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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日俄战争为日本在东北实施舆论操纵、殖民文化、经济统治创造了机遇、提供了土壤。《满洲日日新闻》的创刊吹起了日本向东北实施殖民统治的舆论号角，将日本对东北的殖民文化渗透在舆论宣传上推向了极致。战争的胜利为该报赖以生存的环境注入了活力，为其长期的发展、存续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加快加大日本在该地区舆论导向步伐的同时，也加快了东北沦为殖民地的进程，更为日后日本对东北实施武力入侵、经济掠夺赢得话语权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声援保障。
关键词： 日俄战争；动因；文化渗透；《满洲日日新闻》创刊
中图分类号：K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3）03-0053-06
1905年的日俄战争将日本在东北实施殖民文化及殖民统治的梦想变为现实，为日本在这个地区张目自身的价值观、伦理取向创造了机遇，更为日本构筑区域性殖民文化框架搭建了平台。加速日本全社会更加快速发展的同时，为日本资本主义迈向军国主义道路打开了大门。在舆论导向、文化宣传上，为日本在东北实施殖民方针、经济统治、区域经营方面发挥功效、做出巨大贡献的是满铁创刊的日文报纸《满洲日日新闻》①。文章主要采用文献调查的方法，对重要官方文件及相关史料进行收集、整理和分析，拟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从社会文化学的角度出发，对日俄两国以什么为文化认知、伦理取向、精神内涵为生存依托从而发动日俄战争以及《满洲日日新闻》的创刊背景进行探讨和研究。
一、日本的自我认知与日俄文化、价值观的冲突
“日俄战争”与其说是日俄两国武力、国力的较量，毋宁说是文化、思想及意识形态的战争。继英国工业革命以后，沙俄已经完成了本国的工业改革，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日俄两国对东亚的文化渗透、武力扩张始于朝鲜。朝鲜问题是日俄之间发生摩擦、争论的焦点。俄国人强烈要求朝鲜人学习俄语，接受在朝鲜人看来是一种完全不懂的新教——东正教。在俄国人看来，要同化朝鲜人，使他们完全相信东正教才是他们真正的救世主，而不是佛教，更不是大陆的东洋思想。为此，俄国对朝鲜实施小恩小惠。不但教授俄语，还为朝鲜人兴办了一些初等学校。这些策略在1870至1880年代的朝鲜政界以及财界颇受欢迎。由于当时朝鲜特定的国情决定，他们曾一度要摆脱中国的保护。但是对沙俄而言，要“保护”朝鲜并非易事，因为日本也在“保护”朝鲜，而且已经出兵。中国保护朝鲜的目的与日、俄不同，是要朝鲜真正地获得独立自由。中国和朝鲜都是沙俄远东战略目标、武力入侵、文化渗透、经济掠夺的一部分。与朝鲜相比，沙俄对中国更感兴趣。为获得在东北的利益，沙俄承认了德国在胶州的军事占领，为日后自己占领辽东半岛寻找借口。
众所周知，东正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在布道方面虽然也使用类似基督教的语言，以宣传仁爱、博爱为其主调。但俄国人对该宗教的信奉达到了极致的程度。在实际运用上，几乎没有什么仁义挚爱而言。俄罗斯民族、文化、价值取向在与欧洲各国交往、瓜分世界时并不受英美等国家的欢迎。其思维方式怪异、处事哲学偏执、行为诡秘、变化多端。集狭隘的利益熏心和大俄罗斯主义于一身，嗅觉极其灵敏，具有北极熊的特质，竭尽所能将世界为我所用。在国际事物中，全无道德而言。例如，1897年11月22日，在没有事先通知中国，获得清政府允许的情况下，沙俄擅自将舰队开进了旅顺，海军登岸，强暴杀人之事时有发生。对此，俄驻京代办巴布罗福（A.Pavlow）却厚颜无耻地照会中国政府说，俄国并无夺取中国领土之意，占领旅大，系为保护中国免受德国之侵略。德国军队撤走之后，俄军也立即撤退。沙皇在接见清政府驻俄公使杨儒时更是信誓旦旦地称：“俄船借泊，一为胶事，二为度冬，三为助华，防护他国占领” [1] 187。俄国对世界的战略意图是在西方的利益不受损失的同时，也妄想把东方的霸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马克思指出：“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2]81。近代以来，日本最大的成功就是自我意识的更新。这种更新不但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法律法规上得到过验证，更从国民的思想上、观念上得到了体现。将一系列法规、政策等实施开来的是日本政府。这种自上而下的变革使日本不但在国际事物中得到了认可，更从国际上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这种使人惊奇之处，似乎是在政治方面，而格外可以惊奇的却在心理学方面” [3]1。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的指导者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在引领国民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内田康哉①在1890（明治23）年8月的日记当中，对亚洲的形势做了如下的分析：“释迦牟尼的诞生地、冠以世界富饶之地的印度已在英国的统治下多年。支那徒称老大。也被欧美驱逐在外。……日本虽然可以呈现一时昌盛，能够期待幸福。但是其威力应该依托亚洲才能与欧洲抗衡”②。作为一名资深的外交官，内田的理论可以说是日本早期对亚洲的认知以及对日本在亚洲所处位置的说明。内田充分地意识到日本只有在亚洲或者说在东亚这个范围之内才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可以及彰显自己的特性和权威。“为了兴亚，日清韩的结合是兴亚的第一步。日本必须作为亚洲的指导者。日本应该作为亚洲人种的盟主”③。为了使亚洲各国承认日本，仰望盟主的地位，作为实现该策略之一手段，“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首先可能会出现一两个国家间的争斗。对支那而言，应该提倡和奖励日本人移居亚洲各地”④。由此可以看出，内田的论说是日本对朝鲜的入侵以及对清政府开战的理论基础，也是日本殖民主义理论的雏形。
“从未损失过一条船，打过一次败仗的日本，曾将中国的势力摧毁过，造就了一个新朝鲜，将伊自己的领土扩大了，使东方的政治全部变了颜色” [3]1。近代的日本忘记了“瞬间的羞涩”，勇敢地面对欧洲的近代文明，“仅仅受到西方最初挑战就主动做出强烈反应”，开国引进西方文明，较顺利地进行了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改革。举国一致推行“殖产兴业”路线，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由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这种新纪元的开拓都归功于“明治维新的结构性变革”⑤。“殖产兴业”路线的成功实施加速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对东亚的认知和自身价值观的改变都来自于“代价很大的心力上的整顿，只在民族显出特种力量的趋向上得到良好结果” [3]2。幕府末期，明治维新时，日本所面临的历史任务是，“对外要从欧美列强的压迫下把日本国家和人民解放出来，建立独立自主的主权。另一方面要废除封建闭关自守的排外主义及其另一表现形式——凌辱侵略主义，并广泛同世界各国建立互不侵犯、平等互惠的友好关系”[4]1。明治维新的另一个成功所在就是使日本摆脱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日本真正获得了独立自主的权利，登上了西方资本主义布置在东亚的最后一班船，成功地操纵了国内的舆论，比较顺利地处理了国内的各种矛盾及事物。最令日本统治当局感到惊喜的是日本民众达到了“言行一致”的高度。这些都为日本迈向资本主义道路，从而实现日本式的近代化国家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正如佐佐木高行①在1871年（明治4年）4 月28日的日记内写道，“凡是稍有远见的人都说：国内人民如果不能平等，就不能扬国威于海外。‘人人自立，其国自然独立’”[5]84。 二、源动力驱使的战争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观，任何一个事物、现象的演变都不是突然发生的，任何一个事件的生成和发展也都不是跨越式的，无论从表面看是多么突发的事变，都必定有其内在事物的渐次解构，进而得出向前发展的驱动力。从1898年开始，日本就已经进入对俄战争的准备当中。当时的总理山县虽然采取了《北守南进》②的策略。并为此作了理论说明，“眼下我国的国情已经进入整理财政、军备扩张时期。经过数年的积极整理财政、军备扩张工作已经顺利结束。但我国的外交政策仍然采取圆满的方针，尽量避免与外国发生麻烦。③”但是，随着东北时局的变化以及日本对大陆政策的调整，日本参谋本部已经将方针转到了《北进南守》政策上来了。也就是说从1901年开始，日本对华的航线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青木周④ 在所撰的《东亚细亚列国的权衡》一书中论述了当时东亚的形式，“将俄国从亚洲踢出去对东亚人民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基本原则。即东亚各国彼此唇齿相依、利益相关。日清两国之间需要完全永久的协作”[6] 102-103。青木的论说与山县的理论同出一辙，也是日本明治以来对华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面对西方列强对远东的侵略，同文、同种、同教的日中联盟能形成以东洋人的东洋思想为核心的东亚民族主义。当时的日本试图在“构建”一个东亚社会的文化。即（以日本为首的）东亚社会中的群体有一种共同的基础，这种（日本式的）文化基础为所有成员共享，其思想、价值观和审美趣味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在日本看来，以西方文化为主流统治东方的格局应该在二十世纪初被打破。为了获得清政府的同情和支持，山县对自己的理论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如果我国的财政、兵力允许的话，应该与清国提携”⑤。山县的意见书成功地操纵了日本的舆论界，发挥了巨大的功效。舆论的转型势必操纵文化的转型，使日本人对文化的认知发生了质的变化。整个日本民族确信要发展经济，提高国民生产总值，以至于改变国家的命运，就必须按照山县内阁的既定方针，一致对外。这样，整个日本民族就变成了一部战争机器，积极为日俄战争做准备。
但是，日本清楚地意识到对以中国为首的亚洲的文化渗透以及要达到后来的武力入侵并非易事。单凭日本自身的能量很难做到这一点。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下，日本要彰显自身的价值，从而实现“作为亚洲人种盟主”的目标，没有得到西方强有力的支持和帮助是很难成功的。日本的实力还达不到同时对付俄国及其同盟国的程度。因此，它积极地寻求国际上的同盟者。依靠西方某一个列强是当时日本必须要实施的一项计划。竭力争取英国并且达成“日英同盟”⑥对日本至关重要。两国中一方，若为此而与第三国开战，“则他方应守严正中立，并努力防止其它国家参加战事攻击其同盟”。如果第三国的同盟国也参加作战，“则他一缔约国应予以援助，共同作战”，直至两国都同意媾和为止[1]145。日英同盟针对的敌人就是俄国及其盟国法国。英国确信日本是他们在亚洲真正的东方朋友。正如罗斯福后来在给他的密友，英国外交官普林·赖斯的密信中所说：“这场战争刚一爆发，我就以最有礼貌、最慎重的方式通知法德两国，如俄、德、法三国再像1894年（应为1895年）那样联合起来反对日本的话，我就立即帮助日本。日本需要我帮助多久就帮助多久”①。罗斯福在写给他儿子的信中也说：“日本获胜，我极其高兴。因为日本的做法对我们有力”②。日本在获得英国如此有理的政治上和军事上愿为其后援的保证后，便决心对俄国发动战争。
从人类近代发展史看，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势必要将资本市场转向海外。扩大国内外市场和补充原料是摆在近代西方国家面前的一个问题。特别是日本，由于国内正处于一个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型阶段，原始农耕制并没有完全废除掉，广大农民生活水平还很低下。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得不到充分地发挥，产品并没有一个广大的市场。加之原材料短缺、盲目生产、管理机制不健全等因素极大地阻碍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日本自我意识更新除了政治、军事、外交以及国际环境方面的影响之外，还有一个经济意识更新的理由。日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敢于冒险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敢于与俄国抗衡争夺东亚的所有权表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已经具备了发动一场战争的实力。到了近代的后期，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到了膨胀程度，势必要将“殖产兴业”方针延伸到海外。这是由于日本社会内部矛盾以及国际社会的总体走向推动日本必须要走的路线。如果说“甲午战争”加快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步伐的话，那么“日俄战争”就将日本推向了军国主义的道路。日俄之间在对东方的认知上虽然存在着差异，但基本相同。都想作为东亚的霸主。从这个意义上讲，日俄价值观均不可信。
三、《满洲日日新闻》的创刊
照搬、临摹西方殖民主义思想是日本在对东亚实施所谓日本式的治理和统治时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为了将自己所代表的那种先进文化融入殖民地、澄清污浊的殖民地文化，以武力或者同化的手段兼并吞没殖民地、奴化殖民地人民等一系列问题是近代以来摆在日本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为此，日本当局进行了长年累月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以便从敌对国或者其他国手中不断地获得一并能激发自己国家综合国力的营养和要素，并且使这种综合国力持久延长。
备战与俄国的战争，竭尽全力向前推进富国强兵的国策、转变国内的经济危机使日本萌生了再创辉煌的念头、造出了驱动力的杠杆，更使军部抓到了对外扩张的机会。转变政策也使外务省对舆论操纵、文化宣传具体化了。“对报纸的掌控从原来的中性立场逐渐地转向宣传战争、宣传日本的国威、宣传日本的生命线的重要性”[7]上来了。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废除了天津的《国闻报》③。1902年4月3日，日本驻清公使西德二郎在给外务省的报告里明确提到；“《国闻报》的论说和记事常常和改革派表达同一意思，伤害了清廷的感情，毫无益处可言。……外务省对日本在华经营报纸的方针是，《国闻报》单纯作为我国外交上的一纸机关报纸，宣传帝国政府经营的话，对清廷进行报道时，下笔要特别地慎重。不能背离善磷友谊的本意”④。之后，日本又把希望寄托在了在上海创刊的《同文沪报》⑤身上。外务省自1902年12月开始，每个月向《同文沪报》给予527日元的补助金，以帮助井手三郎顺利管理该报社。此外，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提供了不少的资金。随着日俄战争的爆发，外务省加大了补助金的投入。在原有的补助金之上，还增加了宣传扩展费300日元。尽管外务省在日俄战争期间在原有的基础之上添加相当数量的资金，以补该报经费欠缺问题。但是《同文沪报》却是一纸没有按照外务省的要求运营的报纸，并没有因为战争的扩大而增长报纸的发行数量，对战争的报道做的也不到位。也就是说没有完全按照外务省的精神发表评论。1907年8月10日，外务省电报通知了井手，表明补助金仅仅再给当年一年，接到这个通知的井手不得不在第二年的1908年2月将该报转卖出去。这样，《同文沪报》就结束了八年的经营历史。 从以上的资料来看，日本外务省在对《同文沪报》的资金赞助方面投入了可观的钱财，极力维护该报的生存，以便达到对华宣传日俄战争的战况、以及高唱日本在战争中所代表的正义立场，为日本夺取辽东半岛找到一个合情合理的舆论支撑的目的。同时，也为日后日本在东北创办《满洲日日新闻》（关于该报的论调及价值取向，笔者将另撰文阐述。）摸索出了经验，铺平了道路。
从文化的视角探讨《满洲日日新闻》的话，“硬的经济和军事权利的增长会提高自信心、自负感”[8]92。日俄均想通过硬的军事实力来创造大量的“阅听人”，以此来加强领地建设。因为他们都清楚地认识到，“软权利只有建立在硬权利的基础上才成为权利”[8]95。在日本看来，俄罗斯文化极具侵略性。如果不从武力上战胜俄国的话，日本自身难保。日本民族以及文化能否延续、生存下去就在此一搏。他们清醒地看到，文化“被看作是根植于物质上的胜利与影响时，它们就是有吸引力的”[8]101。日本自身的成功使他们相信至少在东亚圈内与其他民族相比，自己的文化或软权利更优越，并试图增大增强本民族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力。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叶的世界，正是充满战争武力的世界，这个时期也是确认“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其他国家更愿追随”[9]181-182其领导的时期。日俄战争正是日俄两个列强为了争夺在东亚的软权利而通过彰显各自的硬权利而发动的武力争夺战争。日本并没有因获得战争的胜利而感到万事大吉。此时的日本并没有因为获得南满洲铁路的所有权而感到高兴。日本担心自身的努力能否平息西方的舆论，自己所谓的新东洋思想、意识观念能否得到西方的认可，特别是英美国家的认可直接决定了日本在东北能否站住脚，继续生存下去。从这个角度看，当时的日本似乎在制定“亚洲宪章”，试图从舆论上、精神上创造出大量的阅听人和“追随人”。 “战争是文化扩张的一种手段。在武力结束之后，实施文化扩张的方法是通过报纸等媒体来实现的。战争为报社和报纸的建立和发行创造了机会，反过来报社和报纸也为战争进行有利的鼓动和宣传”[7]342。战争总能使报社的数量和报纸的发行量得到提升。所以，战争和报社是一对孪生兄弟姊妹。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就试图在东北创刊一部报纸来宣传、彰显日本的立场、伦理价值观及精神取向。
《满洲日日新闻》高唱日本在战争中所代表的正义立场，为日本夺取辽东半岛找到一个合情合理的舆论支撑，借助该报纸将西方列强特别是俄国的媒体势力挤出东北，从而达到在舆论上独占东北的目的。作为“满铁”的机关报（关于满铁对该报的资金援助、人事任命、运营管理之事，笔者将另撰文论述。），社长森山守次①在当日创刊词中开宗明义对《满洲日日新闻》创刊的方针、意义、目的进行了详细的论述。“逢天长节②佳辰之际，仅此满洲日日新闻创刊，我等自知菲才、力薄才浅，然力图将笔墨触及全满洲之各领域。虽恐招责，实感平息各方议论、发表己见之难，但我等竭力进取，期待充当我满洲经营之急先锋是也。所以然则因我等皆具忠诚爱国、忧虑众生之资质也”③。
《满洲日日新闻》以满铁雄厚的资金为后援和支柱，在长达近38年的存续时间里以其独特的办报方式和强大的舆论攻势在东北的舆论阵地上独占鳌头。东北各地的许多报纸在舆论宣传方式上几乎以该报的论点作为理论支撑和话语表现形式。作为日本在东北实施殖民主义政策的“急先锋”，该报规模之大、组织机构之完善、人员配备之整齐、专业化程度之高、宣传面之广等都无疑表明其它报纸都无法与该报抗衡和竞争。
日俄之间的争斗无疑是人类发展的一种表现形式。文化的衰退导致国家、民族的衰败。当时的东北形势是日、清、俄三国各占一部分，平分秋色，即俄据北、清据中、日据南。从这个角度来看，东北似乎成为了日俄的角斗场。对该地的政务，清政府好像没有了发言权，几乎被置身于世外。对日俄两国在东北的所有权之事，英美等列强更倾向于日本。以大连为中心，采用辐射式方法是当时日本在东北地区办报的特点。《满洲日日新闻》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出现的一份特殊报纸，是半殖民地的东北在无力掌控自我文化和舆论主导权的情况下出现的特殊产物。该报的论调为日后日本统治东北奠定了牢固的理论基础。日本试图通过该报将日本的立场、观点从理论上向世界解释、说明，加大加强在东北的舆论主导权，力争在世界舆论阵地占有一席之地。如果说北京的《顺天时报》和上海的《同文沪报》纯粹是日本为了赢得日俄战争胜利而创刊及经营的报纸的话，那么，《满洲日日新闻》就是这场战争的战利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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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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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青木周蔵.青木周蔵自传[M].东京：平凡社（东洋文库），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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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周琪 刘绯，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5.
[9] [美]Joseph S.Nye，Jr.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M].New York：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ly， 1990.
[责任编辑 敦 鹏]
关键词： 日俄战争；动因；文化渗透；《满洲日日新闻》创刊
中图分类号：K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3）03-0053-06
1905年的日俄战争将日本在东北实施殖民文化及殖民统治的梦想变为现实，为日本在这个地区张目自身的价值观、伦理取向创造了机遇，更为日本构筑区域性殖民文化框架搭建了平台。加速日本全社会更加快速发展的同时，为日本资本主义迈向军国主义道路打开了大门。在舆论导向、文化宣传上，为日本在东北实施殖民方针、经济统治、区域经营方面发挥功效、做出巨大贡献的是满铁创刊的日文报纸《满洲日日新闻》①。文章主要采用文献调查的方法，对重要官方文件及相关史料进行收集、整理和分析，拟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从社会文化学的角度出发，对日俄两国以什么为文化认知、伦理取向、精神内涵为生存依托从而发动日俄战争以及《满洲日日新闻》的创刊背景进行探讨和研究。
一、日本的自我认知与日俄文化、价值观的冲突
“日俄战争”与其说是日俄两国武力、国力的较量，毋宁说是文化、思想及意识形态的战争。继英国工业革命以后，沙俄已经完成了本国的工业改革，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日俄两国对东亚的文化渗透、武力扩张始于朝鲜。朝鲜问题是日俄之间发生摩擦、争论的焦点。俄国人强烈要求朝鲜人学习俄语，接受在朝鲜人看来是一种完全不懂的新教——东正教。在俄国人看来，要同化朝鲜人，使他们完全相信东正教才是他们真正的救世主，而不是佛教，更不是大陆的东洋思想。为此，俄国对朝鲜实施小恩小惠。不但教授俄语，还为朝鲜人兴办了一些初等学校。这些策略在1870至1880年代的朝鲜政界以及财界颇受欢迎。由于当时朝鲜特定的国情决定，他们曾一度要摆脱中国的保护。但是对沙俄而言，要“保护”朝鲜并非易事，因为日本也在“保护”朝鲜，而且已经出兵。中国保护朝鲜的目的与日、俄不同，是要朝鲜真正地获得独立自由。中国和朝鲜都是沙俄远东战略目标、武力入侵、文化渗透、经济掠夺的一部分。与朝鲜相比，沙俄对中国更感兴趣。为获得在东北的利益，沙俄承认了德国在胶州的军事占领，为日后自己占领辽东半岛寻找借口。
众所周知，东正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在布道方面虽然也使用类似基督教的语言，以宣传仁爱、博爱为其主调。但俄国人对该宗教的信奉达到了极致的程度。在实际运用上，几乎没有什么仁义挚爱而言。俄罗斯民族、文化、价值取向在与欧洲各国交往、瓜分世界时并不受英美等国家的欢迎。其思维方式怪异、处事哲学偏执、行为诡秘、变化多端。集狭隘的利益熏心和大俄罗斯主义于一身，嗅觉极其灵敏，具有北极熊的特质，竭尽所能将世界为我所用。在国际事物中，全无道德而言。例如，1897年11月22日，在没有事先通知中国，获得清政府允许的情况下，沙俄擅自将舰队开进了旅顺，海军登岸，强暴杀人之事时有发生。对此，俄驻京代办巴布罗福（A.Pavlow）却厚颜无耻地照会中国政府说，俄国并无夺取中国领土之意，占领旅大，系为保护中国免受德国之侵略。德国军队撤走之后，俄军也立即撤退。沙皇在接见清政府驻俄公使杨儒时更是信誓旦旦地称：“俄船借泊，一为胶事，二为度冬，三为助华，防护他国占领” [1] 187。俄国对世界的战略意图是在西方的利益不受损失的同时，也妄想把东方的霸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马克思指出：“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2]81。近代以来，日本最大的成功就是自我意识的更新。这种更新不但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法律法规上得到过验证，更从国民的思想上、观念上得到了体现。将一系列法规、政策等实施开来的是日本政府。这种自上而下的变革使日本不但在国际事物中得到了认可，更从国际上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这种使人惊奇之处，似乎是在政治方面，而格外可以惊奇的却在心理学方面” [3]1。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的指导者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在引领国民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内田康哉①在1890（明治23）年8月的日记当中，对亚洲的形势做了如下的分析：“释迦牟尼的诞生地、冠以世界富饶之地的印度已在英国的统治下多年。支那徒称老大。也被欧美驱逐在外。……日本虽然可以呈现一时昌盛，能够期待幸福。但是其威力应该依托亚洲才能与欧洲抗衡”②。作为一名资深的外交官，内田的理论可以说是日本早期对亚洲的认知以及对日本在亚洲所处位置的说明。内田充分地意识到日本只有在亚洲或者说在东亚这个范围之内才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可以及彰显自己的特性和权威。“为了兴亚，日清韩的结合是兴亚的第一步。日本必须作为亚洲的指导者。日本应该作为亚洲人种的盟主”③。为了使亚洲各国承认日本，仰望盟主的地位，作为实现该策略之一手段，“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首先可能会出现一两个国家间的争斗。对支那而言，应该提倡和奖励日本人移居亚洲各地”④。由此可以看出，内田的论说是日本对朝鲜的入侵以及对清政府开战的理论基础，也是日本殖民主义理论的雏形。
“从未损失过一条船，打过一次败仗的日本，曾将中国的势力摧毁过，造就了一个新朝鲜，将伊自己的领土扩大了，使东方的政治全部变了颜色” [3]1。近代的日本忘记了“瞬间的羞涩”，勇敢地面对欧洲的近代文明，“仅仅受到西方最初挑战就主动做出强烈反应”，开国引进西方文明，较顺利地进行了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改革。举国一致推行“殖产兴业”路线，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由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这种新纪元的开拓都归功于“明治维新的结构性变革”⑤。“殖产兴业”路线的成功实施加速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对东亚的认知和自身价值观的改变都来自于“代价很大的心力上的整顿，只在民族显出特种力量的趋向上得到良好结果” [3]2。幕府末期，明治维新时，日本所面临的历史任务是，“对外要从欧美列强的压迫下把日本国家和人民解放出来，建立独立自主的主权。另一方面要废除封建闭关自守的排外主义及其另一表现形式——凌辱侵略主义，并广泛同世界各国建立互不侵犯、平等互惠的友好关系”[4]1。明治维新的另一个成功所在就是使日本摆脱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日本真正获得了独立自主的权利，登上了西方资本主义布置在东亚的最后一班船，成功地操纵了国内的舆论，比较顺利地处理了国内的各种矛盾及事物。最令日本统治当局感到惊喜的是日本民众达到了“言行一致”的高度。这些都为日本迈向资本主义道路，从而实现日本式的近代化国家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正如佐佐木高行①在1871年（明治4年）4 月28日的日记内写道，“凡是稍有远见的人都说：国内人民如果不能平等，就不能扬国威于海外。‘人人自立，其国自然独立’”[5]84。 二、源动力驱使的战争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观，任何一个事物、现象的演变都不是突然发生的，任何一个事件的生成和发展也都不是跨越式的，无论从表面看是多么突发的事变，都必定有其内在事物的渐次解构，进而得出向前发展的驱动力。从1898年开始，日本就已经进入对俄战争的准备当中。当时的总理山县虽然采取了《北守南进》②的策略。并为此作了理论说明，“眼下我国的国情已经进入整理财政、军备扩张时期。经过数年的积极整理财政、军备扩张工作已经顺利结束。但我国的外交政策仍然采取圆满的方针，尽量避免与外国发生麻烦。③”但是，随着东北时局的变化以及日本对大陆政策的调整，日本参谋本部已经将方针转到了《北进南守》政策上来了。也就是说从1901年开始，日本对华的航线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青木周④ 在所撰的《东亚细亚列国的权衡》一书中论述了当时东亚的形式，“将俄国从亚洲踢出去对东亚人民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基本原则。即东亚各国彼此唇齿相依、利益相关。日清两国之间需要完全永久的协作”[6] 102-103。青木的论说与山县的理论同出一辙，也是日本明治以来对华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面对西方列强对远东的侵略，同文、同种、同教的日中联盟能形成以东洋人的东洋思想为核心的东亚民族主义。当时的日本试图在“构建”一个东亚社会的文化。即（以日本为首的）东亚社会中的群体有一种共同的基础，这种（日本式的）文化基础为所有成员共享，其思想、价值观和审美趣味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在日本看来，以西方文化为主流统治东方的格局应该在二十世纪初被打破。为了获得清政府的同情和支持，山县对自己的理论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如果我国的财政、兵力允许的话，应该与清国提携”⑤。山县的意见书成功地操纵了日本的舆论界，发挥了巨大的功效。舆论的转型势必操纵文化的转型，使日本人对文化的认知发生了质的变化。整个日本民族确信要发展经济，提高国民生产总值，以至于改变国家的命运，就必须按照山县内阁的既定方针，一致对外。这样，整个日本民族就变成了一部战争机器，积极为日俄战争做准备。
但是，日本清楚地意识到对以中国为首的亚洲的文化渗透以及要达到后来的武力入侵并非易事。单凭日本自身的能量很难做到这一点。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下，日本要彰显自身的价值，从而实现“作为亚洲人种盟主”的目标，没有得到西方强有力的支持和帮助是很难成功的。日本的实力还达不到同时对付俄国及其同盟国的程度。因此，它积极地寻求国际上的同盟者。依靠西方某一个列强是当时日本必须要实施的一项计划。竭力争取英国并且达成“日英同盟”⑥对日本至关重要。两国中一方，若为此而与第三国开战，“则他方应守严正中立，并努力防止其它国家参加战事攻击其同盟”。如果第三国的同盟国也参加作战，“则他一缔约国应予以援助，共同作战”，直至两国都同意媾和为止[1]145。日英同盟针对的敌人就是俄国及其盟国法国。英国确信日本是他们在亚洲真正的东方朋友。正如罗斯福后来在给他的密友，英国外交官普林·赖斯的密信中所说：“这场战争刚一爆发，我就以最有礼貌、最慎重的方式通知法德两国，如俄、德、法三国再像1894年（应为1895年）那样联合起来反对日本的话，我就立即帮助日本。日本需要我帮助多久就帮助多久”①。罗斯福在写给他儿子的信中也说：“日本获胜，我极其高兴。因为日本的做法对我们有力”②。日本在获得英国如此有理的政治上和军事上愿为其后援的保证后，便决心对俄国发动战争。
从人类近代发展史看，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势必要将资本市场转向海外。扩大国内外市场和补充原料是摆在近代西方国家面前的一个问题。特别是日本，由于国内正处于一个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型阶段，原始农耕制并没有完全废除掉，广大农民生活水平还很低下。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得不到充分地发挥，产品并没有一个广大的市场。加之原材料短缺、盲目生产、管理机制不健全等因素极大地阻碍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日本自我意识更新除了政治、军事、外交以及国际环境方面的影响之外，还有一个经济意识更新的理由。日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敢于冒险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敢于与俄国抗衡争夺东亚的所有权表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已经具备了发动一场战争的实力。到了近代的后期，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到了膨胀程度，势必要将“殖产兴业”方针延伸到海外。这是由于日本社会内部矛盾以及国际社会的总体走向推动日本必须要走的路线。如果说“甲午战争”加快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步伐的话，那么“日俄战争”就将日本推向了军国主义的道路。日俄之间在对东方的认知上虽然存在着差异，但基本相同。都想作为东亚的霸主。从这个意义上讲，日俄价值观均不可信。
三、《满洲日日新闻》的创刊
照搬、临摹西方殖民主义思想是日本在对东亚实施所谓日本式的治理和统治时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为了将自己所代表的那种先进文化融入殖民地、澄清污浊的殖民地文化，以武力或者同化的手段兼并吞没殖民地、奴化殖民地人民等一系列问题是近代以来摆在日本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为此，日本当局进行了长年累月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以便从敌对国或者其他国手中不断地获得一并能激发自己国家综合国力的营养和要素，并且使这种综合国力持久延长。
备战与俄国的战争，竭尽全力向前推进富国强兵的国策、转变国内的经济危机使日本萌生了再创辉煌的念头、造出了驱动力的杠杆，更使军部抓到了对外扩张的机会。转变政策也使外务省对舆论操纵、文化宣传具体化了。“对报纸的掌控从原来的中性立场逐渐地转向宣传战争、宣传日本的国威、宣传日本的生命线的重要性”[7]上来了。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废除了天津的《国闻报》③。1902年4月3日，日本驻清公使西德二郎在给外务省的报告里明确提到；“《国闻报》的论说和记事常常和改革派表达同一意思，伤害了清廷的感情，毫无益处可言。……外务省对日本在华经营报纸的方针是，《国闻报》单纯作为我国外交上的一纸机关报纸，宣传帝国政府经营的话，对清廷进行报道时，下笔要特别地慎重。不能背离善磷友谊的本意”④。之后，日本又把希望寄托在了在上海创刊的《同文沪报》⑤身上。外务省自1902年12月开始，每个月向《同文沪报》给予527日元的补助金，以帮助井手三郎顺利管理该报社。此外，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提供了不少的资金。随着日俄战争的爆发，外务省加大了补助金的投入。在原有的补助金之上，还增加了宣传扩展费300日元。尽管外务省在日俄战争期间在原有的基础之上添加相当数量的资金，以补该报经费欠缺问题。但是《同文沪报》却是一纸没有按照外务省的要求运营的报纸，并没有因为战争的扩大而增长报纸的发行数量，对战争的报道做的也不到位。也就是说没有完全按照外务省的精神发表评论。1907年8月10日，外务省电报通知了井手，表明补助金仅仅再给当年一年，接到这个通知的井手不得不在第二年的1908年2月将该报转卖出去。这样，《同文沪报》就结束了八年的经营历史。 从以上的资料来看，日本外务省在对《同文沪报》的资金赞助方面投入了可观的钱财，极力维护该报的生存，以便达到对华宣传日俄战争的战况、以及高唱日本在战争中所代表的正义立场，为日本夺取辽东半岛找到一个合情合理的舆论支撑的目的。同时，也为日后日本在东北创办《满洲日日新闻》（关于该报的论调及价值取向，笔者将另撰文阐述。）摸索出了经验，铺平了道路。
从文化的视角探讨《满洲日日新闻》的话，“硬的经济和军事权利的增长会提高自信心、自负感”[8]92。日俄均想通过硬的军事实力来创造大量的“阅听人”，以此来加强领地建设。因为他们都清楚地认识到，“软权利只有建立在硬权利的基础上才成为权利”[8]95。在日本看来，俄罗斯文化极具侵略性。如果不从武力上战胜俄国的话，日本自身难保。日本民族以及文化能否延续、生存下去就在此一搏。他们清醒地看到，文化“被看作是根植于物质上的胜利与影响时，它们就是有吸引力的”[8]101。日本自身的成功使他们相信至少在东亚圈内与其他民族相比，自己的文化或软权利更优越，并试图增大增强本民族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力。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叶的世界，正是充满战争武力的世界，这个时期也是确认“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其他国家更愿追随”[9]181-182其领导的时期。日俄战争正是日俄两个列强为了争夺在东亚的软权利而通过彰显各自的硬权利而发动的武力争夺战争。日本并没有因获得战争的胜利而感到万事大吉。此时的日本并没有因为获得南满洲铁路的所有权而感到高兴。日本担心自身的努力能否平息西方的舆论，自己所谓的新东洋思想、意识观念能否得到西方的认可，特别是英美国家的认可直接决定了日本在东北能否站住脚，继续生存下去。从这个角度看，当时的日本似乎在制定“亚洲宪章”，试图从舆论上、精神上创造出大量的阅听人和“追随人”。 “战争是文化扩张的一种手段。在武力结束之后，实施文化扩张的方法是通过报纸等媒体来实现的。战争为报社和报纸的建立和发行创造了机会，反过来报社和报纸也为战争进行有利的鼓动和宣传”[7]342。战争总能使报社的数量和报纸的发行量得到提升。所以，战争和报社是一对孪生兄弟姊妹。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就试图在东北创刊一部报纸来宣传、彰显日本的立场、伦理价值观及精神取向。
《满洲日日新闻》高唱日本在战争中所代表的正义立场，为日本夺取辽东半岛找到一个合情合理的舆论支撑，借助该报纸将西方列强特别是俄国的媒体势力挤出东北，从而达到在舆论上独占东北的目的。作为“满铁”的机关报（关于满铁对该报的资金援助、人事任命、运营管理之事，笔者将另撰文论述。），社长森山守次①在当日创刊词中开宗明义对《满洲日日新闻》创刊的方针、意义、目的进行了详细的论述。“逢天长节②佳辰之际，仅此满洲日日新闻创刊，我等自知菲才、力薄才浅，然力图将笔墨触及全满洲之各领域。虽恐招责，实感平息各方议论、发表己见之难，但我等竭力进取，期待充当我满洲经营之急先锋是也。所以然则因我等皆具忠诚爱国、忧虑众生之资质也”③。
《满洲日日新闻》以满铁雄厚的资金为后援和支柱，在长达近38年的存续时间里以其独特的办报方式和强大的舆论攻势在东北的舆论阵地上独占鳌头。东北各地的许多报纸在舆论宣传方式上几乎以该报的论点作为理论支撑和话语表现形式。作为日本在东北实施殖民主义政策的“急先锋”，该报规模之大、组织机构之完善、人员配备之整齐、专业化程度之高、宣传面之广等都无疑表明其它报纸都无法与该报抗衡和竞争。
日俄之间的争斗无疑是人类发展的一种表现形式。文化的衰退导致国家、民族的衰败。当时的东北形势是日、清、俄三国各占一部分，平分秋色，即俄据北、清据中、日据南。从这个角度来看，东北似乎成为了日俄的角斗场。对该地的政务，清政府好像没有了发言权，几乎被置身于世外。对日俄两国在东北的所有权之事，英美等列强更倾向于日本。以大连为中心，采用辐射式方法是当时日本在东北地区办报的特点。《满洲日日新闻》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出现的一份特殊报纸，是半殖民地的东北在无力掌控自我文化和舆论主导权的情况下出现的特殊产物。该报的论调为日后日本统治东北奠定了牢固的理论基础。日本试图通过该报将日本的立场、观点从理论上向世界解释、说明，加大加强在东北的舆论主导权，力争在世界舆论阵地占有一席之地。如果说北京的《顺天时报》和上海的《同文沪报》纯粹是日本为了赢得日俄战争胜利而创刊及经营的报纸的话，那么，《满洲日日新闻》就是这场战争的战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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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敦 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