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生活在南宋王朝风雨飘摇、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激烈复杂的时代，自小仰慕欧阳修、杨邦乂、胡铨等前代名臣的功绩文章，及其“忠”之高德，立志要名列其中。初师从“清文粹德”的儒者曾凤，在抗元战争爆发之后，曾凤一家俱死于战乱，文天祥触动极大，写下悲切祭文。20岁时，文天祥以廉试榜首之名进入白鹭州书院深造，就学于当世名儒欧阳守道。欧阳守道德高如沐，学识精深，以处子之心治学，待学生如己出，且忧国忧民，主张力抗外敌，反对屈辱求和。在其多篇文章中，如《顔鲁公祠堂记》《永和镇欧阳监丞祠堂记》等，以饱含感情的笔触，高度称颂仁人志士宁死不屈、决不降敌的节操，表示“誓为越鬼，折首剖心”的决心，感人至深。欧阳守道赤心如炽，其忠君爱国之心，深深地影响了文天祥。
　　此后，文天祥对策集英殿，才思泉涌，其言万余不为稿，一挥而就，被皇帝钦点为状元及第，大魁天下。《孟子·离娄下》讲：“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文天祥既乃皇帝钦点状元，所谓天子门生，自然以皇帝为知遇恩人，生死与共。如是，虽宦海中几经沉浮，皇帝难辨忠奸，他始终赤胆忠心，不改初心。及至临危受命，官拜右丞相，更是以家国为己任，力图手挽狂澜。在艰难的抗元战斗中，文天祥妻离子散，忠诚的战友相继战死沙场，卖国小儿搬弄是非，繁华富庶的家国遍地疮痍，虽数次徘徊于生死边缘，仍砥砺前行，誓与皇帝国家共存亡。


　　在中国古代，皇帝即国家民族的象征，服侍于异性异族的武力征服者，决不被士人轻易所接受。我们不难看到，无论是历史的真实，还是野薭之史，皇族的血脉存续，是亡国复辟志士的精神支柱。宋代的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文化修养最高的皇家文学族群，对国民风气的提倡有极其重大的影响。
　　后世多以为宋朝积贫积弱，但宋人的精彩，在于无论是帝王将相、达官贵人，还是商贾平民、芸芸百姓，在精神上以及物质上，都拥有非常罕见的集体性高素养。宋人有极高的艺术修养和品位，宋代的士子，在整体性格上，出现一种淡泊沉稳的状态。300多年高度发达的文学艺术，浓浓熏陶，让宋人在文化归属心理上有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和眷恋。屈原魂归汨罗，与楚国共存亡；清朝灭亡的时候，王国维选择离开这个世界，亦是异曲同工的心理。
　　文天祥状元及第出身，南宋末年少有的绝世名儒，在文章學识与治世之才之上均有卓绝的才华，其身心与宋之血脉相融，是铁骨铮铮的名儒士子，对300多年的南宋政权有深深的挚爱。
　　文天祥既然受前贤师友熏陶极深，自然对“只识弯弓射大雕”的异族入侵者，有深深的抵触和不屑。他在《正气歌》中写道：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


　　对齐国太史、晋国董狐、韩国张良、苏武、嵇绍、张巡、颜杲卿、管宁、诸葛亮、祖逖等历代忠君爱国先贤热情歌颂，并以之为榜样：“贤哲虽然已远去，榜样令我心更坚。”慷慨直言：“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可见光明磊落忠义心，视生死如浮云，心中长存浩然正气。在文天祥的精神宇宙里，看到孟子思想的璀璨升华，看到中华民族皓如日月的高风亮节，这样的精神，香火永续，千古流芳。其才华之高，气节之感人，元帝忽必烈均犹疑再三不忍杀之，荣华富贵唾手可得，但文天祥不愿苟活于异族统治之下。被俘之后，土室困守三年，一心求死，最终慷概就义，从容赴死。“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死前叩首南方，忠义之心，日月可昭，天地可鉴，是中华民族的英雄碑上一座無法逾越的巍巍高山。
　　愚以为，文天祥之所以至死不降，还有一个重大的原因。在其多篇文章里，均流露出流芳百世、彪炳史册的人生追求，最著名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响彻历史的长空。“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国难当头见气节，永垂青史留美名，可谓浩然之气多磅礴，志士英名万古存。对内，是南宋士子品性高洁，对执着己身信念的追求；对外，是民族英雄的气节，对“身后名”的爱惜。无论哪一种，文天祥以满腔的赤诚，谱写了悲壮的爱国之歌，永远如高山，如旭日，如热血，闪耀在历史的长河，永不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