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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起战争，更怕和平 |
那个在喀布尔负责维持公正和秩序的女人却说自己害怕和平。她坐在喀布尔一栋住宅楼五层的一个小碎花坐垫上，手上摇晃着一把手枪。突然，她起身走向一个小抽屉柜，在香粉和口紅之间拿出一个弹仓，随着很响的咔嚓一声，将之上入那把警配瓦尔特P1式手枪。
她说，如果战争真的要结束了，那她就要作好准备。“如果我们迎来了和平时代，他就会试图杀死我，或者我就得先除掉他。”周围空气一瞬间就安静了，只能听到电扇发出的嗡嗡声。
这个持枪的女人名叫莎米拉，是喀布尔的一名警察，今年47岁。她的睫毛画得十分精致，目光锐利，仿佛在说：“小心点！别惹我！”
莎米拉和四个孩子一起住在喀布尔北部的切尔奇恩城区。透过她明亮客厅中的窗帘，可以看到兴都库什山脉。她面前的电视正播着新闻。莎米拉每天都要看新闻，尽管全是重复的内容——袭击、塔利班、交战。和所有阿富汗人一样，莎米拉已经习惯了这个国家全是坏消息。但其实她害怕的并不是坏消息，而是好消息。
比起战争，和平更让莎米拉感到担忧，而这主要是因为她的前夫，一名负责制造自杀式背心、将莎米拉囚禁了数年之久的塔利班士兵。几年前，她带着孩子们逃离了这个男人，来到喀布尔，当年还是小女孩的她就是从这里被人拐走的。
莎米拉在电视中看到，最近，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正试图借助国际援助和塔利班进行和谈。虽然和谈失败了，但至少在六月开斋节期间有了三天的停战期，在此期间，塔利班士兵可以独自返回喀布尔。这几天，莎米拉收到了一个视频，里面是她的前夫嬉笑着走在喀布尔的一条街道上。看到这个视频的瞬间，莎米拉不禁屏住了呼吸，她知道他想报复她。电话大部分时候都在晚上响起，有时甚至是深夜，来电号码无法显示，电话里有人低声说：“你这个不知羞耻的女人！我会抓住你，割下你和你那些孩子的头。”
| 最好选择遗忘 |
自从看过这个视频，莎米拉的睡眠质量又变得十分糟糕，疾病也发作得越来越频繁：先是脸上发痒，然后她感觉被绳子勒紧了胸腔，之后是颤栗、痉挛、呼吸困难，最后莎米拉开始脖子肿胀，感觉天旋地转，直到眼前一黑，她开始呕吐。
莎米拉说，过往如同恶魔一般袭击了她。在阿富汗，你最好选择遗忘，因为回忆毫无益处。莎米拉知道，如果恶魔获胜会是什么结果。她的主要工作是为刑事警察科调查女性的死亡事件。在案发现场，莎米拉会看到自焚的女人，吊在天花板电扇上的女人，或是被刀割伤、面部遭到腐蚀的女人。她们中有些是被男人伤害的，有些则是被她们自己。我们可能并不能说杀死她们的就是战争，但在战争中滋生的暴力肯定是一个重要的元凶。
对于具体有多少阿富汗人在40年的战争状态中患上抑郁、焦虑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等精神疾病，目前并没有研究数据，一些专家估计其比例高达75%。对此，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那些在兴都库什山战斗的西方士兵，那些从战场返回和平环境的男人会突然在超市倒下，因为他们认为有人试图射杀自己。而莎米拉却是一个从未离开战场硝烟的女人。
如果发病的过程太过痛苦，她就会吃下一些药片。它们是她多年前去往德国生活的姐姐在来看她时带来的，被放在电视机旁的一个塑料袋里，电视里正播放着肥皂剧。
莎米拉愤怒地看了一眼那个塑料袋，她恨这些药片，更恨它们所代表的软弱。“在我的工作中，软弱可毫无用处。”她说着，挺直了脊背，像要借此表明态度。警署没有人知晓莎米拉的病情。
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时，莎米拉站在卧室的小镜子前，把制服捋平，她的腰带上挂着几个手铐、一袋弹药和藏在手枪皮套中的那把银色瓦尔特P1式手枪。莎米拉一边往头上绑淡紫色的头巾，一边说：“喀布尔有两种女警，一种会在通勤路上穿传统服饰波卡，以保护自己不受攻击，另一种就是像我这样的，但是她们一般来说坚持不了多久。”莎米拉说着，笑容有些僵硬。接着她摸着儿子的头发和他告别，锁上两层门锁，出了门。天色还早，但已经很热了，尘土飞扬的空气中混合着新鲜面包和垃圾的味道，不知何处有人在杀一头羊。
| 支离破碎的回忆 |
莎米拉指向一条小巷，当时12岁的她就是在那里被拐的。那些被拐的记忆早已支离破碎，她只记得那些男人说他们会杀死无信仰者，还记得当她被捆绑着躺在灌木丛中时天空中飞过的飞机。它们远远地飛走了，那时的孤独感至今仍然萦绕在她心头，从未消失。
拐卖她的是80年代反对苏联占领者的圣战者组织士兵。这些男人将莎米拉翻山越岭带到巴基斯坦，把她嫁给了一个名叫阿卜杜拉·彦的高级军官。阿卜杜拉比莎米拉年长很多，但是他给她吃的，也从不打她。和他生活的这两年，她有了两个儿子。但是不久后，阿卜杜拉战死，莎米拉被嫁给他的侄子萨贝尔。那时候莎米拉才15岁，却已经是再婚了。而已经有了一个老婆的萨贝尔不愿接受萨米拉。他强迫她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送给他的一个叔叔。莎米拉哭喊着表示抗议，却遭到了殴打，最后不得不屈从。
萨贝尔一家住在达萨马安的一个粘土茅舍中，这是位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带的一个村庄。随着对抗苏联的战争结束，阿富汗又陷入了新的内战，莎米拉的黑暗时代开始了。因为在她丈夫的眼中，她就是罪恶的象征：一方面莎米拉受过教育，在学校学过读写，另一方面她的姐妹们穿着牛仔裤和超短裙生活在喀布尔。
她丈夫的亲戚们骂她，说她被诅咒了。她丈夫的另一个老婆说，是她让他们陷入了不幸。全家一起吃晚饭时，莎米拉只能在一旁看着。很多时候她都只能吃剩菜剩饭，有时甚至没有东西可吃。饥饿成为她最忠实的伴侣，萨贝尔只会在晚上来到她肮脏的小卧室。他离开之后，他的气味仍然经久不散，这让莎米拉感到很恶心。
而她最恨他的地方在于，他把她变成了一个奴隶。凌晨，人们都还在睡觉时，她就需要为所有人准备好热水，喂好羊和马，挤牛奶，刷洗，清洁，每天如此。如果她犯了错，萨贝尔会用拳头、木棍或树枝打她，有时甚至会打断她的骨头，导致她数周都只能躺在家里。她也因此流产过多次，她将死胎全都埋在房子后面的一棵刺槐树旁。
这个男人的孩子最后只存活了三个，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萨贝尔并不喜欢他们，如果他打仗回来，孩子们敢和他说话，就会挨揍。90年代中期，萨贝尔加入了一个新组织，它承诺会将阿富汗人从军阀混战和腐败中解放出来，那就是塔利班。作为一个技术熟练的手艺人，萨贝尔很快开始为塔利班士兵制作饵雷和自杀式背心。他将之藏在莎米拉的房间中，莎米拉非常担心孩子们会拿来玩。对她来说，这种恐惧一直如影随形。
几年后，莎米拉30多岁了，孩子们也终于长大，她决定走出那一步——逃跑，不管以怎样的形式。但是她刚逃到最近的大城市，一个熟人就认出了她，把她拖回了家。全家一致同意，莎米拉要为自己的背叛行为付出死亡的代价。那时，萨贝尔已经说完祷告语，把绳子套在了她的脖子上，而她的孩子们冲进房间，紧紧抱住了他的手臂和腿。
莎米拉说，她至今仍不知道那次萨贝尔为何宽恕了她，但是她知道，他迟早都会杀死她的，她必须再次尝试逃跑。“我四个孩子的未来得有希望。”莎米拉说。在萨贝尔将她囚禁在家一年之后，她的第二次逃亡成功了。
说起囚禁和逃亡的经历时，莎米拉让人感觉好像有两个女人在讲故事。她的声音飞速转换着，时小时大，语气时而带着恳求意味，时而又十分具有攻击性，仿佛一个小女孩瞬间变成了一个女警，之后又瞬间重新变成了一个小女孩。
不久之后，当莎米拉到达警署时，已经全然是一个女警的样子了。这是一栋巨大的灰绿色建筑，如同堡垒般固若金汤。这里共有345名警察工作，其中只有14名女警，莎米拉是她们中级别最高的。在她的办公室中，叠放着几十起案件的卷宗。
近年来，阿富汗女性的角色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驻军虽然没有为这个国家带来和平，却通过广告、网络和宝莱坞电影等，间接为阿富汗女人唤醒了新的期望，而这导致越来越多的女人开始逃跑。她们引发了第二次战争——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战争。莎米拉办公桌上的那些文件就讲述着这场战争中一个个受害者的故事。
莎米拉说，有时会有她不认识的女人在街上和她搭话，向她讲述自己的恐惧。她们会说：“请帮助我，不然我会自杀。”莎米拉承认，她也对此不知所措，她该做点什么呢？她只是一个警察。
|“我们为何如此悲伤？”|
另一个时常听到类似故事的女人坐在喀布尔的一家医院里。纳奇亚医生是喀布尔少数几个心理医生之一，尽管她和莎米拉从未见面，却在和同一个问题战斗着，即阿富汗女人的心理战争。
九月的一天，纳奇亚医生在她小小的治疗室中见到了一个穿着波卡的女人，她的脸深埋在双手中。这个女人来自农村，患有抑郁症和惊恐发作症，在战争中失去了好几个孩子。
“医生，我总是觉得头晕和胸痛。”
“我告诉过你，你感到胸痛是因为恐惧和压力。你照我教你的那样呼吸了吗？”
“我试过了。”
“阿姨，你要记住：我们人类为何如此悲伤？是因为那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感受会影响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大脑又会影响我们的身体。”
纳奇亚才刚满26岁，是个漂亮的女人。她的脸告诉我们，她的童年被保护得很好，她昂贵的彩色头巾在接待了12个病人之后仍然丝毫不乱。由于病人太多，纳奇亚常常需要同时治疗多个病人，总有人突然闯进她的办公室，比如病人家属想和她说话。
“我的亲戚们告诉我，我的病会让我死掉。”这个女人说。
“你的那些亲戚都没受过教育，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而医生都很聪明，他们读过大学，照他们说的去做。”
“但是我不想死。”
“决定生死的是上帝，没有人知道自己会何时死亡。如果你根本不可能知道，又为何还要担心呢？”
听到纳奇亚和病人说话的方式，总是那么严厉，而且三句话不离上帝，西方人可能会觉得有些奇怪。但就像文化差异一样，阿富汗和西方心理疗法的差异同样巨大。
纳奇亚在巴基斯坦长大，也在那里上了大学。她的父亲是个阿富汗商人，两年前说服她和他一起来了喀布尔。她说，她只是想帮助自己家乡的人们治病。同时，她相信阿富汗人的强大，用专业术语来说，就是精神抵抗力，它是指在危机中变得更强大的能力。如果阿富汗人需要练习点什么，那就是需要练习这种能力。
纳奇亚说，莎米拉这样的女人就是最好的例子。“她们通过帮助其他女人来战胜自己的命运，而且似乎已经将之作为了一种生存策略。这很棒，即使长期来看这样做并不会减少她们的疾病发作频率。”
这天傍晚，这个年轻的心理医生回到了她位于城郊的别墅中，而莎米拉站在她房间的阳台上。她看向街道，有几个孩子在踢足球。她想过要接受心理治疗吗？
莎米拉给出了肯定的答复，但是她表示并不知道该去哪里接受治疗，而且钱都不够吃饭和养孩子了。那之后她就沉默了。有一刻，她看着一架飞机越过山顶，消失在云层中，流下了泪水。然而下一刻电话响起，莎米拉又要去执行任务了。
[译自德国《明星》]
编辑：周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