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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同志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做出反应。那时，外交部还没有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制度。我仍在新闻司司长的任上，正在考虑设立新闻发言人，此事便成了立刻建立发言人制度的契机。
外交部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是一次没有座位的新闻发布会。那是(1982年)3月26日，地点在当时外交部主楼门厅处。当时没有专门进行新闻发布的场地，七八十位中外记者受邀出席，大家就站在我周围。当时担任翻译的是现任外长李肇星。”
——摘自钱其琛《外交十记》
从老外交部长钱其琛第一次出任中国新闻发言人的那天起，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设已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关于中国的新闻发言人，早在陈毅、乔冠华、钱其琛等老一代外交家的事迹中就有所耳闻，但这些发言人的身影真正走进公众视线还是这几年的事情。
从2003年9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的第一期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开始到今天，新闻发言人难以分清哪里是课堂，哪里是现场。因为新闻事件每天都在周围发生，无论怎样，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取得的长足进步是国际社会有目共睹的。
瑞士国家广播电台驻华首席记者阿鹤腾针对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曾说：“这项制度的建立表明了中国政府不断增强透明度的决心。它符合国际标准，对我们这些外国记者来说意义重大。”
2005年7月中旬，法新社记者撰文说：“今年中国湖南芷江出现了疫情，中国政府采取了很透明的方式，这是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方式。”
日前，在2005年全国外宣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王国庆作了关于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的发言，在他清晰、生动的介绍下，大家了解到这项工作正在各条战线上显现出良好进展的局面。
外宣会议结束后，王国庆很快接受了《对外大传播》记者的采访。可以说，作为国务院新闻办的领导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安排我们的采访，这本身就体现了作为一个主抓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的领导者愿意与记者对话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在三个多小时的访谈时间里，我们更是深切体会到了他对这项工作胼胝推进的愿望和热忱。访谈是从他发言中所提到的中国媒体曾有的权威舆论“失语”状况开始的……
“处理得好就变成了政府能力的显示”
《对外大传播》：您在这次全国外宣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谈到，过去由于“权威信息缺位”和“我外宣媒体失语”，造成境外媒体肆意炒作和歪曲，而现在这种现象已有所改善。本刊一直关注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设情况，请您谈谈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进展与这个问题的改善之间具体的联系。
王国庆：《对外大传播》是专门研究对外传播的刊物，对于从事对外宣传工作的同志来说，这是一本很好的刊物。我特别注意到你们一直在关注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所以接受你们的采访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借这个机会，我还要感谢你们对政府新闻发布工作的支持。
从某种意义上讲，政府的新闻发布工作实质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在第一时间抢占舆论制高点，把握舆论控制权。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只强调“保持正确导向”，而忽略在第一时间用权威信息抢占舆论制高点。这个问题在有的时候、有些地方还是很突出的。在地方新闻发言人的培训班上，我经常强调，在消息闭塞、通讯手段落后的情况下，一个地方发生什么事情，你可以采取“不说”，或等事情处置妥当之后“再说”。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习以为常的“不说”和“再说”不行了!信息传播方式和速度的变化，一个地方有什么事情可以在瞬间传遍全世界。1992年我在美国当记者的时候，写完稿子，要打个电话，告诉家里“我要发传真”，这边给个信号，稿子才传回来。即便这样也已经是比较先进了。在80年代，我的前任们还没有传真机呢!他们传新闻靠国际长途，一边对着话筒一句一句念，另一边一句一句写。专稿和录音报道就只能请民航班机捎带了。现在，手机几乎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话。互联网四通八达，网上传递信息是以秒来计算的，西半球发生的事情，我们东半球几秒钟后就知道了。
更重要的是公众意识的变化，公众要求对事情有“知情权”，会对政府处置事情提出一连串的“为什么”，而且要求“互动”，不是你说什么，他们就听什么。前些时候圆明园整修湖底渗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圆明园管理部门为了解决湖水渗漏采取了一些措施，工程刚开始，有游客就提出疑义：这么做对圆明园是保护还是破坏?随即引起了一场公众参与的大讨论，还专门开了听证会。这说明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在一些涉及公众利益的事情上，公众对不尊重他们的“知情权”是不满意的，同时也不会满足于被动地“告知”，他们会要求互动。
还有一点应该认识到，我们的新闻媒体也在发生变化。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可以说所有的新闻媒体都是我们的“喉舌”，大脑指挥嘴巴，大脑想什么，嘴巴就出什么声。现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量的报刊走上了市场，为了发行量，为了更多的广告，有时你有“令”，他们偏不行，你有“禁”，他们就是不止。面对这种新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做，是应该认真研究的。前些日子，我问一位在澳大利亚地方政府当新闻官的朋友，他们是怎么管理新闻媒体的。当时在表述“管理”的时候，我用的英文词是“控制”。他随即纠正我说：“媒体是‘控制’不了的，它像一条大船，你可以采取方式使它稍微调整一下航向，但很难让它调头。”他说，在澳大利亚，政府应对新闻媒体可以说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是“媒体控制(Mediacontrol)”，后来叫“媒体管理(Mediamanagement)”，现在叫“媒体合作(Media cooperation)”。“控制”和“管理”都是居高临下的，而“合作”是把新闻媒体当作你的“客户”，是主动向他们提供服务。我们现在比较习惯的做法是“管”，特别针对一些敏感事件，新闻媒体接到的指令往往是“不采访”、“不报道”、“不炒作”。作为主流媒体的大报大刊是听招呼的，权威部门不说话，他们就“失语”了，舆论的主导权就让给了非主流的小报小刊。比如，2001年7月发生在广西南丹的矿井透水事故，当地政府为了隐瞒事故，对闻讯采访的新闻记者进行围追堵截，结果事故本身在主流媒体上得不到准确客观地披露，一些不负责任和缺乏职业道德的小报小刊和境外媒体却道听途说、捕风捉影，把矿难炒得沸沸扬扬。最后人们关心的不是矿难本身，而把矛头指向了政府，特别是境外别有用心的媒体就借事故和对事故的处置对我们党和政府进行恶毒攻击。
就像赵启正同志所说的，突发事件的新闻处置做得不好，“往往是对我们伤害最重的，”它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我们政府的形象毁到极点，把我 们平时做的大量正面宣传一笔勾销。这经常让我们这些搞外宣的同志痛心疾首啊!
让人感到鼓舞的是，这两年空难、矿难事故和自然灾害的权威信息披露得非常快了，一般都能在出事后就马上报道，发生在2002年的大连“5·7空难”，就是我们国内媒体记者第一个报道出去的。(记者插话：这样的报道能抢在外国媒体之前了吗?)据我们的观测，目前绝大部分都是我们“抢先”。当然，发生在我们中国的事情，我们自己的媒体先报出去也是理所应当的。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现象，国外和境外媒体对我们不报道的事件或在报道中没提到的东西往往特别感兴趣，我们抢先说了，他们的报道积极性反而不高了。
但在事故和灾难的对外宣传方面我认为有一个技巧问题，简单地说，就是不要算总账。事故和灾难发生了，权威部门要主动发布信息，新闻媒体要及时报道，事情要客观介绍，损失，特别是伤亡人数要如实公布，同时要把我们政府和有关部门如何妥善处置并防止类似事故和灾难再次发生采取的措施很有说服力地宣传出去。把一个阶段的事故和灾难罗列在一起算总账，经常就会耸人听闻了。比如，我曾看到一篇报道引用权威人士的统计说，中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居世界第一，一年超过十万。这个“第一”和这个“十万”，对国人来说可以起到警示的作用，唤起公众的交通安全意识，但对外，我认为负面作用太大。这个“第一”我们不必去争，十万人口对于一个小国家来说，可能是半壁江山，也可能是整个国家就没有了。各种灾害和灾难古来有之，也并非中国特色。欧洲那么发达，水灾照样要光顾；美国那么先进，飓风比我们这里的台风还具毁坏性。“9·11”事件是发生在美国纽约；“7·7”地铁爆炸是发生在英国伦敦。所以说发生灾害和灾难并不说明政府无能，关键在于怎么处置，包括对灾害和灾难的新闻处置，处理得好就能展示政府的能力。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们出点事，有人就幸灾乐祸，借机指责和攻击我们。即使我们把事情处理得很好，西方一些有成见的人也会千方百计地挑我们的刺。
当然，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人家还是会认账的。前两天，我就看到法新社的一篇报道说：“今年中国湖南芷江出现了疫情，中国政府采取了很透明的方式，这是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方式。”
“预案制定以后千万不要把它们放在保险箱里”
《对外大传播》：前不久，国务院正式下发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发布应急预案》。请您就预案中的某项内容谈谈其对现实工作的指导作用。
王国庆：2003年初的全国外宣工作会议提出了对外宣传要建立健全三个“机制”，即对外宣传的统筹协调机制、对外新闻发布机制和应对突发事件高效的新闻宣传协调机制。三个“机制”的核心，实质上是要建立健全一个包括政府新闻发布在内的、完整的国家权威信息发布体系。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发布应急预案》是国务院制定的一百多个处置方方面面突发事件工作预案中的一个。我办应国办要求起草了这个《预案》。《预案》几经修改，还征求了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可以说这个《预案》是比较权威、专业和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预案》确定了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处置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机构、程序、责任等等。《预案》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权威部门或主管部门要及时主动地发布信息，主导舆论，创造有利于事件妥善处置、有利于宣传组织群众、有利于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生产秩序的舆论氛围。(记者插话：预案适用到哪一级?)这一百多个预案，包括《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发布应急预案》都是中央一级的，但各个预案里提出的指导原则、工作方式，地方上制定预案时都可以套用。
我参与了好几个预案的讨论，对国务院已正式下发的预案，我也认真作了研读。这些预案应该说都非常好，比较专业，尽管还会有不到位的地方，但事物是动态的、发展的，我们可以随情况的变化不断地去修改、完善。新闻发布应急预案就是根据我们实践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提炼出来的，如果能照这么做了，就会有很好的效果，特别是对我们做新闻宣传工作的同志来说，这些预案如果真正得到实施，那么我们在突发公共事件的新闻处置方面就会发生质的变化。预案制定后千万不要把它们放在保险箱里，束之高阁。坦率地说，我担心的就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也就是在实际处置突发事件的时候，预案被抛在一边，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
《预案》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新闻发布提出了“及时准确”、“把握适度”、“突出重点”和“分类处理”的工作要求。这些要求在实际操作中是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的。譬如，“及时准确”强调要在第一时间发布已认定的简要信息，根据事态发展和处置工作进展情况，再作后续详细发布。这就是针对以往比较习惯的、等事情处理完了再四平八稳对外公布的做法的。事情发生了，有些情况已经搞清楚了，在第一时间说，弄清楚多少说多少，这样不仅显示了政府或有关部门的权威性，还保证了我们的主流媒体在主导舆论方面的作用。不少地方上的同志在这点上也有很多成功的经验，譬如总结出的“快报事实，慎报原因”，就很有道理。
另外，“把握适度”就是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新闻发布提出了要讲究策划、讲究技巧的要求。突发事件的新闻发布首先一条是要有利于事件的处置，所以什么时候发布、谁来发布、发布什么、怎么发布是要策划的，是有讲究的。比如，俄罗斯的别斯兰人质事件，就是由于信息源控制得不好，不该披露的信息漏了出去，给人质救援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在莫斯科人质事件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由于有人在电视上透露了剧院的秘密通道，恐怖分子就在秘密通道里布了雷，迫使特种部队改变了行动计划。
总之，制定《预案》的目的在于使我们的突发事件新闻发布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核心就是信息发布要快、要准、要有序，主动抢占制高点，有效地去主导舆论，而不是把制高点和主导权拱手让给别人，事后再被动地去“澄清事实”、“解疑释惑”。
现在境外媒体在我国派驻常驻机构的有300来家，记者和工作人员有400多人。这些媒体人员来中国不是为了吃烤鸭，也不是为了逛长城，而是要把中国的事情报道出去。那么，他们报道的素材在哪里?权威信息源在哪里?你不给他们提供“大餐”，他们就会到犄角旮旯去找“食”。路透社的一位驻京记者曾给我们提意见说：“你们总说我们的报道片面。我们知道一个铜板都有两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报道是全面的。可是在很多情况下，事情发生了，我们的老板要求我们马上发稿，你们官方应该提供的信息我们总拿不到，那我们只有通过朋友、熟人到处去搜集非官方的信息了。”他说的是所谓的 “平衡报道”，有些带意识形态偏见的媒体记者即使你给他提供再多的权威信息，他也会鸡蛋里挑骨头，给你做负面文章。但这位记者提的意见还是有道理的，你权威信息总“缺位”，人家就有理由提意见!
“非典”之后，新闻发言人制度容易推动了
《对外大传播》：从2005年SAgS事件后，中国又经历了多次大的突发事件的考验，如您在发言中提到的矿难、洪灾等一系列事件。请您具体谈谈经过培训的新闻发言人在处理这些事件时遇到的挑战和在应战中的表现。
王国庆：说到这里，我认为“非典”对我国各级政府建立健全发言人制度和开展新闻发布工作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也有外国记者问过我：“是不是SARS促使中国政府开始了新闻发布工作?”我的回答：不是。中国政府的新闻发布工作早就在做了，只能说“非典”让人们意识到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所以推动起来容易多了。
我国的政府新闻发布工作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以文件的形式提出来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这十多年来一直在做。前面提到过，2003年初的全国外宣工作会议上还明确提出了要建立健全新闻发布机制。关于这方面的工作，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也有不少要求和具体指示。坦率地说，发生“非典”疫情之前，推动这项工作的难度太大了。全新闻办上下铆足了劲，在我办新闻发布厅举行的发布会一年也就30来场。有时为了把一位部长请出来，赵启正同志也亲自打电话。“非典”之后情况就不同了，有很多部门的领导是不请自来，2004年在我办新闻发布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场数一下子就增加到了60场。今年到目前(2005年7月)已经达到了44场，全年很可能突破70场。这两年，国务院各部委局办和全国各省区市人民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和新闻发布工作进展情况也是十分令人鼓舞的!
至于你问到的经过培训的新闻发言人应对挑战的表现，我想可以用“仗越打越精”来形容。培训很有必要，但关键还在于实战的磨炼。可以举的例子很多，像卫生部的毛群安、教育部的王旭明等，都已经在不断的实战中磨炼成能够比较自如地驾驭新闻发布的新闻发言人了。不少地方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表现也非常不错。比如，前年有个精神有病的人拿了一个声称装了炸药的提包，在路透社驻北京的办公室劫持了里面的工作人员。在事件的处置过程中，北京市公安局的新闻发言人很快出现在现场，不断向聚集在大楼外的中外记者通报情况。我们从互联网上报道的情况看，信息发布工作做得还是很专业的，用权威信息主导了舆论，但没有引起任何恐慌。同一年发生在清华、北大校园爆炸案，学校和有关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在事件的新闻处置方面做得也是可圈可点的。爆炸发生50分钟左右，新华社、新华网就把权威消息发出来了，境外媒体大多援引新华社的消息作了报道。还有今年年初，辽宁发生的孙家湾煤矿矿难事件，新闻处置做得也比较专业，在整个过程中我们都能看到新闻发言人这个角色和作用。
“这是个让脑袋得不到休息的岗位”
《对外大传播》：新闻发言人不是“传声筒”，要想表达思想就要了解情况，一般而言，贴得越近，掌握的情况才越多，传达出的信息才能越接近事实，新闻发言人的发言也才能游刃有余。我们想了解一下各地新闻发言人在政府部门中的地位如何。
王国庆：你提的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在谈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和开展发布工作时，反复强调“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讲的就是这个问题。我们政府或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在发布新闻时是代表政府在讲话，他们发布的每一个信息都是负责任的，都应该具有权威性。怎么保证发言人能切实负责任、能具有权威性?美国白宫的发言人，他基本不离总统左右。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州政府的新闻官告诉我，他每天至少有八九个小时都围着他的州长转。所以说，新闻发言人发布信息的权威性来自于他同决策层的零距离。现在我们不少新闻发言人还做不到这一点，决策过程不了解，领导意图不清楚，所以经常就不敢“发言”，即使被推到了台上也是“底气不足”。作为新闻发言人面对记者的提问，你总不能一问三不知，总不能老是闪烁其词，环顾左右而言东西。
在为新闻发言人提供基本工作条件上做得比较好的是上海市委市政府。据了解，上海市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几乎可以列席市委、市政府所有的重要会议，市长到基层视察、现场办公，新闻发言人也是随行人员之一。在回答很多敏感和棘手的问题之前，市领导经常耳提面命，给予具体指导。这样新闻发言人站在发布台上才能底气十足。
政府新闻发言人的工作条件还应该包括建立一个完整的政府信息发布体系，也就是和政府所属部门之间的信息是畅通的，新闻发言人随时能得到回答记者提问的有关信息和口径。目前，在这方面还多多少少存在一些问题。2002年8月，为了改变突发事件对外报道上被动局面，我们在江西召开了对外新闻单位和部分省区市外宣办负责人专题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同志对加强和改进突发事件的对外报道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建议，但我发现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难度太大。主要的问题除了思想认识和观念以外，还有就是信息渠道不畅通。你想快一点把情况通报出去，可是你并不掌握相关信息。有时，我们以国务院新闻办或中央外宣办的名义打电话、发电报催要有关情况，人家还把我们都当成了防备的对象。推了一段，效果不理想，我们就调整了工作重点，先推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设。各地各部门都有了新闻发言人，有了随时要面对媒体、面对记者的新闻发布制度，他们对搜集和掌握信息的需求比我们要紧迫。这样我们再要索取有关信息和对外表态口径就容易了!(记者插话：您刚才说到发言人在任何时候都要面对记者，去年在国家奥体中心听到新闻发言人谈到过这个观点，原来出处在这里。)
对新闻发言人我们一直有这样的要求，你所在的地区或部门随时都在发生事情，记者们在作报道前随时都希望得到权威部门、权威人士的信息，所以新闻发言人应该随时准备面对记者。美国白宫的一位发言人曾说过，发言人“这个岗位是让脑袋得不到休息的岗位”。现在我们有的新闻发言人只把“新闻发言人”这个头衔印在名片上，可从来不“发言”。这种现象也是应该在下工夫改变之列的。
(记者插话：刚才您介绍了您曾在美国做过记者，所以您在谈话中知道我们记者想要什么。希望您谈一谈，怎么能够做到把想给的和想要的较为完美地结合?)我在新闻单位整整工作了25年，作为记者在国内外也参加过不少新闻发布会，作过无数次采访。那段工作实践对现在做推进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发布制度建设工作是很有意义的。毫不谦虚地说，在准备一场发布会时，我对记者的要求是多少了解一 些的。所以无论是新闻发言人，还是做新闻发布工作的同志，有点新闻从业的背景对做好工作很有帮助。上海的新闻发布工作做得比较专业，上次我去上海发现他们的新闻发布处就从新闻单位借调了两位非常有媒体工作经验的同志。在西方一些政府新闻发布工作做得比较规范的国家，他们的发言人很多原来就是记者，媒体的从业经验使他们具有职业的敏感，他们很清楚今天发布的信息有哪些是具有新闻价值的、是记者会感兴趣的。
如何评价一个新闻发布会成功与否，简单地说，就看三个“点”是否结合得好，即新闻发言人说的，媒体关注的、公众关心的。这三个“点”结合得好自然是个成功的发布会。我从记者报道的角度说，我们的新闻发布会还要不断地在专业化上下工夫，不能把新闻发布会开成了“新闻通气会”、“布置工作会”。不考虑公众需要什么、媒体关注什么，我说你听，也不让提问互动，这种缺乏沟通的所谓新闻发布会，记者们是不会好好给你报道的，你发布的信息不被媒体放大，那就失去了新闻发布会的意义。目前，我们正在下大力气和全国各省区市合作举办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不断总结，不断提高。现在办的是“初级班”，以后还会办“中级班”、“高级班”，使我们新闻发布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
“封堵记者的办法是最愚蠢的”
《对外大传播》：关于对外信息发布，中央已经有了制度出台，也形成了文件，可是地方的外宣工作者面对这种信息发布时，仍然有很多问题存在，这是他们的苦恼，甚至是一种无奈，例如，面对突发事件，中央强调应该“先发制人”，可是上级的批示还不能立即到达，对于地方工作的这种“两难”境况，您作为中央外宣办的领导，是如何思考的?
王国庆：我坦率地说，这种苦恼不仅地方外宣工作的同志有，我们在中央外宣部门工作的同志也一样有。尽管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有明确的工作要求，中央领导同志也有批示、讲话，要求“先发制人”、“引导舆论”、“抢占舆论制高点”，但碰到具体问题时却很难付诸实践。突发事件或敏感案件发生后，对外新闻舆论引导经常出现滞后，被动的原因，我想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有决策层或决策者一时不掌握准确信息，难以决断的问题。情况不明，当然提供不了“权威信息”了，我们的对外媒体得不到权威信息，当然也不能不作不负责任的报道；另一方面，有一些部门和地方出了问题后，不是考虑如何利用新闻舆论来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动员群众和政府一起妥善处置事件，尽量减少损失和对公众生活生产的影响，而是把工夫下在捂真相、封消息、堵记者上，致使我们经常在舆论引导上产生滞后和被动。
其实，我们认真想一想，封堵记者的办法是最愚蠢的。影响比较大的例子，江西有过，最近河北也发生过。权威部门不发布任何消息，还不让记者采访别人，所以采取宣传干部加警察“设卡”、“封堵”，没收相机、胶卷、写“检讨”，有的甚至还把人扣了。结果消息没被封锁住，记者们还写出了采访“历险记”，给部门和地方的形象又抹了一层黑。我把这种不聪明的做法称之为：本来是一个错，变成了两个错。所以，在当今信息传播技术这么发达的情况下，转变观念非常重要。
“自主新闻发布好处很多”
《对外大传播》：今年，国务院新闻办计划推动条件成熟的省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开展自主新闻发布工作，这也是提高新闻发布专业化程度的重要举措，我们很想了解有关自主新闻发布的情况。
王国庆：目前，我们政府部门的新闻发布会大致是三种形式：一是“搭台唱戏”，我办举行的发布会多数属于这一类，我们搭台，不定期地请别人来“唱戏”，二是“自主发布”，外交部、上海市政府等地举行的发布会属于这一类，定时定点由自己的新闻发言人发布信息，回答记者提问；三是“临时发布”，发生突发事件后在事故现场临时组织的新闻发布会。从专业角度讲，我们希望多一些“自主发布”。为什么?定时定点了，就逼着你主动去考虑、去做。各地政府、中央各部门的新闻发布都能定时定点，那么就形成了一个有序的政府新闻发布机制，譬如，在北京每天都有几场高质量的新闻发布会，就可以让记者们忙得到处跑! (记者插话：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
除了上面说到的，形成一个有序的政府新闻发布机制外，好处还可以罗列很多，其一，定时定点的“自主发布”很容易成为媒体的权威信息源，为媒体，包括境外媒体报道中国提供最权威的信息，做好了可能每天都能在国外的媒体上看到、读到我们官方的消息。其二，为政府官员搭建一个展示能力和风采的舞台，涌现一大批“明星”，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和上海市政府的新闻发布会已经造就了好几位这样的“明星”。其三，“自主发布”给新闻发言人提供不断实践的机会，即使一个月发布一次，久而久之，他也会熟能生巧。这也是提高新闻发布水平和质量的一个措施吧。
《对外大传播》：前不久，中组部领导第一次出席国务院新闻办的发布会，标志着党务公开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去年12月28日举办的年度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您也曾表示今年将多邀请一些党中央部门的负责同志出席发布会，这样的发布会的反响如何?请介绍一些相关的情况。
王国庆：请中组部的领导同志来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是我们酝酿很久的事情。请党的工作部门来新闻办开发布会，是一位驻京的外国记者提出来的。当时正值党的“十六大”召开前夕，人们都在关注我们党的人事变动情况，外国记者提出这个建议，其实是想通过发布会摸摸底。那时要举行发布会难度太大，所以等了等。今年全党开展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我们选了“先进性教育”这个话题，从记者出席发布会和随后的中外媒体报道情况看，这个发布会的效果非常好。国外和境外的一些媒体把中组部领导来举行发布会看成是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的重要举措。英国《泰晤士报》的驻京记者罕见地给我们记者联络室发来传真件，称“这是一次成功的发布会，提供了与中共高层领导见面的机会”。(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处华清处长插话：《联合早报》对此撰文说：“最近有趣的例子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教育产生了兴趣。”)在中组部的新闻发布会之前，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党的工作部门领导同志也到我们的新闻发布厅开过发布会。今年还准备多做一些。通过这些新闻发布会，我还有一点特别深的感触：我们方方面面的新闻资源都很丰富，不乏新闻发布的各种人才，更不要低估我们的领导同志面对记者的水平，关键是如何迈出第一步。中组部领导的发布会结束后，我对李景田副部长说，你不出来面对记者，是宝贵资源的极大浪费!
“我们希望这样的培训班一层一层地办下去”
《对外大传播》：据悉，从全国范围而言，从中央到地方有数千名官员接受了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言人培训。很多中央部委和省市的培训申请还在等着安排，许多地级市的培训申请根本没法考虑。那么国务院新闻办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以更好地满足一些地方培养新闻发言人的迫切需要?
王国庆：前面我们提到过，目前我办主办的和省区市外宣办联合办的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只是“初级班”，进行“普及教育”和“扫盲”，这很有必要。我们不少新闻发言人是政府或部门的负责人，因为分工，担负了新闻发布工作，他们有很强的政治责任意识，熟悉和掌握本部门本地区的情况，但缺乏对新闻专业、对媒体、对新闻发布工作的了解。请专家、学者和有经验的同志给他们讲讲课、补补缺，很有用。参加过培训的同志普遍反映都很好。你提到的问题，也是我们在考虑的课题。一是要继续“普及”，二是要进一步“深化”。地方和部门领导对新闻发言人培训是很重视，地方上办班的积极性也很高，我办主要和省区市党委外宣办一起办班培训省直属单位和地州市政府的新闻发言人。这种普及性质的培训我们还会继续做，同时也希望有条件的省区市可以办班培训下一层次的新闻发言人，一层一层办，培训出一大批懂政治、懂新闻、懂媒体，能很专业地开展新闻发布的官员。对那些接受过“普及”培训、已经在新闻发言人岗位上的同志，我们打算在适当的时候还要进行“深化”培训，进一步提高专业化水平和能力。开展培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譬如，专家讲课的内容要不断充实、更新；应该编写相应的教材等等。总之，培训也要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
另外，现在我们下大力气开展新闻发言人培训还“另有所图”。2008年，奥运会将在北京举行，来中国采访奥运的国外境外记者人数将可能是以万来计算的。可以断定，有不少记者并不是为北京运动场里的比赛来的，而是借机采访中国。很可能他在北京报个到，就去外地挖他所要的新闻了。所以我们要有所准备，用三年时间，培训出一大批知道如何与外国记者打交道的同志。到时候，无论那些外国记者走到哪里，都会受到很专业的接待!
“这个标题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压力”
《对外大传播》：作为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您在跟境外媒体的接触中一定发生了很多难忘的事，能否说一两件让您记忆深刻的事情?
王国庆：讲这么一个经历吧！2002年，我带了我们办代表团去沙特阿拉伯访问，在吉达市，应沙特很有影响的《欧卡兹报》总编的邀请，和这家报纸的十多位高级编辑、记者谈了一下午，回答了他们提出的许多问题。第二天《欧卡兹报》用了整整一个版面刊登了我的“答记者问”，内容无可挑剔，用的几乎都是我的原话，可是标题对我刺激特别大：《声音微弱的大国——中国》。作为一个从事对外宣传工作30年的人，对中国在世界上“声音太微弱”怎么能无动于衷?我工作过20多年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办了60多年了，新华社的对外宣传比它还早，《中国日报》也办了20多年，几代人辛辛苦苦奋斗，可是我们的声音还是很弱，中国还是一个“声音微弱的大国”，这个标题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压力!
把中国的声音做大，除了我们自己的努力外，还要千方百计地借助外力。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外宣要加大力度，要提高水平，要讲求实效，把我们的声音实实在在地送到宣传对象的耳朵里去，让他们经常听到中国的声音。同时我们要学会利用境外国外的媒体把我们的声音传出去，做好对外新闻发布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借助外力。在不少情况下，他们的报道比我们的宣传有渗透力。
在给国外客人介绍我办的职能时，我总以“我们国家的形象推介部门”来概括。所以把中国的声音做强做大，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责任重大。
《对外大传播》：今天对您谈的问题我们非常有满足感，因为，以前只以为新闻发布开始于“非典”，现在才了解这之前我们国务院新闻办就已着力推动这个工作。另外，通过您讲述的这些，我们了解到在推动中国新闻发布的工作中充满了艰辛，也看到了希望。
责编：谭震
外交部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是一次没有座位的新闻发布会。那是(1982年)3月26日，地点在当时外交部主楼门厅处。当时没有专门进行新闻发布的场地，七八十位中外记者受邀出席，大家就站在我周围。当时担任翻译的是现任外长李肇星。”
——摘自钱其琛《外交十记》
从老外交部长钱其琛第一次出任中国新闻发言人的那天起，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设已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关于中国的新闻发言人，早在陈毅、乔冠华、钱其琛等老一代外交家的事迹中就有所耳闻，但这些发言人的身影真正走进公众视线还是这几年的事情。
从2003年9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的第一期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开始到今天，新闻发言人难以分清哪里是课堂，哪里是现场。因为新闻事件每天都在周围发生，无论怎样，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取得的长足进步是国际社会有目共睹的。
瑞士国家广播电台驻华首席记者阿鹤腾针对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曾说：“这项制度的建立表明了中国政府不断增强透明度的决心。它符合国际标准，对我们这些外国记者来说意义重大。”
2005年7月中旬，法新社记者撰文说：“今年中国湖南芷江出现了疫情，中国政府采取了很透明的方式，这是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方式。”
日前，在2005年全国外宣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王国庆作了关于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的发言，在他清晰、生动的介绍下，大家了解到这项工作正在各条战线上显现出良好进展的局面。
外宣会议结束后，王国庆很快接受了《对外大传播》记者的采访。可以说，作为国务院新闻办的领导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安排我们的采访，这本身就体现了作为一个主抓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的领导者愿意与记者对话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在三个多小时的访谈时间里，我们更是深切体会到了他对这项工作胼胝推进的愿望和热忱。访谈是从他发言中所提到的中国媒体曾有的权威舆论“失语”状况开始的……
“处理得好就变成了政府能力的显示”
《对外大传播》：您在这次全国外宣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谈到，过去由于“权威信息缺位”和“我外宣媒体失语”，造成境外媒体肆意炒作和歪曲，而现在这种现象已有所改善。本刊一直关注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设情况，请您谈谈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进展与这个问题的改善之间具体的联系。
王国庆：《对外大传播》是专门研究对外传播的刊物，对于从事对外宣传工作的同志来说，这是一本很好的刊物。我特别注意到你们一直在关注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所以接受你们的采访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借这个机会，我还要感谢你们对政府新闻发布工作的支持。
从某种意义上讲，政府的新闻发布工作实质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在第一时间抢占舆论制高点，把握舆论控制权。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只强调“保持正确导向”，而忽略在第一时间用权威信息抢占舆论制高点。这个问题在有的时候、有些地方还是很突出的。在地方新闻发言人的培训班上，我经常强调，在消息闭塞、通讯手段落后的情况下，一个地方发生什么事情，你可以采取“不说”，或等事情处置妥当之后“再说”。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习以为常的“不说”和“再说”不行了!信息传播方式和速度的变化，一个地方有什么事情可以在瞬间传遍全世界。1992年我在美国当记者的时候，写完稿子，要打个电话，告诉家里“我要发传真”，这边给个信号，稿子才传回来。即便这样也已经是比较先进了。在80年代，我的前任们还没有传真机呢!他们传新闻靠国际长途，一边对着话筒一句一句念，另一边一句一句写。专稿和录音报道就只能请民航班机捎带了。现在，手机几乎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话。互联网四通八达，网上传递信息是以秒来计算的，西半球发生的事情，我们东半球几秒钟后就知道了。
更重要的是公众意识的变化，公众要求对事情有“知情权”，会对政府处置事情提出一连串的“为什么”，而且要求“互动”，不是你说什么，他们就听什么。前些时候圆明园整修湖底渗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圆明园管理部门为了解决湖水渗漏采取了一些措施，工程刚开始，有游客就提出疑义：这么做对圆明园是保护还是破坏?随即引起了一场公众参与的大讨论，还专门开了听证会。这说明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在一些涉及公众利益的事情上，公众对不尊重他们的“知情权”是不满意的，同时也不会满足于被动地“告知”，他们会要求互动。
还有一点应该认识到，我们的新闻媒体也在发生变化。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可以说所有的新闻媒体都是我们的“喉舌”，大脑指挥嘴巴，大脑想什么，嘴巴就出什么声。现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量的报刊走上了市场，为了发行量，为了更多的广告，有时你有“令”，他们偏不行，你有“禁”，他们就是不止。面对这种新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做，是应该认真研究的。前些日子，我问一位在澳大利亚地方政府当新闻官的朋友，他们是怎么管理新闻媒体的。当时在表述“管理”的时候，我用的英文词是“控制”。他随即纠正我说：“媒体是‘控制’不了的，它像一条大船，你可以采取方式使它稍微调整一下航向，但很难让它调头。”他说，在澳大利亚，政府应对新闻媒体可以说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是“媒体控制(Mediacontrol)”，后来叫“媒体管理(Mediamanagement)”，现在叫“媒体合作(Media cooperation)”。“控制”和“管理”都是居高临下的，而“合作”是把新闻媒体当作你的“客户”，是主动向他们提供服务。我们现在比较习惯的做法是“管”，特别针对一些敏感事件，新闻媒体接到的指令往往是“不采访”、“不报道”、“不炒作”。作为主流媒体的大报大刊是听招呼的，权威部门不说话，他们就“失语”了，舆论的主导权就让给了非主流的小报小刊。比如，2001年7月发生在广西南丹的矿井透水事故，当地政府为了隐瞒事故，对闻讯采访的新闻记者进行围追堵截，结果事故本身在主流媒体上得不到准确客观地披露，一些不负责任和缺乏职业道德的小报小刊和境外媒体却道听途说、捕风捉影，把矿难炒得沸沸扬扬。最后人们关心的不是矿难本身，而把矛头指向了政府，特别是境外别有用心的媒体就借事故和对事故的处置对我们党和政府进行恶毒攻击。
就像赵启正同志所说的，突发事件的新闻处置做得不好，“往往是对我们伤害最重的，”它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我们政府的形象毁到极点，把我 们平时做的大量正面宣传一笔勾销。这经常让我们这些搞外宣的同志痛心疾首啊!
让人感到鼓舞的是，这两年空难、矿难事故和自然灾害的权威信息披露得非常快了，一般都能在出事后就马上报道，发生在2002年的大连“5·7空难”，就是我们国内媒体记者第一个报道出去的。(记者插话：这样的报道能抢在外国媒体之前了吗?)据我们的观测，目前绝大部分都是我们“抢先”。当然，发生在我们中国的事情，我们自己的媒体先报出去也是理所应当的。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现象，国外和境外媒体对我们不报道的事件或在报道中没提到的东西往往特别感兴趣，我们抢先说了，他们的报道积极性反而不高了。
但在事故和灾难的对外宣传方面我认为有一个技巧问题，简单地说，就是不要算总账。事故和灾难发生了，权威部门要主动发布信息，新闻媒体要及时报道，事情要客观介绍，损失，特别是伤亡人数要如实公布，同时要把我们政府和有关部门如何妥善处置并防止类似事故和灾难再次发生采取的措施很有说服力地宣传出去。把一个阶段的事故和灾难罗列在一起算总账，经常就会耸人听闻了。比如，我曾看到一篇报道引用权威人士的统计说，中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居世界第一，一年超过十万。这个“第一”和这个“十万”，对国人来说可以起到警示的作用，唤起公众的交通安全意识，但对外，我认为负面作用太大。这个“第一”我们不必去争，十万人口对于一个小国家来说，可能是半壁江山，也可能是整个国家就没有了。各种灾害和灾难古来有之，也并非中国特色。欧洲那么发达，水灾照样要光顾；美国那么先进，飓风比我们这里的台风还具毁坏性。“9·11”事件是发生在美国纽约；“7·7”地铁爆炸是发生在英国伦敦。所以说发生灾害和灾难并不说明政府无能，关键在于怎么处置，包括对灾害和灾难的新闻处置，处理得好就能展示政府的能力。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们出点事，有人就幸灾乐祸，借机指责和攻击我们。即使我们把事情处理得很好，西方一些有成见的人也会千方百计地挑我们的刺。
当然，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人家还是会认账的。前两天，我就看到法新社的一篇报道说：“今年中国湖南芷江出现了疫情，中国政府采取了很透明的方式，这是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方式。”
“预案制定以后千万不要把它们放在保险箱里”
《对外大传播》：前不久，国务院正式下发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发布应急预案》。请您就预案中的某项内容谈谈其对现实工作的指导作用。
王国庆：2003年初的全国外宣工作会议提出了对外宣传要建立健全三个“机制”，即对外宣传的统筹协调机制、对外新闻发布机制和应对突发事件高效的新闻宣传协调机制。三个“机制”的核心，实质上是要建立健全一个包括政府新闻发布在内的、完整的国家权威信息发布体系。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发布应急预案》是国务院制定的一百多个处置方方面面突发事件工作预案中的一个。我办应国办要求起草了这个《预案》。《预案》几经修改，还征求了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可以说这个《预案》是比较权威、专业和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预案》确定了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处置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机构、程序、责任等等。《预案》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权威部门或主管部门要及时主动地发布信息，主导舆论，创造有利于事件妥善处置、有利于宣传组织群众、有利于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生产秩序的舆论氛围。(记者插话：预案适用到哪一级?)这一百多个预案，包括《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发布应急预案》都是中央一级的，但各个预案里提出的指导原则、工作方式，地方上制定预案时都可以套用。
我参与了好几个预案的讨论，对国务院已正式下发的预案，我也认真作了研读。这些预案应该说都非常好，比较专业，尽管还会有不到位的地方，但事物是动态的、发展的，我们可以随情况的变化不断地去修改、完善。新闻发布应急预案就是根据我们实践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提炼出来的，如果能照这么做了，就会有很好的效果，特别是对我们做新闻宣传工作的同志来说，这些预案如果真正得到实施，那么我们在突发公共事件的新闻处置方面就会发生质的变化。预案制定后千万不要把它们放在保险箱里，束之高阁。坦率地说，我担心的就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也就是在实际处置突发事件的时候，预案被抛在一边，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
《预案》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新闻发布提出了“及时准确”、“把握适度”、“突出重点”和“分类处理”的工作要求。这些要求在实际操作中是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的。譬如，“及时准确”强调要在第一时间发布已认定的简要信息，根据事态发展和处置工作进展情况，再作后续详细发布。这就是针对以往比较习惯的、等事情处理完了再四平八稳对外公布的做法的。事情发生了，有些情况已经搞清楚了，在第一时间说，弄清楚多少说多少，这样不仅显示了政府或有关部门的权威性，还保证了我们的主流媒体在主导舆论方面的作用。不少地方上的同志在这点上也有很多成功的经验，譬如总结出的“快报事实，慎报原因”，就很有道理。
另外，“把握适度”就是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新闻发布提出了要讲究策划、讲究技巧的要求。突发事件的新闻发布首先一条是要有利于事件的处置，所以什么时候发布、谁来发布、发布什么、怎么发布是要策划的，是有讲究的。比如，俄罗斯的别斯兰人质事件，就是由于信息源控制得不好，不该披露的信息漏了出去，给人质救援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在莫斯科人质事件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由于有人在电视上透露了剧院的秘密通道，恐怖分子就在秘密通道里布了雷，迫使特种部队改变了行动计划。
总之，制定《预案》的目的在于使我们的突发事件新闻发布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核心就是信息发布要快、要准、要有序，主动抢占制高点，有效地去主导舆论，而不是把制高点和主导权拱手让给别人，事后再被动地去“澄清事实”、“解疑释惑”。
现在境外媒体在我国派驻常驻机构的有300来家，记者和工作人员有400多人。这些媒体人员来中国不是为了吃烤鸭，也不是为了逛长城，而是要把中国的事情报道出去。那么，他们报道的素材在哪里?权威信息源在哪里?你不给他们提供“大餐”，他们就会到犄角旮旯去找“食”。路透社的一位驻京记者曾给我们提意见说：“你们总说我们的报道片面。我们知道一个铜板都有两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报道是全面的。可是在很多情况下，事情发生了，我们的老板要求我们马上发稿，你们官方应该提供的信息我们总拿不到，那我们只有通过朋友、熟人到处去搜集非官方的信息了。”他说的是所谓的 “平衡报道”，有些带意识形态偏见的媒体记者即使你给他提供再多的权威信息，他也会鸡蛋里挑骨头，给你做负面文章。但这位记者提的意见还是有道理的，你权威信息总“缺位”，人家就有理由提意见!
“非典”之后，新闻发言人制度容易推动了
《对外大传播》：从2005年SAgS事件后，中国又经历了多次大的突发事件的考验，如您在发言中提到的矿难、洪灾等一系列事件。请您具体谈谈经过培训的新闻发言人在处理这些事件时遇到的挑战和在应战中的表现。
王国庆：说到这里，我认为“非典”对我国各级政府建立健全发言人制度和开展新闻发布工作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也有外国记者问过我：“是不是SARS促使中国政府开始了新闻发布工作?”我的回答：不是。中国政府的新闻发布工作早就在做了，只能说“非典”让人们意识到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所以推动起来容易多了。
我国的政府新闻发布工作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以文件的形式提出来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这十多年来一直在做。前面提到过，2003年初的全国外宣工作会议上还明确提出了要建立健全新闻发布机制。关于这方面的工作，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也有不少要求和具体指示。坦率地说，发生“非典”疫情之前，推动这项工作的难度太大了。全新闻办上下铆足了劲，在我办新闻发布厅举行的发布会一年也就30来场。有时为了把一位部长请出来，赵启正同志也亲自打电话。“非典”之后情况就不同了，有很多部门的领导是不请自来，2004年在我办新闻发布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场数一下子就增加到了60场。今年到目前(2005年7月)已经达到了44场，全年很可能突破70场。这两年，国务院各部委局办和全国各省区市人民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和新闻发布工作进展情况也是十分令人鼓舞的!
至于你问到的经过培训的新闻发言人应对挑战的表现，我想可以用“仗越打越精”来形容。培训很有必要，但关键还在于实战的磨炼。可以举的例子很多，像卫生部的毛群安、教育部的王旭明等，都已经在不断的实战中磨炼成能够比较自如地驾驭新闻发布的新闻发言人了。不少地方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表现也非常不错。比如，前年有个精神有病的人拿了一个声称装了炸药的提包，在路透社驻北京的办公室劫持了里面的工作人员。在事件的处置过程中，北京市公安局的新闻发言人很快出现在现场，不断向聚集在大楼外的中外记者通报情况。我们从互联网上报道的情况看，信息发布工作做得还是很专业的，用权威信息主导了舆论，但没有引起任何恐慌。同一年发生在清华、北大校园爆炸案，学校和有关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在事件的新闻处置方面做得也是可圈可点的。爆炸发生50分钟左右，新华社、新华网就把权威消息发出来了，境外媒体大多援引新华社的消息作了报道。还有今年年初，辽宁发生的孙家湾煤矿矿难事件，新闻处置做得也比较专业，在整个过程中我们都能看到新闻发言人这个角色和作用。
“这是个让脑袋得不到休息的岗位”
《对外大传播》：新闻发言人不是“传声筒”，要想表达思想就要了解情况，一般而言，贴得越近，掌握的情况才越多，传达出的信息才能越接近事实，新闻发言人的发言也才能游刃有余。我们想了解一下各地新闻发言人在政府部门中的地位如何。
王国庆：你提的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在谈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和开展发布工作时，反复强调“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讲的就是这个问题。我们政府或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在发布新闻时是代表政府在讲话，他们发布的每一个信息都是负责任的，都应该具有权威性。怎么保证发言人能切实负责任、能具有权威性?美国白宫的发言人，他基本不离总统左右。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州政府的新闻官告诉我，他每天至少有八九个小时都围着他的州长转。所以说，新闻发言人发布信息的权威性来自于他同决策层的零距离。现在我们不少新闻发言人还做不到这一点，决策过程不了解，领导意图不清楚，所以经常就不敢“发言”，即使被推到了台上也是“底气不足”。作为新闻发言人面对记者的提问，你总不能一问三不知，总不能老是闪烁其词，环顾左右而言东西。
在为新闻发言人提供基本工作条件上做得比较好的是上海市委市政府。据了解，上海市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几乎可以列席市委、市政府所有的重要会议，市长到基层视察、现场办公，新闻发言人也是随行人员之一。在回答很多敏感和棘手的问题之前，市领导经常耳提面命，给予具体指导。这样新闻发言人站在发布台上才能底气十足。
政府新闻发言人的工作条件还应该包括建立一个完整的政府信息发布体系，也就是和政府所属部门之间的信息是畅通的，新闻发言人随时能得到回答记者提问的有关信息和口径。目前，在这方面还多多少少存在一些问题。2002年8月，为了改变突发事件对外报道上被动局面，我们在江西召开了对外新闻单位和部分省区市外宣办负责人专题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同志对加强和改进突发事件的对外报道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建议，但我发现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难度太大。主要的问题除了思想认识和观念以外，还有就是信息渠道不畅通。你想快一点把情况通报出去，可是你并不掌握相关信息。有时，我们以国务院新闻办或中央外宣办的名义打电话、发电报催要有关情况，人家还把我们都当成了防备的对象。推了一段，效果不理想，我们就调整了工作重点，先推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设。各地各部门都有了新闻发言人，有了随时要面对媒体、面对记者的新闻发布制度，他们对搜集和掌握信息的需求比我们要紧迫。这样我们再要索取有关信息和对外表态口径就容易了!(记者插话：您刚才说到发言人在任何时候都要面对记者，去年在国家奥体中心听到新闻发言人谈到过这个观点，原来出处在这里。)
对新闻发言人我们一直有这样的要求，你所在的地区或部门随时都在发生事情，记者们在作报道前随时都希望得到权威部门、权威人士的信息，所以新闻发言人应该随时准备面对记者。美国白宫的一位发言人曾说过，发言人“这个岗位是让脑袋得不到休息的岗位”。现在我们有的新闻发言人只把“新闻发言人”这个头衔印在名片上，可从来不“发言”。这种现象也是应该在下工夫改变之列的。
(记者插话：刚才您介绍了您曾在美国做过记者，所以您在谈话中知道我们记者想要什么。希望您谈一谈，怎么能够做到把想给的和想要的较为完美地结合?)我在新闻单位整整工作了25年，作为记者在国内外也参加过不少新闻发布会，作过无数次采访。那段工作实践对现在做推进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发布制度建设工作是很有意义的。毫不谦虚地说，在准备一场发布会时，我对记者的要求是多少了解一 些的。所以无论是新闻发言人，还是做新闻发布工作的同志，有点新闻从业的背景对做好工作很有帮助。上海的新闻发布工作做得比较专业，上次我去上海发现他们的新闻发布处就从新闻单位借调了两位非常有媒体工作经验的同志。在西方一些政府新闻发布工作做得比较规范的国家，他们的发言人很多原来就是记者，媒体的从业经验使他们具有职业的敏感，他们很清楚今天发布的信息有哪些是具有新闻价值的、是记者会感兴趣的。
如何评价一个新闻发布会成功与否，简单地说，就看三个“点”是否结合得好，即新闻发言人说的，媒体关注的、公众关心的。这三个“点”结合得好自然是个成功的发布会。我从记者报道的角度说，我们的新闻发布会还要不断地在专业化上下工夫，不能把新闻发布会开成了“新闻通气会”、“布置工作会”。不考虑公众需要什么、媒体关注什么，我说你听，也不让提问互动，这种缺乏沟通的所谓新闻发布会，记者们是不会好好给你报道的，你发布的信息不被媒体放大，那就失去了新闻发布会的意义。目前，我们正在下大力气和全国各省区市合作举办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不断总结，不断提高。现在办的是“初级班”，以后还会办“中级班”、“高级班”，使我们新闻发布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
“封堵记者的办法是最愚蠢的”
《对外大传播》：关于对外信息发布，中央已经有了制度出台，也形成了文件，可是地方的外宣工作者面对这种信息发布时，仍然有很多问题存在，这是他们的苦恼，甚至是一种无奈，例如，面对突发事件，中央强调应该“先发制人”，可是上级的批示还不能立即到达，对于地方工作的这种“两难”境况，您作为中央外宣办的领导，是如何思考的?
王国庆：我坦率地说，这种苦恼不仅地方外宣工作的同志有，我们在中央外宣部门工作的同志也一样有。尽管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有明确的工作要求，中央领导同志也有批示、讲话，要求“先发制人”、“引导舆论”、“抢占舆论制高点”，但碰到具体问题时却很难付诸实践。突发事件或敏感案件发生后，对外新闻舆论引导经常出现滞后，被动的原因，我想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有决策层或决策者一时不掌握准确信息，难以决断的问题。情况不明，当然提供不了“权威信息”了，我们的对外媒体得不到权威信息，当然也不能不作不负责任的报道；另一方面，有一些部门和地方出了问题后，不是考虑如何利用新闻舆论来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动员群众和政府一起妥善处置事件，尽量减少损失和对公众生活生产的影响，而是把工夫下在捂真相、封消息、堵记者上，致使我们经常在舆论引导上产生滞后和被动。
其实，我们认真想一想，封堵记者的办法是最愚蠢的。影响比较大的例子，江西有过，最近河北也发生过。权威部门不发布任何消息，还不让记者采访别人，所以采取宣传干部加警察“设卡”、“封堵”，没收相机、胶卷、写“检讨”，有的甚至还把人扣了。结果消息没被封锁住，记者们还写出了采访“历险记”，给部门和地方的形象又抹了一层黑。我把这种不聪明的做法称之为：本来是一个错，变成了两个错。所以，在当今信息传播技术这么发达的情况下，转变观念非常重要。
“自主新闻发布好处很多”
《对外大传播》：今年，国务院新闻办计划推动条件成熟的省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开展自主新闻发布工作，这也是提高新闻发布专业化程度的重要举措，我们很想了解有关自主新闻发布的情况。
王国庆：目前，我们政府部门的新闻发布会大致是三种形式：一是“搭台唱戏”，我办举行的发布会多数属于这一类，我们搭台，不定期地请别人来“唱戏”，二是“自主发布”，外交部、上海市政府等地举行的发布会属于这一类，定时定点由自己的新闻发言人发布信息，回答记者提问；三是“临时发布”，发生突发事件后在事故现场临时组织的新闻发布会。从专业角度讲，我们希望多一些“自主发布”。为什么?定时定点了，就逼着你主动去考虑、去做。各地政府、中央各部门的新闻发布都能定时定点，那么就形成了一个有序的政府新闻发布机制，譬如，在北京每天都有几场高质量的新闻发布会，就可以让记者们忙得到处跑! (记者插话：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
除了上面说到的，形成一个有序的政府新闻发布机制外，好处还可以罗列很多，其一，定时定点的“自主发布”很容易成为媒体的权威信息源，为媒体，包括境外媒体报道中国提供最权威的信息，做好了可能每天都能在国外的媒体上看到、读到我们官方的消息。其二，为政府官员搭建一个展示能力和风采的舞台，涌现一大批“明星”，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和上海市政府的新闻发布会已经造就了好几位这样的“明星”。其三，“自主发布”给新闻发言人提供不断实践的机会，即使一个月发布一次，久而久之，他也会熟能生巧。这也是提高新闻发布水平和质量的一个措施吧。
《对外大传播》：前不久，中组部领导第一次出席国务院新闻办的发布会，标志着党务公开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去年12月28日举办的年度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您也曾表示今年将多邀请一些党中央部门的负责同志出席发布会，这样的发布会的反响如何?请介绍一些相关的情况。
王国庆：请中组部的领导同志来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是我们酝酿很久的事情。请党的工作部门来新闻办开发布会，是一位驻京的外国记者提出来的。当时正值党的“十六大”召开前夕，人们都在关注我们党的人事变动情况，外国记者提出这个建议，其实是想通过发布会摸摸底。那时要举行发布会难度太大，所以等了等。今年全党开展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我们选了“先进性教育”这个话题，从记者出席发布会和随后的中外媒体报道情况看，这个发布会的效果非常好。国外和境外的一些媒体把中组部领导来举行发布会看成是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的重要举措。英国《泰晤士报》的驻京记者罕见地给我们记者联络室发来传真件，称“这是一次成功的发布会，提供了与中共高层领导见面的机会”。(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处华清处长插话：《联合早报》对此撰文说：“最近有趣的例子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教育产生了兴趣。”)在中组部的新闻发布会之前，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党的工作部门领导同志也到我们的新闻发布厅开过发布会。今年还准备多做一些。通过这些新闻发布会，我还有一点特别深的感触：我们方方面面的新闻资源都很丰富，不乏新闻发布的各种人才，更不要低估我们的领导同志面对记者的水平，关键是如何迈出第一步。中组部领导的发布会结束后，我对李景田副部长说，你不出来面对记者，是宝贵资源的极大浪费!
“我们希望这样的培训班一层一层地办下去”
《对外大传播》：据悉，从全国范围而言，从中央到地方有数千名官员接受了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言人培训。很多中央部委和省市的培训申请还在等着安排，许多地级市的培训申请根本没法考虑。那么国务院新闻办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以更好地满足一些地方培养新闻发言人的迫切需要?
王国庆：前面我们提到过，目前我办主办的和省区市外宣办联合办的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只是“初级班”，进行“普及教育”和“扫盲”，这很有必要。我们不少新闻发言人是政府或部门的负责人，因为分工，担负了新闻发布工作，他们有很强的政治责任意识，熟悉和掌握本部门本地区的情况，但缺乏对新闻专业、对媒体、对新闻发布工作的了解。请专家、学者和有经验的同志给他们讲讲课、补补缺，很有用。参加过培训的同志普遍反映都很好。你提到的问题，也是我们在考虑的课题。一是要继续“普及”，二是要进一步“深化”。地方和部门领导对新闻发言人培训是很重视，地方上办班的积极性也很高，我办主要和省区市党委外宣办一起办班培训省直属单位和地州市政府的新闻发言人。这种普及性质的培训我们还会继续做，同时也希望有条件的省区市可以办班培训下一层次的新闻发言人，一层一层办，培训出一大批懂政治、懂新闻、懂媒体，能很专业地开展新闻发布的官员。对那些接受过“普及”培训、已经在新闻发言人岗位上的同志，我们打算在适当的时候还要进行“深化”培训，进一步提高专业化水平和能力。开展培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譬如，专家讲课的内容要不断充实、更新；应该编写相应的教材等等。总之，培训也要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
另外，现在我们下大力气开展新闻发言人培训还“另有所图”。2008年，奥运会将在北京举行，来中国采访奥运的国外境外记者人数将可能是以万来计算的。可以断定，有不少记者并不是为北京运动场里的比赛来的，而是借机采访中国。很可能他在北京报个到，就去外地挖他所要的新闻了。所以我们要有所准备，用三年时间，培训出一大批知道如何与外国记者打交道的同志。到时候，无论那些外国记者走到哪里，都会受到很专业的接待!
“这个标题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压力”
《对外大传播》：作为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您在跟境外媒体的接触中一定发生了很多难忘的事，能否说一两件让您记忆深刻的事情?
王国庆：讲这么一个经历吧！2002年，我带了我们办代表团去沙特阿拉伯访问，在吉达市，应沙特很有影响的《欧卡兹报》总编的邀请，和这家报纸的十多位高级编辑、记者谈了一下午，回答了他们提出的许多问题。第二天《欧卡兹报》用了整整一个版面刊登了我的“答记者问”，内容无可挑剔，用的几乎都是我的原话，可是标题对我刺激特别大：《声音微弱的大国——中国》。作为一个从事对外宣传工作30年的人，对中国在世界上“声音太微弱”怎么能无动于衷?我工作过20多年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办了60多年了，新华社的对外宣传比它还早，《中国日报》也办了20多年，几代人辛辛苦苦奋斗，可是我们的声音还是很弱，中国还是一个“声音微弱的大国”，这个标题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压力!
把中国的声音做大，除了我们自己的努力外，还要千方百计地借助外力。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外宣要加大力度，要提高水平，要讲求实效，把我们的声音实实在在地送到宣传对象的耳朵里去，让他们经常听到中国的声音。同时我们要学会利用境外国外的媒体把我们的声音传出去，做好对外新闻发布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借助外力。在不少情况下，他们的报道比我们的宣传有渗透力。
在给国外客人介绍我办的职能时，我总以“我们国家的形象推介部门”来概括。所以把中国的声音做强做大，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责任重大。
《对外大传播》：今天对您谈的问题我们非常有满足感，因为，以前只以为新闻发布开始于“非典”，现在才了解这之前我们国务院新闻办就已着力推动这个工作。另外，通过您讲述的这些，我们了解到在推动中国新闻发布的工作中充满了艰辛，也看到了希望。
责编：谭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