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9日，第13届中国戏剧节在苏州文艺中心拉开帷幕。当晚，越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和其他5位表演艺术家同获“中国戏剧奖终身成就奖”。徐玉兰手捧鲜花，从中国文联、中国戏剧家协会领导手中接过奖牌，激动地表示：“我年纪虽然高了点，但是我还有精力，我要把身体养好，为我们的越剧事业奋斗终生。”
　　2014年4月15日，在上海市文艺工作会议上，徐玉兰再次获得殊荣。她与周小燕、尚长荣等6位艺术家同获“上海文艺家终身荣誉奖”。就座会场第一排的徐玉兰等艺术家从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麟手中接过“上海文艺家终身荣誉奖”证书时，在场艺术后辈致以敬意掌声。
　　这俩“终身奖”，无疑是对徐玉兰的最高奖赏，她受之无愧。在中国越剧舞台上，她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她创立的徐派在越剧唱腔中异峰突起，独树一帜；她的弟子学生为传承越剧艺术大放光芒；她为中华民族戏剧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如从1933年入科学艺而登台开始，徐玉兰的艺术生涯已长达80年。正逢其时，一本较完整记录这光辉历程的《徐玉兰艺术生涯八十年》一书日前面世。因工作关系，记者曾多次采访过徐玉兰老师。十分有幸，这次又得到了她的赠送本。惊喜的是，书中收录了30篇上世纪40年代徐老师写的《玉兰随笔》，生动优美，极有史料价值。此书还选用了近200幅戏单和照片，大部分都是未曾公开出版过的第一手资料。我开卷拜读，真是页页珍贵。徐玉兰老师80年不寻常的艺术和人生之路，又一幕幕呈现在我们眼前……
　　“我能学戏，功归老祖母！”
　　回忆往事，至今徐玉兰仍说，她是幸运的。因为在她来到世界时，她最喜爱的越剧已经在江浙一带流行；其二，她有个戏迷老祖母。
　　徐玉兰1921年12月出生于浙江富春江畔的新登县。当时，不少越剧班在乡间演出。祖母白小娥是个戏迷，又特别喜欢聪明伶俐的孙女玉兰。每当有越剧班来演出，祖孙俩就会携手去看戏。十一二岁那年，筱丹桂的“高升舞台”越剧班来新登县城演戏。徐玉兰那时还在上学，每天要向老师交一张“红卡”，老师检查完作业，就在“红卡”上用红笔圈一下。为了去看戏，她就自己先写好描红簿，上午到私塾，趁老师还没来，偷偷用红笔批批圈圈，再标上日期，然后就大模大样地翻墙看不掏票子的白戏。
　　每天都去看戏，跟越剧班的人混得很熟。有一天，班主对她说，我看你这个小姑娘蛮活络的，你唱给我听听。徐玉兰就唱了两句。那个班主听后说，你嗓子不错，要不跟我们一起去唱戏吧。
　　徐玉兰回家后就跟祖母说了这件事。祖母倒不反对学戏，说：“学唱戏可以，但不能跟着这种戏班子走。”祖母是害怕徐玉兰被戏班子拐跑。可她母亲却不同意女儿去唱戏，认为戏子与讨饭的叫化子一样。因为有祖母支持，徐玉兰理直气壮地和母亲争论起来，说“讨饭就讨饭！”这可把母亲逼急了，操起一把刀子说：“你真要去，我就杀了你！”徐玉兰毫不示弱，说：“杀了我，我也要去学戏！”幸亏祖母赶来，气氛才缓和。后来，学戏改在了当地，徐玉兰这才如愿以偿。
　　徐玉兰说，“在当地和我一样执意要学戏的还有好几个，家长们都不肯让孩子跟嵊县戏班去学戏。有个商人出于赚钱的目的，从嵊县请来了个教戏的师傅，张贴了招生的海报，在新登成立了第一个越剧科班，叫东安舞台。1933年立夏那天，12岁的我就进了这个科班，开始了我的粉墨生涯。”
　　科班的生活很苦，每天天不亮起来练功，在高低不平的石板上跌打滚爬。排练《泗洲城》时，徐玉兰扮演孙悟空，要在三张半桌子叠起的高处一个跟斗翻下来，这个动作难度很高。别人午睡时，她还在练，从一张桌子练起，加到两张、三张，从上翻下，她身上不知跌出了多少乌青。教武戏的师傅袁世昌原是徽剧京班出身，素有“文武老生”之称。徐玉兰后来在舞台上能文能武，这与科班中习演多种行当分不开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徐玉兰学了三出戏后就上台演出了，第一出打炮戏是《梅龙镇》，且挂的还是头牌。这或许是老天的眷顾，因为在科班里，学生挂头牌是极少的。诚如徐玉兰所言，“这块头牌给我的越剧生涯开了个好头。”
　　从跑龙套到改演头肩小生
　　1933年年底，徐玉兰来到上海。比起同辈的越剧演员，她来上海的时间比她们都早。那时上海已有了女子越剧，跟着“东安舞台”给上海南阳桥“叙乐茶楼”的戏馆做班底。这个戏馆的越剧班里不乏一些已出名的演员，而她们只是跑龙套。到过年时，名角都回家了，而徐玉兰等做班底的30多个人只能在班里过年。
　　1934 年，家长们把钱交给徐玉兰父亲，他带着大概50 块大洋把“东安舞台”科班的姐妹们从上海赎了回来，开始在江浙一带跑码头。戏迷祖母特别喜欢看孙女的戏，在乡下演出时，她会坐着轿子来看。在外地演出，她还会坐船、乘车来看孙女唱戏。徐玉兰说，最遗憾的是，她母亲却从未看过她的戏。
　　跑码头的日子持续到1936 年底。1937 年初，东安舞台越剧班第二次辗转来到上海，在各个戏院戏馆演出。这期间，徐玉兰与花旦王杏花搭档演过《武家坡》。她学的虽是老生，但不囿于一行。她还演过小生戏《周瑜归天》，武戏《火烧连营寨》《大刀收关胜》等。
　　1941年，正在上海老闸大戏院领衔献艺的女子越剧“花衫鼻祖”施银花，与其搭档的头肩小生王水花的突然离去，徐玉兰因而被推崇而改唱头肩小生，想不到非常成功。由此，徐玉兰正式改行，做了头肩小生，并先后与时称“三花”的施银花、赵瑞花、王杏花一起演出。徐玉兰自此声名鹊起。
　　在上海，她还曾与筱丹桂搭档演戏。这段日子更使她终身难忘，她回忆说：
　　这是1945 年抗战胜利后，我到上海，在天宫剧场和筱丹桂合作，第一个戏是描写艺人遭遇的《元元红》。演出非常成功，天宫戏院场场爆满，戏院老板张春帆赚足了钱。张春帆几乎每天都抬高票价，而对我们却不加分文。抗战胜利后，因为用储备币换法币相差很多，所以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为养活妈妈和弟弟，我几次要求加钱，张春帆都不予理睬。我气恼地提出不在这里演出了，并取下了挂在剧场门口的照片。筱丹桂知道了竟紧张地哭了起来。有人劝我：“春凤（筱丹桂小名）和你搭档很开心，听说你不做了，她哭了。”姐妹情打动了我的心。我知道，筱丹桂没人搭档，她又被张春帆控制，我也很同情，就继续演了。 　　天宫剧场的半年演出，让张春帆发了一笔横财。张春帆买下市中心一家舞厅，改建国泰戏院，加上楼上有个无线电台，实况转播演出，所以戏院的生意天天红火。等到近端午节，第二次演《是我错》，生意更好了。可演员们天天日夜两场连演，非常疲劳。那天演到“洞房”一段，徐玉兰正演到赵文骏在书房中看书，突然感觉喉间一阵恶心，抑制不住，她背着观众吐在台板上，一看是血。接着接连吐了几次血，她还硬撑着演下去。到了第三天演完日场，徐玉兰提出要去看医生。张春帆不让停演，后来才勉强同意，说：“打一止血针就回来。”到了诊所，徐玉兰开始大吐血。医生诊断是肺出血。要她立即休息。而张春帆派人想买通医生让她当晚继续演出，那医生说：“我有割股之心，不能收钱。”使张春帆的歹心没有得逞。徐玉兰病倒了，张春帆从不过问，还赖掉了她一个月工钿。于是，她打定主意不再为张春帆卖命了。
　　1947 年9 月，徐玉兰自己组建了“玉兰剧团”。因为无法动员筱丹桂加入，花旦就由戚雅仙来出演。不久，筱丹桂因不堪张春帆的迫害而自杀。徐玉兰深感痛惜，为哀悼她的死，上海所有剧团停演三天。“越剧十姐妹”共同商量要找张春帆算账，为筱丹桂伸冤。要张春帆做孝子，并且在杭州造坟墓，并在碑上刻上“一代红伶如此下场”几个字，使后人永远不忘筱丹桂的悲剧。可张春帆明里做“孝子”，暗里却唆使爪牙威胁前来吊唁的越剧界姐妹，并笼络了筱丹桂的胞兄，把筱丹桂的遗体带回家乡落葬。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当时张春帆虽被国民党当局拘捕，但当年12月即告无罪释放。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被捕归案，并得以惩处。
　　充满改革和创新的“徐派”
　　越剧属于板腔体，越剧的流派，从唱腔来看，往往表现在唱腔曲调、唱法用腔、吐字方法、音色音质等各个方面。流派必须具有自己的风格、特点和形式，并为广大观众所承认。
　　在越剧的小生流派之中，唯徐玉兰的声腔最为阳刚，但又不失越剧本体的隽永和优雅。她表演富有激情，善于塑造人物形象，具有俊逸潇洒、神采夺人的艺术魅力。尤其是扮演风流倜傥的角色，独步越坛。其整体风格俊逸洒脱，奔放激越，世称“徐派”。
　　徐玉兰唱腔的特点是高亢激昂，热情奔放，刚柔并蓄，华彩跌宕。因她嗓音条件好，音色甜亮，音域宽广，常用音区为11度，唱腔中较多吸收越剧传统的“老调”以及绍兴大班、京剧中高扬的旋律和轮廓鲜明的润腔方法，旋律多在中高音区展开。她的唱腔突破了越剧曲调较为平稳婉约的格调，注入高亢昂扬的因素，尤其是其[弦下腔]突破了原来的唱腔功能，在悲伤痛楚之外更能表现激昂奔放的情绪。如《北地王·哭祖庙》这段[弦下腔]，开头一句[倒板]曲调高昂激越，气氛强烈，整个唱句的音调、形式及落音中吸收融化了绍剧[正工]、[二凡]的因素，为全曲奠定了悲剧性的基调。唱段高潮部分“把先帝东荡西扫、南征北剿……白白断送在今朝”这一句，则吸收了京剧[高拨子]的高昂音调及节奏形态，唱法上则运用越剧的润腔处理，使这段唱节奏铿锵有力，人物的感情如江河喷涌而出。
　　徐玉兰的常用乐汇丰富，并始终以各种形态反复贯串于唱腔中，因此特征音调鲜明。特别是起腔、甩腔旋律华彩，节奏多变，如《红楼梦·金玉良缘》的起腔“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人间、第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音调自低到高，层层上扬，在“事”字上跳至最高音，然后快速下行，整句唱音域宽至13度，淋漓尽致地宣泄了人物当时的感情。
　　徐玉兰谈到自己的流派时特别指出，“徐派”的形成和发展其实有个很长过程：
　　我当初进科班学戏就学了不少越剧老调，如：南调、北调、落地唱书调、那么调、宜卷调、六字调等，还学了绍兴大板的《龙虎斗》《二堂放子》等戏。在打基础的时候就学到了健康的老调、高亢激昂的绍剧唱腔以及徽戏文武老生的唱腔、发声、用其吐字的方法。1938年到1940年我先后与施银花、赵瑞花、王杏花三位老师搭档演出，进一步熟悉了她们各有特色的“四工腔”。从1945年到1947年和筱丹桂搭档，演出了《元元红》《浮生六记》《是我错》等戏。这时，徐派唱腔逐步形成，在“是我错”唱段里较为突出。然而自己总觉得在表演方法上、唱念做打上还远远不够，所以到处访师求学。
　　我学习京戏、昆曲、评弹、话剧，以及其它地方剧种。学习京戏我爱学老生、老旦的唱腔，吸收他们刚劲坚实使用丹田和头腔共鸣的发声方法，特别是表演艺术家周信芳充沛的激情、强烈的节奏感和唱念的功夫。我还学习昆曲的优美的形体身段，话剧电影中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评弹的咬字口劲等。我广采博引，为创造一种高亢洒脱、奔放流畅、起落如潮、有柔有刚的流派唱腔而努力。我的流派虽然在解放前已初步形成，但得到明显的丰富发展还是在解放以后的事。
　　因此，她深有体会地说，流派是在不断地流的，在流的过程中才能发展。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不能离开它所要表现的内容和人物，而流派的形成和发展又离不开改革和创新。
　　徐王“并蒂莲”，70年舞台姐妹情
　　恰如《红楼梦》“宝黛初会”中所唱：“眼前分明是外来客，心底恰似旧时友”。1948年秋，徐玉兰见到了比自己小5岁的王文娟。这时，徐玉兰已经是红遍上海的红小生，而年轻的王文娟也以“小支兰芳”的名号在花旦中崭露头角，两人相见恨晚。9月22日，两人在上海明星大戏院首演《风萧萧》，自此开启了徐王半个多世纪的舞台合作生涯。
　　被称为“越剧舞台上的并蒂莲”，是因为她们相互依存、交相辉映。在个性上，徐玉兰开朗爽直、热情坦荡、疾恶如仇。王文娟脾气随和、文静内向。面对很多大事抉择，通常是徐玉兰老大姐当机立断独掌大局。事业上她们比翼双飞，为推动越剧革新共同努力。
　　到新中国成立，他们已经合作推出了《荆轲辞秦王》《红娘子》《吕布与貂蝉》《信陵公子》《玉面狼》《明天更美丽》等剧目。1951年，他们不顾家庭阻力，一起带团北上参军，并于1953年参加赴朝慰问团。
　　杨得志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为了和平》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徐玉兰和王文娟等同志，她们在建国不久就穿上了军装，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普通一兵，这是很不容易的。这些上海小姐穿上军装不久，就主动要求到朝鲜前线慰问志愿军。记得有一次，她们让我给她们讲讲战场上的事。我们边走边谈，走到了矿井上的高坡。突然，来了三架‘野马式’飞机，机关的同志立刻指挥她们疏散。徐玉兰和王文娟，却还在那里看飞机！我一手拉着一个，往坑道里撤。走进了洞口，飞机投下的炸弹便响了。那一次，很危险啊！当时越剧团的同志，表现出很像一个战士！”这是共和国将军对她俩的称赞。 　　在朝鲜，整整9个月，徐玉兰和王文娟同睡一个铺，同吃一锅饭，逢到演出还互打背包。徐玉兰因长期演小生，略有几分男性气质，处处护着王文娟这位小妹妹。一次，王文娟牙齿发炎，痛得半脸红肿。徐玉兰送她去部队医院，来到公路上拦军车。那时六月天，她们坐在军车上，顶着烈日到了医院。医生给王文娟打针，王文娟因一阵剧痛惊叫。徐玉兰在旁安慰她，又急又累，竟中暑晕了过去。待到醒来，王文娟反在一旁劝慰照顾她了。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1960年赴港前，徐王在广州演出《追鱼》。在最后演“分别”时，徐玉兰有个“抢背”动作，本应将“昏倒”在地的鲤鱼精——王文娟扶起，可徐玉兰这时却站不起来。王文娟一见徐玉兰脸色苍白，汗珠直冒，知道发生意外，连忙反过来扶起徐玉兰，一到后台，王文娟对徐玉兰又搓又揉。当发现锁骨从肩胛处突出来，方知是锁骨骨折，心疼得她直掉眼泪，赶紧送医院。
　　用她俩自己的话来说：“我们在一起生活、演出的时间要多于家庭生活的时间。”几十年来，两人足迹遍及全国和海外，她们的情谊也随着艺术的发展越发亲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徐王越剧艺术成熟期。他们此时合作的精品《追鱼》《春香传》《西厢记》《北地王》《关汉卿》等如繁花吐蕊，最终《红楼梦》将她们的艺术推向高峰。
　　1958年2月18日，越剧《红楼梦》在上海的共舞台首演。接着全国巡回演出，徐玉兰和王文娟塑造的宝玉和黛玉顿时风靡全国。1959年国庆十周年献礼到北京演出，后来到越南、朝鲜演出。1960年冬天，《红楼梦》来到香港连演了18场。这次盛演的最大收获促使了电影《红楼梦》的拍摄。演戏与拍电影大不一样，但两人善于学习，融会贯通，并与全剧组成员密切配合，在导演岑范的悉心指导下，终于使得这部戏曲电影成为越剧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丰碑。
　　最令人高兴的是，就在拍摄《红楼梦》期间，王文娟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伴侣——电影表演艺术家孙道临。而这桩良缘是黄宗江和徐玉兰促成的。徐玉兰一直说，“王文娟和孙道临，我是大媒。”在《红楼梦》拍摄结束后，王文娟和孙道临去庐山度蜜月，而徐玉兰和她的先生俞则人则高兴地随之同行，分享幸福。
　　文革期间，徐玉兰和王文娟被打入“牛棚”，批斗后又被送去干校种菜、养猪。但两人没有对人生失去信心，她们相互鼓励，坚信越剧一定会东山再起。徐玉兰不甘心荒废自己，寻找“世外排练场”吊嗓，后来又在没人发现的“厕所”里练唱。同样，王文娟也每天偷偷跑到偏僻的地方喊嗓子、练身段。
　　文革结束，已过半百的徐王，虽然青春不在，但身段、嗓音依旧，两人练功更加努力。复出后一出新剧《西园记》的精彩演出，重现两人昔日风采。观众盛赞她们第二春的到来。
　　徐派艺术的两座丰碑
　　在徐玉兰的演艺生涯中，已饰演了上百个角色，而成功塑造的人物令人难忘：《西厢记》中的张珙，《春香传》中的李梦龙，《追鱼》中的张珍，《北地王》中的刘谌，《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等等。其中《北地王·哭祖庙》成为徐派艺术登峰造极的唱段，与《红楼梦·哭灵》并称为“双哭”。《北地王》和《红楼梦》被评论界公认为徐派艺术的两座丰碑。
　　“君臣甘屈膝，一子独悲伤。去矣西川事，雄哉北地王！捐身酬烈祖，搔首泣穹苍。凛凛人如在，谁云汉已亡？”
　　《北地王》是1947年“玉兰剧团”推出的一部最有影响力的力作。当时，剧名叫《国破山河在》。讲述的是，三国后期，魏军攻蜀，蜀后主刘禅不听儿子北地王刘谌的劝谏，决意降魏。刘谌怒而回宫，其妻崔氏听后，伏剑殉国。刘谌又杀子，继赴祖庙，对先帝灵位倾诉爱国之情后自刎。该剧含有强烈的反抗血液，颂扬了爱国正气的精神。
　　徐玉兰说，按说越剧一向是演公子小姐爱情戏的，尝试演这种历史剧，很多人都为票房担心，但是上演后大大出乎意料。那时好戏也不过只演半个月，但这出戏却在寒冬腊月连满了五个星期，观众从原来以女为主扩大到许多男同志也来看戏，观众们看后结合着当时时局都深受感动。我记得洪深同志和刚从重庆回到上海的蓝马同志看戏时都流下了眼泪，安娥同志（田汉爱人）还在《大公报》上发表了文章称赞该剧演出。
　　1957年，重排该剧时改名为《北地王》。徐玉兰不但运用20多年积累的演出经验，而且还融进了姐妹剧团的许多新元素，创造出了一个崭新的艺术形象。
　　其最著名的《哭祖庙》一折中，她大量运用了导板、快板、跺板等多种板式，音调高亢激越，感情悲愤壮烈。那如泣如诉、痛彻心肺的血泪真情，令每位观众都唏嘘不已，留下了伤心的眼泪——“呼天痛号进祖庙，先帝呀！未见先帝血泪抛，一见先帝心如绞……夜沉沉风萧萧，满地银霜；月朦朦云迷迷，越觉悲伤；悲切切恨绵绵，国破家亡；泪汪汪心荡荡，妻死儿丧！怪父皇少主张，懦弱无刚；大势去又可比，病入膏肓。山河破社稷倒，一场恶梦；到如今哭祖庙，我泪洒胸膛……”刘谌的心痛、伤感、无奈与满腔悲愤，一一展现在了观众的面前。
　　徐玉兰和别的演员不一样，有看书的习惯。她读了《三国志》之后知道，她演的北地王是不肯投降的。剧里有很多激情戏，那是她根据书中的描写而设计出来的。本来以为打不进来的地方突然全是兵，漫山遍野从山上翻过来了，北地王一看激动啊，才有大段高亢的唱，才有从三个台子上翻下来的动作。
　　徐玉兰演出的《北地王》让许多人大开眼界，好评如潮。周恩来总理看后也称赞道：“谁说越剧都是软绵绵的？徐玉兰的《哭祖庙》就很高亢壮烈么！”
　　1958年2月，由徐玉兰和王文娟主演的越剧《红楼梦》在上海首演。由于其首度将整个红楼梦的故事完整地呈现于戏剧舞台，且以优美的台词、唱词，细致的表现手法，特别是主演徐玉兰、王文娟等人的精湛演技及优美嗓音，甫一亮相就受到观众如潮的欢迎。
　　在越剧小生流派之中，徐玉兰是独特的。她饰演的贾宝玉宛如再世，栩栩如生。靠着艺术家的数十年打磨，宝哥哥的顾盼传情演绎得淋漓尽致。尽管学习徐派的越剧后辈非常之多，但是也有人说，那些学习和模仿都只能似是而非，因为徐玉兰是天才型的演员，她演出《红楼梦》的时候，“已经是30多岁的母亲了，且她个子不高，人也比较丰满，可是她往舞台上那么一站，整个人的气度就在那里”，你不由得不相信她就是那个翩翩佳公子。她的嗓子是女小生中难得的，即使是唱快板，也吐字清晰，高昂有激情。她唱“宝玉哭灵”的时候，一连20多句没有伴奏，音准精确，层层递进，是越剧创造人物的一个高峰。 　　然而徐玉兰说，我不是天才，为演活贾宝玉，我是用尽心血的。她曾告诉记者饰演贾宝玉的前前后后。她说，当年一接到演宝玉的通知时，就担心。“当时上海市文化局长徐平羽对我说，你要演贾宝玉，至少要通读10遍《红楼梦》，我一听要晕过去。”
　　但她确确实实感到，要演好人物，不读原作不行。于是抓紧时间，定下看书计划。那时演出多，根本没空余时间，恰好此时要去苏联、德国演出，“当年我们是坐火车过去的，到莫斯科要九天九夜。我特意要了个上铺，上车后就看书，有同事不断来拉我，要我打扑克，我没下来。到了莫斯科演完后，又去民主德国，要五天五夜。就这样，这么一个月下来，我对剧中的人物基本已有框架，比起我演《西厢记》里的张生，那宝玉复杂多了。”
　　最难的是宝玉出场的戏，《红楼梦》里开场，贾宝玉14岁，而那时徐玉兰已经37岁了，年龄与角色差距较大，加上近代的昆曲、京剧、川剧和锡剧等出现了一批红楼戏，人们心目中都已有贾宝玉的影子，所以再想突破太难了。
　　徐玉兰思索着，能不能像小时候那些地主家的孩子一样，大摇大摆地走路，“可宝玉是大家公子，受礼教束缚，不能跳来跳去”。后来终于想到原著上的一个情节，宝玉有一次和王熙凤出游，庙里的师傅喊宝玉，请他带回一串檀香串给老祖宗。徐玉兰说：“我就想，能不能上场的脚步很大步，但是手里摇晃着这串檀香串。后来上场一试，导演就说好，说这设计得好，又天真又大方。可是他不知道光这一场不知搞死了我多少脑细胞。”
　　徐玉兰和众演员的努力，换来了广大观众的好评如潮。当年从2月18日至3月31日，首期公演，连演54场，场场爆满。消息传到了北京，周恩来总理闻讯后高兴地点名要将它作为建国10周年献礼剧目晋京演出。1959年国庆，周总理接见了主创人员，对该剧加以肯定和鼓励。之后，《红楼梦》走出国门，又被拍成电影，其影响之大，已无法估量。而作为经典，由徐玉兰饰演的贾宝玉和王文娟饰演的林黛玉，好像至今难以复制。
　　红楼剧团寄希望于年轻一代
　　越剧虽然善演传统剧目，但徐玉兰却是个勇于改革和创新的人。面对剧院存在的吃“大锅饭”，人浮于事，人才积压，束缚了艺术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早在1984年，徐玉兰就和王文娟商量，“老王，我和你跟越剧院讲讲，拉60个人，组一个团搞承包吧。”1985年3月，红楼剧团初建，徐玉兰带领大家开始改革摸索。经过一年的试制，1986年8月，红楼剧团正式列为上海市文化局文艺体制改革剧团，并签下合同。红楼剧团与上越约法三章：人事制度独立、分配制度独立、演出独立。徐玉兰、王文娟分任正、副团长。
　　事实证明，走改革之路是正确的。红楼剧团成立短短几年，就复排、重排了一批保留剧目，如《红楼梦》《追鱼》《碧玉簪》等，新排了《瓜园曲》《皇帝与新姑》等，共11台大戏，2台小戏。除了国内演出，还参加了香港的“中国地方戏曲展”演出。到新加坡和泰国进行了商业性演出，都受到欢迎和好评。为我国地方戏曲走向国际舞台开创了一条新路。
　　徐玉兰说，正是在新体制下，艺术人才才得以开始流动，我们陆续吸收了一批青年演员进团。为发现优秀人才，继承和发展流派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振兴和发展越剧事业作出了贡献。
　　回想当年要商调诸暨越剧团的钱惠丽、舟山越剧团的王志萍和桐庐越剧团的单仰萍等人入团，是何等艰难，还曾闹出“红楼挖角风波”。这是当时大家对人才流动的认识上有差距造成的。但改革的潮流总是滚滚向前，最后各方在“发展越剧事业”上得到了统一。钱惠丽、单仰萍、王志萍三人来到红楼剧团。她们住的都是集体宿舍，没有原先团里众星捧月的地位，收入更要靠自己演出赚取，但她们看到了发展，看到了前途，特别是她们能得到老师的贴身指导。
　　“我对她们要求很严，在外地演出，出去逛街晚上12点一定要回宾馆。每场演出，我和王文娟在台下看，哪里不对立刻到后台告诉她们。”徐玉兰说，“当时压力也很大，如果不把她们调教好，也辜负了她们到红楼越剧团的勇气。后来，钱惠丽、单仰萍排了《红楼梦》，王志萍排了《追鱼》，到全国巡回演出，还多次到新加坡、泰国等地访问演出，受到当地‘越剧迷’如痴如醉的欢迎，三人终于成为了越剧明星。”
　　回顾这段历史，徐玉兰体会道，要越剧发展，说到底，就是人才的发现和培养。关于这点，她自有自己的做法。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全国演唱徐派的演员很多，差不多有100多人，连西北的宁夏、西安都有，且都很用功。而作为拜师弟子来说，徐玉兰的《影集》一书里收录的有36位。
　　说到弟子，徐玉兰说，我对一切有志于越剧事业的青年都寄予厚望，而对自己的弟子则要求更严。
　　比如，钱惠丽。1981年，徐玉兰第一次见到钱惠丽，当时她是诸暨越剧团的演员，来到上海请教。尽管当时还未与钱惠丽正式确定师生关系，但对她的指点一直是尽心尽意的。1983年诸暨越剧团来上海首演《红楼梦》，她花了足足三天，把他们原来的戏重新排了一遍，从而使该团在演出质量上符合观众的要求。钱惠丽由此为上海观众所熟悉、倾倒。
　　徐玉兰说，我对她平时很少有表扬的话，还常常挑她不足之处，有时候可能使她受不了。其实我不是不爱自己的学生，也不是存心鸡蛋里挑骨头。我一直认为，表扬的话让观众去说。事实上钱惠丽很懂我的用心。她没有因为少表扬而不努力，反而更加奋发。1991年11月，钱惠丽怀着三个月的身孕，赴港演出《紫金钗》《真假驸马》等戏，克服了妊娠反应的困难，无论唱念做以及刻画人物的心理等都一丝不苟，获得了各界赞誉。我也破格赞扬了她，在我的记忆中，我对她的赞扬恐怕也就是这么一次。
　　所谓响鼓也得重锤敲，钱惠丽靠努力后来夺得了中国戏剧“三大奖”：戏剧梅花奖、文华表演奖、白玉兰主角奖。现在是上海越剧院副院长。
　　又比如郑国凤。2009年，她拍完电影《蝴蝶梦》之后一年没上新戏，这时候想到《北地王》，就去老师家里商量能不能改编重演。《北地王》自1963年演出后，全剧已整整五十年没在舞台上演出过。徐玉兰把重现《北地王》的希望寄托在学生身上，她甚至对友人说过，她如今在艺术上最大的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能看到全本《北地王》的演出。但根据当时的情况，她却觉得《北地王》改编起来难度太大，所以建议郑国凤还是先排演《西园记》。《西园记》是越剧中少见的喜剧，演好剧中的新人物对郑国凤开拓戏路大有好处。为此，她多次亲临排练现场，为学生说戏、把关。《西园记》的成功出演，郑国凤明白老师的用心，为使自己少走弯路。 　　直到2013年，徐玉兰才支持郑国凤排演全本《北地王》，而此时郑国凤已离开上海到了杭州越剧团。徐老师毫无地域观念，对弟子依然关心备至。她特别提醒郑国凤，北地王这个人物虽然没有直接上战场打仗，但他是处于时刻备战、朝气蓬勃的状态，他的眼神和一举一动，都要有一种气势。这对郑国凤塑造人物起到了点睛的作用。
　　郑国凤主演这部新戏是为参与第26届中国戏曲梅花奖的角逐。3月26日，她先带戏来上海请恩师过目。92岁的徐玉兰亲临剧场，并且拉来了王文娟。观众用了近二十次的掌声来表达对戏的喜爱。然而，坐在台下的徐玉兰却出人意料地淡定，偶尔才与旁人交流几句。当大戏降下帷幕，徐玉兰携着王文娟上台为弟子谢幕，这时她才赞赏说：“今昔不同，有进步。今天看到她蛮稳的，演得也很顺畅，到后面稍微有点累。当然，这戏没有间断性，一出连一出，要有相当的力度和运气，她的发声什么都好，演这个戏确实不容易。”当郑国凤要老师再提一些意见时，徐玉兰说，动作还可做得大气一点。
　　郑国凤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一个月后，有“金嗓子”之称的郑国凤在该剧中将徐派演绎得淋漓尽致，一举拿下了梅花奖。
　　壮心不已，为越剧事业继续站台
　　2013年6月15日晚，上海逸夫舞台上演大型史诗越剧《舞台姐妹情》。
　　戏快至尾声，92岁的徐玉兰和87的岁王文娟随着移动的舞台慢慢靠近。宝哥哥徐玉兰蓝衣黑裤，风采依旧，举手投足透着潇洒；林妹妹王文娟身着紫红色的旗袍，温婉端庄，神情中仍露出一点点娇羞。徐玉兰向王文娟笑着挥手示意，王文娟也笑盈盈远远伸手牵住徐。此时掌声四起，王文娟那极具韵味的唱腔在剧场响起。紧接着，徐玉兰也亮出身段开唱，声声送听：“蓦然回首心潮涌，风雨百年看苍穹，众手浇灌梦之花，喜看那，越音万里，四海飘送，一代更比一代红。”
　　当“九代同堂”的大型史诗越剧《舞台姐妹情》开排的消息传出后，徐玉兰一直很高兴，但她未曾想到自己要再登台演出，更未有上台亮嗓的想法。当越剧院领导和导演等来到她家里邀请她参加时，徐玉兰一听是为越剧宣传，当即表示愿意，并说，“我一定要来，为越剧站台。”
　　徐玉兰是第一个在演出合同上签名的。她自认年事已高，扮演角色已不太合适，但自己难得登台，观众大老远来了，看到的只是谢幕鞠躬，怕对不起观众。“后来我们就商量，要么我跟王文娟一起最后出场，唱两句？”当到了排练厅，一唱起来，就觉得两句不够，“那就四句吧”。
　　但为了这四句，那段日子，两位老艺术家天天在家吊嗓子，搁腿松腰练身段。
　　老人为何如此动情？徐玉兰坦言，是观众的热情把我们激动起来：“听说很多观众在逸夫舞台门口排队，这样的场面很多年没有见到了，我记得上一次是1986年，我们从香港回来，在大舞台作汇报演出，观众带着席子在剧院外通宵排队买票。我还记得当时《解放日报》的报道里用了‘空前’这个词。现在又听说是这样的场景，很高兴。希望越剧更兴旺，如果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一定倾我们所有。”
　　果然，演出那天，现场热烈的场景，令徐玉兰激动不已。那天谢幕，徐玉兰忍不住激动地说道：“我们好久没上台了，很想念观众朋友们，你们想我们吗？”台下的情绪一下被引爆，观众们纷纷涌到台前，大喊：“徐老师”“王老师”，久久不肯散去。一些老人激动地抹起眼泪，因为她们知道，这场演出或许是这对舞台姐妹舞台演出的绝唱。
　　“对以往的事迹，不容再去遐想，回顾前尘，只剩下一片羡慕的回忆。”（《玉兰笔记》）这是徐老师的人生哲学。但我们要说，事迹虽属于过去，但辉煌又岂能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
　　徐玉兰老师80年从艺之路，徐派艺术的开创和发展将永存于越剧史中。更可喜的是，93岁的她，依然思路清晰。关于越剧的繁荣，她有很多构思和设想，并尽自己的能力而为之。
　　“我一定要来，为越剧站台。”“如果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一定倾我们所有。”这是一个老艺术家的“壮心不已”，我们为她长寿而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