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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崛起应该在体制改革、机制转换、发展道路与增长模式的创新上，探索出一条真正符合中部地区特点的中部发展模式。
中部崛起，是继沿海开放、西部大开发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之后我国又一个区域发展战略。2006年，“中部崛起”进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2006年3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中部崛起战略，标志着中部崛起战略进入实施阶段。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又进一步指出：要“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从发展趋势来看，中部崛起已成为当前我国先导性的区域发展战略。胡锦涛总书记2006年8月 视察湖北时指出：湖北应该加快发展，走在前列，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作出更大贡献，成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我们认为，探索切实可行的“中部模式”，是构筑中部崛起战略支点的关键。
一、探索“中部模式”，迫在眉睫
开始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0年。30年来，中国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时期。从中国区域发展来看，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在沿海地区带动下完成的。但从经济学角度来讲，由于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紧张、资源约束、环境恶化的制约，沿海区域经济发展进入一个“边际收益递减”时期。因此，新的世纪，新的历史时期，中部的崛起可以延续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关系到中国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关系到区域统筹协调、关系到和谐社会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
但是，中部要崛起，我们不能理解为国家发展政策、尤其是优惠政策的区域轮换，更不是要走沿海发展模式的老路。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我国30年改革开放的进程来看，作为一个区域大国，工业化进程、现代化建设不可能是齐头并进的，而是呈现具有区域特征的发展模式。作为改革开放突飞猛进的“珠三角”、“长三角”增长区域，代表着不同的发展模式。“珠三角”发展模式，始于改革开放初期，依靠中央政策优惠、依托港台资本，走以三资企业为主、外向为主的传统制造业发展道路。这种政策优惠在世界贸易组织非歧视原则——国民待遇原则下已无多大发展空间；这种“两头在外”的外向发展日益受制于竞争日益激烈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种传统产业发展更制约着中国产业发展升级。可以说，“珠三角”模式已基本成为“过去式”，机遇不可能再来。“长三角”区域的快速发展，得益于雄厚的个体、民营经济的良好基础，依靠跨国资本“总部经济”的植入迅速崛起。这种“内生性高增长”发展模式，我们中部地区无论在自己的经济基础或发展区位优势上，都难以比拟！
当我们面对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地理的实际情况，中部崛起是重新复制珠三角、长三角模式，还是另辟蹊径？很显然，我们需要探索一条新路。中部崛起应该在体制改革、机制转换、发展道路与增长模式的创新上，探索出一条真正符合中部地区特点的中部发展模式。笔者早在1986年曾提出华中地区实施“合纵战略”的主张；20世纪90年代又曾提出中部地区应建立松散的“经济共同体”。这是我们一贯主张，由于经济区位的差异和历史发展机遇的不同，中部地区要走“珠三角”、“长三角”发展的老路，肯定行不通，也不可能崛起。我们能否去研究、去探索、去发现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它既能直面当今我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促进我国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又能充分发挥中部地区的优势实现中部崛起？这种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是什么？它就是“中部模式”。
二、创新“中部模式”，构筑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
所谓“中部模式”，就是要突破中国现有经济增长极的发展模式，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全局中，找准中部地区的位置，探索出真正符合中部地区特点的发展模式与发展机制。这种“中部模式”的构造，就是要在中部崛起中发挥核心顶托与推动作用，成为激发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引擎。
那么，“中部模式”的内涵是什么呢？由于中部地区各省是中等发达地区，大多以农业为主，并且也是我国老工业基地相对密集的地区。作为区位相对不利、思想观念相对落后、工业化进程相对滞后、经济发展相对较慢的中部地区，既没有充满活力的民营经济群体，当前阶段又不可能有大规模外资植入，现有工业化相对缺乏技术优势、体制优势，中部地区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决定了“中部模式”的选择，必须根据各地的比较优势和具体特点，构建多元复合的共同体发展模式。在这个多元复合共同体发展模式中，我们认为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
第一，发展指导思想的转变。即由传统工业主义的发展指导思想转变到后工业主义的指导思想。中央确立湖北武汉城市圈和湖南“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种“两型社会”综合试验区的发展不再是过去传统工业化的要求，它是要求探索后工业主义时期在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加大的趋势下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为中部经济的崛起打造新引擎。这是一种发展指导思想的“超越式”大转变，具体来说，我们认为应体现为三大转变：一是发展目标的转变，即由追求无限膨胀、破坏环境的增长转变到追求有节制的环境友好型发展，经济增长不再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破坏型增长。二是生产方式的转变，即由资源浪费型的生产转变到资源节约型的生产，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生产与利用效率”，而不仅仅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三是消费方式的转变，即由“超需要型消费方式”转变到“按需消费”。
第二，产业结构的提升。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中部崛起的必由之路。这就需要在产业结构上下大力气进行调整，推动中部地区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由此就需要有勇气、更要有力度来淘汰、转移、改造那些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行业与企业，并突破性发展那些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率的行业与企业。
第三，能源结构的转换。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的发展模式同能源结构有很大关系。“两型社会”的建设，一方面是要全面实施节能技术的创新，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充分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在节约能源，保护环境上，务求作为；另一方面就是要改善能源结构，大力推进“清洁能源”、“替代能源”，如太阳能、风能、核能、沼气等等。
第四，经济动力的调整。投资、外贸和消费是推动中国30年快速发展的“三驾马车”，但“三驾马车”发展的不均衡是中国经济的旧伤新痛，特别是投资过硬的局面一直没有得到较为彻底的改变，成了“年年提，年年依旧”的老大难问题。投资过热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投资驱动型发展模式，这是深层次的体制性因素造成的。因此，“中部模式”就是要调整发展动力，由单纯的“投资拉动型”逐步转变为“四轮驱动”，即投资、消费、外贸与体制创新四轮驱动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尤其是要强化企业的创新能力与机制。这就要求扩大企业的规模效应，鼓励兼并与重组，加强对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撑，改变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性政策。
第五，发展路径的创新。优惠政策的驱动与世界经济的国民待遇原则相背离，“政策依赖”的路径是愈来愈狭窄，优惠政策的区域轮换发展路径已越来越不现实。出路只有一条：充分利用既有政策，依靠自己的努力，发挥中部各省各自优势，互补发展，建立起“中部经济共同体”的发展道路。比如武汉的高新技术产业比较发达，江西的现代农业、矿产也比较有优势,长株潭地区可以发展制造业，中部各省可以有所分工。“中部经济共同体”早在1988年，鄂豫湘三省就曾经进行实质性讨论并形成初步文件意向，现有的发展基础与发展态势，就可能形成促进中部崛起的6大共同體，即中部市场共同体、中部能源共同体、中部物流共同体、中部旅游共同体、中部教育培训共同体、高科技开发共同体，在此基础上相应培育中部跨省的大企业集团。
中部崛起最大障碍，还是体制上的“画地为牢”。因此，在“中部模式”发展中，各省，尤其是湖北、武汉要卸掉“包袱”，要做出高姿态，不以老大自居。从而在协调的基础上，建立中部六省经济协调委员会，把中部捆在一起，研究整体发展战略，形成产业分工，而淡化对谁是龙头的争议。可以搞轮值主席，轮流坐庄，大家都不争龙头，不搞重复建设。总之，要用“中部模式”促进中部崛起！
三、打造“武汉城市圈”，培植中部增长极
“以增强综合承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这是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又一方针，也是湖北实施“中部模式”，实现中部崛起的关键。
实施“中部模式”，实现中部崛起，必须在区域内部寻找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点。通过增长极点的活力产业扩散辐射、快速发展产生的乘数效应的推动，带动中部地区的全面、协调、可持續发展。
武汉作为中部地区第一大城市，作为增长极点，具有良好的历史传统与现实基础。中部地区是紧随沿海“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大经济发展区之后的重点发展区。中部沿江地区位居国家规划的全国七大经济核心区第四位；中部沿江地区都市圈位居全国八大都市圈的第四位。从中部崛起战略长期展望看，未来以武汉城市圈为核心区，郑州、南昌、合肥、长沙等城市圈相互呼应、共同发展，中部地区将形成更大范围的城市经济一体化格局，这将有力促进中部六省优化资源配置，加快工业化进程，形成中国新的经济增长极。从这一长远规划看，武汉城市圈目前的尝试已经远远超出省域经济发展的范畴，而具有了中部地区较广意义上的示范作用。
构建武汉城市圈，武汉应摆正位置，它不是武汉的城市圈，而是以武汉为中心，武汉起引导作用，或者说是以市场为导向，产业为纽带的一个区域发展。不能简单地用行政的办法，而是用更多的市场的办法，用经济的办法，破除“壁垒”，融合发展。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基础设施一体化、产业布局一体化、区域市场一体化、城乡建设一体化、环境和生态建设一体化、科教培训一体化，来带动、辐射周边地区的发展。
构建武汉城市圈，不是以自己的行政级别高低，来决定自己的领袖地位。而是要围绕提升城市整体功能、围绕发挥辐射功能，来决定区域的中心地位。因此，要全方位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逐步形成武汉城市圈的“六大中心”地位，即高科技研发与制造中心、金融中心、物流中心、教育培训中心、会展中心、绿色制造业中心，通过“六大中心”以张化其吸引力。只要将武汉打造成这样六大中心，加强城市吸引力，具有有领头、扩张与辐射作用，武汉就会自然形成中部的区域经济中心，从而加速推动湖北构筑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支点的进程。
（作者：夏振坤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艳国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政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后；黄家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中部崛起，是继沿海开放、西部大开发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之后我国又一个区域发展战略。2006年，“中部崛起”进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2006年3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中部崛起战略，标志着中部崛起战略进入实施阶段。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又进一步指出：要“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从发展趋势来看，中部崛起已成为当前我国先导性的区域发展战略。胡锦涛总书记2006年8月 视察湖北时指出：湖北应该加快发展，走在前列，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作出更大贡献，成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我们认为，探索切实可行的“中部模式”，是构筑中部崛起战略支点的关键。
一、探索“中部模式”，迫在眉睫
开始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0年。30年来，中国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时期。从中国区域发展来看，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在沿海地区带动下完成的。但从经济学角度来讲，由于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紧张、资源约束、环境恶化的制约，沿海区域经济发展进入一个“边际收益递减”时期。因此，新的世纪，新的历史时期，中部的崛起可以延续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关系到中国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关系到区域统筹协调、关系到和谐社会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
但是，中部要崛起，我们不能理解为国家发展政策、尤其是优惠政策的区域轮换，更不是要走沿海发展模式的老路。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我国30年改革开放的进程来看，作为一个区域大国，工业化进程、现代化建设不可能是齐头并进的，而是呈现具有区域特征的发展模式。作为改革开放突飞猛进的“珠三角”、“长三角”增长区域，代表着不同的发展模式。“珠三角”发展模式，始于改革开放初期，依靠中央政策优惠、依托港台资本，走以三资企业为主、外向为主的传统制造业发展道路。这种政策优惠在世界贸易组织非歧视原则——国民待遇原则下已无多大发展空间；这种“两头在外”的外向发展日益受制于竞争日益激烈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种传统产业发展更制约着中国产业发展升级。可以说，“珠三角”模式已基本成为“过去式”，机遇不可能再来。“长三角”区域的快速发展，得益于雄厚的个体、民营经济的良好基础，依靠跨国资本“总部经济”的植入迅速崛起。这种“内生性高增长”发展模式，我们中部地区无论在自己的经济基础或发展区位优势上，都难以比拟！
当我们面对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地理的实际情况，中部崛起是重新复制珠三角、长三角模式，还是另辟蹊径？很显然，我们需要探索一条新路。中部崛起应该在体制改革、机制转换、发展道路与增长模式的创新上，探索出一条真正符合中部地区特点的中部发展模式。笔者早在1986年曾提出华中地区实施“合纵战略”的主张；20世纪90年代又曾提出中部地区应建立松散的“经济共同体”。这是我们一贯主张，由于经济区位的差异和历史发展机遇的不同，中部地区要走“珠三角”、“长三角”发展的老路，肯定行不通，也不可能崛起。我们能否去研究、去探索、去发现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它既能直面当今我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促进我国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又能充分发挥中部地区的优势实现中部崛起？这种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是什么？它就是“中部模式”。
二、创新“中部模式”，构筑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
所谓“中部模式”，就是要突破中国现有经济增长极的发展模式，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全局中，找准中部地区的位置，探索出真正符合中部地区特点的发展模式与发展机制。这种“中部模式”的构造，就是要在中部崛起中发挥核心顶托与推动作用，成为激发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引擎。
那么，“中部模式”的内涵是什么呢？由于中部地区各省是中等发达地区，大多以农业为主，并且也是我国老工业基地相对密集的地区。作为区位相对不利、思想观念相对落后、工业化进程相对滞后、经济发展相对较慢的中部地区，既没有充满活力的民营经济群体，当前阶段又不可能有大规模外资植入，现有工业化相对缺乏技术优势、体制优势，中部地区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决定了“中部模式”的选择，必须根据各地的比较优势和具体特点，构建多元复合的共同体发展模式。在这个多元复合共同体发展模式中，我们认为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
第一，发展指导思想的转变。即由传统工业主义的发展指导思想转变到后工业主义的指导思想。中央确立湖北武汉城市圈和湖南“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种“两型社会”综合试验区的发展不再是过去传统工业化的要求，它是要求探索后工业主义时期在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加大的趋势下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为中部经济的崛起打造新引擎。这是一种发展指导思想的“超越式”大转变，具体来说，我们认为应体现为三大转变：一是发展目标的转变，即由追求无限膨胀、破坏环境的增长转变到追求有节制的环境友好型发展，经济增长不再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破坏型增长。二是生产方式的转变，即由资源浪费型的生产转变到资源节约型的生产，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生产与利用效率”，而不仅仅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三是消费方式的转变，即由“超需要型消费方式”转变到“按需消费”。
第二，产业结构的提升。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中部崛起的必由之路。这就需要在产业结构上下大力气进行调整，推动中部地区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由此就需要有勇气、更要有力度来淘汰、转移、改造那些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行业与企业，并突破性发展那些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率的行业与企业。
第三，能源结构的转换。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的发展模式同能源结构有很大关系。“两型社会”的建设，一方面是要全面实施节能技术的创新，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充分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在节约能源，保护环境上，务求作为；另一方面就是要改善能源结构，大力推进“清洁能源”、“替代能源”，如太阳能、风能、核能、沼气等等。
第四，经济动力的调整。投资、外贸和消费是推动中国30年快速发展的“三驾马车”，但“三驾马车”发展的不均衡是中国经济的旧伤新痛，特别是投资过硬的局面一直没有得到较为彻底的改变，成了“年年提，年年依旧”的老大难问题。投资过热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投资驱动型发展模式，这是深层次的体制性因素造成的。因此，“中部模式”就是要调整发展动力，由单纯的“投资拉动型”逐步转变为“四轮驱动”，即投资、消费、外贸与体制创新四轮驱动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尤其是要强化企业的创新能力与机制。这就要求扩大企业的规模效应，鼓励兼并与重组，加强对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撑，改变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性政策。
第五，发展路径的创新。优惠政策的驱动与世界经济的国民待遇原则相背离，“政策依赖”的路径是愈来愈狭窄，优惠政策的区域轮换发展路径已越来越不现实。出路只有一条：充分利用既有政策，依靠自己的努力，发挥中部各省各自优势，互补发展，建立起“中部经济共同体”的发展道路。比如武汉的高新技术产业比较发达，江西的现代农业、矿产也比较有优势,长株潭地区可以发展制造业，中部各省可以有所分工。“中部经济共同体”早在1988年，鄂豫湘三省就曾经进行实质性讨论并形成初步文件意向，现有的发展基础与发展态势，就可能形成促进中部崛起的6大共同體，即中部市场共同体、中部能源共同体、中部物流共同体、中部旅游共同体、中部教育培训共同体、高科技开发共同体，在此基础上相应培育中部跨省的大企业集团。
中部崛起最大障碍，还是体制上的“画地为牢”。因此，在“中部模式”发展中，各省，尤其是湖北、武汉要卸掉“包袱”，要做出高姿态，不以老大自居。从而在协调的基础上，建立中部六省经济协调委员会，把中部捆在一起，研究整体发展战略，形成产业分工，而淡化对谁是龙头的争议。可以搞轮值主席，轮流坐庄，大家都不争龙头，不搞重复建设。总之，要用“中部模式”促进中部崛起！
三、打造“武汉城市圈”，培植中部增长极
“以增强综合承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这是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又一方针，也是湖北实施“中部模式”，实现中部崛起的关键。
实施“中部模式”，实现中部崛起，必须在区域内部寻找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点。通过增长极点的活力产业扩散辐射、快速发展产生的乘数效应的推动，带动中部地区的全面、协调、可持續发展。
武汉作为中部地区第一大城市，作为增长极点，具有良好的历史传统与现实基础。中部地区是紧随沿海“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大经济发展区之后的重点发展区。中部沿江地区位居国家规划的全国七大经济核心区第四位；中部沿江地区都市圈位居全国八大都市圈的第四位。从中部崛起战略长期展望看，未来以武汉城市圈为核心区，郑州、南昌、合肥、长沙等城市圈相互呼应、共同发展，中部地区将形成更大范围的城市经济一体化格局，这将有力促进中部六省优化资源配置，加快工业化进程，形成中国新的经济增长极。从这一长远规划看，武汉城市圈目前的尝试已经远远超出省域经济发展的范畴，而具有了中部地区较广意义上的示范作用。
构建武汉城市圈，武汉应摆正位置，它不是武汉的城市圈，而是以武汉为中心，武汉起引导作用，或者说是以市场为导向，产业为纽带的一个区域发展。不能简单地用行政的办法，而是用更多的市场的办法，用经济的办法，破除“壁垒”，融合发展。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基础设施一体化、产业布局一体化、区域市场一体化、城乡建设一体化、环境和生态建设一体化、科教培训一体化，来带动、辐射周边地区的发展。
构建武汉城市圈，不是以自己的行政级别高低，来决定自己的领袖地位。而是要围绕提升城市整体功能、围绕发挥辐射功能，来决定区域的中心地位。因此，要全方位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逐步形成武汉城市圈的“六大中心”地位，即高科技研发与制造中心、金融中心、物流中心、教育培训中心、会展中心、绿色制造业中心，通过“六大中心”以张化其吸引力。只要将武汉打造成这样六大中心，加强城市吸引力，具有有领头、扩张与辐射作用，武汉就会自然形成中部的区域经济中心，从而加速推动湖北构筑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支点的进程。
（作者：夏振坤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艳国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政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后；黄家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