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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舆论(Public Opinion)研究出现于17世纪的西欧(霍布斯[英]《利维坦》，1961)，而对网络公共意见的探讨则始于上世纪90年代。其研究一般不直接涉及网络舆论话题，只从信息工具和网络技术层面来解析国家或政府所面临的网络安全困境及应对措施，方法以实证研究居多。对中国内陆网络舆情的观察屈指可数，并且囿于学者所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研究结论不一定能被认同、借鉴与采用。
国内舆论研究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网络舆情的研究则晚十年左右，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99年至2002年，主要是探讨网络舆情的形成、特征和功能，是对网络舆情发生初始时期简单现象的梳理和判定；2003年至2006年，分析重点转移到网络舆情的监督作用，其价值在于突出了网络舆情“重新赋权”后的正面影响；2007年至今，研究开始强调网络舆情的导向，试图解决网络舆情与构建和谐社会之间存在的矛盾，但多从宣传的角度看问题，雷同现象严重，研究成果以论文居多，多以介绍和描述性文字为主，而著作明显数量不足。
总的来说，网络舆情的研究处在尚未成熟的阶段，上面罗列的成果大都是一些零散的思考，侧重于探讨网络舆情产生的表象因素和网络舆情管理的初级方式，视野不够开阔，缺乏宏观、深度的分析。2007年以来（特别是2009年这一年），传播私渠道的博客和微博客等自媒体迅速成长，同原有的新闻与论坛板块一起形成网络公共空间，它们相互作用产生强烈的网络舆情共振效果，但对于这一公共舆论场迅速着陆的研究却没有跟上。在此宏观背景下，笔者对相关领域研究的框架有一些新的思考：
对网络舆情共振动力的研究。这部分是求证舆情产生的缘由及其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网络舆情的载体是互联网上公共空间新闻、论坛、博客和微博板块，分析博客群体中公共知识分子的微言论、微观点如何促动了社会知觉的苏醒；论坛、微博的随机现象和浮动意识怎样由于舆情因变事项的发生、发展、变化，进而影响了公众所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而新闻栏目作为传统媒体在网络上的化身，如何激活了网络舆情的发散；它们之间究竟怎样反射、积累、叠加、互动、渗透最终达到舆情的扩大化。另外，网民由利益需求、心理驱使等自身因素在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的宏观语境中对网络舆情影响到底有多大也是研究中不可缺的内容。舆情共振动力模型如图一所示①。
对网络舆情共振特质（如图二所示②）的研究：这部分的着眼点在于评论解析网络舆情共振各价值维度内部的弹性关系。比如形式维度中从隐匿性到外显性的释放、个性化与群体极化性之间的反转；内容维度中理智性与情绪化性的波动；时间维度中即时性与连续性的比照。能肯定的一点是，共振造成了网络舆情边际效益递增，而其他预测尚有些不清晰之处。
对网络舆情共振负向引发因子的研究。这部分内容包括分析网络信息病毒式传播的几何递增效果；验证网络虚拟性所带来的对虚假信息无限放任的观点（实名制社区与匿名制社区对照）；观测局部事件的放大效应、制造所谓内幕消息的“眼球”效应、少数人操控效应、集体煽情效应等如何造成舆情因变事项的恶性发展，当然也应看到网络舆情共振中存在偶然引发因素的不可预见性。
对网络舆情共振干预手段适用性的研究。舆情疏导的介入方式与其成熟度、政治影响度、网站类型有很大关系。研究的目标是想探索舆情事态分极标准，进而确定舆情的具体化解手段。其中手段的“针对性”、“脱敏化”、“灵活性”、“示范性”和“参照性”是重要指标。
对网络舆情的生命周期（如图三所示③）的研究。这部分内容的某些片段涉及工科中的网络信息科学，目的是想通过技术来解决网络舆情信息的汇集、分析、报送与反馈（比如舆情信息主观屏蔽数与客观存在数对比、舆情载体分布对比、舆情关键词增量对比、舆情传播路径对比、置顶新闻跟帖数及变化、舆情载体共振点出现与消失等），让数据说话，进而确定对网络舆情共振的预警规划。通过对多主题舆情共振生命周期的确定和评鉴，建立起一套回应网络舆情共振的系统。
在上述研究内容圈定之后，大致可以确认研究框架是以网络舆情传播本体、价值体系和作用影响为对象，以揭示网络舆情共振现象背后的各种原因为目标，描述十年来，尤其是近三年在社会矛盾凸显、网络快速普及的情况下，作为主体的民众对作为客体的执政者所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的变化过程和发展趋势，从而展现对其进行系统化管理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
接下来是研究方法的选取。依据本研究的特点采用质化研究为主，量化研究为辅的方式。其中包括文献研究法：从已有文献出发，对近十年来网络舆情的论文和著作按内涵、类别进行解读，归纳和概括出一些基本结论，将这些结论融入本课题的研究框架（时间上的纵断研究）；实地观察法：从网络舆情的现实出发，既遵从政府的权威导向，也承认研究中的逻辑、直觉和科学的重要性，选取多个标本性网络舆情个案进行剖析，完成从感性材料到理性认识的上升（时间上的横断持续研究）；一定的实证研究：数据一方面来自CNNIC/iResearch季度报告、中国社科院《社会蓝皮书》年度报告、人大IRI网络舆情指数周报等；另一方面来自网络观测调查。
在研究进行的过程中，有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对中央关于网络传播政策的把握和领会；二是在中国国情的大背景下，对于网络上不同舆情的定位、定性以及舆情因变事项观测点的选择；三是量化研究中某些网络后台数据的获取。
从本研究前期所占有的资料出发，不难发现：一、网络舆情载体主要分布在新闻、论坛、博客和微博客板块。微博客填平了互联网与通信网之间的界限，有效突破了信息屏障，变为爆料平台；而博客则成为公共知识分子默默地、渐进地传播思想的阵地。它们与以前的新闻、论坛一起构成网络公共空间，其中人民意见的无穷组合和人民智力的相互借力造就了网络舆情的共振，“民间舆论的独立源头由此显现”④。二、网络舆情显示出强烈的社会关怀，“是一个可以让亿万人同时围观，让亿万人同时参与，让亿万人默默作出判断和选择的空间”⑤，这无疑提示我们民气可用、民怨可畏。三、在群体性事件、突发性事件、个人极端事件的网络传播中，网民非理性情绪和极端言论容易抬头和蔓延，所形成的负面舆情共振可能造成对社会的极大破坏。
这是一个研究的假设也是希望求证的结论:在防止网络舆情的共振中，像过滤、删帖、封堵等强力手段，可有针对性地使用，但不能成为最普遍的方式；学会即时回应一定时间一定地点的民意，快速启动危机公关预案应该成为应对网络舆情共振不可缺少的部分，然而它也并非百分之百可靠；只有进一步提高政务信息透明度，修复政府公信力，承担对人民整体和长远福祉的责任，才是维护稳定的根本途径。[本文为广东省哲学社科项目（GD10CXW01）成果]
注 释：
①②③http://www.54yuqing.com:军犬网络舆情监控
④⑤中国社科院2010年社会蓝皮书：《201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参考文献：
1．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
2．展江、张金玺：《新闻舆论监督与全球政治文明：一种公民社会的进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3．王强华、王荣泰、徐华西：《新闻舆论监督理论与实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刘建明：《穿越舆论隧道：社会力学的若干定律》，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版。
5．刘小枫：《解构民意：一个舆论学者的实证研究》，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编校：张红玲
国内舆论研究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网络舆情的研究则晚十年左右，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99年至2002年，主要是探讨网络舆情的形成、特征和功能，是对网络舆情发生初始时期简单现象的梳理和判定；2003年至2006年，分析重点转移到网络舆情的监督作用，其价值在于突出了网络舆情“重新赋权”后的正面影响；2007年至今，研究开始强调网络舆情的导向，试图解决网络舆情与构建和谐社会之间存在的矛盾，但多从宣传的角度看问题，雷同现象严重，研究成果以论文居多，多以介绍和描述性文字为主，而著作明显数量不足。
总的来说，网络舆情的研究处在尚未成熟的阶段，上面罗列的成果大都是一些零散的思考，侧重于探讨网络舆情产生的表象因素和网络舆情管理的初级方式，视野不够开阔，缺乏宏观、深度的分析。2007年以来（特别是2009年这一年），传播私渠道的博客和微博客等自媒体迅速成长，同原有的新闻与论坛板块一起形成网络公共空间，它们相互作用产生强烈的网络舆情共振效果，但对于这一公共舆论场迅速着陆的研究却没有跟上。在此宏观背景下，笔者对相关领域研究的框架有一些新的思考：
对网络舆情共振动力的研究。这部分是求证舆情产生的缘由及其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网络舆情的载体是互联网上公共空间新闻、论坛、博客和微博板块，分析博客群体中公共知识分子的微言论、微观点如何促动了社会知觉的苏醒；论坛、微博的随机现象和浮动意识怎样由于舆情因变事项的发生、发展、变化，进而影响了公众所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而新闻栏目作为传统媒体在网络上的化身，如何激活了网络舆情的发散；它们之间究竟怎样反射、积累、叠加、互动、渗透最终达到舆情的扩大化。另外，网民由利益需求、心理驱使等自身因素在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的宏观语境中对网络舆情影响到底有多大也是研究中不可缺的内容。舆情共振动力模型如图一所示①。
对网络舆情共振特质（如图二所示②）的研究：这部分的着眼点在于评论解析网络舆情共振各价值维度内部的弹性关系。比如形式维度中从隐匿性到外显性的释放、个性化与群体极化性之间的反转；内容维度中理智性与情绪化性的波动；时间维度中即时性与连续性的比照。能肯定的一点是，共振造成了网络舆情边际效益递增，而其他预测尚有些不清晰之处。
对网络舆情共振负向引发因子的研究。这部分内容包括分析网络信息病毒式传播的几何递增效果；验证网络虚拟性所带来的对虚假信息无限放任的观点（实名制社区与匿名制社区对照）；观测局部事件的放大效应、制造所谓内幕消息的“眼球”效应、少数人操控效应、集体煽情效应等如何造成舆情因变事项的恶性发展，当然也应看到网络舆情共振中存在偶然引发因素的不可预见性。
对网络舆情共振干预手段适用性的研究。舆情疏导的介入方式与其成熟度、政治影响度、网站类型有很大关系。研究的目标是想探索舆情事态分极标准，进而确定舆情的具体化解手段。其中手段的“针对性”、“脱敏化”、“灵活性”、“示范性”和“参照性”是重要指标。
对网络舆情的生命周期（如图三所示③）的研究。这部分内容的某些片段涉及工科中的网络信息科学，目的是想通过技术来解决网络舆情信息的汇集、分析、报送与反馈（比如舆情信息主观屏蔽数与客观存在数对比、舆情载体分布对比、舆情关键词增量对比、舆情传播路径对比、置顶新闻跟帖数及变化、舆情载体共振点出现与消失等），让数据说话，进而确定对网络舆情共振的预警规划。通过对多主题舆情共振生命周期的确定和评鉴，建立起一套回应网络舆情共振的系统。
在上述研究内容圈定之后，大致可以确认研究框架是以网络舆情传播本体、价值体系和作用影响为对象，以揭示网络舆情共振现象背后的各种原因为目标，描述十年来，尤其是近三年在社会矛盾凸显、网络快速普及的情况下，作为主体的民众对作为客体的执政者所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的变化过程和发展趋势，从而展现对其进行系统化管理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
接下来是研究方法的选取。依据本研究的特点采用质化研究为主，量化研究为辅的方式。其中包括文献研究法：从已有文献出发，对近十年来网络舆情的论文和著作按内涵、类别进行解读，归纳和概括出一些基本结论，将这些结论融入本课题的研究框架（时间上的纵断研究）；实地观察法：从网络舆情的现实出发，既遵从政府的权威导向，也承认研究中的逻辑、直觉和科学的重要性，选取多个标本性网络舆情个案进行剖析，完成从感性材料到理性认识的上升（时间上的横断持续研究）；一定的实证研究：数据一方面来自CNNIC/iResearch季度报告、中国社科院《社会蓝皮书》年度报告、人大IRI网络舆情指数周报等；另一方面来自网络观测调查。
在研究进行的过程中，有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对中央关于网络传播政策的把握和领会；二是在中国国情的大背景下，对于网络上不同舆情的定位、定性以及舆情因变事项观测点的选择；三是量化研究中某些网络后台数据的获取。
从本研究前期所占有的资料出发，不难发现：一、网络舆情载体主要分布在新闻、论坛、博客和微博客板块。微博客填平了互联网与通信网之间的界限，有效突破了信息屏障，变为爆料平台；而博客则成为公共知识分子默默地、渐进地传播思想的阵地。它们与以前的新闻、论坛一起构成网络公共空间，其中人民意见的无穷组合和人民智力的相互借力造就了网络舆情的共振，“民间舆论的独立源头由此显现”④。二、网络舆情显示出强烈的社会关怀，“是一个可以让亿万人同时围观，让亿万人同时参与，让亿万人默默作出判断和选择的空间”⑤，这无疑提示我们民气可用、民怨可畏。三、在群体性事件、突发性事件、个人极端事件的网络传播中，网民非理性情绪和极端言论容易抬头和蔓延，所形成的负面舆情共振可能造成对社会的极大破坏。
这是一个研究的假设也是希望求证的结论:在防止网络舆情的共振中，像过滤、删帖、封堵等强力手段，可有针对性地使用，但不能成为最普遍的方式；学会即时回应一定时间一定地点的民意，快速启动危机公关预案应该成为应对网络舆情共振不可缺少的部分，然而它也并非百分之百可靠；只有进一步提高政务信息透明度，修复政府公信力，承担对人民整体和长远福祉的责任，才是维护稳定的根本途径。[本文为广东省哲学社科项目（GD10CXW01）成果]
注 释：
①②③http://www.54yuqing.com:军犬网络舆情监控
④⑤中国社科院2010年社会蓝皮书：《201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参考文献：
1．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
2．展江、张金玺：《新闻舆论监督与全球政治文明：一种公民社会的进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3．王强华、王荣泰、徐华西：《新闻舆论监督理论与实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刘建明：《穿越舆论隧道：社会力学的若干定律》，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版。
5．刘小枫：《解构民意：一个舆论学者的实证研究》，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