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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仲裁案结果并不具有强制性，它不会对中国海洋
权益造成影响，但增加了谈判的难度，仲裁结果
将可能被视为考虑的因素，带到往后的对话和谈判中
由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案于7月12日在荷兰海牙公布仲裁结果。在仲裁结果公布后第二天，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白皮书，呼吁菲方返回谈判桌。
而菲律宾新任总统杜特尔特7月14日也释放善意，表示愿意派前总统拉莫斯来华开启外交对话。
“仲裁结果公布后，各方的反应并没有如外界预料般地激烈，这很值得赞赏。”东盟前秘书长、前泰国外长苏林·比苏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希望接下来可以看到中菲之间进行更多更恰当的沟通，重建双方之间的互信。这也是将外部力量排除在外的最好方式。
7月16日，第五届世界和平论坛在清华大学举行。
距离南海仲裁案仲裁庭正式向当事国发布结果还有15分钟，定位于爱尔兰都柏林的新华社英文官方推特（社交媒体）就对外发出短消息：“消息人士透露，滥用法律的仲裁庭发布了不攻自破的南海仲裁裁定。”
而随之公布于世的仲裁结果，进一步强化了外界对临时仲裁庭在此案上“滥权”“扩权”的印象。
仲裁结果裁定南海中最大的自然形成的太平岛属于《公约》第121条第3款的岩礁，“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岩礁，不应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这意味着南海中的所有岛礁都不能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仲裁庭这种关于岛礁的解释，不仅没有法理依据，还让许多国际法学者感到啼笑皆非。西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教授王泽林于7月15至16日出席了在香港召开的海洋争端解决国际法研讨会，他注意到，多名分别来自英国、新加坡、美国等国的学者都就此进行了专题演讲，表示对裁决所给出的定义“不接受”。有学者还认为，“如果这么定义，那不能自己提供饮用水的香港和新加坡，是不是都是礁石？”
中国国际法学会副会长张海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临时仲裁庭此举是在任意地践踏和解释《公约》，超越职权。“因为仲裁庭的职责是解释和适用公约，而不是‘造法’，不是去创造一些标准和条例。”
就在南海仲裁案结果公布不久，中国外交部率先发表声明，认为该裁决是无效的，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
紧接着，中国政府发表相关声明，重申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长期历史实践及历届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7月12日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十八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的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时，除了强调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受所谓菲律宾南海仲裁案裁决的影响，还强调了中国将继续维护国际法治，坚定致力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致力于同直接有关的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有关争议。
7月13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白皮书，除了用详尽的事实和数据阐明中国和菲律宾南海有关争议的由来，以及菲方违背通过谈判解决南海有关争议的共识和承诺导致争议复杂化外，还在“中国处理南海问题的政策”章节中指出中国对通过谈判解决陆地边界、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界限争议的诚意和成果。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在白皮书发布会上表达了中方呼吁菲方尽快重回谈判桌，希望将裁决“搁在书架上，放到档案馆留起来就完了，最后结果还是要回到谈判的轨道上来，中国希望和菲律宾能够回归双边谈判”。
对南海仲裁案结果公布后中方的言行，东盟前秘书长苏林·比苏宛颇为赞赏，他认为此时各方保持克制，将有利于地区局势和平与稳定。“我相信没有人会对中国阐述的立场感到惊讶，因为中国在仲裁结果宣布前就是这么表述的，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苏林·比苏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7月16日至17日举行的第五届世界和平论坛上，南海议题成为贯穿始终的焦点。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孙建国和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张志军在论坛举行期间均先后就这一问题向参会中外学者进一步阐明中国的立场主张。
在论坛中专设的“南海安全合作”小组人气很旺，不大的会议室中吸引了逾百人旁听。
现场除了有兰普顿、包道格等知名国际问题学者外，也有来自台湾商会的人士到场，他们表达了两岸在南海问题上合作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愿望。
作为四名发言者中唯一一名中方学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国防大学教授朱成虎直入主题，提出了包括共同打击海盗，保护南海油气资源、渔业资源，岛礁旅游开发、联合巡航等11个具有合作潜力的领域。
他还特别谈到，开展安全合作的前提，是每个南海声索国、东盟中非声索国，以及美国等域外国家，都应当加强互信。
朱成虎在会后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紧张局势对哪一方都不利，也相信不可能为之出现激烈的行动。在他看来，寻求合作将是各方努力的方向。
马来西亚战略研究国际所主席、执行长伊沙均参与了上述两场小组讨论，对朱成虎“向前看”的表态也表示赞同。他在随后发言中谈到，“南海合作可以帮助我们应对传统和非传统的安全问题。”
但伊沙也强调说：“南海的安全合作，我认为只有各方保持克制，不采取挑衅的行为才能够实现。”
在强调寻求合作项的同时，与会学者也将焦点聚集在后仲裁时代南海声索国各方如何解决争议的可行路径。而重回对话和谈判，成为讨论中的共识。 东盟前秘书长苏林·比苏宛在发言中回顾了中国和东盟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历程，并指出这是临时性的办法，目的是避免误解、误判，为了不错误地理解或者解读各方的意图，所以此后中国和东盟国家开始商谈具有约束力、可操作的《南海各方行为准则》。
“当然最终要解决南海的争议，在东盟看来，还得靠双边来解决。”苏林·比苏宛同时强调。
事实上，中国始终没有放弃争取重回谈判的努力。
“要使南海的温度真正降下来，相关国家都要做出实实在在的努力。”当地时间7月5日，距离仲裁案宣布仅一周之际，中国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在华盛顿出席中美智库南海问题对话会时，呼吁包括美国等域外国家在内的各方保持克制，切勿将局势进一步搞乱。
戴秉国还借这一场合向美国表明，“中美在南海没有一分一厘的领土争议，在南海上也不存在根本的战略利益冲突，不能以此来定义中美关系。”
曾成功推动中美战略对话机制建立的戴秉国，当天还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进行了会见。不愿具名的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透露，双方会见时谈及了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问题。
在南海局势升温过程中，中美间沟通机制保持畅通。7月6日，外交部长王毅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克里通电话。王毅阐明中方在南海仲裁案立场的同时，希望美方恪守在有关领土争议问题上不持立场的承诺，谨言慎行，不采取任何损害中方主权和安全利益的行动。
而克里表示，理解中方将就仲裁案表明自己的立场。同时期望各方都能保持克制。美中双方在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方面具有共同利益，美方支持各方继续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有关争议。
在一边倒的仲裁结果公布后，菲律宾外长雅赛也第一时间“呼吁各方采取克制、清醒的态度”。新任总统杜特尔特也没有改变其愿意与中国对话的立场。
7月14日，杜特尔特在一场公开晚宴上致辞时称，将邀请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担任特使，赴华开启外交对话。
“战争？它不是一个选项。那么，另一面是什么呢？和平谈判。”杜特尔特说，“我曾咨询过许多人，包括（前）总统拉莫斯。”
同时出席晚宴的拉莫斯对此感到惊讶，因为他正忙于撰写自己的传记，还没收到任何正式邀请。
有菲律宾政府高级别官员向当地媒体透露，正式的任命邀请需要经由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确认后再发出，相关会议预计将在7月25日杜特尔特发表完国情咨文后才召开。该官员还形容，杜特尔特选择拉莫斯出任特使，是外交上的一项“杰作”。
拉莫斯在1992到1998年担任菲律宾总统期间同中国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此后曾出任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朱成虎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拉莫斯为人“比较务实”，而且有战略眼光，应该是中国政府能接受的人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7月15日的例行记者会上也就此表示，中方对杜特尔特总统愿派特使来华对话表示欢迎。
与此同时，东盟虽然为南海仲裁案结果于7月13日专门召开会议，但未能就相关问题达成共识，无法发表联合声明。
不过，在东盟内部，支持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框架下通过和平沟通解决争端的呼声愈发强烈。
缅甸外交部于7月13日就南海仲裁案发表声明称，缅甸虽然不是南海有关海域的声索国，但是作为东盟成员，对于南海争端的解决非常关注。缅甸政府表示，希望当事各方尽力通过和平的、友好协商和沟通的方式解决争端。同时，缅甸政府还强调，希望有关各方积极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争取早日就《南海各方行为准则》达成共识。
缅甸政府这一声明中所支持的南海问题的解决方式，也正是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一贯主张。
新加坡《联合早报》也为此发表题为《南中国海争端仍须政治解决》的社论，指出双方目前最需要一段冷静期，“以避免政治误判，或出现彼此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态发展，包括防止有关课题被所谓的‘鹰派’所挟持而朝更加激化的方向发展。”
“当然，（南海问题）很可能在未来很长时间里都拿不出一个最终的解决办法，只能是一个临时性的解决。这也是邓小平先生当年说的，南海问题可能没有办法在这代人得到解决，我们可能要把它留给后代，他们会比我们更有智慧。”苏林·比苏宛说，“我们在南海问题上有很多共同利益，这方面完全可以提炼出智慧，这样的一种做法要比突出紧张局势或者是分歧，要睿智得多，因为我们之间的共同利益完全可以在未来给中国、东盟国家带来很多好处。”
南海仲裁案在刺激中国舆论的同时，也让中国社会迎来了一波“普法”的热潮。
根据百度指数的统计，7月12日南海仲裁案结构公布当天，关于“国际法”关键词的搜索量是7月10日的近4倍，更是2011年有统计以来的峰值。
“南海问题从未像今天一样受到举国上下高度关注，以前冷门的海洋法专业也变得炙手可热。”从事国际海洋法研究多年的王泽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事实上，南海仲裁案是一场相关国家围绕南海展开的国际法治博弈，从政府到民间层面的表现，都将影响这场博弈的未来走势。
中国政府自始至终对南海仲裁案采取“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不执行”的立场，因而仲裁结果对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没有丝毫影响。
不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伴随仲裁结果而来的将是一轮舆论压力，“要求中国接受仲裁结果，否则就宣称中国不尊重国际法。”
他还认为，中国还会遭受一轮外交压力，美国会让盟友争相表态，甚至还会将中国的行为与某些经济活动联系起来，以推动经济制裁。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于7月13日接受外媒相关提问时，表示中方有权利划设南海防空识别区。英国媒体《每日电讯报》随即就以“中国威胁在南海争议海域划设防空识别区”为题进行炒作。 “国际法并不是一些学者想象的那么美好，是国际公正正义的体现。因为国际法依然存在被滥用，现实中甚至被操纵的情况，抛开国家利益去谈国际法，是无法想象的事情。”王泽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王泽林表示，国际法的形成主要是国家的参与，包括实践中形成国际习惯法，协商中形成国际条约，这都是以各国的利益为基础形成的，很难想象一国在参与制定国际法的时候不去考虑本国的利益。
“目前在很多领域中国没有深入参与的情况下，大多已经形成的国际规则，现在谁掌握了规则的解释权，谁就掌握了实践中的主动权，在这次南海仲裁案中表现更加突出。”王泽林说。
“没有任何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遵循过涉及海洋法的国际仲裁，更没有接受任何侵犯主权和国家安全利益的国际法庭裁决。”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弗中心主任埃里森于仲裁结果公布前夕在《外交家》杂志撰文称，中国无视南海仲裁是遵循其他大国在过去数十年所做的先例。
由于南海仲裁案结果并不具有强制性，它不会对中国海洋权益造成影响，但苏林·比苏宛也指出，南海仲裁案增加了谈判的难度，仲裁结果将被视为考虑的因素，带到往后的对话和谈判中。
“中国不承认裁决，但愿意进行谈判、对话和磋商。那么，在这些过程中，各方可能都要做出妥协。因为有很多的因素要考虑，有些相关方愿意接受仲裁，有些不愿意接受，需要照顾彼此的关切。”马来西亚战略研究国际所主席、执行长伊沙均也认为，临时仲裁庭的裁决结果只是国际法的一个方面，这需要所有相关方去审视，而至于如何应对，那就是各国的谈判者要去思考的。
朱成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毫无疑问，菲律宾会将南海仲裁案的结果带到谈判中，但中国不会接受。把‘断续线’都否定了，都将太平岛否定是岛了，这怎么能接受，这不是罔顾事实吗？”
不过，当中国正以大国姿态冷静、从容维护国际法精神的同时，国内却出现了部分民众在南海仲裁案结果公布后，以“爱国”为由，发起抵制美国、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等国商品的倡议，甚至还出现了滋扰美国连锁快餐店肯德基餐厅的事件。
“每逢遇到重大事件，民间总会有一些激进的声音，这次南海仲裁也不例外。”王泽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南海仲裁案涉及非常复杂的法律技术问题，许多民众没有对相关法律问题进行深入了解，继而陷入情绪化。
这种情绪化的表达，缺乏理性思考和对法治的尊重。既没有看到经济全球化时代下，商品、资本背后的全球化链条，如肯德基、麦当劳等“洋餐厅”早已在雇员、产品、税收和经营等方面实现了本土化，抵制和滋扰最终会伤及自己国家和同胞的利益。
此次由南海仲裁案引发的激烈舆情中，也不乏悲情式的、民族利益危急论调的内部动员口号，弱国和受害者心态在背后若隐若现，与中国多年来不断增长的国力不相配，也影响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形象。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今年6月曾就“中国如何塑造和建设爱国主义”撰文称，“如果爱国主义不能超越‘不买日货，买国货’的初级阶段，就会是贫穷的爱国主义。”
权益造成影响，但增加了谈判的难度，仲裁结果
将可能被视为考虑的因素，带到往后的对话和谈判中
由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案于7月12日在荷兰海牙公布仲裁结果。在仲裁结果公布后第二天，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白皮书，呼吁菲方返回谈判桌。
而菲律宾新任总统杜特尔特7月14日也释放善意，表示愿意派前总统拉莫斯来华开启外交对话。
“仲裁结果公布后，各方的反应并没有如外界预料般地激烈，这很值得赞赏。”东盟前秘书长、前泰国外长苏林·比苏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希望接下来可以看到中菲之间进行更多更恰当的沟通，重建双方之间的互信。这也是将外部力量排除在外的最好方式。
冷静应对
距离南海仲裁案仲裁庭正式向当事国发布结果还有15分钟，定位于爱尔兰都柏林的新华社英文官方推特（社交媒体）就对外发出短消息：“消息人士透露，滥用法律的仲裁庭发布了不攻自破的南海仲裁裁定。”
而随之公布于世的仲裁结果，进一步强化了外界对临时仲裁庭在此案上“滥权”“扩权”的印象。
仲裁结果裁定南海中最大的自然形成的太平岛属于《公约》第121条第3款的岩礁，“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岩礁，不应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这意味着南海中的所有岛礁都不能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仲裁庭这种关于岛礁的解释，不仅没有法理依据，还让许多国际法学者感到啼笑皆非。西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教授王泽林于7月15至16日出席了在香港召开的海洋争端解决国际法研讨会，他注意到，多名分别来自英国、新加坡、美国等国的学者都就此进行了专题演讲，表示对裁决所给出的定义“不接受”。有学者还认为，“如果这么定义，那不能自己提供饮用水的香港和新加坡，是不是都是礁石？”
中国国际法学会副会长张海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临时仲裁庭此举是在任意地践踏和解释《公约》，超越职权。“因为仲裁庭的职责是解释和适用公约，而不是‘造法’，不是去创造一些标准和条例。”
就在南海仲裁案结果公布不久，中国外交部率先发表声明，认为该裁决是无效的，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
紧接着，中国政府发表相关声明，重申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长期历史实践及历届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7月12日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十八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的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时，除了强调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受所谓菲律宾南海仲裁案裁决的影响，还强调了中国将继续维护国际法治，坚定致力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致力于同直接有关的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有关争议。
7月13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白皮书，除了用详尽的事实和数据阐明中国和菲律宾南海有关争议的由来，以及菲方违背通过谈判解决南海有关争议的共识和承诺导致争议复杂化外，还在“中国处理南海问题的政策”章节中指出中国对通过谈判解决陆地边界、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界限争议的诚意和成果。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在白皮书发布会上表达了中方呼吁菲方尽快重回谈判桌，希望将裁决“搁在书架上，放到档案馆留起来就完了，最后结果还是要回到谈判的轨道上来，中国希望和菲律宾能够回归双边谈判”。
对南海仲裁案结果公布后中方的言行，东盟前秘书长苏林·比苏宛颇为赞赏，他认为此时各方保持克制，将有利于地区局势和平与稳定。“我相信没有人会对中国阐述的立场感到惊讶，因为中国在仲裁结果宣布前就是这么表述的，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苏林·比苏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重开谈判？
7月16日至17日举行的第五届世界和平论坛上，南海议题成为贯穿始终的焦点。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孙建国和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张志军在论坛举行期间均先后就这一问题向参会中外学者进一步阐明中国的立场主张。
在论坛中专设的“南海安全合作”小组人气很旺，不大的会议室中吸引了逾百人旁听。
现场除了有兰普顿、包道格等知名国际问题学者外，也有来自台湾商会的人士到场，他们表达了两岸在南海问题上合作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愿望。
作为四名发言者中唯一一名中方学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国防大学教授朱成虎直入主题，提出了包括共同打击海盗，保护南海油气资源、渔业资源，岛礁旅游开发、联合巡航等11个具有合作潜力的领域。
他还特别谈到，开展安全合作的前提，是每个南海声索国、东盟中非声索国，以及美国等域外国家，都应当加强互信。
朱成虎在会后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紧张局势对哪一方都不利，也相信不可能为之出现激烈的行动。在他看来，寻求合作将是各方努力的方向。
马来西亚战略研究国际所主席、执行长伊沙均参与了上述两场小组讨论，对朱成虎“向前看”的表态也表示赞同。他在随后发言中谈到，“南海合作可以帮助我们应对传统和非传统的安全问题。”
但伊沙也强调说：“南海的安全合作，我认为只有各方保持克制，不采取挑衅的行为才能够实现。”
在强调寻求合作项的同时，与会学者也将焦点聚集在后仲裁时代南海声索国各方如何解决争议的可行路径。而重回对话和谈判，成为讨论中的共识。 东盟前秘书长苏林·比苏宛在发言中回顾了中国和东盟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历程，并指出这是临时性的办法，目的是避免误解、误判，为了不错误地理解或者解读各方的意图，所以此后中国和东盟国家开始商谈具有约束力、可操作的《南海各方行为准则》。
“当然最终要解决南海的争议，在东盟看来，还得靠双边来解决。”苏林·比苏宛同时强调。
事实上，中国始终没有放弃争取重回谈判的努力。
“要使南海的温度真正降下来，相关国家都要做出实实在在的努力。”当地时间7月5日，距离仲裁案宣布仅一周之际，中国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在华盛顿出席中美智库南海问题对话会时，呼吁包括美国等域外国家在内的各方保持克制，切勿将局势进一步搞乱。
戴秉国还借这一场合向美国表明，“中美在南海没有一分一厘的领土争议，在南海上也不存在根本的战略利益冲突，不能以此来定义中美关系。”
曾成功推动中美战略对话机制建立的戴秉国，当天还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进行了会见。不愿具名的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透露，双方会见时谈及了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问题。
在南海局势升温过程中，中美间沟通机制保持畅通。7月6日，外交部长王毅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克里通电话。王毅阐明中方在南海仲裁案立场的同时，希望美方恪守在有关领土争议问题上不持立场的承诺，谨言慎行，不采取任何损害中方主权和安全利益的行动。
而克里表示，理解中方将就仲裁案表明自己的立场。同时期望各方都能保持克制。美中双方在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方面具有共同利益，美方支持各方继续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有关争议。
在一边倒的仲裁结果公布后，菲律宾外长雅赛也第一时间“呼吁各方采取克制、清醒的态度”。新任总统杜特尔特也没有改变其愿意与中国对话的立场。
7月14日，杜特尔特在一场公开晚宴上致辞时称，将邀请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担任特使，赴华开启外交对话。
“战争？它不是一个选项。那么，另一面是什么呢？和平谈判。”杜特尔特说，“我曾咨询过许多人，包括（前）总统拉莫斯。”
同时出席晚宴的拉莫斯对此感到惊讶，因为他正忙于撰写自己的传记，还没收到任何正式邀请。
有菲律宾政府高级别官员向当地媒体透露，正式的任命邀请需要经由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确认后再发出，相关会议预计将在7月25日杜特尔特发表完国情咨文后才召开。该官员还形容，杜特尔特选择拉莫斯出任特使，是外交上的一项“杰作”。
拉莫斯在1992到1998年担任菲律宾总统期间同中国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此后曾出任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朱成虎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拉莫斯为人“比较务实”，而且有战略眼光，应该是中国政府能接受的人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7月15日的例行记者会上也就此表示，中方对杜特尔特总统愿派特使来华对话表示欢迎。
与此同时，东盟虽然为南海仲裁案结果于7月13日专门召开会议，但未能就相关问题达成共识，无法发表联合声明。
不过，在东盟内部，支持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框架下通过和平沟通解决争端的呼声愈发强烈。
缅甸外交部于7月13日就南海仲裁案发表声明称，缅甸虽然不是南海有关海域的声索国，但是作为东盟成员，对于南海争端的解决非常关注。缅甸政府表示，希望当事各方尽力通过和平的、友好协商和沟通的方式解决争端。同时，缅甸政府还强调，希望有关各方积极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争取早日就《南海各方行为准则》达成共识。
缅甸政府这一声明中所支持的南海问题的解决方式，也正是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一贯主张。
新加坡《联合早报》也为此发表题为《南中国海争端仍须政治解决》的社论，指出双方目前最需要一段冷静期，“以避免政治误判，或出现彼此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态发展，包括防止有关课题被所谓的‘鹰派’所挟持而朝更加激化的方向发展。”
“当然，（南海问题）很可能在未来很长时间里都拿不出一个最终的解决办法，只能是一个临时性的解决。这也是邓小平先生当年说的，南海问题可能没有办法在这代人得到解决，我们可能要把它留给后代，他们会比我们更有智慧。”苏林·比苏宛说，“我们在南海问题上有很多共同利益，这方面完全可以提炼出智慧，这样的一种做法要比突出紧张局势或者是分歧，要睿智得多，因为我们之间的共同利益完全可以在未来给中国、东盟国家带来很多好处。”
博弈下一步
南海仲裁案在刺激中国舆论的同时，也让中国社会迎来了一波“普法”的热潮。
根据百度指数的统计，7月12日南海仲裁案结构公布当天，关于“国际法”关键词的搜索量是7月10日的近4倍，更是2011年有统计以来的峰值。
“南海问题从未像今天一样受到举国上下高度关注，以前冷门的海洋法专业也变得炙手可热。”从事国际海洋法研究多年的王泽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事实上，南海仲裁案是一场相关国家围绕南海展开的国际法治博弈，从政府到民间层面的表现，都将影响这场博弈的未来走势。
中国政府自始至终对南海仲裁案采取“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不执行”的立场，因而仲裁结果对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没有丝毫影响。
不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伴随仲裁结果而来的将是一轮舆论压力，“要求中国接受仲裁结果，否则就宣称中国不尊重国际法。”
他还认为，中国还会遭受一轮外交压力，美国会让盟友争相表态，甚至还会将中国的行为与某些经济活动联系起来，以推动经济制裁。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于7月13日接受外媒相关提问时，表示中方有权利划设南海防空识别区。英国媒体《每日电讯报》随即就以“中国威胁在南海争议海域划设防空识别区”为题进行炒作。 “国际法并不是一些学者想象的那么美好，是国际公正正义的体现。因为国际法依然存在被滥用，现实中甚至被操纵的情况，抛开国家利益去谈国际法，是无法想象的事情。”王泽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王泽林表示，国际法的形成主要是国家的参与，包括实践中形成国际习惯法，协商中形成国际条约，这都是以各国的利益为基础形成的，很难想象一国在参与制定国际法的时候不去考虑本国的利益。
“目前在很多领域中国没有深入参与的情况下，大多已经形成的国际规则，现在谁掌握了规则的解释权，谁就掌握了实践中的主动权，在这次南海仲裁案中表现更加突出。”王泽林说。
“没有任何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遵循过涉及海洋法的国际仲裁，更没有接受任何侵犯主权和国家安全利益的国际法庭裁决。”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弗中心主任埃里森于仲裁结果公布前夕在《外交家》杂志撰文称，中国无视南海仲裁是遵循其他大国在过去数十年所做的先例。
由于南海仲裁案结果并不具有强制性，它不会对中国海洋权益造成影响，但苏林·比苏宛也指出，南海仲裁案增加了谈判的难度，仲裁结果将被视为考虑的因素，带到往后的对话和谈判中。
“中国不承认裁决，但愿意进行谈判、对话和磋商。那么，在这些过程中，各方可能都要做出妥协。因为有很多的因素要考虑，有些相关方愿意接受仲裁，有些不愿意接受，需要照顾彼此的关切。”马来西亚战略研究国际所主席、执行长伊沙均也认为，临时仲裁庭的裁决结果只是国际法的一个方面，这需要所有相关方去审视，而至于如何应对，那就是各国的谈判者要去思考的。
朱成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毫无疑问，菲律宾会将南海仲裁案的结果带到谈判中，但中国不会接受。把‘断续线’都否定了，都将太平岛否定是岛了，这怎么能接受，这不是罔顾事实吗？”
不过，当中国正以大国姿态冷静、从容维护国际法精神的同时，国内却出现了部分民众在南海仲裁案结果公布后，以“爱国”为由，发起抵制美国、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等国商品的倡议，甚至还出现了滋扰美国连锁快餐店肯德基餐厅的事件。
“每逢遇到重大事件，民间总会有一些激进的声音，这次南海仲裁也不例外。”王泽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南海仲裁案涉及非常复杂的法律技术问题，许多民众没有对相关法律问题进行深入了解，继而陷入情绪化。
这种情绪化的表达，缺乏理性思考和对法治的尊重。既没有看到经济全球化时代下，商品、资本背后的全球化链条，如肯德基、麦当劳等“洋餐厅”早已在雇员、产品、税收和经营等方面实现了本土化，抵制和滋扰最终会伤及自己国家和同胞的利益。
此次由南海仲裁案引发的激烈舆情中，也不乏悲情式的、民族利益危急论调的内部动员口号，弱国和受害者心态在背后若隐若现，与中国多年来不断增长的国力不相配，也影响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形象。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今年6月曾就“中国如何塑造和建设爱国主义”撰文称，“如果爱国主义不能超越‘不买日货，买国货’的初级阶段，就会是贫穷的爱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