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离开我们将近40年了，关于母亲的一些往事仍历历在目。
　　俗话说：“严父慈母”，可母亲既慈且严。母亲粗识文字，懂得文化的重要。我还未入学，她就教我认字、唱歌，给我讲有教育意义的故事。
　　1964年，農村流行“种庄稼”（天花，一种传染病），村里不少小孩因此而死。我与弟妹也染上此病，母亲照料我们几天几夜未合眼，好不容易使我们告别了死神。母亲养育了我们6个子女，其艰难不堪回首，可母亲仍然让我们读书。1971年，我在公社“代冒”初中“毕业”，因家庭成分“不好”不能升学，母亲为我叹息不已。1977年9月，公社办了“五七”农中，尽管家里人口多劳力少负担重，母亲还是义无返顾、几次三番地动员我写申请、读农中。在母亲及父亲的多次动员下，本因家里困难不忍读书的我，终于走进农中教室。在这里，虽没学到多少知识，但了解了恢复招生考试的有关信息，有幸考上师范。
　　母亲对子女管教十分严格。她对子女的言行有严格要求，甚至严得“过分”。她要我们做事，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和程序要求；若有差错，定遭训斥。她不许我们晚上摆家，怕我们惹出事端。我们每天上学，她总要千叮咛万嘱咐，怕我们说错话、做错事……现在想来，当时有不少学生因说错话、做错事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游街被批斗，我却幸免于难，这应该感谢母亲的严格管教和谆谆叮嘱。
　　母亲一生勤俭，却病逝于一个穷字！那时粮食经常不够吃，母亲用洋芋野菜等往包谷面里掺，千方百计让一家人勉强度日。1975年，母亲终因贫穷折磨而积劳成疾，卧床不起。父亲带母亲四处求医，在福泉医院住院。父亲在医院照料母亲，家里八个人口仅我一人干活，家境每况愈下。一天，我买了几个鸡蛋去看望母亲，希望她用这几个鸡蛋增加一点营养。可后来听父亲说，在我走后，母亲竟悄悄地把鸡蛋卖了，说是可以多买些菜吃！听闻后我心酸无比。病未痊愈，母亲要求出院。出院后，因家里缺少劳力，为给家里多挣些工分，母亲又带病参加生产队劳动。劳累和穷困不仅使母亲得不到休养，而且使她病情恶化，终于在我刚进师范的1978年4月，没过上一天好日子的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那年，她才4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