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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3月，黄昕馆长寄来《樱花·霜叶·红棉——黄昕文选》（暂定书名）书稿，并采用电话和书信双管齐下的方式反复叮嘱笔者写一篇序言。黄听馆长的嘱托使笔者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作为后学，笔者感到汗颜不已，愧不敢当；作为：忘年之交，笔者又感到荣幸致至，理当效劳。然而，恭敬不如从命，笔者姑且以第一位读者的荣幸尝试着写一篇读后感充作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