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方位而言，相对于被叫作“西坛”的先农坛，天坛就是“东坛”。但对于生活在永定门一带的人来说，真正的“东坛”特指天坛的南坛墙至城墙的外坛。这种说法成因不详，也许是由于天坛是公园，要买门票才能进，而外坛（东坛）是一片野地，任由人们自由出入的关系吧。东坛也有坛墙，也是由几百年前明朝特制的砖包裹着黄土砌成的。它虽然残破，有几处豁口，但当时我们这些孩子进入东坛，总是喜欢借助从坛墙里伸延出的一根水管子爬墙而过。
　　墙内地势较高，跳下去就可以了。一进坛墙，眼前就是另外一番景色——到处是野树、荒草，一望无际。据说，早年的东坛也像天坛一样，几百年树龄的古柏遮天蔽日，一片森森然。但它遭受了三次劫难。第一次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为了便于把掠夺的东西运走，侵略者把原本只到马家堡的火车道，顺着城外的护城河向东，到天坛的东南角又折向东北，修到东便门，再向西，延长到前门箭楼东边。因此，东坛的那些大树被就地取材伐倒，做了铺设铁轨的枕木。第二次是1917年张勋复辟，辫子兵占了这里，古树成了烧柴，待“辫帅”逃到外国使馆，复辟被粉碎，那些用古树燃起的篝火也就熄灭了。第三次是日伪时期的1943年，日本侵略者为了应付经济危机，搞“勤劳俸仕”，强迫中国劳工和学生在这里开荒种地，把剩余的古树几乎“一扫而光”，只剩下几棵老槐树和一些榆树，孤零零地留在空旷野地的边边角角。国民党时期，东坛修了一座临时飞机场，飞机起起落落，东坛根一带的民房上落满了厚厚的黄土。后来，国内战争形势日紧，国民党守军把飞机场改到了东单体育场，几年的工夫，这里就彻底地荒芜了。

　　东坛也有一个类似斋宫里的钟楼，只不过早已经颓败不堪，楼下到处是丢弃的琉璃瓦和断砖，楼梯也没有了，大钟从楼顶掉下，歪斜在地上。后来，也许是考虑它随时会倒塌，怕伤人，政府组织人在几天之间把钟楼彻底拆除，那口大钟也移走了。
　　钟楼的对面是天坛医院的太平间。那时的天坛医院，也许是北京占地面积最大的医院，门诊部以及各科的病房都相距很远，掩映在一片花草树木之中，简直就是一座优雅的园林。它的西南方向是一所护士学校，医院的太平间就设在护士学校的西南角。人生来对于“生死”充满了兴趣，而孩子们对于“死”更是充满了好奇。我和小伙伴们常常壮着胆儿，顺着墙边的树爬到太平间的房顶上，静静地谛听脚下有没有动静——任何一点儿响声都会使我们心惊肉跳，可还假装若无其事地坚持着，生怕别人说自己胆小。我从来没有看到有死人被推到太平间里，却好多次看到有死者从太平间里被抬出来，装进棺材，然后在亲人的哭声中离去。那时，我的心就被一种强烈的悲哀所包围，胸中涌起莫名其妙的忧愁，太平间好像阴阳界，连接着人们的生和死。扭头看着身边的荒草野树，我想到了自己和伙伴们……
　　对于少年儿童来说，忧愁毕竟是短暂的，我们有东坛这块充满了欢欣的乐土！太平间外面的杂树草丛之间，堆放着五六排一米多宽、几十米长、半人多高的琉璃建筑构件，有黄色的、绿色的，最多的是蓝色的。这些明清两代的皇家建筑遗物没有人经管，就这么任凭日晒雨淋，任由我们这些孩子在上面折腾玩耍，现在想起来真是暴殄天物。
　　我第一次独自一个人进入东坛，大概是在1953年或1954年。那时，东坛里举办了一个盛大的交易会，北京人好像都集中到这里来了。我被来来往往的人群吸引，跟着他们不知不觉地走进了东坛。到处都是卖东西的摊点，到处都是买卖东西的人。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可以伸缩的玩具蛇，对它充满了好奇。顺着蒿草间的路，我一直向东走，来到天坛南门前的空场。那里人山人海，我从人缝中钻进去一看，眼前的情景让我目瞪口呆——空场上尘烟滚滚，有许多人骑着马，一会儿飞奔，一会儿“搅”成一团，马上的人手里执着一根长木杆，抢着击打一个在地上滚动的木球。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看到的马球比赛。我一直看完了比赛，才恋恋不舍地走回家去。母亲早已经因为我的丢失而急得发疯，到处喊着我的小名，充满绝望又漫无目的地找来找去……回想起来真是奇怪，四五岁的我在荒郊野地和人群当中漫游了半天，竟然没有走丢，还一个人回到了家里！
　　交易会后，荒草萋萋，野树孤零，东坛一下子又恢复了寂静。
　　突然有一天，一阵阵急促的枪声打破了东坛的寂静，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枪声对于我们来说是陌生的，也是神秘的，除去前两年在西边城墙根的临时“法场”，听过枪毙“反革命分子”的枪声之外，我们还没有如此真切地听到过枪声。第二天，东坛里又传来了枪声，有的大人说，那是解放军在打靶。大些的孩子就说，走啊，咱们捡子弹壳去呀！于是，一群孩子翻过坛墙，顺着枪声向东坛的深处走去。快到天坛南门（正式的名字叫昭亨门）时，我们被站岗的战士拦住，不让再往前走了。大概等了一个多钟头，枪声停止了，一队解放军战士从城墙底下的草丛中走出。没有人再阻拦，我们一窝蜂地冲向刚才响枪的地方。在一排土堆前面，散落着许多手指大小的红黄色的子弹壳。我们拼命地捡着，往自己的衣袋儿里面装。一会儿的工夫，所有的衣袋儿都满满当当的了。
　　从那以后，我们几乎天天都去捡子弹壳，有人还捡到过完整的子弹。后来，解放军不再来这里打靶，子弹壳也被我们捡干净了，孩子们的心里充满了惆怅。不知道是谁那么聪明，说，东边坛墙里有子弹头！于是，我们又来了精神，冲到坛墙边，用随手可得的瓦块和树枝在坛墙的黄土里一阵乱挖，还真挖出许多子弹头。那些子弹头被我们拿回家，和子弹壳堆放在一起，成了东坛根的孩子们的玩具。终于有一天，这些子弹头被一个孩子发现了新的用途。它们可以化成铅，冷却之后的铅块可以拿到废品站去卖钱！于是，孩子们用家里的铁锅开始化铅，一把把的子弹头被倒进铁锅里，一双双眼睛注视着火舌舔舐着锅底，注視着子弹头在锅里慢慢地熔化……铅水被倒进已经在地上挖好的小坑儿，待它冷却之后，孩子们把铅块送到了废品收购站。我想，那时我们这些孩子每个人都卖了十几斤铅吧。几乎就是眨眼的工夫，换回的钱就变成了各种洋画儿和零食——那是我们的一段好日子！ 　　东坛里最好玩儿的莫过于逮蛐蛐儿。东坛很大，而且一片荒凉。它的东西北三面是坛墙，南面是城墙，到处是荒草野树，断壁残垣，烂砖破瓦。一到秋天，各种草虫就开始鸣叫起来。我们也进入了逮蛐蛐儿的季节。一般草虫的鸣叫声对于我们并没有什么吸引力，孩子们喜欢的是蛐蛐儿“掐架”。蛐蛐儿有好多种，好像主要区别是在头上——有的头和全身一样漆黑发亮，有的头发黄，有的头发红。好的蛐蛐儿的头应该是浑圆的，两根须子挺拔灵活，两只后腿粗壮有力。有一种蛐蛐儿的头是扁方形的，不会用牙咬架，只用头撞来撞去，我们管它叫“棺材板子”;还有一种蛐蛐儿，空长着一对浅白色的大牙，看样子很凶，却根本没有一点儿战斗力，我们管它叫“痨眯”——这两种蛐蛐儿没有人要。母蛐蛐儿也没人要，不会掐架，却有一个威风凛凛的名字：三尾儿大扎枪！蛐蛐儿的好坏还要看个头儿，所谓“七厘为王，八厘为宝”。但是太大的就不是蛐蛐儿了，那是“油葫芦”。逮油葫芦主要是为了听它的叫声。夜深人静，油葫芦叫起来非常好听：嘚儿呦呦呦……
　　黎明时分，天还没亮，孩子们就悄悄起床，拿上头天晚上就准备好的工具：铁钎子、小铲儿、手电筒、装满水的玻璃瓶子，还有铁丝编的蛐蛐儿罩子，瞒着大人向东坛出发了。逮蛐蛐儿是禁止喧哗的，大家都屏住呼吸，高抬腿，轻落脚，蹚着露水在草丛中潜行。听到蛐蛐儿叫了，孩子们的心就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更加小心翼翼蹑手蹑脚地向叫声靠近。蛐蛐儿当然也发现了我们，立刻停止了鸣叫;于是，我们便站住，保持身体不动，生怕弄出一点儿微弱的响声。蛐蛐儿以为没有危险了，又开始鸣叫起来，我们便循声再次靠近。当终于确定它的位置之后，找到洞口，一场紧张的“大战”就开始了。这时，我们已经没有任何顾忌，掀開砖头瓦块，用小铲和钎子在洞口挖了起来。手电筒打开，一道光柱射出，几双眼睛都死死地盯着地面，蛐蛐儿一露面，罩子就飞快地罩过去。蛐蛐儿蹦开了，几双小手和罩子就一起跟了过去。当蛐蛐儿被逮住之后，抓住它的人就会拿出一张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飞快地卷成一个纸筒儿，把蛐蛐儿放进去，夹到耳朵上。有时，虽然洞口被挖开，但蛐蛐儿却躲在洞里不出来，我们就会往洞里面灌水，逼迫蛐蛐儿出洞。如果带的水不够，几个孩子就会扯开裤腰，一齐往洞里撒尿，热尿飞溅，如同瀑布一般，直到呛得蛐蛐儿出来为止。
　　东坛里遍地长着“拉拉秧”和“激灵狗子”——其实应该叫“蒺藜钩子”。一个早晨的“狩猎”行动，裤子剐破了，衣裳撕开了口子，腿上、手上、胳膊上到处是伤，可孩子们却兴高采烈。大家都有所收获，回到家里，把蛐蛐儿放到早已经准备好的澄浆罐里，放上点儿嫩豆瓣儿，然后背着书包上学去了。这一天的学肯定上不好，心里老是惦记着家里的蛐蛐儿呢。好容易盼到放学，回到家中，大家都把“宝贝”拿出来，蹲在胡同里斗开蛐蛐儿了。
　　那时，孩子们斗蛐蛐儿不带赌博，只是看着好玩儿。把两只蛐蛐儿放到一个罐里，好斗的马上就开始掐起架来，不好斗的要用“探子”探蛐蛐儿的“尾儿”。正规的探子是用一根细棍儿绑上马尾儿做的。孩子们用的探子，则多是把一种草从中间小心地劈开，剔除硬的草茎，留下又细又软的须毛做成的。两只蛐蛐儿在罐里跳闪腾挪，举着两双大牙厮咬拼杀，不分胜负决不罢休，孩子们看得心惊肉跳。终于分出胜负了——一只蛐蛐儿一掉头，败下阵来，或在罐里乱跑，或干脆跳出罐外;胜者则站在原地不动，抬起头，振动双翅，高奏凯歌。败阵蛐蛐儿的主人如果不服输，这时就会给自己的蛐蛐儿“打瓜”——把蛐蛐儿放到左手心上，用右手外缘一下一下地切打左手腕部的内关穴位处，把蛐蛐儿不停地在手心里颠上颠下，以此来激发起败将的斗志，然后再次开始战斗。
　　蛐蛐儿掐架真是“舍生忘死”，一场恶战下来，咬得缺须、短尾儿者不在少数，甚至有的能被咬下“大夯”（后腿）来。伤者未必就是输者，胜者则必振翅高唱，那叫声清脆悦耳，充满了骄傲。如今，在北京城里很难听到蛐蛐儿叫了。
　　突然有一天，东坛的几个路口都设了岗，由解放军战士把守着。没几天，好多坦克开了进来，东坛从早到晚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马达轰鸣。人们传说，为了搞好国庆阅兵式，坦克在这里训练队形。慢慢的，岗哨放松了，孩子们可以到东坛里去了。就这么些日子，坦克已经在东坛里轧出了一条环形跑道，几十辆坦克编着队形在土道上飞奔，扬起了遮天蔽日的烟尘。在天坛南门的对面还修起了一座检阅台，我们登到台上，看着在眼前来来往往的坦克，心里充满了向往。后来听说，有一天，彭德怀元帅还在这座检阅台上检阅过坦克训练。
　　1958年夏秋之际，东坛里面到处搭起绿色的帐篷，最后一批志愿军回国，其中的一部分志愿军战士就住在这里。那一天，我顺着水管子爬到坛墙上，刚一露头，就被一只大手给抓住了。我吓了一跳，抬头一看，一个背卡宾枪的战士站在我面前。我吓坏了，不知道说什么好。那位战士却一把把我抱了起来，用他的硬胡子茬儿蹭我的脸。几十年过去了，我已经记不起当时我们相互说了些什么话，可我记着他姓温，是山东人。我们成了好朋友，我每天都爬进东坛去找他，他总是拿一些桃啊葡萄啊给我吃。现在，这位温叔叔应该是80多岁的老人了。
　　再以后，志愿军走了，坦克也不在这里训练了，东坛先是成了果品公司仓库，后来又被当成苗圃，种上了大片的树苗。这些树叫栾树，秋天时树上结满一嘟噜一嘟噜像小灯笼似的果实。再以后，刚长成的小树被刨掉，那里盖起了一片楼房。
　　东坛就此消失了……
　　（编辑·张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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