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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平是一位资深媒体人，编辑记者是他的重要标签。2002年，谢国平进入当时的《浦东新区周报》（现《浦东时报》）工作。从那时起，他便开始记录、思考浦东的开发和变迁。他先后完成了《财富增长的试验：浦东样本》《浦东故事：这样的梦想更中国》和《中国传奇：浦东开发史》三本以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地之一——浦东为题材的著作。
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浦东新区管委会首任主任赵启正评价谢国平，“是一个新闻记者，也是一个‘旧闻记者’，他不仅仅记录现实，也研究历史”，他是浦东开发的“同代记者”，写出的浦东开发的“原始的历史”，为后继研究者的“反省的历史”和“哲学的历史”提供了可靠的原始根据。
《人民画报》：如果请您概括一下对浦东开发开放28周年的总体感受，这种感受是怎样的？
谢国平：我的感受是，改革开放这条路中国人走对了。浦东在其过去的千年历史中，没有多大变化；但在过去的28年里，浦东却经历了欧洲发达地区用两个世纪才完成的同样程度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其原因是什么？不要说西方人看不懂，我们自己有时也“不识庐山真面目”。
在开发开放前，浦东是一个“落乡”（落乡，上海方言中意为落后、不发达）的地方。当时浦东市政建设落后，道路狭隘，居住条件简陋，文化设施稀少，水陆交通极为不便。道路大多按照县标准设计，路面较窄，等级较低，且没有一座立交桥。如今贯通浦东北部东西向、8快2慢道路的杨高路在20世紀50年代仅是一条3.5米宽碎石煤屑路面的小路，被戏称为“羊羔路”。浦东的公交基础更为薄弱，1990年底，浦东新区仅有公交线路48条、出租车35辆。更难的是过江，长期以来，没有大桥、隧道、地铁。而两岸企业的越江运输难度更甚于普通居民，高峰时段非常拥堵，车渡前每日长龙排队，有时过一次江需等候十来个小时。一旦遇大雾天，矛盾更为突出。而如今，浦东的发展变化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
记得，中央宣布开发开放浦东后，西方媒体和一些政治势力都说这是中国的一个政治表态，是一个口号，不是一个实际行动。当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来过上海，说浦东开发可能是“波将金村”。沙俄时代，大臣波将金为了使女皇叶卡捷琳娜对他领地的富足有个良好印象，在其必经的路旁建起一批外表华丽的假村庄，以糊弄女皇。之后“，波将金村”成为大骗局的代名词。但是若干年后，弗里德曼传记作者兰尼·艾本斯坦说，弗里德曼当时的看法可能是错的，如果他还健在，定会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
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说，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是一个非凡的故事，即使事先有人讲述这个故事，也不会有人相信，但奇迹就是这样发生了。
《人民画报》：浦东的改革探索，于上海、于中国、于世界有怎样的意义？其与深圳改革的不同之处有哪些？
谢国平：对上海来说，浦东的开发开放不仅解决了上海城市基础设施落后、产业结构单一的状况，同时推动了上海整体转型。浦东开放之前，上海是个单一的工业城市。而现在，上海是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创“五个中心”，也就是说浦东开发驱动了上海整体转型，上海成为了一个多功能中心城市，成为能够与纽约、东京等在经济上平等对话的城市。20世纪80年代，上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后卫”，但浦东开发开放后，变成“前锋”，驱动整个上海进入中国经济的黄金时代。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济面临着重重困难，可以说当时的改革走到了十字路口，而在这个关键时期，浦东开发启动。所以浦东开发有着极大的示范效应，当时有一句话“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浦东开发开放是在国际上树立我们更加改革开放的旗帜，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说法，是向世界打出来的一张王牌。
深圳在20世纪80年代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杀出一条血路。如果说深圳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棒，那么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浦东就是第二棒；如果深圳是破冰之旅，浦东就是攻坚之役；如果深圳是中国向世界打开的一扇窗户，那么浦东就是拉开了一扇大门。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政府以“摸着石头过河”的务实态度，一步一步地在各种特定的区域内进行政策和制度试验，这真是一场伟大的试验。回过头看，从经济特区到新区，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再到自贸试验区的这一历史过程中，可以发现有着一根红线：改革开放的大试验。
《人民画报》：浦东开发开放给人们的思想意识带来了哪些影响，思想上的改变又对浦东开发开放带来哪些助力？
谢国平：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浦东身上一直有个标签——试验，比如，2005年浦东成为全国第一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13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落户浦东。而自贸试验区的英文为China （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zone，英文pilot一词，既有试验的含义，也有先锋的意思。邓小平同志曾对上海要求：“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上海要“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也因此，浦东开发建设者就有了一种敢为人先、锐意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在“大胆试、大胆闯”中，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中的排头兵，创新发展的先行者中的先行者。比如，浦东正在以自贸区理念来改造地方的一级政府，倒逼政府职能更大转变，这就需要担当，需要大胆试，大胆闯。
《人民画报》：在逆全球化思潮泛起的当下，浦东坚持不断地扩大对外开放有着怎样的意义？
谢国平：浦东开发开放是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一个成功案例。今天的浦东证明了实施对外开放战略意味着什么，证明了融入世界经济是历史大方向。当年邓小平同志对上海领导提出了要在国际上树立我们更加改革开放的旗帜，而因为开放，浦东的GDP从1990年的60亿元到2018年有望突破1万亿元，翻了160倍。可以说开放是浦东的基因，不拒众流，方为江海。当下，逆全球化思潮泛起，我以为，浦东案例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应该是有参考意义的。
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浦东新区管委会首任主任赵启正评价谢国平，“是一个新闻记者，也是一个‘旧闻记者’，他不仅仅记录现实，也研究历史”，他是浦东开发的“同代记者”，写出的浦东开发的“原始的历史”，为后继研究者的“反省的历史”和“哲学的历史”提供了可靠的原始根据。
《人民画报》：如果请您概括一下对浦东开发开放28周年的总体感受，这种感受是怎样的？
谢国平：我的感受是，改革开放这条路中国人走对了。浦东在其过去的千年历史中，没有多大变化；但在过去的28年里，浦东却经历了欧洲发达地区用两个世纪才完成的同样程度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其原因是什么？不要说西方人看不懂，我们自己有时也“不识庐山真面目”。
在开发开放前，浦东是一个“落乡”（落乡，上海方言中意为落后、不发达）的地方。当时浦东市政建设落后，道路狭隘，居住条件简陋，文化设施稀少，水陆交通极为不便。道路大多按照县标准设计，路面较窄，等级较低，且没有一座立交桥。如今贯通浦东北部东西向、8快2慢道路的杨高路在20世紀50年代仅是一条3.5米宽碎石煤屑路面的小路，被戏称为“羊羔路”。浦东的公交基础更为薄弱，1990年底，浦东新区仅有公交线路48条、出租车35辆。更难的是过江，长期以来，没有大桥、隧道、地铁。而两岸企业的越江运输难度更甚于普通居民，高峰时段非常拥堵，车渡前每日长龙排队，有时过一次江需等候十来个小时。一旦遇大雾天，矛盾更为突出。而如今，浦东的发展变化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
记得，中央宣布开发开放浦东后，西方媒体和一些政治势力都说这是中国的一个政治表态，是一个口号，不是一个实际行动。当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来过上海，说浦东开发可能是“波将金村”。沙俄时代，大臣波将金为了使女皇叶卡捷琳娜对他领地的富足有个良好印象，在其必经的路旁建起一批外表华丽的假村庄，以糊弄女皇。之后“，波将金村”成为大骗局的代名词。但是若干年后，弗里德曼传记作者兰尼·艾本斯坦说，弗里德曼当时的看法可能是错的，如果他还健在，定会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
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说，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是一个非凡的故事，即使事先有人讲述这个故事，也不会有人相信，但奇迹就是这样发生了。
《人民画报》：浦东的改革探索，于上海、于中国、于世界有怎样的意义？其与深圳改革的不同之处有哪些？
谢国平：对上海来说，浦东的开发开放不仅解决了上海城市基础设施落后、产业结构单一的状况，同时推动了上海整体转型。浦东开放之前，上海是个单一的工业城市。而现在，上海是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创“五个中心”，也就是说浦东开发驱动了上海整体转型，上海成为了一个多功能中心城市，成为能够与纽约、东京等在经济上平等对话的城市。20世纪80年代，上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后卫”，但浦东开发开放后，变成“前锋”，驱动整个上海进入中国经济的黄金时代。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济面临着重重困难，可以说当时的改革走到了十字路口，而在这个关键时期，浦东开发启动。所以浦东开发有着极大的示范效应，当时有一句话“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浦东开发开放是在国际上树立我们更加改革开放的旗帜，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说法，是向世界打出来的一张王牌。
深圳在20世纪80年代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杀出一条血路。如果说深圳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棒，那么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浦东就是第二棒；如果深圳是破冰之旅，浦东就是攻坚之役；如果深圳是中国向世界打开的一扇窗户，那么浦东就是拉开了一扇大门。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政府以“摸着石头过河”的务实态度，一步一步地在各种特定的区域内进行政策和制度试验，这真是一场伟大的试验。回过头看，从经济特区到新区，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再到自贸试验区的这一历史过程中，可以发现有着一根红线：改革开放的大试验。
《人民画报》：浦东开发开放给人们的思想意识带来了哪些影响，思想上的改变又对浦东开发开放带来哪些助力？
谢国平：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浦东身上一直有个标签——试验，比如，2005年浦东成为全国第一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13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落户浦东。而自贸试验区的英文为China （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zone，英文pilot一词，既有试验的含义，也有先锋的意思。邓小平同志曾对上海要求：“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上海要“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也因此，浦东开发建设者就有了一种敢为人先、锐意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在“大胆试、大胆闯”中，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中的排头兵，创新发展的先行者中的先行者。比如，浦东正在以自贸区理念来改造地方的一级政府，倒逼政府职能更大转变，这就需要担当，需要大胆试，大胆闯。
《人民画报》：在逆全球化思潮泛起的当下，浦东坚持不断地扩大对外开放有着怎样的意义？
谢国平：浦东开发开放是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一个成功案例。今天的浦东证明了实施对外开放战略意味着什么，证明了融入世界经济是历史大方向。当年邓小平同志对上海领导提出了要在国际上树立我们更加改革开放的旗帜，而因为开放，浦东的GDP从1990年的60亿元到2018年有望突破1万亿元，翻了160倍。可以说开放是浦东的基因，不拒众流，方为江海。当下，逆全球化思潮泛起，我以为，浦东案例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应该是有参考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