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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佐藤春夫是大正期的代表作家之一，因受家族熏陶对古典汉文学有着独特的理解，他一生译介了许多中国古代及近代的诗歌、小说，也创作了不少中国题材的作品，对于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近代文学在日本的传播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与多位中国近代著名作家相交甚笃，然而战争期间却不惜与之反目成为中国文化的否定者和军国主义的拥护者。本文从佐藤春夫的文学足迹追寻他各个时期对中国文学的理解，以及产生这种理解的原因。
[关键词]佐藤春夫 日本古典 中国古典
佐藤春夫（1892-1964）是日本大正及昭和期著名的诗人、作家、评论家。他一生著述颇丰，著作全集达12卷之多，荣获过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以其洋溢着古典浪漫诗情的文字，在日本文学史上留下了及其华丽的一笔。但他并不为一般中国读者所熟知，由于他右翼作家的身份，国内对他的作品的译介相对较少。佐藤出身于一个九代行医的世家，他的祖父、父亲都精通汉学，喜作汉诗。得益于家门的熏陶，佐藤对中国的古典文学有着独特的理解，他一生译介了许多中国古代及近代的诗歌、小说，也创作了不少中国题材的作品，对于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近代文学在日本的传播做出了一定的努力。然而就是这位吟诵着“うぐひすも唐詩の韻を囀るか”（莫非春莺也啼啭着唐诗的韵吗？）的“艳隐者”在侵略中国的战火中，叫嚣着“支那非文化之国”，充当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御用文人，被郭沫若讥为“右翼之雄”。诚然，在正义与国家利益的冲突面前选择后者的日本近代文人不在少数，即使是堪称日本近代两大巨峰的夏目漱石和森鸥外也未能免嫌。但是像佐藤这样在对待中国的认识上呈现出如此巨大的矛盾与反差的作家，却不多见。本文意欲从佐藤春夫的文学足迹来追寻他各个时期对中国文学的理解，以及产生这种理解的原因。
一、大正期
佐藤春夫是以诗人身份步入文坛的，但他很快就发现，诗的季节已然过去，文坛需要的是“内在的自我批评的心理小说”。此时便有了他的代表作《田园的忧郁》问世的心理准备。佐藤春夫曾就这部作品说过：“我是想把我国古来的隐遁文学用近代小说的手法来表现。”这种设想对于感情、思维、资质都充满古风的佐藤来说，也许是唯一的出路。《田园的忧郁》中充斥着来自西洋及中国的各种元素：爱伦·坡的诗；圣经旧约的原句；歌德的《浮士德》；屠格涅夫、威廉姆·布莱克、小泉八云；以及陶渊明、储光义、柳宗元、杨万里、裴说等中国各朝诗人。但这些元素仅仅是表象，小说所表现的以厌世、忧郁为基调的，弥漫着类似世纪末的倦怠情绪则是日本自《新古今和歌集》就有的古典诗情的本质。
在此后的几年间，佐藤春夫进入创作的鼎盛期，他努力想摆脱古典诗人的身份，使作品呈现出多彩的西洋元素，向近代小说家靠拢。从《西班牙犬之家》到《美丽街市》、《F O U》，西式建筑、西洋油画、混血的主人公、欧洲的故事背景等，都洋溢着隐隐的西洋风情。然而乍看之下洋气十足的这些短篇作品的深处，涌动着的并不是西洋式的唯物、合理主义思想，而是他独特的诗情。所以这条融西洋和日本古典为一体的创作道路很快陷入进退两难。拥有优秀的批评才能的理智的小说家与背负了过多古式诗情的古典诗人似乎很难合而为一。这个时候他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文学，主张对自明治时期以来，在对西洋文化的摄取中被搁置一隅的中国文学进行重新认识。
大正九年，创作陷于停滞状态的佐藤春夫前往中国大陆及台湾旅行，《星》、《旅人》、《女诫扇奇谭》便是此行的产物。《星》以流传在福建一带的陈三五娘的传说为蓝本，用五十五折的叙事诗的形式讲述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千古贰臣洪承畴一生的故事，没有对是非的评价，没有对命运的感慨，有的只是淡淡的诗情、从容的浪漫以及若隐若现的虚无之美。《旅人》是一篇纪行文，描述了在日月潭边邂逅一位如道边秋草般的女子，惹起一片白乐天《琵琶行》式的诗境，而作者并无意结交，只是怀着莫名的哀愁，像观秋景般远远凝望，而后怅然离去。通篇淡淡的笔墨下一派台湾风光，从中流溢出的却是丝丝日本式的诗情。而《女诫扇奇谭》则是一篇怪异的推理小说，热带的台南、荒废的旧屋、幽暗的白昼出现的怪异事件，勾勒出一派异国情调。佐藤春夫本人对这篇小说似乎情有独钟，在它单行本的后记中曾写道：“随着年华的逝去，我正逐渐失去那浪漫的色彩。虽然取而代之会有别的东西增加进来，但不管怎样，这篇作品对我来说也许是最后的浪漫主义之作了。”当然佐藤并没有就此放弃这种风格，虽然他也意识到描写错综的人际关系的社会性小说是大势所趋，但这种融推理手法、幻想题材、童话式情节以及诗一般的梦幻之美的风格是他最擅长的，借用中国的人物故事典故也是他常用的手法，例如《李太白》（大正七年）、《黄五娘》（大正十年）、《李鸿章》、《屈原》（大正十五年），另外还有刊行于大正十二年的支那短篇集《玉簪花》等。
二、 昭和初年
随着大正末年无产阶级文学的出现，大正期以私小说和心境小时为代表的个人主义文学开始解体，以社会为着眼点的长篇小说成为文坛新的要求。活跃在大正期的作家们开始以不同的形式从精神内部消化这一要求。有从此沉寂者，也有自绝生命者，更有成功转型者。昭和初年的佐藤春夫在创作数量上依然旺盛，并顺应历史的进步否定私小说，开始尝试创作社会性长篇小说，但并未取得成功。这个时期他也对中国文学作品作了大量的译介，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平妖传》（昭和4年1929）、《车尘集》（昭和4年1929）以及鲁迅的《故乡》（1932年1月《中央公论》）和《孤独者》（1932年7月《中央公论》）。
《平妖传》是对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的翻译，但这种翻译只能说是一种再创作，从主人公到情节都发生了变化，佐藤的着眼点仅仅在于它荒诞性与幻想性，因此也无法再现这本名著的精髓。而出版于昭和四年的《车尘集》则相当受到推崇。这本称作闺阁诗集的作品的原作者们都是中国历史上籍籍无名的的女诗人，其中不乏为妾为妓者，内容多以闺怨、相思、离苦等为主题，这些诗即使在中国也很少为人所知，更谈不上推崇了。在以浪漫绮丽、忧国忧民的大气之作为上乘的中国主流诗坛的百花丛中，这些作品只是一些寂寞蔓生的青草罢了。然而恰恰就是这一缕纤婉的草香非常符合佐藤春夫的审美，经过他的润色翻译后，更是俨然充满了日式风情，不复初时之韵了。由此可见，佐藤对中国文学的理解跟他本人的资质是分不开的，他本质上是个植根于日本古典传统的诗人，他是以一个诗人的眼光来审视中国文学的，这一点从他对鲁迅的评价和认可也可见一斑。
他翻译过鲁迅的《故乡》和《孤独者》两篇作品，更多次撰文高度评价了鲁迅。他在追忆翻译鲁迅作品的动机时曾这样说过：“《故乡》似乎令人感到中国古典的诗情完全成了近代文学中的，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以彻底的近代文学的面貌出现，中国古代的文学的传统完全融合于近代文学中了……依我所见，我国的近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之间全然断裂，令人不快。这也是促使我译介《故乡》的原因，我感觉到《故乡》中渗透着杜甫的诗情般的东西，正是这种东西以现代散文的形式呈现了出来。”从这段话不难看出佐藤春夫中意《故乡》的原因在于它是古典诗情与近代散文相融合的产物，而这恰恰也是《田园的忧郁》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所以佐藤春夫对鲁迅的认识是很有局限性的，“他是以古典文学的精神，把手伸向了鲁迅的作品，这位诗人和鲁迅在精神上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但无论怎样，他在鲁迅文学中发现了其他人尚未发现的东西，他对鲁迅的总结，在日本是空前的。
三、战前战后
小林秀雄在他的《私小说论》一文中，曾这样评价佐藤春夫：“佐藤氏的创作理念在失去了他的抒情性之后已经无所适从了。他为了摆脱危机而作的几个长篇也未能成功，是否把目光从纷杂的现实世界投向对历史的瞻仰，看来佐藤正为此而苦恼。也许这一推测未必准确，但至少可以说，他在失去往日的感伤性的同时，也失去了往日的干劲。”佐藤春夫本人也在《慵斋杂记》（1934年2月）中声称：“我已厌倦了卖文生涯，极度疲劳的身心已不能对报社杂志有所贡献了。近一两年间也该考虑身后墓碑之制作，更无意于迎合时尚再创新作与风头正足的大众作家一较高下……”在这样的创作失意中，佐藤春夫迎来了昭和十年（1935）前后的古典复兴运动。
把古典的唯美精神强行贯于国家观念之上的这一运动，在当时的侵华战争的背景下带上了明显的政治色彩。曾有“世外人”、“艳隐者”之称的佐藤春夫此时公然以“国民感情的代辩者”自称，作为随军记者，写下了大量歌颂军国主义侵略的诗集、剧本等。遭到他曾经的崇拜者、昔日好友郁达夫的痛斥：“佐藤在日本，本来是以出卖中国野人头吃饭的。平常只说中国人是如何如何的好，中国艺术是如何如何的进步等最大颂词。而对于我们的私人交谊呢，也总算是并不十分太坏。但是毛色一变，现在的这一种阿附军阀的态度，和他平时的所说所行，又是怎样的一种对比！……”（《日本的娼妇与文士》，1938年5月）也无怪郁达夫如此义愤填膺，且看佐藤春夫此时对于他曾倾心过的中国艺术是怎样评价的：“一种虚无的哲学代表着支那的知性，它的艺术是官能的，而且过于官能了。虚无的知性把官能的愉悦作为唯一的生存之道也是必然之所趋，过于官能的艺术错迈一步当然便堕落为颓废。鸦片在支那人的生活中具有如此的地位也并非偶然。”更令人震惊的是他对侵略战争的粉饰：“大陆和日本人，多么令人心潮澎湃的题目。想说亦道不尽。令人兴奋得无法言语只愿高歌的不可思议的题目。不，并非是不可思议。这个题目是我大和民族自古以来的梦，是一道历史的宿题。是神功皇后的梦、丰太阁的梦。自日清日露战争以来，随着日韩合并、满洲建国等工作的达成，终于具有了现实性。进出大陆是我们几个世纪来的祖先所背负的责任，如今我等将有幸实现这个亘古至今的梦想……”此时的佐藤春夫已经完全沦为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歌颂者，丧失了一个文人的气节，为自己的文学生涯留下了可耻可悲的一笔。
佐藤春夫的这种转变并不是突然的，在他十九岁时曾做过一首名为《病》的自画像诗：うまれし国を恥づること/古びし恋をなげくこと/否定をいだくこのむこと/あまりにわれを知れること/盃を取れば酔い覚めの/悲しみをまづ思うふこと。在这首诗中年轻的佐藤春夫总结出了可以概括他一生的几个特质：忧国忧民；咏叹爱情；好持否定；过于了解自我；举杯先思醒时悲。其中“咏叹爱情”是古典抒情诗人永恒的主题，而“好持否定”和“过于了解自我”则是批评家必备的两个条件。勿用多言，佐藤生涯的著作已经很好地诠释了他作为诗人和批评家的资质。在这里引人注意的是“生来以国之弊为耻”的忧国忧民思想。佐藤是位具有很深的隐遁情结的古典抒情诗人，也是一个拥有“极端的东方文化灵魂”“内在国粹精神”的国家民族主义者。在他诗兴枯竭，抒情性尽失，文学上陷于窘地的时刻，所谓的对国家民族的忠诚也许是他用以麻醉自救的幻药而已。日本战败同年的12月，他在NHK上广播了一篇名为《呼唤旧友》的文章，企图通过电波能传递给不知在何处的郁达夫，只可惜昔人已乘黄鹤去，寻得回最初的中国观，却寻不回故人。
参考文献
[1]刘久明.郁达夫与佐藤春夫[J].常德师范学院学报，2001(3).
[2]南海.佐藤春夫眼中的鲁迅文学[J].外语教学，2005专刊.
[3]吉田精一.现代文学和古典[M].东京：至文堂，1961.
[4]佐藤春夫.佐藤春夫全集[M].东京：讲谈社，1969.
[5]西乡信纲.佐藤春夫论——关于传统[J].国语和国文学，1940(8).
[6]福永武彦.异邦之香[A].佐藤春夫.车尘集[C].东京：新潮社，1979.
[关键词]佐藤春夫 日本古典 中国古典
佐藤春夫（1892-1964）是日本大正及昭和期著名的诗人、作家、评论家。他一生著述颇丰，著作全集达12卷之多，荣获过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以其洋溢着古典浪漫诗情的文字，在日本文学史上留下了及其华丽的一笔。但他并不为一般中国读者所熟知，由于他右翼作家的身份，国内对他的作品的译介相对较少。佐藤出身于一个九代行医的世家，他的祖父、父亲都精通汉学，喜作汉诗。得益于家门的熏陶，佐藤对中国的古典文学有着独特的理解，他一生译介了许多中国古代及近代的诗歌、小说，也创作了不少中国题材的作品，对于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近代文学在日本的传播做出了一定的努力。然而就是这位吟诵着“うぐひすも唐詩の韻を囀るか”（莫非春莺也啼啭着唐诗的韵吗？）的“艳隐者”在侵略中国的战火中，叫嚣着“支那非文化之国”，充当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御用文人，被郭沫若讥为“右翼之雄”。诚然，在正义与国家利益的冲突面前选择后者的日本近代文人不在少数，即使是堪称日本近代两大巨峰的夏目漱石和森鸥外也未能免嫌。但是像佐藤这样在对待中国的认识上呈现出如此巨大的矛盾与反差的作家，却不多见。本文意欲从佐藤春夫的文学足迹来追寻他各个时期对中国文学的理解，以及产生这种理解的原因。
一、大正期
佐藤春夫是以诗人身份步入文坛的，但他很快就发现，诗的季节已然过去，文坛需要的是“内在的自我批评的心理小说”。此时便有了他的代表作《田园的忧郁》问世的心理准备。佐藤春夫曾就这部作品说过：“我是想把我国古来的隐遁文学用近代小说的手法来表现。”这种设想对于感情、思维、资质都充满古风的佐藤来说，也许是唯一的出路。《田园的忧郁》中充斥着来自西洋及中国的各种元素：爱伦·坡的诗；圣经旧约的原句；歌德的《浮士德》；屠格涅夫、威廉姆·布莱克、小泉八云；以及陶渊明、储光义、柳宗元、杨万里、裴说等中国各朝诗人。但这些元素仅仅是表象，小说所表现的以厌世、忧郁为基调的，弥漫着类似世纪末的倦怠情绪则是日本自《新古今和歌集》就有的古典诗情的本质。
在此后的几年间，佐藤春夫进入创作的鼎盛期，他努力想摆脱古典诗人的身份，使作品呈现出多彩的西洋元素，向近代小说家靠拢。从《西班牙犬之家》到《美丽街市》、《F O U》，西式建筑、西洋油画、混血的主人公、欧洲的故事背景等，都洋溢着隐隐的西洋风情。然而乍看之下洋气十足的这些短篇作品的深处，涌动着的并不是西洋式的唯物、合理主义思想，而是他独特的诗情。所以这条融西洋和日本古典为一体的创作道路很快陷入进退两难。拥有优秀的批评才能的理智的小说家与背负了过多古式诗情的古典诗人似乎很难合而为一。这个时候他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文学，主张对自明治时期以来，在对西洋文化的摄取中被搁置一隅的中国文学进行重新认识。
大正九年，创作陷于停滞状态的佐藤春夫前往中国大陆及台湾旅行，《星》、《旅人》、《女诫扇奇谭》便是此行的产物。《星》以流传在福建一带的陈三五娘的传说为蓝本，用五十五折的叙事诗的形式讲述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千古贰臣洪承畴一生的故事，没有对是非的评价，没有对命运的感慨，有的只是淡淡的诗情、从容的浪漫以及若隐若现的虚无之美。《旅人》是一篇纪行文，描述了在日月潭边邂逅一位如道边秋草般的女子，惹起一片白乐天《琵琶行》式的诗境，而作者并无意结交，只是怀着莫名的哀愁，像观秋景般远远凝望，而后怅然离去。通篇淡淡的笔墨下一派台湾风光，从中流溢出的却是丝丝日本式的诗情。而《女诫扇奇谭》则是一篇怪异的推理小说，热带的台南、荒废的旧屋、幽暗的白昼出现的怪异事件，勾勒出一派异国情调。佐藤春夫本人对这篇小说似乎情有独钟，在它单行本的后记中曾写道：“随着年华的逝去，我正逐渐失去那浪漫的色彩。虽然取而代之会有别的东西增加进来，但不管怎样，这篇作品对我来说也许是最后的浪漫主义之作了。”当然佐藤并没有就此放弃这种风格，虽然他也意识到描写错综的人际关系的社会性小说是大势所趋，但这种融推理手法、幻想题材、童话式情节以及诗一般的梦幻之美的风格是他最擅长的，借用中国的人物故事典故也是他常用的手法，例如《李太白》（大正七年）、《黄五娘》（大正十年）、《李鸿章》、《屈原》（大正十五年），另外还有刊行于大正十二年的支那短篇集《玉簪花》等。
二、 昭和初年
随着大正末年无产阶级文学的出现，大正期以私小说和心境小时为代表的个人主义文学开始解体，以社会为着眼点的长篇小说成为文坛新的要求。活跃在大正期的作家们开始以不同的形式从精神内部消化这一要求。有从此沉寂者，也有自绝生命者，更有成功转型者。昭和初年的佐藤春夫在创作数量上依然旺盛，并顺应历史的进步否定私小说，开始尝试创作社会性长篇小说，但并未取得成功。这个时期他也对中国文学作品作了大量的译介，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平妖传》（昭和4年1929）、《车尘集》（昭和4年1929）以及鲁迅的《故乡》（1932年1月《中央公论》）和《孤独者》（1932年7月《中央公论》）。
《平妖传》是对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的翻译，但这种翻译只能说是一种再创作，从主人公到情节都发生了变化，佐藤的着眼点仅仅在于它荒诞性与幻想性，因此也无法再现这本名著的精髓。而出版于昭和四年的《车尘集》则相当受到推崇。这本称作闺阁诗集的作品的原作者们都是中国历史上籍籍无名的的女诗人，其中不乏为妾为妓者，内容多以闺怨、相思、离苦等为主题，这些诗即使在中国也很少为人所知，更谈不上推崇了。在以浪漫绮丽、忧国忧民的大气之作为上乘的中国主流诗坛的百花丛中，这些作品只是一些寂寞蔓生的青草罢了。然而恰恰就是这一缕纤婉的草香非常符合佐藤春夫的审美，经过他的润色翻译后，更是俨然充满了日式风情，不复初时之韵了。由此可见，佐藤对中国文学的理解跟他本人的资质是分不开的，他本质上是个植根于日本古典传统的诗人，他是以一个诗人的眼光来审视中国文学的，这一点从他对鲁迅的评价和认可也可见一斑。
他翻译过鲁迅的《故乡》和《孤独者》两篇作品，更多次撰文高度评价了鲁迅。他在追忆翻译鲁迅作品的动机时曾这样说过：“《故乡》似乎令人感到中国古典的诗情完全成了近代文学中的，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以彻底的近代文学的面貌出现，中国古代的文学的传统完全融合于近代文学中了……依我所见，我国的近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之间全然断裂，令人不快。这也是促使我译介《故乡》的原因，我感觉到《故乡》中渗透着杜甫的诗情般的东西，正是这种东西以现代散文的形式呈现了出来。”从这段话不难看出佐藤春夫中意《故乡》的原因在于它是古典诗情与近代散文相融合的产物，而这恰恰也是《田园的忧郁》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所以佐藤春夫对鲁迅的认识是很有局限性的，“他是以古典文学的精神，把手伸向了鲁迅的作品，这位诗人和鲁迅在精神上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但无论怎样，他在鲁迅文学中发现了其他人尚未发现的东西，他对鲁迅的总结，在日本是空前的。
三、战前战后
小林秀雄在他的《私小说论》一文中，曾这样评价佐藤春夫：“佐藤氏的创作理念在失去了他的抒情性之后已经无所适从了。他为了摆脱危机而作的几个长篇也未能成功，是否把目光从纷杂的现实世界投向对历史的瞻仰，看来佐藤正为此而苦恼。也许这一推测未必准确，但至少可以说，他在失去往日的感伤性的同时，也失去了往日的干劲。”佐藤春夫本人也在《慵斋杂记》（1934年2月）中声称：“我已厌倦了卖文生涯，极度疲劳的身心已不能对报社杂志有所贡献了。近一两年间也该考虑身后墓碑之制作，更无意于迎合时尚再创新作与风头正足的大众作家一较高下……”在这样的创作失意中，佐藤春夫迎来了昭和十年（1935）前后的古典复兴运动。
把古典的唯美精神强行贯于国家观念之上的这一运动，在当时的侵华战争的背景下带上了明显的政治色彩。曾有“世外人”、“艳隐者”之称的佐藤春夫此时公然以“国民感情的代辩者”自称，作为随军记者，写下了大量歌颂军国主义侵略的诗集、剧本等。遭到他曾经的崇拜者、昔日好友郁达夫的痛斥：“佐藤在日本，本来是以出卖中国野人头吃饭的。平常只说中国人是如何如何的好，中国艺术是如何如何的进步等最大颂词。而对于我们的私人交谊呢，也总算是并不十分太坏。但是毛色一变，现在的这一种阿附军阀的态度，和他平时的所说所行，又是怎样的一种对比！……”（《日本的娼妇与文士》，1938年5月）也无怪郁达夫如此义愤填膺，且看佐藤春夫此时对于他曾倾心过的中国艺术是怎样评价的：“一种虚无的哲学代表着支那的知性，它的艺术是官能的，而且过于官能了。虚无的知性把官能的愉悦作为唯一的生存之道也是必然之所趋，过于官能的艺术错迈一步当然便堕落为颓废。鸦片在支那人的生活中具有如此的地位也并非偶然。”更令人震惊的是他对侵略战争的粉饰：“大陆和日本人，多么令人心潮澎湃的题目。想说亦道不尽。令人兴奋得无法言语只愿高歌的不可思议的题目。不，并非是不可思议。这个题目是我大和民族自古以来的梦，是一道历史的宿题。是神功皇后的梦、丰太阁的梦。自日清日露战争以来，随着日韩合并、满洲建国等工作的达成，终于具有了现实性。进出大陆是我们几个世纪来的祖先所背负的责任，如今我等将有幸实现这个亘古至今的梦想……”此时的佐藤春夫已经完全沦为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歌颂者，丧失了一个文人的气节，为自己的文学生涯留下了可耻可悲的一笔。
佐藤春夫的这种转变并不是突然的，在他十九岁时曾做过一首名为《病》的自画像诗：うまれし国を恥づること/古びし恋をなげくこと/否定をいだくこのむこと/あまりにわれを知れること/盃を取れば酔い覚めの/悲しみをまづ思うふこと。在这首诗中年轻的佐藤春夫总结出了可以概括他一生的几个特质：忧国忧民；咏叹爱情；好持否定；过于了解自我；举杯先思醒时悲。其中“咏叹爱情”是古典抒情诗人永恒的主题，而“好持否定”和“过于了解自我”则是批评家必备的两个条件。勿用多言，佐藤生涯的著作已经很好地诠释了他作为诗人和批评家的资质。在这里引人注意的是“生来以国之弊为耻”的忧国忧民思想。佐藤是位具有很深的隐遁情结的古典抒情诗人，也是一个拥有“极端的东方文化灵魂”“内在国粹精神”的国家民族主义者。在他诗兴枯竭，抒情性尽失，文学上陷于窘地的时刻，所谓的对国家民族的忠诚也许是他用以麻醉自救的幻药而已。日本战败同年的12月，他在NHK上广播了一篇名为《呼唤旧友》的文章，企图通过电波能传递给不知在何处的郁达夫，只可惜昔人已乘黄鹤去，寻得回最初的中国观，却寻不回故人。
参考文献
[1]刘久明.郁达夫与佐藤春夫[J].常德师范学院学报，2001(3).
[2]南海.佐藤春夫眼中的鲁迅文学[J].外语教学，2005专刊.
[3]吉田精一.现代文学和古典[M].东京：至文堂，1961.
[4]佐藤春夫.佐藤春夫全集[M].东京：讲谈社，1969.
[5]西乡信纲.佐藤春夫论——关于传统[J].国语和国文学，1940(8).
[6]福永武彦.异邦之香[A].佐藤春夫.车尘集[C].东京：新潮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