貌秀美的“资产阶级女性”。
“其实我当时是上海广播乐团唯一的地下党员。”只是同团成员都还不知道她的身份，“1946年，我和音乐学院几个同学一起组成了广播乐团，也是因为当时80多家广播里面，播的基本都是靡靡之音。”
广播乐团的6个女孩子在电台演唱中外艺术歌曲，“其中有很多是舒伯特的”。这使她们在当时的上海显得非常清新。她印象最深的，是一首苏联电影的插曲《贝加尔湖》，现在已经88岁的她突然用柔和的声音唱了起来：“贝加尔湖是我们的母亲，她温暖着流浪者的心，为争取自由而苦难，我流浪在贝加尔湖边。”
那电影是讲一个苏联大学生放弃了去美国的机会，而选择了在西伯利亚地区教音乐的故事，“当时苏联给我们的印象，就像电影里面演的这样，是一个理想的国家”。而且在当时的上海，不少市民都是这么想的，她们在电台里唱完这首歌，就有很多听众写信来，要求她们反复教唱，“后来我终于有机会去了贝加尔湖，第一时间涌上心头的就是这首歌”。
1949年3月，陈炜接到党的任务，一定要在解放军入城的第一时间把解放军的安民告示广播出来，“我和另外一名同志钱乃立一直还在筹划，怎么才能顺利播放这几个告示，没想到，25号那天很顺利”。她还记得，那年雨水特别多，当时上海的排水系统还不够完善，“很多时间，我们到了播音室就把鞋晾了起来，赤脚进行广播”。那时候有个名主持叫白荷，告诉大家这群姑娘是冒雨而来，赤脚在为大家唱歌，听众们很感动。
那天，穿过南京路到了延安路上的上海电台，才发现电台已经被人民保安队管辖了，这些队员很多是南京路上的学徒和店员，“他们年龄轻，从十三四岁就到上海来学做练习生，一方面对社会不满，另一方面又容易接受革命道理，所以地下党在南京路的学徒中发展了很多党员”。
没怎么审查，陈炜就顺利地站到了关键的位置上，当时上海电台只有一名姓杨的副总在主持工作。“大概清晨六七点钟的光景，我们就去了小播音间，我拿着两个布告，对着话筒非常非常兴奋地说：上海的市民们、朋友们、同志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已经胜利进入上海了，上海已经解放了。”
“这时广播乐团的人也来了，我们当初也收听延安电台的播音，他们也教歌，我们跟着学唱过《东方红》，这时候我们一起唱起来。”许多年后，陈炜的普通话还是清脆悦耳，可以想象当年她播音的样子。
没多久，她们就接到苏州河以北尚未解放的地方打来的电话，许多人平生第一次听到《东方红》，他们说：“我们这里还没有解放，听了布告，我们很激动，我们一定安静地在家里等待解放，不去扰乱。”
结束了广播的陈炜走出电台，才发现南京路已经陷入了空间的拥挤中，尽管有警察在维持秩序，可是，这些旧警察已经没有了威风，很多人力车夫开始恢复了苏北乡音，向警察愉快地挑衅：“解放了，你还管我们？”“交通规则是国民党定的，见你的鬼去吧。”
一时间，南京路被小汽车、黄包车和三轮车堵得严严实实。“还有些车辆上面写的国民党某某局，可是车上坐的明显不是车主，大概是遗弃的车辆被他们捡了。”警察也明显的有些畏缩，不太敢于管理。
这种局面到6月2日上海市公安局成立后才好转，新的公安局成立后颁布的第一个法规就是《交通规则》。
人民币
人们翘首以盼的整卡车整卡车的人民币5月27日姗姗来迟。尽管如此，也刚好赶上上海正式解放前夜，时间之精准让人惊讶。“路上遇上了大雨，加上道路本身就被炮弹炸得凹凸不平，卡车行驶缓慢。我一再叮嘱司机注意安全，因为一路不能停，又没有后备车，一旦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要知道，所有人都在等我们。”当时参与运送这些人民币的原北海银行发行局财会科采购员张振国回忆说，“我当时负责八辆卡车的人民币，从丹阳出发前，北海银行发行局局长杨秉超要求我务必在27日上午到达华东局军管会财贸组办公的上海金门饭店。”
“军队推进到哪里，钞票必须要跟到哪里。”张振国说，这是平津战役之后中央和军委下达的死命令。几个月前，北平解放给城市接管留下最重要的教训和经验之一是货币统一在超大型城市的重要性被有所忽视了。解放北平时，货币混乱曾造成不小的麻烦。“在货币问题上，我们刚开始把注意力过于集中在兑换排挤‘蒋币’了，而忘了我们自己的解放区货币四处流动时也能带来混乱。”时任西北农民银行发行局秘书的杨仲文回忆，“冀币（包括鲁西币）、边币（晋察冀）、北海币、西农币尽管也在下令逐渐回收之列，但并没有如文件要求的那样严格执行，进城部队把它们带进大城市了，给经济活动开展设置了障碍。”“另外，我们对银元的冲击力量开始也估计不足，平津解放时，对银元的收兑和排挤不是很得力，这就把问题留给上海了。” “我们之前得到的情报是上海印钞厂已经被国民党搬到台湾去了，为了保证到上海之后印钞厂能迅速开工，我们还被要求在运送人民币的同时随车携带大量印钞原材料、钞纸和油墨。到上海后才知道这个情报是有问题的，地下党已经控制了上海几个主要的战略工厂，印钞厂完全具备开工能力。尽管如此，决策并没有错，如果没有这批事先准备好的人民币，即便全上海的印钞机24小时转动，也远远满足不了市场上的货币需求量。”张振国回忆，“5月27日早晨6点多钟，车队提前到了金门饭店，我找到陈穆行长，他要我带车队到外滩23号中国银行大楼找卢纯根行长办理交接入库手续，完成这一套程序后，上海金库的负责人宋江山和我一起把人民币储放到位于滇池路的金库里。”
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在平津发生的货币混乱再次重演，中央规定，渡江战役前，所有解放区货币必须在长江以北兑换完毕，边币中除了“华中币”作为过渡时期的人民币辅币可以进入上海，其他货币一律不允许过江。
时任中财委主任的陈云初步计算过上海市面流通的金圆券数量，要全部回收这些旧货币，大约需要4亿人民币。在首版人民币发行的初期，中央还没有估计到人民币的通胀速度，人民币的面额并不大。第一批发行首先在华北、山东和两北三大解放区流通的人民币有10元、20元和50元三种券别，随后又发行了在全国流通的1元、5元和100元三种券别的人民币。
事实证明，包括陈云也大大低估了情势的艰难。进入上海后，接管者们发现，在兑换金圆券之外，他们实际需要的货币量是预算的十倍都不止。上海所遇到的具体问题，包括经济恢复、公教人员的薪金、旧人员的收容、灾民的救济，再加上有增无减的军费需求，都急剧放大了需要投放市场的货币量。1949年5月底，陈毅、曾山向中央和中央财经部发去了“请求拨30亿元人民币”应急的电报。
另一件事也在人们的预计之外。人民币在上海的推广远非中财委想象的那么顺利，新货币遇到了强大的对手：银元。人民币流向市场后出现了令人尴尬的信用危机。据当时的《上海大公报》报道，上海市民拿着刚刚领到的工资，第一件事就是去淮海路、曹家渡、十六埔的黑市去换兑银元，以至于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早上发出去，晚上又差不多全部回到了人民银行。
“新政权极为重视人民币的上海一战。”张振国说，“但一开始效果让人失望。我们第一批投放下去的人民币并不多，也根本流通不动，只是浮在市面上。”
人民币遇阻，首先感受到困境的是进入上海的大批部队。“最直接的影响，是战士们没有盐吃。这很要命，没盐吃体力跟不上啊，我们一个团十几个连的基本生活没保障了。”丁公量回忆说，“渡江以后，我们按照要求把解放区货币统一上缴换了人民币，但进城后，发现拿着钞票用不了。南京路上百货公司开始用银元标价，其他大小商店闻风而动，相继仿效，拒用人民币。后来，我们向总前委打报告，上面给每个连发一个银元用来应急。”
银元
银元在上海的备受青睐由来已久。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是世界上白银储量最多的地方：大约达四亿盎司——上海差不多就是一个中国的总银库，存着大部分的中国银子。
“因为大家都认为上海租界是一个安全之区，周边的地主、内地钱庄、富翁、印子钱老板和军阀都把他们的银子尽量运到租界里面来存放。”杨仲文说。
上海已经不止一次处于银元投机风潮的包围之中，如今，银元投机的环境再次浮现。《上海大公报》当时的一则消息描述了九江路外滩中央银行令人窒息的挤兑情景：“四川路迦陵大楼到福州路一段，由上午四时到九时就人如潮涌，不准行人通过，连很多银行机关职员都无法进去办公。记者于早晨进入某大楼，出来时人群更挤，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冲出重围，回来检视，大衣袖口纽扣上扎牢女子头发一大撮。中央银行挤兑的人把附近大厦的门口都堵塞了，住在大厦里的人们冲了好久没有突围，便在一楼开了一面大窗，用一块条板搭在挤兑的人头上，才能走出大厦。”
“投机者利用了人们的心理，银元成为人们恐惧感的催化剂。大批手里拿着现金的惊慌失措的市民，只好求助于黑市，他们抛售新货币，换来银元，进而把它们藏起来——放进保险柜、箱子、白铁罐，很多人都在自家的后院里挖个洞，把银元埋在里面。”张振国回忆说。
1949年5月29日以前，惨遭挤兑的是“金圆券”，5月29日以后，人民币遇到了相似的命运。人民币和银元的强弱之势几乎一目了然。解放后的10天时间里，上海银元的价格就上涨了两倍以上，银价暴涨带动了整个物价的上涨。在上海解放后的13天内，批发物价指数跟着猛涨两倍。
上海又一次成了投机的天堂，街头的小贩越来越多。“6月5日那天上街的小贩是2万人，到6月8日已经发展到8万人。”丁公量解放后在上海任第九兵团保卫部部长，他回忆，“当时上海的一些主要马路，特别是西藏路、南京路和外滩一带，到处都可看到许多人在人行道上或十字路口兜售银元”。
上海证券交易所是汉口路上的一幢显赫建筑，号称是当时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所。上海解放后，旧上海证交所再次成为上海金融投机活动的中心和指挥部。“投机分子同分布在全市各个角落的分支据点，与全国乃至远东各大城市都有紧密联系，”张振国回忆，“由于证券大楼拥有几百部市内电话和大量对讲电话等通讯工具，每天还有数千名前来探听行情的人出入其间传递信息，因而证券交易所的一些金融投机商对全市银元价格的操控，就如同当初对有价证券交易的买空卖空一样得心应手。证券大楼的‘水很深’，很多看似普通的证券号背后都牵涉到官僚和帮会势力。”“陈云那段时间经常到银行来，与银行的顾问、专家，还有一些银行里的老上海讨论这场针对银元投机的仗怎么打。”
陈云和陈毅不是第一个在上海向黑市商和投机商开火的人。三年前，蒋经国带着他的妻子悄然来到上海，并调兵遣将，将其嫡系勘建第四大队、第六大队共7000人带到上海，同时组织“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在上海执行经济检查，结果一败涂地。这段非常时期，上海的法庭不断地判处死刑，而且立即执行。 从9月初起，蒋经国枪毙了奸商王春哲等，并在上海大捉“米蛀虫”、“棉蛀虫”、“毛毛虫”等，先后被关进去的有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杜月笙的管家万墨林、荣宗敬先生的儿子荣鸿元等，沈莱舟的女婿黄国良也被当作“毛毛虫”捉了进去。但蒋经国的挫折从一桩奇怪的事情开始了：一个晚上蒋夫人接到一个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说她的继子截获了扬子江开发公司的大批货物，这些货显然是黑市货，这家权力极大的公司是孔氏家族的财产。蒋夫人听到蒋经国要逮捕她的外甥、总经理孔令侃而大为恼火，蒋介石决定把这事交给她处理。最终孔令侃并没有被捕，而是离开上海到美国去旅游了几个月，后来公司总部就挪到了佛罗里达。
现在，同一个战场，新政权和诞生不久的人民币能打赢这场仗吗？张振国说，“我们刚开始分析是我们定的牌价低，市场中吸引力不强，因此第一个想法是用经济手段把银元压下去”。
这个计划的名称叫“以银元制银元”。那些差点就要被收进博物馆的“袁大头”模子被重新翻出来，上海造币厂用了一天时间就突击生产了10万银元，以试图投入市场一举平抑银价。“我们集中了这10万银元在同一时间用低价投到黑市，6月6日那天，仅在上海市一个区的市场上，就抛售了1万银元。”张振国回忆，结果这些银子在上海滩“石沉大海”，这些新政权挤出的一点库存银全部被投机者吃进了。
从上海历史上白银的保有量来看，这个巨大市场的吸纳能力深不可测。
曾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金融工作、几次参与上海接收日、伪金融机构的冀朝鼎后来在回忆中写道：“我们接管上海时，被搬空的中央银行金库里只有黄金0.6万两、白银3万两、银元154.7万枚、美钞8.678元；（注：原书如此）和极少量的英镑、港币。而我们保守估计，光在上海市民手里的银元至少也有200万枚。想用以市场对市场的经济干预来解决人民币立足问题是力不从心的。”
另一个客观原因也否决了经济干预能在短期内见效的可能性。杨仲文分析说，中财委当时已经意识到，银元强势某种程度上，也是平津解放、解放军渡江后，金圆券迅速崩溃的必然产物。“过江以前，解放战争一般是先解放乡村后包围大中城市，这样在金融贸易上就先在乡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我币占领市场，恢复城乡交流是比较容易的，如沈阳。过江以后，情形不同了，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城乡早已是银元的市场。在这种背景下，要想推广人民币只有采用非常手段。”
1949年6月10日，上海解放以来涉及范围最大、手段强硬的统一行动拉开序幕。“这场打击银元投机运动在上海的覆盖面是相当大的，西藏路、南京路、虹口、十六埔、曹家渡几乎每个存在金融黑市的点全部在打击之列。上海工会还发动工人和学生游行形成外围的宣传攻势。”张振国说。风暴的中心便是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大楼。
张振国以及丁公量的妻子、时任二十军党委机要秘书的苏菲都是包围证券大楼行动的亲历者。苏菲回忆，“上海市警备司令宋时轮率警卫部队一个营，分乘10辆大卡车在10日一早包围了证券大楼”。
“我们三个人一组，其中一名战士、一名银行干部和一名公安局干警，每个小组负责查六个房间。我们很多参与行动的人，其实在6月9日就已经进入大楼了。我当时借了表弟的一件长衫，按指示，就是盯人。”张振国回忆说，“第二天一早，我们8点就到了大楼，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带200余名便衣控制了各活动场所和所有进出通道。10点开市时间一到，我们就把军管会的袖章带起来，命令所有人员立即停止活动。”
张振国说：“在6楼445房间，一个永成证券号的经纪人周汉卿，正在和他的手下不断跟香港、澳门市场呼号联络，他们对各种投机筹码都有暗号，美元叫‘糖’，黄金叫‘人参’。另一个叫张兴锒的投机商人，在4楼设了一个办公室‘寿昌金号’，是操纵银元投机买卖的一处指挥所。在这个办公室里，有电话机25部，墙上挂着一张红字表格，上面写着4个项目8个大字：黄金、美钞、袁头、孙头，每个项目下面，都用白粉水笔注明买进卖出的价格。”“这次行动集中到大厅训话的共有2100人，当场逮了238人，抄没黄金3000多两，银元3万多枚，人民币1000多万元。几乎就是当天下午，银元市场就从每枚2000元跌到了1200元。新政权硬是为人民币攻克出了一个市场。”
紧缩银根
人民币占据市场获得发言权，解决了新政权最紧迫的财政危机，但由此带来通胀的负面效果也显而易见。处理不当，共产党在上海就会陷入和国民政府相似的泥潭中：通过打击投机，来树立新币威信，解决财政困境，结果新币的泛滥急剧扩充了社会上的游资规模，它让更严重的投机卷土重来。
至少从1949年6月银元之战结束后来看，情况并不妙。财政赤字仍然在扩大，而包括收购大量物资（主要是棉花）在内的开支也丝毫没有缩减的势头，在没有税收来源的情况下，继续增发货币是唯一出路。据杨仲文统计，从1948年底到1949年8月底，关内货币发行额已经从185亿元增加到4851亿元，增加了25倍。他说：“中财委当时算了笔账：估计8至12月的财政赤字为6700亿元，收购棉花等物资约需4000亿元，合计共需1万亿元，除8月份已发行的2000亿元外，还须发行8000亿元，即在4个月内发行数额尚须增加两倍。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停止物价上涨是不可能的。”
还有一个让新政权棘手的地方是，在中财委在上海召开第一个全国财经会议之前，人民币的发行是由各大区的中央局掌握的，每区客观上都有多发钞票的冲动。但各大区发出去的票子自己会走路，常常是由新区发行出去又走回老解放区，冲击老区的物价。上海解放后，中央调度能力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充分地体现出来。
共产党现在要做的是反手回收，紧缩银根，从金融市场上吸干游资和可以调动的头寸。这就需要统一全国人民币发行，所有收入汇入中央金库，由中央各部统收统支。
抽紧银根的办法有两个主干渠道：一是征收税款，二是发行公债。“我们还要求资本家给工人按时发工资，以避免他们停产将资金转移到投机上去。国务院紧急通过了《现金管理办法》，规定国家机关、团体、企业只准留三天的现金开支，其他的钱都必须存入人民银行，公家之间不许用现金付款，只准用转账支付，而且不允许存入私人银行和钱庄，不允许资金越过银行实行体外循环。到1949年底，我们已经吸收了8000亿元存款，基本上把社会游资吸干了。”冀朝鼎在回忆中说，“钞票从银行出去，当月就能回银行，货币回笼速度大大加快，每年的周转能达到十二三次，从而大大地减少了货币发行数和市场货币流通量。” 紧缩银根的过程，伴随着又一轮投机高潮的展开。投机商大量囤积居奇。自10月15日起，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上海的棉纱价格上涨了3.8倍，棉布上涨了3.5倍，由此带动了其他物价和其他区域物价跟着上涨。但是，“客观说，此轮物价上涨的威胁性已经大大降低，中央经过半年左右的布局，对货币和物资已处于高度控盘状态，因为流动性已经在暗中被大大抽紧，投机者的反扑实际上脆弱不堪”。杨仲文说：“这段时间，中央同时在华北和上海等地频繁调配物资，上海准备棉布110万匹，棉纱2.8万件。”
剩下的就是什么时候“收网”了。后来被称为“米棉之战”的行动事实上已经完全不再具有对抗意味，而充满了对投机者的惩戒色彩。
在市场物价达到最高峰的11月25日，这些国家储备物资开始在全国集中抛售。杨仲文回忆：“刚开市时，上海投机商看到有棉纱售出，即拿出全部资金争相购入，社会游资已经并不丰裕了，有的人不惜借高利贷。当时，上海的借贷甚至出现了以日计息的现象，上海人称为‘日拆’，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投机商根据他们过去的经验，计算纱布价格一天之内涨好几次，吃进纱布后，当天转手，不但可以应付日拆，还可以获高利。但他们发现，上海等地的国营花纱布公司，源源不断地抛售纱布，而且一边抛售，一边降低牌价。为了避免血本无归，投机者只有随行就市，抛售手中的纱布，但他们抛得越多，市场行情跌得越快，上海的纱布价格，一天之内下降了一半。政府乘机以极低的价格买进了大量的棉纱。”
中财委委员、新中国首任粮食部部长章乃器之子章立凡回忆，章乃器后来对陈云对时局控制的游刃有余极为钦佩。“父亲最初曾经一再建议早点下手，对市场施压，但陈云一直按兵不动。事实证明，陈云依据通货膨胀数量和物资数量的对比选择了最精确的出击点。以五福布为例，11月13日的行市是每匹12.6万元，比较10月31日的5.5万元，已经涨起一倍多。那就是说，倘使这场反攻提早半个月，两匹布吸收货币回笼的能力，也抵不了半个月以后的一匹。”
一个月后中财委如法炮制了对粮食投机商的惩罚。当囤积者积攒了几个月的米源打算在正月初五粮食市场“红盘”大捞一笔的时候，中央已经在上海周围完成了杭嘉湖、苏锡常一线，江苏、浙江、安徽急速运粮，东北、华中、四川组织抢运三道防线的布置。这几道防线合在一起，政府手里掌握的周转粮大约有十几亿斤，足够上海周转一年半。
南京路
1948年，朱联章的“福利皮货店”在现在南京路的第一西伯利亚皮草店的位置上开张，“那时是用30根金条顶下来的店面，那是个好地方，从国际饭店开车过来，我这里是第一家皮货店，外国人买的特别多”。橱窗里堆积着黄狼和灰背做的皮裘，下面是中国制造的皮包皮箱，“都是顶尖的奢侈品”。
朱联章那时候不过20出头，之所以有这么多钱，“抗战胜利后从美国兵那里赚了不少，他们把雪茄、钢笔拿来让我们转手，又从当时我工作的大中华皮货公司买大量的皮包和丝绸”。美国人走了，生意并没有清淡，“当时社会流行穿皮货，不少电影明星来我的小店，买黄狼皮的大衣，两根金条一件。周围的舞厅的舞女也跟风来买，不过她们买不起最好的，只能买一般的皮货”。店里的裁缝就雇了四个。
朱联章本来以为生意会越做越大，没想到，“1949年初就不行了，解放后更不行”。皮草作为奢侈品，是最受环境影响的服装，“有时候开张一整天，一个上门的人都没有”。南京路石门路一带本来是皮草店众多的地方，“1949年下半年，街道两边的店老板基本上是面面相觑，不知道生意怎么做。从前的大主顾要么去了台湾，要么即使还留在上海，也不敢再穿皮革”。朱还记得，他还想像以前那样，去大主顾家推销新到的皮货，“像荣家、贝家都是我的主顾，从前都是我们主动上门”。可是这时候去了，基本见不到主人。
脑筋灵活的朱联章终于想出了新点子，把皮子吊在里面，外面罩上了朴素的人民装，这一招，使他的皮货店又开始有了生意，“不过还是不能和以前比，门面房的价格也直线下降，我用30根金条顶下来的，解放后没多久，就只值10根金条了”。
直到苏联专家来华后，“我们的生意才好转一点，他们有钱，也不怕舆论影响，照旧穿皮货”。
可是，南京路上别的商店就没有朱联章那么幸运，即使是像永安公司这样巨大的百货公司，解放后的生意也开始一落千丈。
以往任何统治者都没有做到的消除犯罪和色情行业、重振社会道德的庞大计划，在共产党执政后开始全面展开了。
南京路作为一条光怪陆离的商业街首当其冲受到了整顿，没多久，唐薇红这样的跳舞迷很快就发现，南京路上依次排开的20多家舞厅迅速减少，有着众多舞女的舞厅成为重点改造对象，即使还开放的也被限定了开放时间，“很多是下午两点到四点，晚上改为说书的地方，不能跳舞”。没有舞台的舞厅，改为书场最为便捷。
解放前，南京路上的舞厅盛极一时，唐薇红说：“我最喜欢去仙乐斯，那家的菲律宾乐队非常棒，小号手叫罗比。”这家舞厅据说是跛足的沙逊三世在百乐门受了冷遇而新建的，规模气势都不比百乐门差。而且，这家舞厅收费贵，跳舞的基本上都是中上阶层，适合唐薇红这样的女性去。
“结婚后进舞厅比较麻烦，不能和陌生男人跳，也不可能和女伴跳，两个女人一起跳，就会被人误会是舞女。”丈夫下班后经常被她拖去舞厅，“那是我们的主要娱乐方式”。
后来麻烦来了，丈夫在海关被留用，下班后两人再去舞厅，“可那个时间段已经不能跳舞了，当时我们俩年轻，没耐心坐下来听说书，但从前的很多朋友都在这个阶段疯狂地迷上了听书，那时候这是大家最主要的娱乐方式了”。
弹词名家陈希安先生14岁来上海，正是太平洋战争开始那一年，可是他很快就和搭档周云瑞红遍了上海滩。“我们说的《珍珠塔》，书本身就出名，那时候又是评弹的天下，上海的几十家电台里每天要播几百小时的评弹。”抗战胜利后，评弹达到鼎盛阶段，“一天要唱几家书场，几家电台。没想到解放前后比那时还要发达”。 他和搭档是当时的“七煞档”，“四响档”，前面一个称号略带贬义，是说他们如凶煞，书场都是他们的天下，导致别的说书先生没饭吃——任何大书场都以请到他们为荣。1948年下半年开始，上海的市面开始萧条，可是书场没萧条，陈希安记得，那时候南京路依次排列了20多家书场，许多开设在最繁华的百货公司上的，说书先生们坐着黄包车，一家家的赶场子。
当时就有舞厅开始开辟为书场的，“并不是解放后的发明创造，当时的南京路最好的舞厅经常把一些下午的零散时段开辟成书场，这点和解放后正好相反，不过解放前这种书场都是给有钞票的朋友进的”。
他还记得南京路上几家舞厅改的书场甚至比先施、大新等百货公司里面的书场还要高级，“进去有种外国剧院的感觉，这种书场里面听客以大学教授、公司职员居多。当然，像大资本家、大流氓还是不会来，他们会把我们请到家里唱长包书，我就去过杜月笙家好多次”。
说书先生引领着南京路上的部分时髦，“我们穿什么，听客就穿什么。当时说书先生很有钱，冬天扎皮袍子，里面穿纺绸衬衫，下面穿白底的缎子鞋，一去书场，前面几排的观众全部穿得和我一样，甚至连挽袖口的方式都一样”。大冷天，陈希安他们也穿仿绸的单裤，为的是在台上看起来漂亮，结果“观众也和我们一起挨冻”。
尽管即将解放，可是陈希安他们并没有过多的担心，“上海人总觉得任何战争都不会毁掉上海”。1949年的农历正月二十四，他还在南京路上的新仙林书场举行了结婚仪式，“那个书场很大，当天来了1000多名贺喜的听众”。
闲下来，几个人议论最多的是，“要是有闲阶层都去了香港，我们是不是就没听客了？听说共产党要把有闲的人都赶去做工，消灭这一阶层”。可是看着那么多听客在台下，他们又觉得自己担心很多余。
另一名评弹名家王柏荫的回忆和陈希安一致，他当时和蒋月泉拼档说《玉蜻蜓》，也是四响档之一，“这份生活很惬意，又自由，收入又高，又没老板管着，当时最红的说书先生，一天能说到一两黄金”。20出头的他一天要赶10个场子，坐着长包车在南京路上赶场子，车上放着羊毛毯子，比一般的黄包车高级，人家看见这种车来了，就知道是评弹的名角来了，会自动让路。
他用自己说书的收入在南京路青海路的地段顶下了鸣玉坊的几间房住家，花了几两金子，“是个好地段”，旁边住的都是大老板。王柏荫那时候一个人说书，养活全家九口人，还带一个保姆和一个奶妈。
即使在解放军进城的那几天里，南京路的书场也没有停止营业，陈希安的家就安在南京路上梅龙镇对面，“25日早上一起来，发现街道上睡满了军人”。他前段日子在江苏太仓说书的时候，和国民党的伤兵争执过，后来是躲在乡下的一家工厂里才了结此难，看见这些睡在马路上的纪律严明的军人，“心里突然觉得很安慰”。
关于舞厅的禁令越来越多，说书先生们也越来越忙，最大的舞厅像“新仙林”那些，能坐近1000人。这时候没有人敢于开堂会了，都来书场听书，台下大学老师和小店员挤着坐，“还有交际花，穿得很摩登，但是很气派，一点也不暴露”。有钱人坐的是长包席，一买就买一个月的票。
每天下午，舞女们下台就是说书先生们上台的时候。有位说书的小先生18岁就结婚了，是因为他从乡下来的父亲看见了混乱的后台场面，舞女们旁若无人地在小先生的脸上捏两把，“父亲看那样子，哪里行，逼着他早早完了婚”。
很多说书先生在国际饭店长包了公司餐。“解放初那段时间，我们挣的钱比很多小公司老板要多得多，也觉得堂堂正正，也就是我们敢于在外面吃吃喝喝，当时很多资本家都收敛起来。”6月初，街道上散乱的倒买倒卖银元的“银牛”也几乎在一夜间就消失了，陈希安说：“我们看报纸才知道，南京路上巨大的交易所一天之间就被解放军给解决了，解放军分了五组人迅速占领了交易所，接着就解决银元贩子。”
人民币成为唯一合法流通的货币，当时频频赶场子的说书先生们一个月能挣上千元，“可是我们也知道，这种日子不会很长了”。
“那一段真是评弹演员的盛世。”他们去了香港演出，“纯粹是为了赚钱，那时候哪有觉悟？”他们没想到，再过若干年，“文革”初，评弹团里挖出了“香港特务”成为轰动上海的新闻。
刚解放的时候，上海去香港还很容易，只要去公安局申请就可以。“当时上海去香港的人多，有个逃到香港的老板答应给我们每人每月十两黄金的包银。我们就去了，还去了杜月笙家唱堂会，在那里还碰到了马连良和张君秋。当时有个台湾的老大问我们共产党怎么样啊，还让我们去台湾去演出两场，吓得我们都不敢说话，还是杜月笙发了话，说，他们还要回去的，这才把我们救了。”
演出收入并不理想，刚逃去香港的上海人手头紧张，很少有观众，“我们自己降低了酬劳。觉得还是要在上海寻生活”。
王柏荫他们开始说《水浒》，“觉得这是反抗统治阶级的，是革命的，可是我们自己不会写本子，要找人来写，结果又花了很多钱”。
陈希安他们直觉，在新社会里，老书不能再说了，“那时候还真没人来禁止我们，就是我们自己觉得新社会肯定要说新书”。可是新书要创作，创作就要耽误演出，他们去了军管局文艺处，要求成立评弹团，由国家发工资把他们养起来，他们可以安心创作新书。王柏荫说：“我们要求的工资收入比起当时我们挣的钱差多了，可是第一次去没人理睬我们。”
第二次去文艺处，再打报告，这次有人管了，上海评弹团终于成立。演员们先去淮河工地进行创作，回来后第一出新书，陈希安他们四个人理着平头，穿着中山装，演唱的中篇《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因为他们去创作了很久，观众们很期待这批名角的出场，结果尽管是上海人感到陌生的主题，也一说说了三个月。
去军队演出，他们还用了普通话唱评弹，“这大概也是评弹历史上的头一次”。还新编了地下党的故事来唱，而且越来越不敢放噱头，怕放错了有政治问题。幸亏酷爱评弹的陈云对此发表了看法，说是噱头一定要放，否则就不叫评弹了。 舞厅越来越少，南京路上的闲杂人员也越来越少，新成立的民政局负责对付游民和妓女问题，他们成立了几个建筑大队，专门收纳以往南京路街头的乞讨者和流氓，还把一些人送到周围省份去垦荒，而且，人民政府还专门拨款18万给妓女治疗性病。
王柏荫他们现在进出不再乘坐包车，不过他们有了另外的满足，他们是国家干部了，拿固定薪水，而且还可以经常表演给陈云等领导同志听。他家的墙上现在还挂了陈云写给他的一幅字，称赞他的书艺。
唐薇红发现自己逐渐找不到跳舞的地方，直到苏联专家大量来华的阶段，她才重新在苏联专家俱乐部找到了舞厅，她和俱乐部的管理者很熟悉，“那是解放后我们唯一有机会穿晚礼服的场合，解放后我渐渐把那些金色、银色的旗袍都收拾起来了，没想到这时候又翻了出来。俱乐部很严格，女宾穿裤装都不能进去”。
她还记得跳完舞后，和苏联专家们去南京路上的“凯司令”吃夜宵，当时吃西餐的地方也在减少中，“结果有便衣跟上了我们，后来看我们是良家妇女才不跟踪了”。不过这件事对她影响很大，“至少穿的衣服更正规了，即使是旗袍，也不再大镶大滚，只镶一道细边了事”。
另一方面，麻将作为一种资产阶级的娱乐方式也不为新社会所提倡，特别是赌博行为。唐薇红请了几个朋友来家里打梭哈，她自己给每个朋友钱，大家打着玩，结果还是被家里人所制止，“因为新社会不提倡这种不道德的行为”。
里弄政权
在处理倒卖银元的投机倒把分子时，新政权遇到了一个全新的问题。
在这些投机者中，有一大批是那些交易量在10元以下的小贩子，对这些人基本上是抓后即放，但他们往往是上海缺少生活保障的底层市民。打击银元投机，基本上断绝了这批人在解放初期的生活来源。军管会干部想了一个临时的解决办法，将他们组织起来协助抓大贩子，并为其提供食物。问题是，这个群体之庞大，必须要有一个制度性的办法来管理和安置。
“上海游民数量的庞大是要比其他城市艰巨得多的课题。”解放初任上海民政局秘书、后在上海市委政治法律委员会下属里弄工作委员会任办公室主任的屠基远回忆说，“我们接管了30个区，1193个保，28552个甲，1033206户，5406644人口的户籍册。上海市是一个情况极为复杂的大城市，有产业职工100万人，有大中小学生，散居在里弄中。一个区的人口少则几万，多则40万。”
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中国地方政府对基层的控制，向来依靠的是地方官员和绅士之间力量的巧妙平衡。保甲制度就是这种平衡下的产物。
“光是区一级的机构是管理不了的，保甲制度取消后，必须考虑，区以下用什么组织来代替保甲？政治如何通达基层？国家如何调控社会？”
与国民政府管理上海时面对的困难相似，上海这座城市的高度流动性，一直是对管理者的挑战。在1958年以前，上海实行的城市户籍制度的基本原则是“自由流动，重在管理”，因此，人口流转十分频繁。据屠基远统计，从1950年至1955年，有263万余人迁入上海，迁出人口231万余，净迁入人口约32万。加之50年代早期涌入上海的大量灾民、难民，上海城市的人口流动处在高峰时期，这对人民政府在基层社会划定各种政治空间的范围和人们的阶级成分带来了相当的难度。
到1920年，上海黑社会已经聚集了10万个流氓，随着社会无产者和破产者的增加，这个数字一直在扩大。“在一些工人集中的居住区，每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往往注入了许多外来因素——诸如地方帮派势力，不断改变小区原有的阶级结构和社会生态。普陀区南英华里原是日商内外棉纱厂的工房，是工人聚居之地，抗日战争时期从闸北逃来一批人情况就日见复杂，苏北帮、山东帮、安徽帮、河南帮常常发生械斗。镇反时共逮捕51人，枪毙主要骨干5人，尚需处理的还有46人。”上海史研究者张济顺说。
另一些本已杂乱的下层居住区，随着50年代早期人口流动的加剧，各种社会势力的此消彼长愈益增强。一份关于嵩山区恒茂里的情况调查称，这是“上海著名的三大桥之一——八仙桥附近的一条里弄，位于商业区的中心，是被大世界、青年会、大众剧院、小菜场、几家大商店及旅馆、银行包围起来的一个正方形……该弄共住839户，3711人。以店员为最多……人口的流动性很大，每天报（户口）进报（户口）出的约有20人左右……（弄内）社会情况复杂，黄金荣、杜月笙门下的徒弟不少，除已处理的各类罪犯56名外，尚有贩毒犯2名，流氓17名，小偷2名，私娼、地下舞女8名，黑律师1名。弄内的新生活旅馆专为嫖客服务，赌风、窃风都很盛”。
依照共产党对城市基层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安排，政治运动分别在单位和里弄两大空间进行。最初的部署是单位为主，里弄为辅；单位先行，里弄后续。屠基远说，这种考虑和做法源自于新政权管理城市社会的基本思路和构想，即把基层控制和管理分为两大系统：单位人和非单位人。“我们最初认为，近140万职工和文教工作者是‘城市工作的主要对象’。”“基层政治动员的最大难点便存在于后者：非单位人群中，这个群体因为多年流动变化而极难界定。据上海市委民政部门统计，到1954年8月，全市街道里弄中有163万多名摊贩，15万名左右失业人员、1万多名未登记的工场、作坊、小店以及未经过民主改革的人员都未进行系统的清理，有不少里弄变成了各地逃亡反革命分子和其他不法分子的藏身之所。”
尽管如此，新政权仍然需要将这笔巨大的社会资源转化为可以调控的政治力量。屠基远回忆中提起，在潘汉年跟他的一次交流中，打开了一条新的思路。“潘市长对我说：‘抗日战争时期，你不是在上海工作吗？那时候，不是有很多人同我们一起搞抗日活动吗？有些人因为环境关系，没有跟我们一起到根据地，或者没有参加党，有的人可能做了太太，到里弄里去了。我所知道的就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受过革命的教育，不少人为我们出过力，今天是拥护我们，也愿意做点工作的。你们可以找找妇联，介绍一些老积极分子。’”屠基远回忆，“后来，我们找到了不少老积极分子，当时不过三四十岁，一般都有文化，熟悉里弄情况。那时什么报酬也没有，为里弄做了许多工作，成为基层工作中一批骨干。” 1949年下半年，一些居民区和里弄的无业者和一部分居民开始被组织起来，上海陆续出现了自治性的“房客联谊会”、“自来水管理委员会”、“卫生委员会”。
居民委员会在上海是一个创举。新政权找到了一条实际的途径通过其政治功能的发挥，将50年代前半期的上海里弄大规模动员起来。张济顺说，自1950年起，遍布上海的11155条里弄就逐步建立了居民委员会。到1954年1月，全市共有居民委员会1847个，居民小组约有3.6万个，居民委员会委员95284人，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覆盖到社会基层的组织网络。“在居民委员会的有效运作下，非单位人群投身政治运动之热烈可说是史无前例。”
税收
国民党将在上海建立一套适应近代化城市的管理制度的期望寄托于警政系统改造上，试图仿效世界上最好的执法机构；共产党则将农村工作中群众运动的智慧在城市复制，二者路径和思路迥然不同。而新旧政权在上海不同时期针对社会的改造出现不同结果，最根本的差异，在于共产党完全恢复了上海这座远东第一城市的造血功能，国民党当时却陷入了噩梦般的鸦片生意中。
上海解放后，新政权就开始寻找新的税源。在它的统一预算里（包括各级政府的收入），关税、盐税以及农业税的比例在1949～1953年期间显著下降。与此相对应的是“国有企业的利润”以及“工商业税”稳步增长，成为政府收入最重要的两个部分。新税收渠道的开辟增加了政府的收入，同时也使得政府得以投资新的建设项目。
上海，承担着这两部分新增税收任务的最大部分。尽管从1949年10月起，上海市就开始向中央上缴巨额资金，但是中共中央对上海的期望仍是有增无减。1950年2月，中财委在京举行全国财经会议后，给上海的任务是，在3月份内要征收公债和税收各5000亿。
因为税收任务在上海的举足轻重，权力需要被高度赋予到一个具有执行能力并且有足够专业知识的人身上，12岁就在会计行当实习生的顾准是难得的人选。当时上海财政与税收是分开的。除财政局外，还有直接税局（商业税）、货物税局。三个局各有副局长，而局长都是顾准。
时任财政局办公室秘书的陈丹晨回忆说：“我刚参加工作时就站在柜台里给人家开税票。宴席、娱乐、车辆都是要收税的，这是地方税，由财政局收。直接税是商业方面的。街上到处有这三个局的征税布告，布告上局长都有签名，名字还有套红的。所以顾准的名字大街上到处都有。后来把三个局合并了，统称为税务局。”1949年，34岁的顾准，作为中共高级干部掌管了远东最大城市的财政税务大权，与陈毅、潘汉年、方毅等同为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并成为最年轻的副市长候选人。
居民委员会这样的基层权力组织成熟后，新政权开始逐渐采用居民委员会取代行会。屠基远回忆说，上海根据每个区分成“征税片”。在每一片中，每15个临近的公司形成一个“纳税小组”，五到七个小组形成一个“纳税大组”，二到四个大组形成一个“纳税段”。这样，所有的公司都包含在新体制中了。相比于基于行会的税收系统，这个系统中临近的公司（竞争者）相互间可能更为了解对方的业务，隐匿资产和收入情况因此变得更为困难。在这个四级系统中，较低的三级都是由商人自己，而不是国家官员运作的，这就意味着政府不必承担其运作成本。“然而，与行会组织不同，作为一个整体，这个系统是以政府为中心的。每一个纳税片都由市税务局的某个派出部门领导，负责商业登记、纳税评估、纳税审计、税收征集，以及协调和监管下级段、大组、小组。小组、大组以及段都成了国家税收部门的工具，离开居民委员会的建设，这是不可思议的。”屠基远说。
解放初，通行于各城市的税收方法是民主评议法，即规定某一时期的税收总额，分摊到各行业各户，再由各户自报后进行公议确定税额。但顾准认为，这一做法不适应“5000亿”的非常征税时期。如果在上海搞“民主评议”，只有两种后果，一是征收实额低于税法规定的税率，这会使资产阶级占尽便宜；二是征收实税高于税法规定的税率，这就会变成“摊派”。另一方面，由于“民主评议”以工商联为主，这样，这种民主评议既使资产阶级在应缴税额上得到照顾，又使它们的阶级组织——工商联和各业同业公会操持税收大权，必定会造成大量的合法逃税……
“顾准的办法是一套更接近现代税收制度的‘税收专管’。”陈丹晨回忆，“他认为应该利用上海民族资本企业账册俱全这一条件，让企业‘自报实交，轻税重罚’，并通过税务局从社会招聘的会计师组成特约查账员‘查账征税’，以配合居民委员会的基层架构，完成税收任务。”
上海财税的顾准时代，3月份，实收税款竟达5800亿，超额16%。而1950年底，统计报表显示，上海的税收总额已占全国税收22%。根据《顾准全传》作者高建国对当年亲历上海接管的中共老干部的采访，当时来自上海的收入占了全国财政收入1/4强到1/3。
（摘自《进城：1949》，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理解1949年比人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
1949年，共产党面对的复杂现实不能简单归结为任何单一的模式，他们在管理上所要面对的挑战是难以想象的。本文作者在《进城：1949》一书中，选取了六个城市作为新政权接管和改造的观察样本，这在研究新中国建国历史的著作中，当属先例。本刊将向大家逐一进行介绍，以飨读者。
1949年5月，解放上海足足推迟了一个月。集结在上海城外的一部分部队驻扎在震泽（现湖州一带），而华东局机关、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和接管干部在丹阳待命。“总攻发起前，我们每天做的就是学习，包括各种文件和纪律。”曾经担任二十军五十八师一七二团政委的丁公量回忆说。
长达一个月的“丹阳集训”在历史上绝无仅有。除了进行充分的思想动员，另一个不为人知的原因是，人们还在等待装满4亿人民币的40辆美国道奇卡车抵达丹阳——由于渡江之后战线推进太快，铁路运输跟不上，这批由东北、华北、华东印钞厂印制，集中调运到济南，再转运上海的首套人民币和12种样票迟迟未到——一旦进城，它们将成为“另一场战争”的武器。“在各种准备尚未做好前，我们考虑以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陈毅在1949年4月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称他担心仓促进城会让新政权“陷入非常被动的地位”。
要了解共产党进入上海前的一再谨慎，我们不妨从旧政权在这座城市开展的变革所遭遇的一连串挫败说起。
国民党政权1927年设立之初，上海就是他们要面对的第一场大考。1925年孙中山逝世时未竟的“建国计划”的中心点就是在上海建立上海特别市政府。
1927年7月7日，蒋介石在首任上海特别市市长黄郛的就职大会上发表训词说：“上海特别市非普通都市可比，上海特别市乃东亚第一特别市。无论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问题，无不以上海特别市为根据。若上海特别市不能整理，则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问题，即不能有头绪。”
上海的特殊性决定了对于任何一个新政权，它都具有“制度试验地”的价值。它是沿海中国走廊上的龙头，是中国新观念和商业利润的中心，是所有商业城市的风向标。
长期的被殖民史和商业开发史在这个城市留了深刻的痕迹，它比中国其他的商业口岸要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近代上海相当程度上崛起于鸦片贸易，19世纪50年代以前，上海作为沿海鸦片运输的枢纽港，处于一种半公开的地位，鸦片或者鸦片订单在上海几乎和白银有同样的功能。因为都市化加速，20世纪最初的30年里，上海的人口增加了三倍以上，他们一直生活在四种不同的统治制度之下，分布于五个不同的城区，外国租界中的治外法权、有限的城市面积和市区人口过度膨胀的冲突都为这座城市的冒险、犯罪、投机提供了土壤。轮船招商局获得晚清特许海运漕粮让过去活跃在京杭大运河上的漕运水手大批失业，他们转投其他诸如私盐、鸦片、妓院、赌场这些行业，他们的旧组织——青帮的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并从一开始就与这座城市更密切地结合在一起。
正因为上海作为全国最重要的条约口岸的地位，上海到1927年时已经成为那些占据中国沿海进行国际贸易的西方世界的一种象征。谁都知道控制了上海，政权将获得一个拥有强大造血和融资功能的财政机器。但在这样一个拥有“三个政权（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多种阶层、两个社会（大都市社会、地下社会）”（魏斐德语）、政治经济与民间势力错综复杂的上海，启动并驾驭这台机器又谈何容易？
“国民政府当初定都南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试图整理财政，寻觅新税源，他们在上海新增了大量税捐。”上世纪20年代曾寓居上海的英国学者库寿龄在《上海史》中说。但关税和盐税彼时仍然作为战败赔款与借款的担保，被把持在西方帝国的手中。国民政府的税收新政受到了上海各个外国使馆的抵制，收效甚微。1936年可能是国民党政府“黄金十年”中最好的一年了，但是整个政府预算也不过只有GDP的8.8%。
财政上没有出路，于是蒋介石希望将上海作为“警察国家化”的试点城市，通过重组警察系统、设立专业化的警察、重申路权与司法权来控制这个城市的无序和动荡，有效改造公共卫生、住房、交通、娱乐业以及解决各种高居不下的犯罪问题。如果没有有效的城市控制管理，则推进收回租界中国主权的一系列计划就根本无从谈起。他只有冒险重操军阀体制的老路子，从鸦片贸易和帮会分子那里寻求帮助。
这一切无疑要在与地方势力的共谋中才能达成，其中杜月笙的系统最为重要。后者在1924年就取代黄金荣，垄断上海的贩毒活动。他从黄金荣的遭遇中体会到不可一世的黑社会头子在军事力量面前的无助，于是广泛地向政权靠拢。1925年与法租界达成“互惠”协议——警察保护其贩毒，他给租界及其官员相当丰厚的“回报”。1927年的“清党”是他在上海政治舞台的“处子表演”，并与蒋介石结下不解之缘。据说1931年蒋介石出资100万元让杜在上海建立反共组织；作为交换，杜在长江流域的贩毒垄断权合法化。这样，杜月笙不仅是黑帮头子、法租界华董、国民政府的要人，而且还控制上海的劳工组织。
这是国家目标与地方现实、上海警政的官方改革与上海民间社会结合成的“怪胎”。解放前，帮会分子们不再只是势力强大的流氓，他们“已经融入上海中产阶级的主流社会，这一事实又促成了警察的更加地方化”。国民党政权在上海开展的一系列变革，既是对现实的利用，也是对上海滩令人眼花缭乱的种种利益关系的妥协。这种妥协一度帮助了国民党政府在上海的立足，但它所埋下的腐烂的种子在接下来不到20年的时间里就开出了“恶之花”。
这使得在中国近现代化的路程中，上海充满隐喻意义。某种意义上，这座城市在1927年到1949年间发生的变化，是国民党政权迅速崛起，又以同样的惊人速度溃败的一个缩影。
回到1949年，对即将入主这座“远东第一城市”的共产党新政权而言，新政权在这座城市的立足点将基于什么？共产党如何对上海复杂的社会施加影响，如何将上海这座城市对于新中国的价值最大限度发挥呢？ “瓷器店”
丁公量回忆说，丹阳集训，除了学习毛泽东、刘少奇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入城纪律守则》《接管城市工作学习提纲》和《城市政策》，总前委和军队干部讨论最多的就是上海的打法。
“最通常的打法是先围后攻，切断军队的供应，但这一来，上海500万老百姓会吃不消，所以我们一直在研究打法上能不能创新。围不行，强攻也不行，重武器肯定是不能用的，沪南是上海最薄弱的地方，从那儿攻入最容易，但也容易把城市打烂了。讨论来讨论去，陈老总才有了‘瓷器店里打老鼠’这一著名说法。”丁公量说，“最后大家就想，既然进城打怎么都会打破‘瓷器’，有没有可能把汤恩伯军队调到城外打？”
“汤恩伯数次向父亲‘征借’石子，用于修筑、加固碉堡。”赵国通回忆说。赵的父亲是解放前任上海工务局局长、解放前夕担任代理市长的赵祖康。
丁公量说：“上海因为城市本身的防御条件并不好，因此历来的工事构筑都极为坚固。从‘八·一三’‘一·二八’开始，德国人、日本人就在这里修筑了密集的碉堡和地堡。蒋介石要求汤恩伯充分利用并加固它们。”
但后来，丁公量的部队攻入上海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些地堡里，伸出白旗来，但是我们举着枪过去等了半天，也不见人从地堡中走出来。”丁公量回忆说，“我们走到地堡后面才发现，这些地堡的门全部被从外面反锁了起来。一个班的国民党士兵守在里面，其实就是让他们送死的。”
那些没有价值的防御其实已经说明，蒋介石已经从军事上放弃了上海。但从另一个角度，对上海的争夺，刚刚开始。丁公量说，“这些工事的修筑其实完全是为国民党撤退和将上海的黄金储备运往台湾争取时间”。
5月中旬淞沪战役打响，战事的进行完全按照总前委事先决定的方案。“吴淞口是国民党部队的退路和物资的出口，蒋介石一定不会让我们占领那里。如果我们从宝山、高桥两侧夹击吴淞口，汤恩伯一定会调动兵力出来迎击，这样一来，主战场就会被引到郊外，而不需要在市内开火了。”丁公量回忆，国民党城防司令部兴师动众打造的防御工事根本就是形同虚设。
与此同时，上海的银行家及商人正在同共产党的密使进行谈判。中日战争期间，上海的银行界，特别是周绍民的皇城银行私下里为陈毅将军和新四军提供过金钱和医疗设施。银行界人士都希望城市不要被战争损坏。同时，他们也给汤恩伯送去了金条、美元，让他保证不在上海负隅顽抗。
汤恩伯从上海撤退前，运走了第二批黄金。第一批黄金早在2月20日就运走了，这里面包括一部分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期间搜去的114万两黄金、2443万美元、1100万元港币、96万两白银和369万元银元。2月份蒋介石从他隐居的老家传来指令，命令中华民国银行总裁俞鸿钧把50万盎司的黄金运往台北。
不过倒是有个不小的额外收获在等待着共产党。这要归功于一个不大有名的投诚者——吴绍荪。他是“CC”派成员，中央调查统计局的一名官员，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人民政府交通部顾问。丁公量说，“抗日战争期间，吴绍荪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是国民党的高级间谍。了解上海黑社会的情况也是他的任务，他为此加入了‘青帮’。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任命他为上海市副市长。我们打进上海时，是吴绍荪把当地商业巨头、黑社会头目和国民党情报密探的档案全部交给了我们，使陈毅能及时逮捕所有的敌对分子。”
秩序
“共军自衡山路一带，合队向东徐徐经进，纪律甚佳，秩序井然。”这是尚未被整编的《申报》特派记者于1949年5月25日凌晨4时所发的报道，这支向东的队伍沿途并未遭遇战斗，清晨时，从徐家汇到南京路大小的屋檐下和衣而卧的人民解放军给上海市民们上了第一课。
特别是对于不看报的唐薇红而言，那天，刚走到南京西路上的平安电影院，就看见路边灰扑扑躺着的军队，“瞬间有被刺了一下的感觉，觉得这军队与以往的军队大不相同”。
“那时候我们哪里看报，看报是先生的事情，太太只管管家里的生活，剩下时间就是打麻将，跳舞，找好的裁缝缝衣服。”那时候她刚结婚，还不到20岁，已经安心地过起上海主妇的日常日子。
不过，这麻将桌也并不安生，1948年底，周围的亲戚朋友都陆续离开了上海，“我们没走，就是觉得出国也没好日子过”。从小她就看着南京路、淮海路上白俄流亡贵族，“他们在自己国家也都是王公贵戚，可是流亡到了上海，女的在小酒吧当招待，要不就是当舞女，男的沿街卖肥皂”。那肥皂买回去，晒晒太阳就化成了一点点，她用手比划着大小。
现在已经82岁、但是穿着异常鲜艳的唐薇红心目中，上海历来是个安逸的所在，加上家庭的矛盾，使她更不愿意离开上海，“我们家是个大家族，我是庶出，从小就受气”。她对共产党有真心的期待，“到时候人人平等，肯定比以前的社会要好”。
所以，尽管周围有不少人张罗着买票离开，麻将搭子常常拆散重组，可她铁了心不走，只是三天两头坐家里的包车去十六铺码头送人。码头的乱象并没有干扰她每次去都更换不同的旗袍。
几个月来，从南京路到十六铺码头的那段外滩成为最拥挤的地方，“甚至一向安静的华懋饭店（现和平饭店）门口都挤满了人”。1948年底，美国驻沪总领事劝美国侨民小心对待时局，唐家也有不少美国朋友开始离开。到了1949年5月份，上海的5000多美国人大约只剩下1200个。“白俄也离开了，他们成群地坐着国际难民组织专门提供的轮船，据说是先到菲律宾再想办法。犹太人去的地方更是五花八门，有去澳大利亚的，也有回欧洲的，最多的是去美国。”
刚开始，轮船公司还提供彩带，岸上的人和船上的人各执一端，“后来就没有了，乱哄哄的，只听见嗡嗡的说话声”。走的人越来越杂，甚至在码头上，还碰到了她经常去做衣服的南京路上鸿翔公司的几个裁缝师傅，也离开上海乘船去香港，“因为他们的大主顾都走了，他们告诉我，未来的上海人都要穿人民装，他们的手艺没用了”。 码头的景象让生活在安逸中的她深刻感觉到离愁别绪。外国人的急剧减少改变着上海的面貌，不过她还是安慰自己，有永安公司在，即使外国人离开了，“舶来品也不会缺多少”。多少年来，南京路上的永安等几家商店始终紧跟时尚，“战后美国刚有的玻璃丝袜，上海没几个月就流行开了”。
留在上海的中上层市民大多和她有共同的想法，尽管麻将桌上从21日开始能听到郊区传来的炮火声，可是大家还是生活如常，上海市长吴国祯从1948年底就开始实行的“储粮、储菜”活动使很多家庭并没有受到饥饿的威胁，唐薇红说：“我家存的酱菜到1950年才吃完，婆婆是个很会做人家的宁波老太，那段时间很想出外去吃饭，换换口味。”国际饭店的二楼是北京菜，但是带海派风格的北京菜，即使是在解放军进城的那几天，唐薇红和丈夫还是在那里，享受银制的盘子上切片端出来的烤鸭。“我印象中，像国际饭店就没有关过门。”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5月25日唐薇红照常出了门。“24日，国民党军队下戒严令，不允许出门，25日早上醒来，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了。”她还记得，那天从西藏路南京路口走过时，还听见沐恩堂敲响了过节的钟声，9点过后，南京路上的大多数商店照常拉开了铁门闸，成群结队的市民们好奇地观看着解放军，纪律严明的、穿着布鞋的年轻战士们和前些天国民党的失控军队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走在陌生的南京路上，周围是他们首次见到的摩天大楼和电梯。
当年28岁的陈炜也在那天清晨匆忙从南京路走过，赶往位于延安路上的一家私营电台，她不会知道，机遇选择了她来向上海市民宣布这个城市解放的消息。
天还没全亮。那天上海在下雨，天空灰蒙蒙的，在家里就听到街道上声音杂沓，车轮滚滚。刚上到南京路上，她就兴奋地去找站岗的解放军握手，可是手里拿着枪的解放军战士没有理睬她这个穿着旗袍、相貌秀美的“资产阶级女性”。
“其实我当时是上海广播乐团唯一的地下党员。”只是同团成员都还不知道她的身份，“1946年，我和音乐学院几个同学一起组成了广播乐团，也是因为当时80多家广播里面，播的基本都是靡靡之音。”
广播乐团的6个女孩子在电台演唱中外艺术歌曲，“其中有很多是舒伯特的”。这使她们在当时的上海显得非常清新。她印象最深的，是一首苏联电影的插曲《贝加尔湖》，现在已经88岁的她突然用柔和的声音唱了起来：“贝加尔湖是我们的母亲，她温暖着流浪者的心，为争取自由而苦难，我流浪在贝加尔湖边。”
那电影是讲一个苏联大学生放弃了去美国的机会，而选择了在西伯利亚地区教音乐的故事，“当时苏联给我们的印象，就像电影里面演的这样，是一个理想的国家”。而且在当时的上海，不少市民都是这么想的，她们在电台里唱完这首歌，就有很多听众写信来，要求她们反复教唱，“后来我终于有机会去了贝加尔湖，第一时间涌上心头的就是这首歌”。
1949年3月，陈炜接到党的任务，一定要在解放军入城的第一时间把解放军的安民告示广播出来，“我和另外一名同志钱乃立一直还在筹划，怎么才能顺利播放这几个告示，没想到，25号那天很顺利”。她还记得，那年雨水特别多，当时上海的排水系统还不够完善，“很多时间，我们到了播音室就把鞋晾了起来，赤脚进行广播”。那时候有个名主持叫白荷，告诉大家这群姑娘是冒雨而来，赤脚在为大家唱歌，听众们很感动。
那天，穿过南京路到了延安路上的上海电台，才发现电台已经被人民保安队管辖了，这些队员很多是南京路上的学徒和店员，“他们年龄轻，从十三四岁就到上海来学做练习生，一方面对社会不满，另一方面又容易接受革命道理，所以地下党在南京路的学徒中发展了很多党员”。
没怎么审查，陈炜就顺利地站到了关键的位置上，当时上海电台只有一名姓杨的副总在主持工作。“大概清晨六七点钟的光景，我们就去了小播音间，我拿着两个布告，对着话筒非常非常兴奋地说：上海的市民们、朋友们、同志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已经胜利进入上海了，上海已经解放了。”
“这时广播乐团的人也来了，我们当初也收听延安电台的播音，他们也教歌，我们跟着学唱过《东方红》，这时候我们一起唱起来。”许多年后，陈炜的普通话还是清脆悦耳，可以想象当年她播音的样子。
没多久，她们就接到苏州河以北尚未解放的地方打来的电话，许多人平生第一次听到《东方红》，他们说：“我们这里还没有解放，听了布告，我们很激动，我们一定安静地在家里等待解放，不去扰乱。”
结束了广播的陈炜走出电台，才发现南京路已经陷入了空间的拥挤中，尽管有警察在维持秩序，可是，这些旧警察已经没有了威风，很多人力车夫开始恢复了苏北乡音，向警察愉快地挑衅：“解放了，你还管我们？”“交通规则是国民党定的，见你的鬼去吧。”
一时间，南京路被小汽车、黄包车和三轮车堵得严严实实。“还有些车辆上面写的国民党某某局，可是车上坐的明显不是车主，大概是遗弃的车辆被他们捡了。”警察也明显的有些畏缩，不太敢于管理。
这种局面到6月2日上海市公安局成立后才好转，新的公安局成立后颁布的第一个法规就是《交通规则》。
人民币
人们翘首以盼的整卡车整卡车的人民币5月27日姗姗来迟。尽管如此，也刚好赶上上海正式解放前夜，时间之精准让人惊讶。“路上遇上了大雨，加上道路本身就被炮弹炸得凹凸不平，卡车行驶缓慢。我一再叮嘱司机注意安全，因为一路不能停，又没有后备车，一旦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要知道，所有人都在等我们。”当时参与运送这些人民币的原北海银行发行局财会科采购员张振国回忆说，“我当时负责八辆卡车的人民币，从丹阳出发前，北海银行发行局局长杨秉超要求我务必在27日上午到达华东局军管会财贸组办公的上海金门饭店。”
“军队推进到哪里，钞票必须要跟到哪里。”张振国说，这是平津战役之后中央和军委下达的死命令。几个月前，北平解放给城市接管留下最重要的教训和经验之一是货币统一在超大型城市的重要性被有所忽视了。解放北平时，货币混乱曾造成不小的麻烦。“在货币问题上，我们刚开始把注意力过于集中在兑换排挤‘蒋币’了，而忘了我们自己的解放区货币四处流动时也能带来混乱。”时任西北农民银行发行局秘书的杨仲文回忆，“冀币（包括鲁西币）、边币（晋察冀）、北海币、西农币尽管也在下令逐渐回收之列，但并没有如文件要求的那样严格执行，进城部队把它们带进大城市了，给经济活动开展设置了障碍。”“另外，我们对银元的冲击力量开始也估计不足，平津解放时，对银元的收兑和排挤不是很得力，这就把问题留给上海了。” “我们之前得到的情报是上海印钞厂已经被国民党搬到台湾去了，为了保证到上海之后印钞厂能迅速开工，我们还被要求在运送人民币的同时随车携带大量印钞原材料、钞纸和油墨。到上海后才知道这个情报是有问题的，地下党已经控制了上海几个主要的战略工厂，印钞厂完全具备开工能力。尽管如此，决策并没有错，如果没有这批事先准备好的人民币，即便全上海的印钞机24小时转动，也远远满足不了市场上的货币需求量。”张振国回忆，“5月27日早晨6点多钟，车队提前到了金门饭店，我找到陈穆行长，他要我带车队到外滩23号中国银行大楼找卢纯根行长办理交接入库手续，完成这一套程序后，上海金库的负责人宋江山和我一起把人民币储放到位于滇池路的金库里。”
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在平津发生的货币混乱再次重演，中央规定，渡江战役前，所有解放区货币必须在长江以北兑换完毕，边币中除了“华中币”作为过渡时期的人民币辅币可以进入上海，其他货币一律不允许过江。
时任中财委主任的陈云初步计算过上海市面流通的金圆券数量，要全部回收这些旧货币，大约需要4亿人民币。在首版人民币发行的初期，中央还没有估计到人民币的通胀速度，人民币的面额并不大。第一批发行首先在华北、山东和两北三大解放区流通的人民币有10元、20元和50元三种券别，随后又发行了在全国流通的1元、5元和100元三种券别的人民币。
事实证明，包括陈云也大大低估了情势的艰难。进入上海后，接管者们发现，在兑换金圆券之外，他们实际需要的货币量是预算的十倍都不止。上海所遇到的具体问题，包括经济恢复、公教人员的薪金、旧人员的收容、灾民的救济，再加上有增无减的军费需求，都急剧放大了需要投放市场的货币量。1949年5月底，陈毅、曾山向中央和中央财经部发去了“请求拨30亿元人民币”应急的电报。
另一件事也在人们的预计之外。人民币在上海的推广远非中财委想象的那么顺利，新货币遇到了强大的对手：银元。人民币流向市场后出现了令人尴尬的信用危机。据当时的《上海大公报》报道，上海市民拿着刚刚领到的工资，第一件事就是去淮海路、曹家渡、十六埔的黑市去换兑银元，以至于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早上发出去，晚上又差不多全部回到了人民银行。
“新政权极为重视人民币的上海一战。”张振国说，“但一开始效果让人失望。我们第一批投放下去的人民币并不多，也根本流通不动，只是浮在市面上。”
人民币遇阻，首先感受到困境的是进入上海的大批部队。“最直接的影响，是战士们没有盐吃。这很要命，没盐吃体力跟不上啊，我们一个团十几个连的基本生活没保障了。”丁公量回忆说，“渡江以后，我们按照要求把解放区货币统一上缴换了人民币，但进城后，发现拿着钞票用不了。南京路上百货公司开始用银元标价，其他大小商店闻风而动，相继仿效，拒用人民币。后来，我们向总前委打报告，上面给每个连发一个银元用来应急。”
银元
银元在上海的备受青睐由来已久。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是世界上白银储量最多的地方：大约达四亿盎司——上海差不多就是一个中国的总银库，存着大部分的中国银子。
“因为大家都认为上海租界是一个安全之区，周边的地主、内地钱庄、富翁、印子钱老板和军阀都把他们的银子尽量运到租界里面来存放。”杨仲文说。
上海已经不止一次处于银元投机风潮的包围之中，如今，银元投机的环境再次浮现。《上海大公报》当时的一则消息描述了九江路外滩中央银行令人窒息的挤兑情景：“四川路迦陵大楼到福州路一段，由上午四时到九时就人如潮涌，不准行人通过，连很多银行机关职员都无法进去办公。记者于早晨进入某大楼，出来时人群更挤，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冲出重围，回来检视，大衣袖口纽扣上扎牢女子头发一大撮。中央银行挤兑的人把附近大厦的门口都堵塞了，住在大厦里的人们冲了好久没有突围，便在一楼开了一面大窗，用一块条板搭在挤兑的人头上，才能走出大厦。”
“投机者利用了人们的心理，银元成为人们恐惧感的催化剂。大批手里拿着现金的惊慌失措的市民，只好求助于黑市，他们抛售新货币，换来银元，进而把它们藏起来——放进保险柜、箱子、白铁罐，很多人都在自家的后院里挖个洞，把银元埋在里面。”张振国回忆说。
1949年5月29日以前，惨遭挤兑的是“金圆券”，5月29日以后，人民币遇到了相似的命运。人民币和银元的强弱之势几乎一目了然。解放后的10天时间里，上海银元的价格就上涨了两倍以上，银价暴涨带动了整个物价的上涨。在上海解放后的13天内，批发物价指数跟着猛涨两倍。
上海又一次成了投机的天堂，街头的小贩越来越多。“6月5日那天上街的小贩是2万人，到6月8日已经发展到8万人。”丁公量解放后在上海任第九兵团保卫部部长，他回忆，“当时上海的一些主要马路，特别是西藏路、南京路和外滩一带，到处都可看到许多人在人行道上或十字路口兜售银元”。
上海证券交易所是汉口路上的一幢显赫建筑，号称是当时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所。上海解放后，旧上海证交所再次成为上海金融投机活动的中心和指挥部。“投机分子同分布在全市各个角落的分支据点，与全国乃至远东各大城市都有紧密联系，”张振国回忆，“由于证券大楼拥有几百部市内电话和大量对讲电话等通讯工具，每天还有数千名前来探听行情的人出入其间传递信息，因而证券交易所的一些金融投机商对全市银元价格的操控，就如同当初对有价证券交易的买空卖空一样得心应手。证券大楼的‘水很深’，很多看似普通的证券号背后都牵涉到官僚和帮会势力。”“陈云那段时间经常到银行来，与银行的顾问、专家，还有一些银行里的老上海讨论这场针对银元投机的仗怎么打。”
陈云和陈毅不是第一个在上海向黑市商和投机商开火的人。三年前，蒋经国带着他的妻子悄然来到上海，并调兵遣将，将其嫡系勘建第四大队、第六大队共7000人带到上海，同时组织“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在上海执行经济检查，结果一败涂地。这段非常时期，上海的法庭不断地判处死刑，而且立即执行。 从9月初起，蒋经国枪毙了奸商王春哲等，并在上海大捉“米蛀虫”、“棉蛀虫”、“毛毛虫”等，先后被关进去的有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杜月笙的管家万墨林、荣宗敬先生的儿子荣鸿元等，沈莱舟的女婿黄国良也被当作“毛毛虫”捉了进去。但蒋经国的挫折从一桩奇怪的事情开始了：一个晚上蒋夫人接到一个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说她的继子截获了扬子江开发公司的大批货物，这些货显然是黑市货，这家权力极大的公司是孔氏家族的财产。蒋夫人听到蒋经国要逮捕她的外甥、总经理孔令侃而大为恼火，蒋介石决定把这事交给她处理。最终孔令侃并没有被捕，而是离开上海到美国去旅游了几个月，后来公司总部就挪到了佛罗里达。
现在，同一个战场，新政权和诞生不久的人民币能打赢这场仗吗？张振国说，“我们刚开始分析是我们定的牌价低，市场中吸引力不强，因此第一个想法是用经济手段把银元压下去”。
这个计划的名称叫“以银元制银元”。那些差点就要被收进博物馆的“袁大头”模子被重新翻出来，上海造币厂用了一天时间就突击生产了10万银元，以试图投入市场一举平抑银价。“我们集中了这10万银元在同一时间用低价投到黑市，6月6日那天，仅在上海市一个区的市场上，就抛售了1万银元。”张振国回忆，结果这些银子在上海滩“石沉大海”，这些新政权挤出的一点库存银全部被投机者吃进了。
从上海历史上白银的保有量来看，这个巨大市场的吸纳能力深不可测。
曾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金融工作、几次参与上海接收日、伪金融机构的冀朝鼎后来在回忆中写道：“我们接管上海时，被搬空的中央银行金库里只有黄金0.6万两、白银3万两、银元154.7万枚、美钞8.678元；（注：原书如此）和极少量的英镑、港币。而我们保守估计，光在上海市民手里的银元至少也有200万枚。想用以市场对市场的经济干预来解决人民币立足问题是力不从心的。”
另一个客观原因也否决了经济干预能在短期内见效的可能性。杨仲文分析说，中财委当时已经意识到，银元强势某种程度上，也是平津解放、解放军渡江后，金圆券迅速崩溃的必然产物。“过江以前，解放战争一般是先解放乡村后包围大中城市，这样在金融贸易上就先在乡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我币占领市场，恢复城乡交流是比较容易的，如沈阳。过江以后，情形不同了，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城乡早已是银元的市场。在这种背景下，要想推广人民币只有采用非常手段。”
1949年6月10日，上海解放以来涉及范围最大、手段强硬的统一行动拉开序幕。“这场打击银元投机运动在上海的覆盖面是相当大的，西藏路、南京路、虹口、十六埔、曹家渡几乎每个存在金融黑市的点全部在打击之列。上海工会还发动工人和学生游行形成外围的宣传攻势。”张振国说。风暴的中心便是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大楼。
张振国以及丁公量的妻子、时任二十军党委机要秘书的苏菲都是包围证券大楼行动的亲历者。苏菲回忆，“上海市警备司令宋时轮率警卫部队一个营，分乘10辆大卡车在10日一早包围了证券大楼”。
“我们三个人一组，其中一名战士、一名银行干部和一名公安局干警，每个小组负责查六个房间。我们很多参与行动的人，其实在6月9日就已经进入大楼了。我当时借了表弟的一件长衫，按指示，就是盯人。”张振国回忆说，“第二天一早，我们8点就到了大楼，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带200余名便衣控制了各活动场所和所有进出通道。10点开市时间一到，我们就把军管会的袖章带起来，命令所有人员立即停止活动。”
张振国说：“在6楼445房间，一个永成证券号的经纪人周汉卿，正在和他的手下不断跟香港、澳门市场呼号联络，他们对各种投机筹码都有暗号，美元叫‘糖’，黄金叫‘人参’。另一个叫张兴锒的投机商人，在4楼设了一个办公室‘寿昌金号’，是操纵银元投机买卖的一处指挥所。在这个办公室里，有电话机25部，墙上挂着一张红字表格，上面写着4个项目8个大字：黄金、美钞、袁头、孙头，每个项目下面，都用白粉水笔注明买进卖出的价格。”“这次行动集中到大厅训话的共有2100人，当场逮了238人，抄没黄金3000多两，银元3万多枚，人民币1000多万元。几乎就是当天下午，银元市场就从每枚2000元跌到了1200元。新政权硬是为人民币攻克出了一个市场。”
紧缩银根
人民币占据市场获得发言权，解决了新政权最紧迫的财政危机，但由此带来通胀的负面效果也显而易见。处理不当，共产党在上海就会陷入和国民政府相似的泥潭中：通过打击投机，来树立新币威信，解决财政困境，结果新币的泛滥急剧扩充了社会上的游资规模，它让更严重的投机卷土重来。
至少从1949年6月银元之战结束后来看，情况并不妙。财政赤字仍然在扩大，而包括收购大量物资（主要是棉花）在内的开支也丝毫没有缩减的势头，在没有税收来源的情况下，继续增发货币是唯一出路。据杨仲文统计，从1948年底到1949年8月底，关内货币发行额已经从185亿元增加到4851亿元，增加了25倍。他说：“中财委当时算了笔账：估计8至12月的财政赤字为6700亿元，收购棉花等物资约需4000亿元，合计共需1万亿元，除8月份已发行的2000亿元外，还须发行8000亿元，即在4个月内发行数额尚须增加两倍。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停止物价上涨是不可能的。”
还有一个让新政权棘手的地方是，在中财委在上海召开第一个全国财经会议之前，人民币的发行是由各大区的中央局掌握的，每区客观上都有多发钞票的冲动。但各大区发出去的票子自己会走路，常常是由新区发行出去又走回老解放区，冲击老区的物价。上海解放后，中央调度能力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充分地体现出来。
共产党现在要做的是反手回收，紧缩银根，从金融市场上吸干游资和可以调动的头寸。这就需要统一全国人民币发行，所有收入汇入中央金库，由中央各部统收统支。
抽紧银根的办法有两个主干渠道：一是征收税款，二是发行公债。“我们还要求资本家给工人按时发工资，以避免他们停产将资金转移到投机上去。国务院紧急通过了《现金管理办法》，规定国家机关、团体、企业只准留三天的现金开支，其他的钱都必须存入人民银行，公家之间不许用现金付款，只准用转账支付，而且不允许存入私人银行和钱庄，不允许资金越过银行实行体外循环。到1949年底，我们已经吸收了8000亿元存款，基本上把社会游资吸干了。”冀朝鼎在回忆中说，“钞票从银行出去，当月就能回银行，货币回笼速度大大加快，每年的周转能达到十二三次，从而大大地减少了货币发行数和市场货币流通量。” 紧缩银根的过程，伴随着又一轮投机高潮的展开。投机商大量囤积居奇。自10月15日起，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上海的棉纱价格上涨了3.8倍，棉布上涨了3.5倍，由此带动了其他物价和其他区域物价跟着上涨。但是，“客观说，此轮物价上涨的威胁性已经大大降低，中央经过半年左右的布局，对货币和物资已处于高度控盘状态，因为流动性已经在暗中被大大抽紧，投机者的反扑实际上脆弱不堪”。杨仲文说：“这段时间，中央同时在华北和上海等地频繁调配物资，上海准备棉布110万匹，棉纱2.8万件。”
剩下的就是什么时候“收网”了。后来被称为“米棉之战”的行动事实上已经完全不再具有对抗意味，而充满了对投机者的惩戒色彩。
在市场物价达到最高峰的11月25日，这些国家储备物资开始在全国集中抛售。杨仲文回忆：“刚开市时，上海投机商看到有棉纱售出，即拿出全部资金争相购入，社会游资已经并不丰裕了，有的人不惜借高利贷。当时，上海的借贷甚至出现了以日计息的现象，上海人称为‘日拆’，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投机商根据他们过去的经验，计算纱布价格一天之内涨好几次，吃进纱布后，当天转手，不但可以应付日拆，还可以获高利。但他们发现，上海等地的国营花纱布公司，源源不断地抛售纱布，而且一边抛售，一边降低牌价。为了避免血本无归，投机者只有随行就市，抛售手中的纱布，但他们抛得越多，市场行情跌得越快，上海的纱布价格，一天之内下降了一半。政府乘机以极低的价格买进了大量的棉纱。”
中财委委员、新中国首任粮食部部长章乃器之子章立凡回忆，章乃器后来对陈云对时局控制的游刃有余极为钦佩。“父亲最初曾经一再建议早点下手，对市场施压，但陈云一直按兵不动。事实证明，陈云依据通货膨胀数量和物资数量的对比选择了最精确的出击点。以五福布为例，11月13日的行市是每匹12.6万元，比较10月31日的5.5万元，已经涨起一倍多。那就是说，倘使这场反攻提早半个月，两匹布吸收货币回笼的能力，也抵不了半个月以后的一匹。”
一个月后中财委如法炮制了对粮食投机商的惩罚。当囤积者积攒了几个月的米源打算在正月初五粮食市场“红盘”大捞一笔的时候，中央已经在上海周围完成了杭嘉湖、苏锡常一线，江苏、浙江、安徽急速运粮，东北、华中、四川组织抢运三道防线的布置。这几道防线合在一起，政府手里掌握的周转粮大约有十几亿斤，足够上海周转一年半。
南京路
1948年，朱联章的“福利皮货店”在现在南京路的第一西伯利亚皮草店的位置上开张，“那时是用30根金条顶下来的店面，那是个好地方，从国际饭店开车过来，我这里是第一家皮货店，外国人买的特别多”。橱窗里堆积着黄狼和灰背做的皮裘，下面是中国制造的皮包皮箱，“都是顶尖的奢侈品”。
朱联章那时候不过20出头，之所以有这么多钱，“抗战胜利后从美国兵那里赚了不少，他们把雪茄、钢笔拿来让我们转手，又从当时我工作的大中华皮货公司买大量的皮包和丝绸”。美国人走了，生意并没有清淡，“当时社会流行穿皮货，不少电影明星来我的小店，买黄狼皮的大衣，两根金条一件。周围的舞厅的舞女也跟风来买，不过她们买不起最好的，只能买一般的皮货”。店里的裁缝就雇了四个。
朱联章本来以为生意会越做越大，没想到，“1949年初就不行了，解放后更不行”。皮草作为奢侈品，是最受环境影响的服装，“有时候开张一整天，一个上门的人都没有”。南京路石门路一带本来是皮草店众多的地方，“1949年下半年，街道两边的店老板基本上是面面相觑，不知道生意怎么做。从前的大主顾要么去了台湾，要么即使还留在上海，也不敢再穿皮革”。朱还记得，他还想像以前那样，去大主顾家推销新到的皮货，“像荣家、贝家都是我的主顾，从前都是我们主动上门”。可是这时候去了，基本见不到主人。
脑筋灵活的朱联章终于想出了新点子，把皮子吊在里面，外面罩上了朴素的人民装，这一招，使他的皮货店又开始有了生意，“不过还是不能和以前比，门面房的价格也直线下降，我用30根金条顶下来的，解放后没多久，就只值10根金条了”。
直到苏联专家来华后，“我们的生意才好转一点，他们有钱，也不怕舆论影响，照旧穿皮货”。
可是，南京路上别的商店就没有朱联章那么幸运，即使是像永安公司这样巨大的百货公司，解放后的生意也开始一落千丈。
以往任何统治者都没有做到的消除犯罪和色情行业、重振社会道德的庞大计划，在共产党执政后开始全面展开了。
南京路作为一条光怪陆离的商业街首当其冲受到了整顿，没多久，唐薇红这样的跳舞迷很快就发现，南京路上依次排开的20多家舞厅迅速减少，有着众多舞女的舞厅成为重点改造对象，即使还开放的也被限定了开放时间，“很多是下午两点到四点，晚上改为说书的地方，不能跳舞”。没有舞台的舞厅，改为书场最为便捷。
解放前，南京路上的舞厅盛极一时，唐薇红说：“我最喜欢去仙乐斯，那家的菲律宾乐队非常棒，小号手叫罗比。”这家舞厅据说是跛足的沙逊三世在百乐门受了冷遇而新建的，规模气势都不比百乐门差。而且，这家舞厅收费贵，跳舞的基本上都是中上阶层，适合唐薇红这样的女性去。
“结婚后进舞厅比较麻烦，不能和陌生男人跳，也不可能和女伴跳，两个女人一起跳，就会被人误会是舞女。”丈夫下班后经常被她拖去舞厅，“那是我们的主要娱乐方式”。
后来麻烦来了，丈夫在海关被留用，下班后两人再去舞厅，“可那个时间段已经不能跳舞了，当时我们俩年轻，没耐心坐下来听说书，但从前的很多朋友都在这个阶段疯狂地迷上了听书，那时候这是大家最主要的娱乐方式了”。
弹词名家陈希安先生14岁来上海，正是太平洋战争开始那一年，可是他很快就和搭档周云瑞红遍了上海滩。“我们说的《珍珠塔》，书本身就出名，那时候又是评弹的天下，上海的几十家电台里每天要播几百小时的评弹。”抗战胜利后，评弹达到鼎盛阶段，“一天要唱几家书场，几家电台。没想到解放前后比那时还要发达”。 他和搭档是当时的“七煞档”，“四响档”，前面一个称号略带贬义，是说他们如凶煞，书场都是他们的天下，导致别的说书先生没饭吃——任何大书场都以请到他们为荣。1948年下半年开始，上海的市面开始萧条，可是书场没萧条，陈希安记得，那时候南京路依次排列了20多家书场，许多开设在最繁华的百货公司上的，说书先生们坐着黄包车，一家家的赶场子。
当时就有舞厅开始开辟为书场的，“并不是解放后的发明创造，当时的南京路最好的舞厅经常把一些下午的零散时段开辟成书场，这点和解放后正好相反，不过解放前这种书场都是给有钞票的朋友进的”。
他还记得南京路上几家舞厅改的书场甚至比先施、大新等百货公司里面的书场还要高级，“进去有种外国剧院的感觉，这种书场里面听客以大学教授、公司职员居多。当然，像大资本家、大流氓还是不会来，他们会把我们请到家里唱长包书，我就去过杜月笙家好多次”。
说书先生引领着南京路上的部分时髦，“我们穿什么，听客就穿什么。当时说书先生很有钱，冬天扎皮袍子，里面穿纺绸衬衫，下面穿白底的缎子鞋，一去书场，前面几排的观众全部穿得和我一样，甚至连挽袖口的方式都一样”。大冷天，陈希安他们也穿仿绸的单裤，为的是在台上看起来漂亮，结果“观众也和我们一起挨冻”。
尽管即将解放，可是陈希安他们并没有过多的担心，“上海人总觉得任何战争都不会毁掉上海”。1949年的农历正月二十四，他还在南京路上的新仙林书场举行了结婚仪式，“那个书场很大，当天来了1000多名贺喜的听众”。
闲下来，几个人议论最多的是，“要是有闲阶层都去了香港，我们是不是就没听客了？听说共产党要把有闲的人都赶去做工，消灭这一阶层”。可是看着那么多听客在台下，他们又觉得自己担心很多余。
另一名评弹名家王柏荫的回忆和陈希安一致，他当时和蒋月泉拼档说《玉蜻蜓》，也是四响档之一，“这份生活很惬意，又自由，收入又高，又没老板管着，当时最红的说书先生，一天能说到一两黄金”。20出头的他一天要赶10个场子，坐着长包车在南京路上赶场子，车上放着羊毛毯子，比一般的黄包车高级，人家看见这种车来了，就知道是评弹的名角来了，会自动让路。
他用自己说书的收入在南京路青海路的地段顶下了鸣玉坊的几间房住家，花了几两金子，“是个好地段”，旁边住的都是大老板。王柏荫那时候一个人说书，养活全家九口人，还带一个保姆和一个奶妈。
即使在解放军进城的那几天里，南京路的书场也没有停止营业，陈希安的家就安在南京路上梅龙镇对面，“25日早上一起来，发现街道上睡满了军人”。他前段日子在江苏太仓说书的时候，和国民党的伤兵争执过，后来是躲在乡下的一家工厂里才了结此难，看见这些睡在马路上的纪律严明的军人，“心里突然觉得很安慰”。
关于舞厅的禁令越来越多，说书先生们也越来越忙，最大的舞厅像“新仙林”那些，能坐近1000人。这时候没有人敢于开堂会了，都来书场听书，台下大学老师和小店员挤着坐，“还有交际花，穿得很摩登，但是很气派，一点也不暴露”。有钱人坐的是长包席，一买就买一个月的票。
每天下午，舞女们下台就是说书先生们上台的时候。有位说书的小先生18岁就结婚了，是因为他从乡下来的父亲看见了混乱的后台场面，舞女们旁若无人地在小先生的脸上捏两把，“父亲看那样子，哪里行，逼着他早早完了婚”。
很多说书先生在国际饭店长包了公司餐。“解放初那段时间，我们挣的钱比很多小公司老板要多得多，也觉得堂堂正正，也就是我们敢于在外面吃吃喝喝，当时很多资本家都收敛起来。”6月初，街道上散乱的倒买倒卖银元的“银牛”也几乎在一夜间就消失了，陈希安说：“我们看报纸才知道，南京路上巨大的交易所一天之间就被解放军给解决了，解放军分了五组人迅速占领了交易所，接着就解决银元贩子。”
人民币成为唯一合法流通的货币，当时频频赶场子的说书先生们一个月能挣上千元，“可是我们也知道，这种日子不会很长了”。
“那一段真是评弹演员的盛世。”他们去了香港演出，“纯粹是为了赚钱，那时候哪有觉悟？”他们没想到，再过若干年，“文革”初，评弹团里挖出了“香港特务”成为轰动上海的新闻。
刚解放的时候，上海去香港还很容易，只要去公安局申请就可以。“当时上海去香港的人多，有个逃到香港的老板答应给我们每人每月十两黄金的包银。我们就去了，还去了杜月笙家唱堂会，在那里还碰到了马连良和张君秋。当时有个台湾的老大问我们共产党怎么样啊，还让我们去台湾去演出两场，吓得我们都不敢说话，还是杜月笙发了话，说，他们还要回去的，这才把我们救了。”
演出收入并不理想，刚逃去香港的上海人手头紧张，很少有观众，“我们自己降低了酬劳。觉得还是要在上海寻生活”。
王柏荫他们开始说《水浒》，“觉得这是反抗统治阶级的，是革命的，可是我们自己不会写本子，要找人来写，结果又花了很多钱”。
陈希安他们直觉，在新社会里，老书不能再说了，“那时候还真没人来禁止我们，就是我们自己觉得新社会肯定要说新书”。可是新书要创作，创作就要耽误演出，他们去了军管局文艺处，要求成立评弹团，由国家发工资把他们养起来，他们可以安心创作新书。王柏荫说：“我们要求的工资收入比起当时我们挣的钱差多了，可是第一次去没人理睬我们。”
第二次去文艺处，再打报告，这次有人管了，上海评弹团终于成立。演员们先去淮河工地进行创作，回来后第一出新书，陈希安他们四个人理着平头，穿着中山装，演唱的中篇《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因为他们去创作了很久，观众们很期待这批名角的出场，结果尽管是上海人感到陌生的主题，也一说说了三个月。
去军队演出，他们还用了普通话唱评弹，“这大概也是评弹历史上的头一次”。还新编了地下党的故事来唱，而且越来越不敢放噱头，怕放错了有政治问题。幸亏酷爱评弹的陈云对此发表了看法，说是噱头一定要放，否则就不叫评弹了。 舞厅越来越少，南京路上的闲杂人员也越来越少，新成立的民政局负责对付游民和妓女问题，他们成立了几个建筑大队，专门收纳以往南京路街头的乞讨者和流氓，还把一些人送到周围省份去垦荒，而且，人民政府还专门拨款18万给妓女治疗性病。
王柏荫他们现在进出不再乘坐包车，不过他们有了另外的满足，他们是国家干部了，拿固定薪水，而且还可以经常表演给陈云等领导同志听。他家的墙上现在还挂了陈云写给他的一幅字，称赞他的书艺。
唐薇红发现自己逐渐找不到跳舞的地方，直到苏联专家大量来华的阶段，她才重新在苏联专家俱乐部找到了舞厅，她和俱乐部的管理者很熟悉，“那是解放后我们唯一有机会穿晚礼服的场合，解放后我渐渐把那些金色、银色的旗袍都收拾起来了，没想到这时候又翻了出来。俱乐部很严格，女宾穿裤装都不能进去”。
她还记得跳完舞后，和苏联专家们去南京路上的“凯司令”吃夜宵，当时吃西餐的地方也在减少中，“结果有便衣跟上了我们，后来看我们是良家妇女才不跟踪了”。不过这件事对她影响很大，“至少穿的衣服更正规了，即使是旗袍，也不再大镶大滚，只镶一道细边了事”。
另一方面，麻将作为一种资产阶级的娱乐方式也不为新社会所提倡，特别是赌博行为。唐薇红请了几个朋友来家里打梭哈，她自己给每个朋友钱，大家打着玩，结果还是被家里人所制止，“因为新社会不提倡这种不道德的行为”。
里弄政权
在处理倒卖银元的投机倒把分子时，新政权遇到了一个全新的问题。
在这些投机者中，有一大批是那些交易量在10元以下的小贩子，对这些人基本上是抓后即放，但他们往往是上海缺少生活保障的底层市民。打击银元投机，基本上断绝了这批人在解放初期的生活来源。军管会干部想了一个临时的解决办法，将他们组织起来协助抓大贩子，并为其提供食物。问题是，这个群体之庞大，必须要有一个制度性的办法来管理和安置。
“上海游民数量的庞大是要比其他城市艰巨得多的课题。”解放初任上海民政局秘书、后在上海市委政治法律委员会下属里弄工作委员会任办公室主任的屠基远回忆说，“我们接管了30个区，1193个保，28552个甲，1033206户，5406644人口的户籍册。上海市是一个情况极为复杂的大城市，有产业职工100万人，有大中小学生，散居在里弄中。一个区的人口少则几万，多则40万。”
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中国地方政府对基层的控制，向来依靠的是地方官员和绅士之间力量的巧妙平衡。保甲制度就是这种平衡下的产物。
“光是区一级的机构是管理不了的，保甲制度取消后，必须考虑，区以下用什么组织来代替保甲？政治如何通达基层？国家如何调控社会？”
与国民政府管理上海时面对的困难相似，上海这座城市的高度流动性，一直是对管理者的挑战。在1958年以前，上海实行的城市户籍制度的基本原则是“自由流动，重在管理”，因此，人口流转十分频繁。据屠基远统计，从1950年至1955年，有263万余人迁入上海，迁出人口231万余，净迁入人口约32万。加之50年代早期涌入上海的大量灾民、难民，上海城市的人口流动处在高峰时期，这对人民政府在基层社会划定各种政治空间的范围和人们的阶级成分带来了相当的难度。
到1920年，上海黑社会已经聚集了10万个流氓，随着社会无产者和破产者的增加，这个数字一直在扩大。“在一些工人集中的居住区，每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往往注入了许多外来因素——诸如地方帮派势力，不断改变小区原有的阶级结构和社会生态。普陀区南英华里原是日商内外棉纱厂的工房，是工人聚居之地，抗日战争时期从闸北逃来一批人情况就日见复杂，苏北帮、山东帮、安徽帮、河南帮常常发生械斗。镇反时共逮捕51人，枪毙主要骨干5人，尚需处理的还有46人。”上海史研究者张济顺说。
另一些本已杂乱的下层居住区，随着50年代早期人口流动的加剧，各种社会势力的此消彼长愈益增强。一份关于嵩山区恒茂里的情况调查称，这是“上海著名的三大桥之一——八仙桥附近的一条里弄，位于商业区的中心，是被大世界、青年会、大众剧院、小菜场、几家大商店及旅馆、银行包围起来的一个正方形……该弄共住839户，3711人。以店员为最多……人口的流动性很大，每天报（户口）进报（户口）出的约有20人左右……（弄内）社会情况复杂，黄金荣、杜月笙门下的徒弟不少，除已处理的各类罪犯56名外，尚有贩毒犯2名，流氓17名，小偷2名，私娼、地下舞女8名，黑律师1名。弄内的新生活旅馆专为嫖客服务，赌风、窃风都很盛”。
依照共产党对城市基层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安排，政治运动分别在单位和里弄两大空间进行。最初的部署是单位为主，里弄为辅；单位先行，里弄后续。屠基远说，这种考虑和做法源自于新政权管理城市社会的基本思路和构想，即把基层控制和管理分为两大系统：单位人和非单位人。“我们最初认为，近140万职工和文教工作者是‘城市工作的主要对象’。”“基层政治动员的最大难点便存在于后者：非单位人群中，这个群体因为多年流动变化而极难界定。据上海市委民政部门统计，到1954年8月，全市街道里弄中有163万多名摊贩，15万名左右失业人员、1万多名未登记的工场、作坊、小店以及未经过民主改革的人员都未进行系统的清理，有不少里弄变成了各地逃亡反革命分子和其他不法分子的藏身之所。”
尽管如此，新政权仍然需要将这笔巨大的社会资源转化为可以调控的政治力量。屠基远回忆中提起，在潘汉年跟他的一次交流中，打开了一条新的思路。“潘市长对我说：‘抗日战争时期，你不是在上海工作吗？那时候，不是有很多人同我们一起搞抗日活动吗？有些人因为环境关系，没有跟我们一起到根据地，或者没有参加党，有的人可能做了太太，到里弄里去了。我所知道的就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受过革命的教育，不少人为我们出过力，今天是拥护我们，也愿意做点工作的。你们可以找找妇联，介绍一些老积极分子。’”屠基远回忆，“后来，我们找到了不少老积极分子，当时不过三四十岁，一般都有文化，熟悉里弄情况。那时什么报酬也没有，为里弄做了许多工作，成为基层工作中一批骨干。” 1949年下半年，一些居民区和里弄的无业者和一部分居民开始被组织起来，上海陆续出现了自治性的“房客联谊会”、“自来水管理委员会”、“卫生委员会”。
居民委员会在上海是一个创举。新政权找到了一条实际的途径通过其政治功能的发挥，将50年代前半期的上海里弄大规模动员起来。张济顺说，自1950年起，遍布上海的11155条里弄就逐步建立了居民委员会。到1954年1月，全市共有居民委员会1847个，居民小组约有3.6万个，居民委员会委员95284人，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覆盖到社会基层的组织网络。“在居民委员会的有效运作下，非单位人群投身政治运动之热烈可说是史无前例。”
税收
国民党将在上海建立一套适应近代化城市的管理制度的期望寄托于警政系统改造上，试图仿效世界上最好的执法机构；共产党则将农村工作中群众运动的智慧在城市复制，二者路径和思路迥然不同。而新旧政权在上海不同时期针对社会的改造出现不同结果，最根本的差异，在于共产党完全恢复了上海这座远东第一城市的造血功能，国民党当时却陷入了噩梦般的鸦片生意中。
上海解放后，新政权就开始寻找新的税源。在它的统一预算里（包括各级政府的收入），关税、盐税以及农业税的比例在1949～1953年期间显著下降。与此相对应的是“国有企业的利润”以及“工商业税”稳步增长，成为政府收入最重要的两个部分。新税收渠道的开辟增加了政府的收入，同时也使得政府得以投资新的建设项目。
上海，承担着这两部分新增税收任务的最大部分。尽管从1949年10月起，上海市就开始向中央上缴巨额资金，但是中共中央对上海的期望仍是有增无减。1950年2月，中财委在京举行全国财经会议后，给上海的任务是，在3月份内要征收公债和税收各5000亿。
因为税收任务在上海的举足轻重，权力需要被高度赋予到一个具有执行能力并且有足够专业知识的人身上，12岁就在会计行当实习生的顾准是难得的人选。当时上海财政与税收是分开的。除财政局外，还有直接税局（商业税）、货物税局。三个局各有副局长，而局长都是顾准。
时任财政局办公室秘书的陈丹晨回忆说：“我刚参加工作时就站在柜台里给人家开税票。宴席、娱乐、车辆都是要收税的，这是地方税，由财政局收。直接税是商业方面的。街上到处有这三个局的征税布告，布告上局长都有签名，名字还有套红的。所以顾准的名字大街上到处都有。后来把三个局合并了，统称为税务局。”1949年，34岁的顾准，作为中共高级干部掌管了远东最大城市的财政税务大权，与陈毅、潘汉年、方毅等同为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并成为最年轻的副市长候选人。
居民委员会这样的基层权力组织成熟后，新政权开始逐渐采用居民委员会取代行会。屠基远回忆说，上海根据每个区分成“征税片”。在每一片中，每15个临近的公司形成一个“纳税小组”，五到七个小组形成一个“纳税大组”，二到四个大组形成一个“纳税段”。这样，所有的公司都包含在新体制中了。相比于基于行会的税收系统，这个系统中临近的公司（竞争者）相互间可能更为了解对方的业务，隐匿资产和收入情况因此变得更为困难。在这个四级系统中，较低的三级都是由商人自己，而不是国家官员运作的，这就意味着政府不必承担其运作成本。“然而，与行会组织不同，作为一个整体，这个系统是以政府为中心的。每一个纳税片都由市税务局的某个派出部门领导，负责商业登记、纳税评估、纳税审计、税收征集，以及协调和监管下级段、大组、小组。小组、大组以及段都成了国家税收部门的工具，离开居民委员会的建设，这是不可思议的。”屠基远说。
解放初，通行于各城市的税收方法是民主评议法，即规定某一时期的税收总额，分摊到各行业各户，再由各户自报后进行公议确定税额。但顾准认为，这一做法不适应“5000亿”的非常征税时期。如果在上海搞“民主评议”，只有两种后果，一是征收实额低于税法规定的税率，这会使资产阶级占尽便宜；二是征收实税高于税法规定的税率，这就会变成“摊派”。另一方面，由于“民主评议”以工商联为主，这样，这种民主评议既使资产阶级在应缴税额上得到照顾，又使它们的阶级组织——工商联和各业同业公会操持税收大权，必定会造成大量的合法逃税……
“顾准的办法是一套更接近现代税收制度的‘税收专管’。”陈丹晨回忆，“他认为应该利用上海民族资本企业账册俱全这一条件，让企业‘自报实交，轻税重罚’，并通过税务局从社会招聘的会计师组成特约查账员‘查账征税’，以配合居民委员会的基层架构，完成税收任务。”
上海财税的顾准时代，3月份，实收税款竟达5800亿，超额16%。而1950年底，统计报表显示，上海的税收总额已占全国税收22%。根据《顾准全传》作者高建国对当年亲历上海接管的中共老干部的采访，当时来自上海的收入占了全国财政收入1/4强到1/3。
（摘自《进城：1949》，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