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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我要去采访申泮文先生，南大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好几项全国之最：
他是年龄最大的仍坚守在教学一线的中科院院士。
他曾就读于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是“血统”最纯的“南开人”。
他极力倡导爱国主义教育，建议将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德育工作的灵魂，是科教界呼吁爱国主义最殷切、最执著者之一。
他还是老院士中体质最好，教龄最长的大学教授。
南大的院士楼尚未建成，申先生仍住在校园内的平房里。十几平方米的书房，只留出走道的地方，其余空间全被书刊挤占，但码放规整，罗列有序。书房里的三样东西，使我印象深刻，一是右面墙上方挂有一幅主人16英寸的彩色照片；二是书柜里有大部头的文学和历史著作；最后是在他的书桌旁边，有三张只有旧礼堂或老剧场才有的那种连体座椅，椅子的油漆已完全剥落，原木的本色让人顿感它和主人一样的真实亲切。
申先生刚在上海接受了宝钢教育基金会为高校优秀教师颁发的特别奖。此行有一个让他兴奋不已的收获是，与70年前的小学同桌同学王正尧先生聚首上海。申先生说：“我是特意去看他的，我们彼此喊着对方的名字，激动地笑出眼泪。”
谈到青少年时的学习生活，他说毫无新鲜特别之处，“年轻时是玩着过来的，学习成绩一般，英语不好，差不多每学期都要补考。每临大考前，别人都抱着书本温习功课，我却在一边读小说或打球。当时特别爱好体育，是有名的球迷，棒球打得特别好，直到大学毕业我始终是校队出色的棒球手。今天能有付好身板儿，可能就得益于年轻时的体育锻炼。直到高二才知道应该用功读书了，只用一个暑假就把英语补上去了。”
“我不希望别人效仿，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学有所成的方式也迥然各异，不可能有固定的模式。”
“我从青年时代起就对自己和自己要做的事情充满信心，同时又受到良好的教育，特别是在南大得到的爱国主义教育，增加了我对振兴中华的使命感和自信心。只要投入工作就能进入忘我的兴奋状态。”
“现在的中小学教育模式，我是不敢苟同的，不是题海战术，就是死记硬背，何苦弄得这么可怕呢？有人将高中绕弯儿的化学试题拿到大学来，连讲师教授也看不懂。升学率只是衡量教育结果的一个方面，培养出有才华有自信，属于我们自己的人才，才是我们教育的根本所在。”
说着，申先生背诵起他铭记终生的“南开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允公是要求学生爱祖国、爱人民、爱事业，一心为公；允能是要求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掌握创业和服务本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日新月异要求南开人有创新意识，不但能接受新事物，而且能创造新事物，不但能够跟上世界新潮流，而且应走在新潮流的前列。
1996年申先生以80高龄开始学习电子计算机多媒体编程技术，用三年时间编制完成了一部教科书软件《化学元素周期系》，用以解决无机化学教学中长期的困难——化学记述材料的繁琐枯燥。它是全国第一张光盘化学教材，已获教育部优秀教学软件一等奖。
申先生不仅“南开校训”记得清楚，对前辈恩师更是没齿难忘。
“我能考进大学首先要感激我高中时数学老师张信宏先生。在我高中即将毕业时，一直资助我上学的哥哥失业了，我不得不辍学去北京税务局当收发员。因为心里难过，不辞而别。谁知这下可急坏了张老师，他四处打听我的下落，见到我后，不容分说立刻叫我去辞职，并告诉我‘经济上有困难，我会替你想办法’。就这样他每月给我20块银元，让我念完高中，接着复习准备考大学。我考取免费生后，因食宿费要自行解决，张老师就继续资助我。
张信宏先生每次见到我都要叮嘱一句话：‘要有自信，你会成功的。’
为了报答老师的厚爱，我更发奋读书，终于取得了年级第一名的好成绩。每年获奖学金300元，我自己用不了，就拿出一部分帮助家里生活。
可惜好景不常，半年后，也就是1937年的7月29日，日本飞机轰炸南开大学，申泮文美好的大学生活与南开校园一样，被毁于一旦。
从此申先生被命运推向磨难的征途。他拼搏奋争，踽踽前行。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他也没有放弃可贵的自信。
同年8月底，他以流亡学生的身份逃离沦陷的天津，投奔南开大学在南京的办事处。抱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在南京他投笔从戎，参加了国民党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军官教导队。(当时国民党军队中急需防化人才)接受两个月的紧急战斗训练，便被派到上海前线，参加上海保卫战。11月中旬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对上海形成包抄合围之势，导致上海的国民党30万大军全线溃退，因溃退无序造成混乱，而损失惨重。申泮文绕道徐州、郑州、武汉来到长沙，想继续报到复学。
因在饥寒交迫中跋山涉水，到达长沙后，他双腿不幸感染了无名肿毒，高烧不退，卧床不起……
几经波折，在黄钰生先生的提携力助下，申泮文终于又重新回到熟悉的课堂。但是，他必须要在两年半的时间内完成三年的学分，还要勤工俭学支付生活开销，其紧张艰苦程度可想而知。
1940年夏天，以优异成绩获得里学学士后，他没像其他同学那样准备出国深造，而是抱着实业报国向梦想，从报纸上看到我国在甘肃玉门发现了石油并将大力开发时，不顾朋友的劝阻，日夜兼程赶到玉门油田……
直到抗战胜利后，他才在黄钰生的举荐下，任南大化学系教员。
申泮文先生永远也忘不了1956年去北京会见留洋归来的老同学的青景。当时大批的海外学子被新中国召唤，他们放弃了国外优裕丰厚的生活待遇，不顾一切，风风火火地赶回来。回到祖国后就直接到中央有关部门申请工作，暂时分不到工作，就在北京等，把京城好一点的旅馆客栈全住满了。连空气都被兴奋和自信烤得灼热炙人……
这就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成功范列，也是我极力倡导爱国主义教育的初衷。
(责 编 白丽娟)
他是年龄最大的仍坚守在教学一线的中科院院士。
他曾就读于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是“血统”最纯的“南开人”。
他极力倡导爱国主义教育，建议将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德育工作的灵魂，是科教界呼吁爱国主义最殷切、最执著者之一。
他还是老院士中体质最好，教龄最长的大学教授。
南大的院士楼尚未建成，申先生仍住在校园内的平房里。十几平方米的书房，只留出走道的地方，其余空间全被书刊挤占，但码放规整，罗列有序。书房里的三样东西，使我印象深刻，一是右面墙上方挂有一幅主人16英寸的彩色照片；二是书柜里有大部头的文学和历史著作；最后是在他的书桌旁边，有三张只有旧礼堂或老剧场才有的那种连体座椅，椅子的油漆已完全剥落，原木的本色让人顿感它和主人一样的真实亲切。
申先生刚在上海接受了宝钢教育基金会为高校优秀教师颁发的特别奖。此行有一个让他兴奋不已的收获是，与70年前的小学同桌同学王正尧先生聚首上海。申先生说：“我是特意去看他的，我们彼此喊着对方的名字，激动地笑出眼泪。”
谈到青少年时的学习生活，他说毫无新鲜特别之处，“年轻时是玩着过来的，学习成绩一般，英语不好，差不多每学期都要补考。每临大考前，别人都抱着书本温习功课，我却在一边读小说或打球。当时特别爱好体育，是有名的球迷，棒球打得特别好，直到大学毕业我始终是校队出色的棒球手。今天能有付好身板儿，可能就得益于年轻时的体育锻炼。直到高二才知道应该用功读书了，只用一个暑假就把英语补上去了。”
“我不希望别人效仿，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学有所成的方式也迥然各异，不可能有固定的模式。”
“我从青年时代起就对自己和自己要做的事情充满信心，同时又受到良好的教育，特别是在南大得到的爱国主义教育，增加了我对振兴中华的使命感和自信心。只要投入工作就能进入忘我的兴奋状态。”
“现在的中小学教育模式，我是不敢苟同的，不是题海战术，就是死记硬背，何苦弄得这么可怕呢？有人将高中绕弯儿的化学试题拿到大学来，连讲师教授也看不懂。升学率只是衡量教育结果的一个方面，培养出有才华有自信，属于我们自己的人才，才是我们教育的根本所在。”
说着，申先生背诵起他铭记终生的“南开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允公是要求学生爱祖国、爱人民、爱事业，一心为公；允能是要求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掌握创业和服务本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日新月异要求南开人有创新意识，不但能接受新事物，而且能创造新事物，不但能够跟上世界新潮流，而且应走在新潮流的前列。
1996年申先生以80高龄开始学习电子计算机多媒体编程技术，用三年时间编制完成了一部教科书软件《化学元素周期系》，用以解决无机化学教学中长期的困难——化学记述材料的繁琐枯燥。它是全国第一张光盘化学教材，已获教育部优秀教学软件一等奖。
申先生不仅“南开校训”记得清楚，对前辈恩师更是没齿难忘。
“我能考进大学首先要感激我高中时数学老师张信宏先生。在我高中即将毕业时，一直资助我上学的哥哥失业了，我不得不辍学去北京税务局当收发员。因为心里难过，不辞而别。谁知这下可急坏了张老师，他四处打听我的下落，见到我后，不容分说立刻叫我去辞职，并告诉我‘经济上有困难，我会替你想办法’。就这样他每月给我20块银元，让我念完高中，接着复习准备考大学。我考取免费生后，因食宿费要自行解决，张老师就继续资助我。
张信宏先生每次见到我都要叮嘱一句话：‘要有自信，你会成功的。’
为了报答老师的厚爱，我更发奋读书，终于取得了年级第一名的好成绩。每年获奖学金300元，我自己用不了，就拿出一部分帮助家里生活。
可惜好景不常，半年后，也就是1937年的7月29日，日本飞机轰炸南开大学，申泮文美好的大学生活与南开校园一样，被毁于一旦。
从此申先生被命运推向磨难的征途。他拼搏奋争，踽踽前行。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他也没有放弃可贵的自信。
同年8月底，他以流亡学生的身份逃离沦陷的天津，投奔南开大学在南京的办事处。抱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在南京他投笔从戎，参加了国民党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军官教导队。(当时国民党军队中急需防化人才)接受两个月的紧急战斗训练，便被派到上海前线，参加上海保卫战。11月中旬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对上海形成包抄合围之势，导致上海的国民党30万大军全线溃退，因溃退无序造成混乱，而损失惨重。申泮文绕道徐州、郑州、武汉来到长沙，想继续报到复学。
因在饥寒交迫中跋山涉水，到达长沙后，他双腿不幸感染了无名肿毒，高烧不退，卧床不起……
几经波折，在黄钰生先生的提携力助下，申泮文终于又重新回到熟悉的课堂。但是，他必须要在两年半的时间内完成三年的学分，还要勤工俭学支付生活开销，其紧张艰苦程度可想而知。
1940年夏天，以优异成绩获得里学学士后，他没像其他同学那样准备出国深造，而是抱着实业报国向梦想，从报纸上看到我国在甘肃玉门发现了石油并将大力开发时，不顾朋友的劝阻，日夜兼程赶到玉门油田……
直到抗战胜利后，他才在黄钰生的举荐下，任南大化学系教员。
申泮文先生永远也忘不了1956年去北京会见留洋归来的老同学的青景。当时大批的海外学子被新中国召唤，他们放弃了国外优裕丰厚的生活待遇，不顾一切，风风火火地赶回来。回到祖国后就直接到中央有关部门申请工作，暂时分不到工作，就在北京等，把京城好一点的旅馆客栈全住满了。连空气都被兴奋和自信烤得灼热炙人……
这就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成功范列，也是我极力倡导爱国主义教育的初衷。
(责 编 白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