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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认为，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关于疯癫的知识都是理性的偏见，要想倾听疯癫的声音，必须摒弃理性的噪音，必须从造成理性与疯癫的断裂处开始
“精神病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文明的产物。”1961年，法国哲学家福柯对疯癫史的反思惊醒了“正常”的人们。
时隔30年，福柯引发的地震波及中国。一位叫刘北成的历史学者译介了《疯癫与文明》，开启思想界持续十余年的福柯热。刘北成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1986年我去美国留学，在图书馆偶然发现了《疯癫与文明》这本书，看完之后很惊讶，对疯癫历史的梳理和反思在中国是空白的，如果没有读到福柯，我们对疯癫的理解大多是从精神病学的角度，认为疯癫就是不正常的、病态的。福柯让我们意识到每个人内心都有‘疯癫’因素，究竟谁是病人？我们对待精神病的态度，是不是有问题？”
福柯认为，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关于疯癫的知识都是理性的偏见，要想倾听疯癫的声音，必须摒弃理性的噪音，必须从造成理性与疯癫的断裂处开始。
在中国，理性与疯癫的断裂只有100多年的历史。历史学家杨念群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医疗体制以一种外在的、强制性的方式传入中国，并带来了“理性”、科学化的思维体系。
科学理性使正常和异常都被结构化，精神病从此被制造出来——它不仅是一个概念，更是一个个被冠以明确分类的精神疾病名称的人。
从1949年到文革结束，国家以高度的热情“拯救”异常的个人，精神病院模式迅速扩张，精神病人被大量“发现”。建国初，全国5亿人口，仅有五六十个受过正规训练的精神科医生，5个精神病医院，不到1100张床位，主要分布在沿海城市；到1958年，全国已有精神病医疗机构49处，床位11159张，规模增长了10倍。
建国初期的10年，精神病院不仅是收治病人的场所，还扮演了主动发现病人的角色，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征服“疾病”，精神病院成为道德性思维和制度化体系结合的产物。例如在大跃进时期的“制服神经衰弱”运动中，医院与警察系统、基层党委和街道委员会合作，以自我报告和他人举报相结合，发现“可疑病人”，立即出击动员其参与集体治疗。
神经衰弱是一种极具主观色彩的疾病，症状来自“病人”的个人感受。1980年，美国的精神疾病诊断标准将其取消。
在这30年中，精神病与其说被当作疾病，不如说被当作“思想问题”；治疗精神病，某种意义上说是为满足社会和政治的需要，把散在社会上扰乱秩序或可能干扰建设步伐的病人组织安置起来，迅速治疗，使其早日回归社会主义建设中。
政治治疗在精神病院广泛开展，“医学权威”被打倒，医疗决策由医生、护士、红卫兵共同做出，精神病院党支部针对精神病人与世隔绝的情况，提出“病人养病要政治挂帅”“让精神病人在医院也参加祖国的大跃进”等口号，毛主席语录是指导病人战胜疾病的良药，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治疗计划的核心内容。例如对抑郁症患者的治疗方法是让他们学习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篇章，让病人认识到“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从而减轻病人的自杀倾向。
受到福柯的启示，医学社会学专家贾西津从社会学的视角观察中国的精神病院体制。她的著作《心灵与秩序——从社会控制到个人关怀》，填补了国内从社会学角度进行“疯癫史”研究的空白。贾西津的本科和硕士专业是医学，博士期间就读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具有进行医学社会学研究的独特条件。
贾西津认为，这种“政治治疗”隐含的假设是对精神病人主观责任的追究，意味着社会对精神病的看法，从科学理性意义上的“疾病”，转变为“罪”，是政治权威扩大化的表现。
刘北成谈到著名的陈里宁事件，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精神病在当时的社会中扮演的角色。陈里宁，一个基层办公室资料员，在文革前多次给中央写信批判刘少奇，因此先是被公安部门判为反革命，后被“诊断”为“精神狂想症”押送北京安定医院。1966年，他作为反走资派英雄被红小兵“请”出精神病院，其事迹还被拍成话剧《新时代狂人》；四人帮倒台后，他又被定为反革命罪再度入狱；1979年，公安部复查陈里宁，认为他确实患有精神分裂症，为其平反，但他“因病情很重，长期在湖南湘潭家中治疗、休养。”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异常”“症状”更加敏感，当生活中遇到令人困惑的行为举动甚至遭遇家庭问题时，都可能怀疑他人(包括自己)有“精神病”前兆，并前往精神病院或精神科就诊。越来越多的人被识别出患有不同形态不同程度的“精神病”，精神病的概念和涉及人群大大扩展了，不少媒体援引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称中国已跟随世界潮流，进入了21世纪的“精神病时代”。
精神病院的作用延伸进了人们的生活，它已经不仅具有控制疯狂的功能，还被赋予了判断精神疾病的权威。
据贾西津调查，到目前为止，强制收治在中国仍然十分普遍，即门诊医生认为需要、病人家属或工作单位同意即可，不需要任何法律手续。在非自愿的情况下，一般靠诱骗、强力、药物麻醉或权威强迫病人进入医院。这种强制收治所隐含的假设是“精神病人”的非理性，与社会秩序主导的精神疾病控制模式相关联。
中国在几十年间迅速构建起精神病院体系，却并没有形成相应的制度支持和观念基础，社会没有个人权利底线，因而当精神疾病识别范围扩大时，我们看到更多的个体被纳入强制范畴。福柯的话可作为对这种整合模式的有力质疑：“世界试图通过心理学来评估疯颠和辨明它的合理性，但是它必须首先在疯颠面前证明自身的合理性。”
(本文参考了贾西津《心灵与秩序——从社会控制到个人关怀》一书)
“精神病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文明的产物。”1961年，法国哲学家福柯对疯癫史的反思惊醒了“正常”的人们。
时隔30年，福柯引发的地震波及中国。一位叫刘北成的历史学者译介了《疯癫与文明》，开启思想界持续十余年的福柯热。刘北成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1986年我去美国留学，在图书馆偶然发现了《疯癫与文明》这本书，看完之后很惊讶，对疯癫历史的梳理和反思在中国是空白的，如果没有读到福柯，我们对疯癫的理解大多是从精神病学的角度，认为疯癫就是不正常的、病态的。福柯让我们意识到每个人内心都有‘疯癫’因素，究竟谁是病人？我们对待精神病的态度，是不是有问题？”
福柯认为，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关于疯癫的知识都是理性的偏见，要想倾听疯癫的声音，必须摒弃理性的噪音，必须从造成理性与疯癫的断裂处开始。
在中国，理性与疯癫的断裂只有100多年的历史。历史学家杨念群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医疗体制以一种外在的、强制性的方式传入中国，并带来了“理性”、科学化的思维体系。
科学理性使正常和异常都被结构化，精神病从此被制造出来——它不仅是一个概念，更是一个个被冠以明确分类的精神疾病名称的人。
从1949年到文革结束，国家以高度的热情“拯救”异常的个人，精神病院模式迅速扩张，精神病人被大量“发现”。建国初，全国5亿人口，仅有五六十个受过正规训练的精神科医生，5个精神病医院，不到1100张床位，主要分布在沿海城市；到1958年，全国已有精神病医疗机构49处，床位11159张，规模增长了10倍。
建国初期的10年，精神病院不仅是收治病人的场所，还扮演了主动发现病人的角色，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征服“疾病”，精神病院成为道德性思维和制度化体系结合的产物。例如在大跃进时期的“制服神经衰弱”运动中，医院与警察系统、基层党委和街道委员会合作，以自我报告和他人举报相结合，发现“可疑病人”，立即出击动员其参与集体治疗。
神经衰弱是一种极具主观色彩的疾病，症状来自“病人”的个人感受。1980年，美国的精神疾病诊断标准将其取消。
在这30年中，精神病与其说被当作疾病，不如说被当作“思想问题”；治疗精神病，某种意义上说是为满足社会和政治的需要，把散在社会上扰乱秩序或可能干扰建设步伐的病人组织安置起来，迅速治疗，使其早日回归社会主义建设中。
政治治疗在精神病院广泛开展，“医学权威”被打倒，医疗决策由医生、护士、红卫兵共同做出，精神病院党支部针对精神病人与世隔绝的情况，提出“病人养病要政治挂帅”“让精神病人在医院也参加祖国的大跃进”等口号，毛主席语录是指导病人战胜疾病的良药，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治疗计划的核心内容。例如对抑郁症患者的治疗方法是让他们学习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篇章，让病人认识到“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从而减轻病人的自杀倾向。
受到福柯的启示，医学社会学专家贾西津从社会学的视角观察中国的精神病院体制。她的著作《心灵与秩序——从社会控制到个人关怀》，填补了国内从社会学角度进行“疯癫史”研究的空白。贾西津的本科和硕士专业是医学，博士期间就读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具有进行医学社会学研究的独特条件。
贾西津认为，这种“政治治疗”隐含的假设是对精神病人主观责任的追究，意味着社会对精神病的看法，从科学理性意义上的“疾病”，转变为“罪”，是政治权威扩大化的表现。
刘北成谈到著名的陈里宁事件，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精神病在当时的社会中扮演的角色。陈里宁，一个基层办公室资料员，在文革前多次给中央写信批判刘少奇，因此先是被公安部门判为反革命，后被“诊断”为“精神狂想症”押送北京安定医院。1966年，他作为反走资派英雄被红小兵“请”出精神病院，其事迹还被拍成话剧《新时代狂人》；四人帮倒台后，他又被定为反革命罪再度入狱；1979年，公安部复查陈里宁，认为他确实患有精神分裂症，为其平反，但他“因病情很重，长期在湖南湘潭家中治疗、休养。”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异常”“症状”更加敏感，当生活中遇到令人困惑的行为举动甚至遭遇家庭问题时，都可能怀疑他人(包括自己)有“精神病”前兆，并前往精神病院或精神科就诊。越来越多的人被识别出患有不同形态不同程度的“精神病”，精神病的概念和涉及人群大大扩展了，不少媒体援引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称中国已跟随世界潮流，进入了21世纪的“精神病时代”。
精神病院的作用延伸进了人们的生活，它已经不仅具有控制疯狂的功能，还被赋予了判断精神疾病的权威。
据贾西津调查，到目前为止，强制收治在中国仍然十分普遍，即门诊医生认为需要、病人家属或工作单位同意即可，不需要任何法律手续。在非自愿的情况下，一般靠诱骗、强力、药物麻醉或权威强迫病人进入医院。这种强制收治所隐含的假设是“精神病人”的非理性，与社会秩序主导的精神疾病控制模式相关联。
中国在几十年间迅速构建起精神病院体系，却并没有形成相应的制度支持和观念基础，社会没有个人权利底线，因而当精神疾病识别范围扩大时，我们看到更多的个体被纳入强制范畴。福柯的话可作为对这种整合模式的有力质疑：“世界试图通过心理学来评估疯颠和辨明它的合理性，但是它必须首先在疯颠面前证明自身的合理性。”
(本文参考了贾西津《心灵与秩序——从社会控制到个人关怀》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