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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考是牵动全社会的热点问题。近年来，一些应届高中毕业生在高考报名期间主动放弃高考报名，这种现象一经媒体报道即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也引发了较为激烈的争论。本文拟将其置于高等教育发展的背景下，从教育的信号功能和生产功能出发，运用人力资本理论和信号模型，对放弃高等教育的现象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和思考，进而得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一些新的特点。
[关键词]高等教育 大众化 人力资本 信号模型
一、问题的提出
高考越来越成为社会焦点，牵动着亿万个家庭，也为全社会所关注。2009年起，人们开始关注一个之前没有注意到的现象一些应届高中毕业生在高考报名期间主动选择了放弃。2009年高考报名人数为1020万人，其中应届高中毕业生报名人数为750万人，有84万人没有报名，超过了应届学生总人数的10％。2010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946万余人，比2009年减少74万人，虽然放弃高考的应届高中毕业生的具体人数暂时无法得到，但是社会和媒体对于众多考生主动放弃高考这一现象的关注进一步升温。
主动放弃高考的原因应该说是非常复杂的。一般来讲，专家和学者将其原因归结为这样几个：一是适龄人口的减少，根据统计，我国现阶段的适龄升学人口正在不断下降，2008年、2009年和2010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人数分别是849万、834万、803万，逐年下降。二是由于新课改等原因，复读生人数大量减少。三是不少学生转寻其他受教育方式，不再视参加高考、读大学为唯一出路。四是多元化就业吸引了不少学生提早进入就业市场。此外，对于贫困家庭的学生来说，大学的学费是一笔不小的数字，经济成本高也是原因之一。
应该说这些原因都可能会导致学生主动放弃高考。但是，不同的学生，放弃的原因可能是不同的，也可能是不同原因的共同作用。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偶然的，还是与教育发展的阶段性有关?它是否带有阶段性的特征?从这个角度对其进行分析与思考，是本文的出发点。
二、一个简单分析
我们先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先不考虑是否能够考取等因素，对于一个应届高中毕业生来说，读大学的期望收益为s，，不读大学的期望收益为s：，读大学的直接成本为c。于是该生读大学的期望收益为：
E=s1-s2-c
很明显，E越大，学生读大学的动力就越强。下面我们对这个公式中的几个要素：读大学的期望收益s1、不读大学的期望收益s2和读大学的成本c进行一个分析。
s1为学生接受大学教育的收益，直接的部分主要为大学毕业后的收入，不容忽视的另一部分应该包括读大学带来的个人和家庭的荣誉感。不读大学的收益s21主要是不读大学而直接就业的收入，读大学的直接成本c包括学费、书费，以及读书期间的生活费等。
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就业遇到了一定的困难，如大学毕业生难以顺利就业、起薪逐渐降低等，这直接导致读大学的期望收益降低。至于预期中的非货币化收益，似乎也在贬值。长期以来在群众的思想观念中，“大学生”意味着社会地位的提升，这本是读大学的期望收益中很重要的部分，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接受大学教育的人数越来越多，高等教育已从以前的精英教育阶段进入到大众化阶段，“大学生”在一定程度上不再是以前高贵身份的象征，它变得越来越普遍，在这个程度上说，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所能得到的荣誉感和社会地位的上升感在下降，带给人的期望收益并不像以前那么重要。综合来讲，读大学的期望收益在下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上世纪90年代开始，读大学不再由国家负责全部费用，个人需要支付接受高等教育的部分成本。尽管从成本核算看，个人负担的部分并不是培养费用的全部，但是学费的上升仍是大家在意的现实，对于个人和家庭、尤其是贫困家庭来说，这部分的成本不容忽视。也就是说，读大学的直接成本在提高。
至于不读大学的期望收益，相比之下，并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其上升或下降。考虑到改革不断深化、多元化就业方式发展、就业渠道逐渐扩展等因素，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读大学的就业跟读大学后的就业相比，并没有明显地增加难度，也就是说，不读大学的期望收益相比读大学的期望收益来说，并没有明显地下降。
综合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读大学的期望收益在降低。这似乎是一个解释，能为部分应届毕业生放弃接受高等教育提供一个理性的原因。
三、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新特点
以上的简单分析，似乎给出了合理的解释，但是我们的思考不能到此为止。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以后，以前的概念哪些已经发生了变化?哪些还将发生变化?它应该带给我们怎样的认识?这些都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
1.教育的生产力功能：人力资本理论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教育是提高个人人力资本的有效途径。教育带来的收益既有私人收益，也有社会收益。私人收益包括分配能力、应对不平衡的能力、生产技能、组织管理能力、可培训能力等。此外，还有教育的非货币化收益，包括对于个体大量的心理的、行为的、认知的和情感的等方面的作用。
研究表明，尤其在高等教育阶段，教育的私人收益大于社会收益。一项基于美国大学生的研究发现，大学生的平均回报率为10％或12％，这是相当高的④。
正是由于教育具有生产功能，能够提高人力资本，会为个人和社会带来收益。接受教育，投资人力资本的观念是：放弃现在的收入以换取未来更多的收益。
教育的发展，会导致教育收益的一些变化。即教育的增长，会导致教育引起的收入差距减小，教育回报率下降。此外，由于教育具有的特殊作用，实际上，“个人很难预期他将从教育中获得的利益。而且，教育获利期长达20-25年，长期获利的复杂性使预期更为困难。”
2.教育的信号功能：信号模型
基于就业市场中信息不对称的前提，斯宾塞(Spence)建立了信号发送模型，其基本假设为：受教育的成本与个体的能力呈负相关。能力越强，其教育成本越低，于是受教育程度越高。基于这个模型，个人的教育程度可以作为生产力水平的信号。即在信号模型中，教育程度被认为是个人内在能力的一种表现，教育具有信号功能，个人接受教育的程度，表明了个人的能力。在就业市场中，这样的信号发送机制有助于区分人力资源素质，在就业市场竞争中具有重要作用。
信号模型中存在着两种均衡：分离均衡和混同均衡。就业市场中，企业观察到毕业生的教育程度，由于高能力者的教育程度高，低能力者的教育程度低，于是高于一定教育程度的毕业生被给予较高级的职位和薪酬，低于一定教育程度的毕业生被给予较低级的职位和薪酬，形成分离均衡。信号模型认为，如果教育信号的作用无法发挥，可能会形成混同均衡。例如，如果获得本科学位很难，或者 很容易，就不能成为一个好的信号机制。又如，追加信号投资的激励不够大，也不能达到分离均衡，这时会形成混同均衡，即给予不同教育程度的员工差不多的薪酬标准。
分离均衡的一个简单模型为：假设有2组人，组1为低生产能力群体，生产力为θL，组2为高生产能力群体，生产力为θH。对于任意的教育成本E，组1的教育成本为E，组2的教育成本为E/2。在就业市场中，用人单位根据生产能力支付工资，工资等于生产能力。某一给定的临界教育水平E*是区别高能力者与低能力者的分界线，即：若某一群体有E＜E*，则其属于低生产能力组；若E＞=E*，则其属于高生产能力组。
可知，只要θH-E*＜θL，即组1选择教育投资的净收益小于其不投资时的收益，他就会放弃投资，即E=0。只要θH-E/2＞θL，即组2选择教育投资的净收益大于其不投资时的收益，他就会选择投资，即E=E*。于是，E8要满足的条件为：
2(θH-θL)＞E*＞(θH-θL)
而在混同均衡的情况下，两组人会得到相同的平均工资w，即两组人工资的加权平均。w=θH(1-α) θLα。α为组1人口所占的比例，0＜α＜1。
在混同均衡的情况下，组1的净收益为(θH-θL)(1-α)，组2的净收益为(θH-θL)α。显然，与分离均衡相比，组1的境遇变好，组2的境遇变坏。另外，α越小，组1的净收益越大；α越大，组2的净收益越大。即在混同均衡的情况下，组1的人数越少，组1的净收益越大，组2的净收益越小。
人力资本理论与信号模型仍然属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即遵循劳动力市场是充分竞争的，工资最终将与个体边际劳动生产率一致的假定。二者在一些问题的解释上存在着分歧，也进行过长期的争论。在信号模型的扩展中，教育同时具有信号和生产功能，与人力资本理论相互补充。
3.讨论与思考
在精英化的高等教育阶段，大学的入学选拔起到了识别优秀者的作用，接受高等教育者一般具备较高的能力，不同阶段的教育(大学本科、研究生等)可以发送较为有效的信号。同时，就业市场相对较为单一，企业可以较有效地采用分离均衡来选拔员工。例如，研究生毕业的薪酬高于本科生，本科生的高于高中毕业生等。
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大众化阶段后，高等教育更多地成为满足人们教育需求的手段——当然，选拔机制依然是存在的——同时，就业市场中用人方式的改革，使企业和用人单位越来越注重员工的实际能力，由于人力素质的衡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少用人单位，尤其是多种经济成分的企业采取的是分离均衡与混同均衡相结合的方式。
事实上，一些新情况的出现，与其所处的历史背景和发展阶段是紧密联系的，也就是说，在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阶段，一些新特点的出现，应该将其置于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面才可能较好地理解和解释。现阶段，接受高等教育的数量逐渐加大，导致教育的信号功能出现了一定的扭曲，同时就业机制的改革还在继续深化。以前的机制被打破，新的均衡还没有形成，于是出现了与以前不同的一些新特点和新现象。
(1)“文凭热”：追加教育投资的结果
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与精英阶段相比，一些低生产能力的人也会接受高等教育，进入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如果需求没有增加，供给的增加必然导致均衡工资的下降，当然这个下降有一个滞后期，一旦过了滞后期，超额供给的影响就会显现出来。均衡工资如果下降到一定的程度，会使高能力的人追求更高层次的教育水平，以使自己被区分出来。所以，高能力者选择接受更高程度的教育，其以前的位置让给了后来的低能力者，博弈的结果是双方都选择追加教育投资。于是，在大众化阶段，教育成本下降，导致本科层次的均衡工资水平下降，高能力者会选择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具体来说就是硕士和博士“文凭热”愈演愈烈，我们的观察经验也证实了这一点。
(2)高能力学生放弃：比尔·盖茨现象
盖茨是著名的辍学学生，该现象由信号模型可以较好地得到解释。如盖茨这样的高能力学生之所以选择放弃继续接受高等教育，可能是因为他意识到了自己的高能力，有信心自主创业，无需向外界表明自己的高能力而增加教育信号的投资。而就人力资本理论来说，由于高等教育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在通过教育增强生产能力上还有待继续提高，相比之下，具有较高生产能力的学生可能会选择自主创业等方式，而放弃接受高等教育，实际上是在生产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的情况下放弃了信号功能。
(3)低能力学生放弃：信号价值贬值与信号机制的变化
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后，更多的学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其中包括以前的低能力者，这时候以前的信号价值自然会出现贬值。考虑信号模型的混同均衡，a越大，即低能力的人数越多，他们的净收益就越小。为了获得较大的收益，追加教育投资是理想的选择，这就可以使得就业市场中的高能力群体被识别，结果是造成“棘轮效应”，大家都追加教育投资。当追加到一定程度时，对于低能力者来说，带来的可能收益将低于成本，于是他们会选择放弃。实际上，用人单位为了在市场中识别出高能力者，针对信号价值贬值，也采取了一些对策，希望得到更强烈的信号。例如，一些用人单位会附加一些其他条件，例如“985”或“211”高校毕业生等，我们知道，虽然高等学校入学率提高了，但一些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依然是稀缺资源，相对的低能力者若希望获得这样的教育信号，仍然是非常困难的。相比之下，放弃似乎并不是一个不可理解的选择。
(4)大众化继续发展：大学入学率与高中辍学率同时上升的悖论
如果教育是有效信号，在信号价值贬值的情况下，一部分人会选择增强信号即加大教育投资，也有部分人会选择不发信号即辍学。如果降低上大学的门槛，意味着降低高中后教育的信号成本，那么原先不上大学中的高能力者会有动力投资大学教育，大学入学率将会提高。对于仍然不能上大学的低能力者，由于大学入学率提高，高中文凭的信号作用降低，于是学生可能会选择高中辍学。在实证研究中，贝达德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美国的数据进行了检验，结果是，在控制了家庭背景因素后，大学入学率果然对高中生辍学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分别考察男性和女性，结果都显著为正。在加入公立大学的因素后，结果更为明显。这会不会是在我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将 要出现的一个新现象?这值得我们注意。
(5)后大众化阶段：是否会出现?
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来自美国学者马丁·特罗(Martin Trow)，在教育的实际发展中，一些国家出现了与理论预言不相吻合的状况，“后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论得以产生。该理论最先由日本广岛大学有本章教授提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有本章在考察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演变历程中发现：正处于大众化后期的日本高等教育在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下，其管理体制、经费来源、发展道路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达到一定程度后长期停滞不前，而越来越多的成人却多次进入高等院校接受继续教育。这并非马丁的大众化阶段理论和普及化阶段理论所能涵盖，于是，他称之为后大众化阶段，定位于大众化阶段后期和普及化阶段初期。这些在其他先行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国家已经出现过的历史现象也值得我们注意。
四、简单结论
教育具有提高民众素质的生产力能力，也具有发送代表个人素质的生产能力信号的信号功能。在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一些平衡已经形成并且居于主导地位，进入大众化阶段后，以前的信号功能受到一定的影响，新的信号机制没有完全形成，教育水平并不能很好地发送个人的能力信息，同时，用人体制和就业市场的改革也在进行中，这导致了过度教育的出现，也导致了一些不同于以前观念的现象出现。这些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讲，带有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共性。
根据最新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24.2％，未来10年间，大众化阶段将要继续深入，2020年毛入学率将达到40％，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人数将比2009年翻一番。我国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惠及越来越多的民众，未来的高等教育也必将越来越多地满足人们的需求。为了更好地完成高等教育的历史任务，我们需要对发展中出现的一些现象和问题认真加以研究。
以上只是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和信号模型所进行的一些简单分析，限于篇幅无法更为深入，并且还有更多的复杂因素并没有完全考虑在内。对于主动放弃高考这一现象，我们需要认真对待，谨慎分析，最重要的是，要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结合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这一历史时期去把握和思考。既要从传统的方式出发，思考其中的原因；也要从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加强研究，发现并揭示其中的一些新特点，进而更好地把握大众化阶段的发展规律，从而促使高等教育事业更好更快地发展，也使得广大人民群众的高等教育需求更好地得到满足。
[关键词]高等教育 大众化 人力资本 信号模型
一、问题的提出
高考越来越成为社会焦点，牵动着亿万个家庭，也为全社会所关注。2009年起，人们开始关注一个之前没有注意到的现象一些应届高中毕业生在高考报名期间主动选择了放弃。2009年高考报名人数为1020万人，其中应届高中毕业生报名人数为750万人，有84万人没有报名，超过了应届学生总人数的10％。2010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946万余人，比2009年减少74万人，虽然放弃高考的应届高中毕业生的具体人数暂时无法得到，但是社会和媒体对于众多考生主动放弃高考这一现象的关注进一步升温。
主动放弃高考的原因应该说是非常复杂的。一般来讲，专家和学者将其原因归结为这样几个：一是适龄人口的减少，根据统计，我国现阶段的适龄升学人口正在不断下降，2008年、2009年和2010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人数分别是849万、834万、803万，逐年下降。二是由于新课改等原因，复读生人数大量减少。三是不少学生转寻其他受教育方式，不再视参加高考、读大学为唯一出路。四是多元化就业吸引了不少学生提早进入就业市场。此外，对于贫困家庭的学生来说，大学的学费是一笔不小的数字，经济成本高也是原因之一。
应该说这些原因都可能会导致学生主动放弃高考。但是，不同的学生，放弃的原因可能是不同的，也可能是不同原因的共同作用。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偶然的，还是与教育发展的阶段性有关?它是否带有阶段性的特征?从这个角度对其进行分析与思考，是本文的出发点。
二、一个简单分析
我们先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先不考虑是否能够考取等因素，对于一个应届高中毕业生来说，读大学的期望收益为s，，不读大学的期望收益为s：，读大学的直接成本为c。于是该生读大学的期望收益为：
E=s1-s2-c
很明显，E越大，学生读大学的动力就越强。下面我们对这个公式中的几个要素：读大学的期望收益s1、不读大学的期望收益s2和读大学的成本c进行一个分析。
s1为学生接受大学教育的收益，直接的部分主要为大学毕业后的收入，不容忽视的另一部分应该包括读大学带来的个人和家庭的荣誉感。不读大学的收益s21主要是不读大学而直接就业的收入，读大学的直接成本c包括学费、书费，以及读书期间的生活费等。
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就业遇到了一定的困难，如大学毕业生难以顺利就业、起薪逐渐降低等，这直接导致读大学的期望收益降低。至于预期中的非货币化收益，似乎也在贬值。长期以来在群众的思想观念中，“大学生”意味着社会地位的提升，这本是读大学的期望收益中很重要的部分，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接受大学教育的人数越来越多，高等教育已从以前的精英教育阶段进入到大众化阶段，“大学生”在一定程度上不再是以前高贵身份的象征，它变得越来越普遍，在这个程度上说，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所能得到的荣誉感和社会地位的上升感在下降，带给人的期望收益并不像以前那么重要。综合来讲，读大学的期望收益在下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上世纪90年代开始，读大学不再由国家负责全部费用，个人需要支付接受高等教育的部分成本。尽管从成本核算看，个人负担的部分并不是培养费用的全部，但是学费的上升仍是大家在意的现实，对于个人和家庭、尤其是贫困家庭来说，这部分的成本不容忽视。也就是说，读大学的直接成本在提高。
至于不读大学的期望收益，相比之下，并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其上升或下降。考虑到改革不断深化、多元化就业方式发展、就业渠道逐渐扩展等因素，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读大学的就业跟读大学后的就业相比，并没有明显地增加难度，也就是说，不读大学的期望收益相比读大学的期望收益来说，并没有明显地下降。
综合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读大学的期望收益在降低。这似乎是一个解释，能为部分应届毕业生放弃接受高等教育提供一个理性的原因。
三、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新特点
以上的简单分析，似乎给出了合理的解释，但是我们的思考不能到此为止。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以后，以前的概念哪些已经发生了变化?哪些还将发生变化?它应该带给我们怎样的认识?这些都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
1.教育的生产力功能：人力资本理论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教育是提高个人人力资本的有效途径。教育带来的收益既有私人收益，也有社会收益。私人收益包括分配能力、应对不平衡的能力、生产技能、组织管理能力、可培训能力等。此外，还有教育的非货币化收益，包括对于个体大量的心理的、行为的、认知的和情感的等方面的作用。
研究表明，尤其在高等教育阶段，教育的私人收益大于社会收益。一项基于美国大学生的研究发现，大学生的平均回报率为10％或12％，这是相当高的④。
正是由于教育具有生产功能，能够提高人力资本，会为个人和社会带来收益。接受教育，投资人力资本的观念是：放弃现在的收入以换取未来更多的收益。
教育的发展，会导致教育收益的一些变化。即教育的增长，会导致教育引起的收入差距减小，教育回报率下降。此外，由于教育具有的特殊作用，实际上，“个人很难预期他将从教育中获得的利益。而且，教育获利期长达20-25年，长期获利的复杂性使预期更为困难。”
2.教育的信号功能：信号模型
基于就业市场中信息不对称的前提，斯宾塞(Spence)建立了信号发送模型，其基本假设为：受教育的成本与个体的能力呈负相关。能力越强，其教育成本越低，于是受教育程度越高。基于这个模型，个人的教育程度可以作为生产力水平的信号。即在信号模型中，教育程度被认为是个人内在能力的一种表现，教育具有信号功能，个人接受教育的程度，表明了个人的能力。在就业市场中，这样的信号发送机制有助于区分人力资源素质，在就业市场竞争中具有重要作用。
信号模型中存在着两种均衡：分离均衡和混同均衡。就业市场中，企业观察到毕业生的教育程度，由于高能力者的教育程度高，低能力者的教育程度低，于是高于一定教育程度的毕业生被给予较高级的职位和薪酬，低于一定教育程度的毕业生被给予较低级的职位和薪酬，形成分离均衡。信号模型认为，如果教育信号的作用无法发挥，可能会形成混同均衡。例如，如果获得本科学位很难，或者 很容易，就不能成为一个好的信号机制。又如，追加信号投资的激励不够大，也不能达到分离均衡，这时会形成混同均衡，即给予不同教育程度的员工差不多的薪酬标准。
分离均衡的一个简单模型为：假设有2组人，组1为低生产能力群体，生产力为θL，组2为高生产能力群体，生产力为θH。对于任意的教育成本E，组1的教育成本为E，组2的教育成本为E/2。在就业市场中，用人单位根据生产能力支付工资，工资等于生产能力。某一给定的临界教育水平E*是区别高能力者与低能力者的分界线，即：若某一群体有E＜E*，则其属于低生产能力组；若E＞=E*，则其属于高生产能力组。
可知，只要θH-E*＜θL，即组1选择教育投资的净收益小于其不投资时的收益，他就会放弃投资，即E=0。只要θH-E/2＞θL，即组2选择教育投资的净收益大于其不投资时的收益，他就会选择投资，即E=E*。于是，E8要满足的条件为：
2(θH-θL)＞E*＞(θH-θL)
而在混同均衡的情况下，两组人会得到相同的平均工资w，即两组人工资的加权平均。w=θH(1-α) θLα。α为组1人口所占的比例，0＜α＜1。
在混同均衡的情况下，组1的净收益为(θH-θL)(1-α)，组2的净收益为(θH-θL)α。显然，与分离均衡相比，组1的境遇变好，组2的境遇变坏。另外，α越小，组1的净收益越大；α越大，组2的净收益越大。即在混同均衡的情况下，组1的人数越少，组1的净收益越大，组2的净收益越小。
人力资本理论与信号模型仍然属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即遵循劳动力市场是充分竞争的，工资最终将与个体边际劳动生产率一致的假定。二者在一些问题的解释上存在着分歧，也进行过长期的争论。在信号模型的扩展中，教育同时具有信号和生产功能，与人力资本理论相互补充。
3.讨论与思考
在精英化的高等教育阶段，大学的入学选拔起到了识别优秀者的作用，接受高等教育者一般具备较高的能力，不同阶段的教育(大学本科、研究生等)可以发送较为有效的信号。同时，就业市场相对较为单一，企业可以较有效地采用分离均衡来选拔员工。例如，研究生毕业的薪酬高于本科生，本科生的高于高中毕业生等。
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大众化阶段后，高等教育更多地成为满足人们教育需求的手段——当然，选拔机制依然是存在的——同时，就业市场中用人方式的改革，使企业和用人单位越来越注重员工的实际能力，由于人力素质的衡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少用人单位，尤其是多种经济成分的企业采取的是分离均衡与混同均衡相结合的方式。
事实上，一些新情况的出现，与其所处的历史背景和发展阶段是紧密联系的，也就是说，在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阶段，一些新特点的出现，应该将其置于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面才可能较好地理解和解释。现阶段，接受高等教育的数量逐渐加大，导致教育的信号功能出现了一定的扭曲，同时就业机制的改革还在继续深化。以前的机制被打破，新的均衡还没有形成，于是出现了与以前不同的一些新特点和新现象。
(1)“文凭热”：追加教育投资的结果
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与精英阶段相比，一些低生产能力的人也会接受高等教育，进入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如果需求没有增加，供给的增加必然导致均衡工资的下降，当然这个下降有一个滞后期，一旦过了滞后期，超额供给的影响就会显现出来。均衡工资如果下降到一定的程度，会使高能力的人追求更高层次的教育水平，以使自己被区分出来。所以，高能力者选择接受更高程度的教育，其以前的位置让给了后来的低能力者，博弈的结果是双方都选择追加教育投资。于是，在大众化阶段，教育成本下降，导致本科层次的均衡工资水平下降，高能力者会选择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具体来说就是硕士和博士“文凭热”愈演愈烈，我们的观察经验也证实了这一点。
(2)高能力学生放弃：比尔·盖茨现象
盖茨是著名的辍学学生，该现象由信号模型可以较好地得到解释。如盖茨这样的高能力学生之所以选择放弃继续接受高等教育，可能是因为他意识到了自己的高能力，有信心自主创业，无需向外界表明自己的高能力而增加教育信号的投资。而就人力资本理论来说，由于高等教育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在通过教育增强生产能力上还有待继续提高，相比之下，具有较高生产能力的学生可能会选择自主创业等方式，而放弃接受高等教育，实际上是在生产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的情况下放弃了信号功能。
(3)低能力学生放弃：信号价值贬值与信号机制的变化
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后，更多的学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其中包括以前的低能力者，这时候以前的信号价值自然会出现贬值。考虑信号模型的混同均衡，a越大，即低能力的人数越多，他们的净收益就越小。为了获得较大的收益，追加教育投资是理想的选择，这就可以使得就业市场中的高能力群体被识别，结果是造成“棘轮效应”，大家都追加教育投资。当追加到一定程度时，对于低能力者来说，带来的可能收益将低于成本，于是他们会选择放弃。实际上，用人单位为了在市场中识别出高能力者，针对信号价值贬值，也采取了一些对策，希望得到更强烈的信号。例如，一些用人单位会附加一些其他条件，例如“985”或“211”高校毕业生等，我们知道，虽然高等学校入学率提高了，但一些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依然是稀缺资源，相对的低能力者若希望获得这样的教育信号，仍然是非常困难的。相比之下，放弃似乎并不是一个不可理解的选择。
(4)大众化继续发展：大学入学率与高中辍学率同时上升的悖论
如果教育是有效信号，在信号价值贬值的情况下，一部分人会选择增强信号即加大教育投资，也有部分人会选择不发信号即辍学。如果降低上大学的门槛，意味着降低高中后教育的信号成本，那么原先不上大学中的高能力者会有动力投资大学教育，大学入学率将会提高。对于仍然不能上大学的低能力者，由于大学入学率提高，高中文凭的信号作用降低，于是学生可能会选择高中辍学。在实证研究中，贝达德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美国的数据进行了检验，结果是，在控制了家庭背景因素后，大学入学率果然对高中生辍学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分别考察男性和女性，结果都显著为正。在加入公立大学的因素后，结果更为明显。这会不会是在我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将 要出现的一个新现象?这值得我们注意。
(5)后大众化阶段：是否会出现?
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来自美国学者马丁·特罗(Martin Trow)，在教育的实际发展中，一些国家出现了与理论预言不相吻合的状况，“后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论得以产生。该理论最先由日本广岛大学有本章教授提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有本章在考察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演变历程中发现：正处于大众化后期的日本高等教育在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下，其管理体制、经费来源、发展道路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达到一定程度后长期停滞不前，而越来越多的成人却多次进入高等院校接受继续教育。这并非马丁的大众化阶段理论和普及化阶段理论所能涵盖，于是，他称之为后大众化阶段，定位于大众化阶段后期和普及化阶段初期。这些在其他先行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国家已经出现过的历史现象也值得我们注意。
四、简单结论
教育具有提高民众素质的生产力能力，也具有发送代表个人素质的生产能力信号的信号功能。在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一些平衡已经形成并且居于主导地位，进入大众化阶段后，以前的信号功能受到一定的影响，新的信号机制没有完全形成，教育水平并不能很好地发送个人的能力信息，同时，用人体制和就业市场的改革也在进行中，这导致了过度教育的出现，也导致了一些不同于以前观念的现象出现。这些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讲，带有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共性。
根据最新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24.2％，未来10年间，大众化阶段将要继续深入，2020年毛入学率将达到40％，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人数将比2009年翻一番。我国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惠及越来越多的民众，未来的高等教育也必将越来越多地满足人们的需求。为了更好地完成高等教育的历史任务，我们需要对发展中出现的一些现象和问题认真加以研究。
以上只是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和信号模型所进行的一些简单分析，限于篇幅无法更为深入，并且还有更多的复杂因素并没有完全考虑在内。对于主动放弃高考这一现象，我们需要认真对待，谨慎分析，最重要的是，要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结合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这一历史时期去把握和思考。既要从传统的方式出发，思考其中的原因；也要从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加强研究，发现并揭示其中的一些新特点，进而更好地把握大众化阶段的发展规律，从而促使高等教育事业更好更快地发展，也使得广大人民群众的高等教育需求更好地得到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