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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邓小平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揭示了“实现什么样的富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场、观点和方向问题，“怎样富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问题。邓小平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彰显了富裕与共同富裕的辩证关系，揭示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规律，规划了民族复兴的现实途径。面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应深刻领会邓小平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高度重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系。邓小平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其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习近平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
关键词：邓小平；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济互构规律；共同富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梦
中图分类号：A8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5）05-0120-06
笔者通读《邓小平文选》，发现邓小平在科学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时，总是与“实现什么样的富裕、怎样富裕”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联系在一起。而“实现什么样的富裕、怎样富裕”是富裕的基本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在邓小平科学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中，蕴含了对“实现什么样的富裕、怎样富裕”的科学回答，这样便必然产生和形成邓小平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因此，邓小平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是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富裕、怎样富裕”的科学理论。
一、邓小平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的丰富内涵
邓小平所面对的特定的深刻历史背景，是由于受“大跃进”和“文革”的影响，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遇到严重挫折，造成了全国人民的严重贫穷，成了我们党面临的需要解决的重大实际问题。正是面对这样的重大实际问题，邓小平科学回答了富裕的基本问题。在这样的科学回答中，彰显了邓小平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的丰富内涵。
（一）人民共同富裕：邓小平对“实现什么样的富裕”的科学回答
富裕的首要问题，是“实现什么样的富裕”。而对此的不同回答，会产生不同的富裕观。因此，对“实现什么样的富裕”的科学回答，便是邓小平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的首要问题。
1. 人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特点。特定的历史背景，迫切需要邓小平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视角，来科学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富裕”的基本问题。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①由此可见，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回答，是与“人民共同富裕”联系起来的。因此，“人民共同富裕”科学回答了社会主义“实现什么样的富裕”的基本问题。它说明：富裕的目标是共同富裕，富裕的主体是人民群众。由此可见，人民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的性质联系在一起。
2. 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那么，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呢？邓小平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②因此，共同富裕包含“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物质文明”让人民物质富裕，“精神文明”让人民精神富裕；物质富裕是富裕的外在表现，精神富裕是富裕的内在本质。
（二）怎样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对“怎样富裕”的科学回答
邓小平在理论上科学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富裕”的基本问题后，必然会在理论上思索、实践上探索“怎样富裕”的基本问题。“实现什么样的富裕、怎样富裕”是有机的统一体。因此，邓小平在回答“怎样富裕”时，必然会与“实现什么样的富裕”联系在一起。“实现什么样的富裕”是富裕的价值目标，“怎样富裕”是富裕的路径选择。而特定的历史背景，必然迫切需要邓小平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视角，来科学回答“怎样富裕”的基本问题。
1. 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特定的历史背景，既禁锢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又使人们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怀疑。面对如此艰难的局面，怎样既让人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从而对社会主义充满信心，又让人们摆脱贫穷，过上富裕生活呢？邓小平认为首先必须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为这对于在理论上思索、实践上探索“怎样富裕”的问题至关重大。正因为这样，邓小平说：“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③因此，“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④。
2. 认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科学回答“怎样富裕”的基本问题，必须正确认识我国的国情。回顾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所遇到的挫折，造成的全国人民严重贫穷的历史，我们党的根本失误，就是离开了基本国情的正确认识，制定了不切合实际的政策。因此，邓小平从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对我国国情进行了再认识。他说：“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⑤也就是说，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基本的国情。
3. 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基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邓小平认为发展生产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并由此进一步提出了要通过改革来解放生产力。他说：“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⑥他还说：“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⑦
4. 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于对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的认识，邓小平指出：“现代化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⑧他还说：“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⑨也就是说，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5.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说：“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⑩“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1}
6.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换句话说，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仅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所必需，而且首先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所必需。只有这样，才能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制度保证，从而让人民群众创造的财富，由人民群众共享。因此，邓小平反复强调：“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12}因此，“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13}
7. 制定“三步走”发展战略和“两个大局”战略思想。 为了尽快摆脱贫穷，让全国人民过上共同富裕的生活，邓小平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是基本解决温饱问题，时间是从1980年到1990年。第二步是“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14}时间是到20世纪末。第三步是人民生活比较富裕，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时间是到21世纪中叶。邓小平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这就是：“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15}
8. 实施先富带后富的策略。不同的地区，所具有的资源和条件的不同，决定了所具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就不同；不同的人，所具有的劳动素质的状况不同，决定了所具有的生产能力也不同。这样，要实现发展战略，就必须实施具体的策略。为此，邓小平实施了先富带后富的策略。邓小平说：“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16}。1992年视察南方时，他再次强调：“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7}
9. 保护生态环境。人生活在天地之间，生态环境彰显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人的富裕与自然息息相关，保护生态环境便是实现富裕的自然条件。于是，邓小平特别重视保护生态环境与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关系。特别是面对黄土高原连草都不长、水土流失严重的情况，邓小平指出：“把黄土高原变成草原和牧区，就会给人民带来好处，人民就会富裕起来。生态环境也会发生很好的变化。”{18}
10. 加强党的领导，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党必须加强自身建设，给群众指引富裕的道路，规范群众致富途径，从而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因此，邓小平说：“共产党的领导，这个丢不得，一丢就是动乱局面，或者是不稳定状态。一旦不稳定甚至动乱，什么建设也搞不成。”{19}他还说：“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20}因此，加强党的领导是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组织保证，坚决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是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思想保证。
二、邓小平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的理论价值
邓小平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的丰富内涵，充分彰显了邓小平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的重要理论价值。
（一）邓小平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揭示了“实现什么样的富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场、观点和方向问题，“怎样富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了“共同富裕”的理论命题，并在领导中国人民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然而，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中，社会主义等于计划经济，而资本主义等于市场经济。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的探索又遭受到严重挫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邓小平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并由此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因此，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严重挫折的根本原因，从实践上来说是因为把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经济手段当成了目的，从理论上来说是在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上。也就是说，在于“怎样富裕”的问题上，即想通过计划经济来实现“共同富裕”。这说明，毛泽东领导我们党虽然进行了“怎样富裕”的探索，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还是受到社会主义等于计划经济的理论困扰。这样，要正确认识“怎样富裕”的问题，首先就必须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21}，从而才能正确认识到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至于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邓小平正是根据毛泽东在探索“怎样富裕”的问题上出现的严重挫折，一方面继承了毛泽东的共同富裕理念，另一方面对“怎样富裕”的问题进行了重新回答和新的探索。从邓小平的回答和探索中，我们可以知道，实现人民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在理论上探索如何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问题，只是马克思依据他所处时代的特征和他所在国家的特点，提出的实现共同富裕的手段，或者说是道路。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由两方面构成：一是研究“实现什么样的富裕”的理论，二是研究“怎样富裕”的理论，例如，马克思说：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22}其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是关于“怎样富裕”的理论，“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是关于“实现什么样的富裕”的理论；“实现什么样的富裕”是富裕的价值目标，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怎样富裕”是富裕的路径选择，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因此，“实现什么样的富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场、观点和方向问题，“怎样富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问题。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规律，是坚持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结合时代特点和中国国情，在中国探索“怎样富裕”的现实途径。独特的中华文化，独特的历史使命，独特的基本国情，需要科学探索和科学回答中国自己“怎样富裕”的道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邓小平对此的最好回答。因此，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我们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选择“怎样富裕”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是指：中国自己选择“怎样富裕”的道路。 （二）邓小平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彰显了富裕与共同富裕的辩证关系，揭示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规律，规划了民族复兴的现实途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就科学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富裕”的问题。然而，在“怎样富裕”的路径选择上，1958年开始探索的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却给了我们深刻教训。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的初衷，是希望以最快的建设速度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使中国人民“同时”共同富裕起来，以至于使中国真正发展﹑强大起来，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这种“怎样富裕”的道路探索，却违反了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从而违背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邓小平正是总结这样的历史经验教训，冷静思考，深思熟虑地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和“两个大局”战略思想，规划了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实现了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从“跃进”到“步骤”的创新与转变。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过程是人民脱贫致富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并彰显在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和“两个大局”战略思想中。由此说明，富裕是具体的历史过程，人民共同富裕的程度是逐步提高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为条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这说明共同富裕既是价值目标，又是实践过程，而个人致富是这种价值目标和实践过程统一的载体。因此，邓小平对“实现什么样的富裕、怎样富裕”的科学回答，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并体现在“先富带后富”的致富实践中。为此，“先富带后富”便有深刻的理论蕴涵。
“先富带后富”有怎样的深刻的理论蕴涵呢？“先富带后富”的深刻理论蕴涵，是指“利已的逻辑在先，必须通过利他的时间在先来实现”；或者是说：“自己利益的实现过程成为增进和实现他人利益的过程”。我们知道，人是有生命的个体，生命的可持续存在需要每天消费吃、喝、住、穿等的物质产品，这样，便必须进行这些物质产品的生产。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是生产劳动。人民群众的劳动创造了价值。然而，这些吃、喝、住、穿等的物质产品的生产，需要自然资源，需要人与人的合作。这样，如果生产这些吃、喝、住、穿等的物质产品导致自然界贫穷（现在学术界只讲人的贫穷，不讲自然界的贫穷。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其实是自然界贫穷的表现。自然界其实也是有生命的，因此应把自然界也视为人），如果生产的物质产品是各种对人民身体健康有害的假冒伪劣产品；如果奢侈消费；如果物质产品不能合理分配，出现两极分化，导致劳动者贫穷；这些都必然会导致富裕的不可持续性。由此我们必须认识到生态文明的实质是致富文明，这种致富文明表明：富裕之道不仅必须顺应社会之道，而且还必须顺应自然之道。它所蕴涵的是“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其目的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和富裕的可持续性。经济不是物，而是通过物反映出来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相互关系揭示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而这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揭示的就是经济互构规律。经济互构规律是指：利己和利他经济人之间形成的“自己利益的实现过程成为增进和实现他人利益的过程”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23}由此可知，富裕的本质不是“物”的堆积，而是通过“物”产生和形成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辩证关系。为此，我国要摆脱贫穷，实现共同富裕，社会财富就要逐步增多；富裕物质程度要不断提高，其条件是财富的生产大于财富的消费；这样，既要发展生产力，保护生态环境，又要防止奢侈消费。因此，就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提高生产能力，使富裕之道符合自然之道。否则，就会像邓小平说的那样：“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24}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的生产劳动中，每一个人都不可能去生产自己需要消费的全部物质产品，这样便有了不同的人生产不同的物质产品的分工，于是便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产品的交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由此而产生和形成。市场是交换物质产品的场所；而“先富带后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反映，它表现为“自己利益的实现过程成为增进和实现他人利益的过程”。这样，“自己利益”与“他人利益”便产生和形成了内在的必然联系，并在这样的联系和关系中产生了价值，形成了富裕价值链。“他人利益”包括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因此，“自己利益的实现过程成为增进和实现他人利益的过程”便把个人利益整合为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社会财富也由此才能不断增多。这是社会中每一个“己”带动每一个“人”富裕的经济行为，是个人致富的实践形式，它反映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个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途径，是富裕价值链产生和形成的现实条件。这种致富过程说明了共同富裕是社会中每一个“己”富裕，同时也是每一个“人”富裕，又说明了个人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途径。这种致富途径说明，虽然由于“己”与“人”的致富能力不同，会出现富裕程度的不同，但不会产生两极分化。因此，这种个人致富的实践形式是既有效率又具公平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分配方式，是“实现什么样的富裕﹑怎样富裕”的有机统一。
“先富带后富”即“自己利益的实现过程成为增进和实现他人利益的过程”的理想状态不会自动实现。在市场经济的经济活动中，会出现“自己利益的实现过程成为损害他人利益的过程”。这是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腐朽思想的表现，因此，市场会失灵。这样便需要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好政府的作用，弥补市场失灵。政府弥补市场失灵需从宏观（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微观（通过法治规范个人致富行为规范）两个方面入手，从而实现个人致富带动集体致富，进而实现国家富强。个人致富是富裕的动力机制，个人致富带动集体致富和实现国家富强是富裕的平衡机制，也是社会所具有的正能量，这是富裕的内在规定性。这充分说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致富实践，个人层面的核心价值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必须上升为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以及国家层面的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另一方面又说明，社会层面和国家层面的核心价值观离不开个人层面的核心价值观。因此，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规律，植根于富裕的内在本质和内在规定性中。而“自己利益的实现过程成为增进和实现他人利益的过程”，是个人层面、社会层面和国家层面的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它说明经济活动过程，也是道德修养的过程以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因此，应在致富实践中，通过引领人们认识富裕的内在本质和内在规定性，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致富的精神，外化为致富的行动，从而产生文化软实力，形成富裕价值链，激发社会正能量。 三、邓小平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的现实意义
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可以发现，邓小平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深刻领会邓小平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高度重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系
邓小平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深刻地告诉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规律，在于对社会主义本身的认识。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逻辑起点。为此，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科学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也就是说，必须从科学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什么是社会主义”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逻辑，即必须从理论上认识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样才能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明方向；“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逻辑，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路径。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的统一，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框架。正因为这样，邓小平反复强调一定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根本性问题，从而将共同富裕的价值观，旗帜鲜明地引入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之中。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是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25}为此，邓小平坚定地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26}这深刻地说明了公有制占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共同富裕的关系。由以上的研究我们可以知道，共同富裕的实践过程，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所以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相连，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经济基础。为此，如果抛弃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就抽掉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可缺少和替代的条件和保证。然而，有些人却认为，邓小平在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中，没有把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包括在内，所以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与共同富裕无关，从而主张抛弃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政策。其实，这是对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述的误解或曲解。我们应该从整体的方法论出发来理解社会主义本质论。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始终要求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并反复警告如果对两极分化问题不加以有效制止，将带来怎样的严重后果。早在1990年7月，邓小平就已经指出：“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27}1990年12月，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相应发展，就可能出乱子。”{28}1992年12月，邓小平再次尖锐地指出：“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29}因此，“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个含义就是共同富裕。”{30}邓小平的深深教导，深刻说明了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富裕观，而资本主义富裕观不是科学富裕观，因此，中国不能搞资本主义富裕观，应该构建和树立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试想：如果我国“出乱子”，以至社会“不会有稳定”，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吗？因此，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统一在邓小平对“实现什么样的富裕、怎样富裕”的科学回答中，尤其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定要深入到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上去认识，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后，我们更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深入到人类历史上私有制社会内在矛盾运动的本质层面，去深刻认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这是邓小平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所赋予的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邓小平对“实现什么样的富裕、怎样富裕”的科学回答，实际上蕴涵着邓小平对“实现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怎样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回答；而邓小平对“实现什么样的富裕、怎样富裕”的科学回答，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一定要深刻领会邓小平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高度重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系。
（二）深刻认识我国社会深层次矛盾的起因，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研究
邓小平为我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此我国人民开始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致富实践。邓小平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就是指引这样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的理论成果。因此，邓小平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其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产生和形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过程中。独特的中华文化，独特的历史使命，独特的基本国情，必然会使这种致富实践有“中国特色”；实际问题的变化发展，必然需要以科学精神探索和回答“怎样富裕”的现实途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工作的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继承毛泽东共同富裕的理念，又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科学探索和回答“怎样富裕”的重大实际问题，彰显着党的两大理论演进的内在逻辑，从而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产生的逻辑起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逻辑起点的产生及其演进，在理论上来说是共同富裕逐步实现的过程，是社会主义本质逐步体现和展开的过程。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共同富裕既是理论逻辑也是现实逻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过程所要达到的目标。而达到目标的实践过程，有可能是曲线的。也就是说，在这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两极分化。也正因为这样，邓小平一方面反复强调要避免两极分化的发生及两极分化将带来的严重后果；另一方面又高屋建瓴地预见到两极分化的发生。而正是预见到两极分化的发生，更应严防两极分化带来的严重后果。因此，1993年，他提出这样的值得关注和深思的问题：“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31}邓小平说过：“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32}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过程来看，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也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过程所要达到的目标，而达到目标的过程也有可能是迂回曲折的。也正因为这样，我国现阶段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究其原因，“到2010年，公有制资产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为34.0%（其中国有经济为29.96%，集体经济为3.16%，股份合作制经济为0.52%），非公有制资产的比重为34.14%（其中私营经济为21.7%，个体经济为3.42%，港澳台及外资为6.18%），联营经济占0.30%，有限责任公司（其中有国有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占25.28%。如果将联营经济、有限责任公司的公有制资产按1/3折算约为8%，2010年公有制资产也只占42.0%（其中国有经济为37.96%，集体经济为4.04%）。”{33}也正因为这样，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同志认为：“三十多年来，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和两极分化趋势的形成，除了前述原因外，所有制结构和财产关系中的‘公’降‘私’升和化公为私，财富积累迅速集中于少数私人，才是最根本的。”{34}值得注意的是，在出现两极分化趋势的过程中，我国也出现了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因此，有学者认为：“私有制本质上确实是与生态文明相对抗的。……建设生态文明，必须破除私有制是中国经济发展救世主的新自由主义神话，切实维护公有制主体地位，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35} 因此，我们应该看到，党领导我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过程中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两极分化趋势带来的新的重大实际问题。例如：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资源短缺所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贫富差距拉大引发的社会公平问题；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富人却挥金如土，奢侈消费问题；各种假冒伪劣产品充塞市场，严重影响人民身体健康问题；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的问题；高速发展带来的城乡、地区失衡问题；脱离群众的官僚特权问题；侵蚀执政基础的腐败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综合作用在一起，激化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影响着人民的致富实践。冷静面对如今两极分化趋势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从而回想起早在1990年12月，邓小平就曾预言：“共同富裕，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36}邓小平的这种政治预见，彰显着邓小平的战略思维，展示着邓小平的杰出政治才能，体现着邓小平对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深深关切，昭示着邓小平对党和国家“治未乱而不是治已乱”的信任与殷切希望！因此，我们应该从邓小平的预言中深深地认识到，“共同富裕”是破解社会深层矛盾的总开关。自觉地把握这一总开关，才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正因为这样，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共同富裕一直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这样，共同富裕便成了富裕的信念、信仰和理想。它引领着富裕的方向，凝聚着富裕的力量，积淀着中国人民的追求和梦想。因此，党在领导人民致富的实践中，必然会产生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贯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现在，习近平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仅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两极分化趋势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而产生和形成的各种不同的富裕观在不同人群中激荡。因此，为了解决两极分化趋势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就非常需要通过打造一种主流富裕观来整合、引领各种不同的富裕观。而这种主流富裕观，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这样我们可以从中知道，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是时代发展的要求，应予以高度重视！
注释：
①②⑤⑥⑦⑨⑩{11}{12}{13}{14}{15}{17}{19}{26}{28}{32}{3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5页，第28页，第252页，第254-255页，第274页，第248页，第373页，第372页，第138页，第149页，第226页，第77页，第373-374，第252页，第111页，第364页，第149页，第364页。
③④⑧{16}{20}{21}{24}{2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1页，第312页，第250页，第152页，第368页，第312页，第250页，第313页。
{18}{27}{29}{30}{3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67页，第1317页，第1356-1357页，第1312页，第1363-1364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2页。
{23}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请参阅：卢根源：《经济互构规律与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经济师》2012年第8期）、卢根源：《社会主义本质论与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的理论蕴涵》（《毛泽东思想研究》2013年第3期）；卢根源：《生态文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蕴涵》（《鄱阳湖学刊》2013年第1期）；卢根源：《论粮食与中西方政治理论的构建》（《农业考古》2013年第6期）；卢根源：《论生态企业的基本特征》（《企业经济》2013年第12期）。
{33}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2011中国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版，第145-146页。
{34}刘国光：《谈谈国富与民富、先富与共富的一些问题》，《中国流通经济》，2012年第1期。
{35}刘思华：《正确认识和积极实践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5期。
责任编辑、校对：艾 岚
关键词：邓小平；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济互构规律；共同富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梦
中图分类号：A8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5）05-0120-06
笔者通读《邓小平文选》，发现邓小平在科学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时，总是与“实现什么样的富裕、怎样富裕”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联系在一起。而“实现什么样的富裕、怎样富裕”是富裕的基本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在邓小平科学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中，蕴含了对“实现什么样的富裕、怎样富裕”的科学回答，这样便必然产生和形成邓小平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因此，邓小平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是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富裕、怎样富裕”的科学理论。
一、邓小平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的丰富内涵
邓小平所面对的特定的深刻历史背景，是由于受“大跃进”和“文革”的影响，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遇到严重挫折，造成了全国人民的严重贫穷，成了我们党面临的需要解决的重大实际问题。正是面对这样的重大实际问题，邓小平科学回答了富裕的基本问题。在这样的科学回答中，彰显了邓小平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的丰富内涵。
（一）人民共同富裕：邓小平对“实现什么样的富裕”的科学回答
富裕的首要问题，是“实现什么样的富裕”。而对此的不同回答，会产生不同的富裕观。因此，对“实现什么样的富裕”的科学回答，便是邓小平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的首要问题。
1. 人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特点。特定的历史背景，迫切需要邓小平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视角，来科学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富裕”的基本问题。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①由此可见，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回答，是与“人民共同富裕”联系起来的。因此，“人民共同富裕”科学回答了社会主义“实现什么样的富裕”的基本问题。它说明：富裕的目标是共同富裕，富裕的主体是人民群众。由此可见，人民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的性质联系在一起。
2. 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那么，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呢？邓小平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②因此，共同富裕包含“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物质文明”让人民物质富裕，“精神文明”让人民精神富裕；物质富裕是富裕的外在表现，精神富裕是富裕的内在本质。
（二）怎样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对“怎样富裕”的科学回答
邓小平在理论上科学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富裕”的基本问题后，必然会在理论上思索、实践上探索“怎样富裕”的基本问题。“实现什么样的富裕、怎样富裕”是有机的统一体。因此，邓小平在回答“怎样富裕”时，必然会与“实现什么样的富裕”联系在一起。“实现什么样的富裕”是富裕的价值目标，“怎样富裕”是富裕的路径选择。而特定的历史背景，必然迫切需要邓小平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视角，来科学回答“怎样富裕”的基本问题。
1. 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特定的历史背景，既禁锢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又使人们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怀疑。面对如此艰难的局面，怎样既让人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从而对社会主义充满信心，又让人们摆脱贫穷，过上富裕生活呢？邓小平认为首先必须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为这对于在理论上思索、实践上探索“怎样富裕”的问题至关重大。正因为这样，邓小平说：“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③因此，“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④。
2. 认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科学回答“怎样富裕”的基本问题，必须正确认识我国的国情。回顾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所遇到的挫折，造成的全国人民严重贫穷的历史，我们党的根本失误，就是离开了基本国情的正确认识，制定了不切合实际的政策。因此，邓小平从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对我国国情进行了再认识。他说：“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⑤也就是说，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基本的国情。
3. 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基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邓小平认为发展生产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并由此进一步提出了要通过改革来解放生产力。他说：“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⑥他还说：“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⑦
4. 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于对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的认识，邓小平指出：“现代化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⑧他还说：“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⑨也就是说，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5.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说：“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⑩“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1}
6.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换句话说，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仅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所必需，而且首先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所必需。只有这样，才能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制度保证，从而让人民群众创造的财富，由人民群众共享。因此，邓小平反复强调：“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12}因此，“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13}
7. 制定“三步走”发展战略和“两个大局”战略思想。 为了尽快摆脱贫穷，让全国人民过上共同富裕的生活，邓小平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是基本解决温饱问题，时间是从1980年到1990年。第二步是“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14}时间是到20世纪末。第三步是人民生活比较富裕，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时间是到21世纪中叶。邓小平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这就是：“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15}
8. 实施先富带后富的策略。不同的地区，所具有的资源和条件的不同，决定了所具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就不同；不同的人，所具有的劳动素质的状况不同，决定了所具有的生产能力也不同。这样，要实现发展战略，就必须实施具体的策略。为此，邓小平实施了先富带后富的策略。邓小平说：“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16}。1992年视察南方时，他再次强调：“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7}
9. 保护生态环境。人生活在天地之间，生态环境彰显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人的富裕与自然息息相关，保护生态环境便是实现富裕的自然条件。于是，邓小平特别重视保护生态环境与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关系。特别是面对黄土高原连草都不长、水土流失严重的情况，邓小平指出：“把黄土高原变成草原和牧区，就会给人民带来好处，人民就会富裕起来。生态环境也会发生很好的变化。”{18}
10. 加强党的领导，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党必须加强自身建设，给群众指引富裕的道路，规范群众致富途径，从而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因此，邓小平说：“共产党的领导，这个丢不得，一丢就是动乱局面，或者是不稳定状态。一旦不稳定甚至动乱，什么建设也搞不成。”{19}他还说：“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20}因此，加强党的领导是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组织保证，坚决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是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思想保证。
二、邓小平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的理论价值
邓小平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的丰富内涵，充分彰显了邓小平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的重要理论价值。
（一）邓小平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揭示了“实现什么样的富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场、观点和方向问题，“怎样富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了“共同富裕”的理论命题，并在领导中国人民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然而，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中，社会主义等于计划经济，而资本主义等于市场经济。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的探索又遭受到严重挫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邓小平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并由此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因此，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严重挫折的根本原因，从实践上来说是因为把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经济手段当成了目的，从理论上来说是在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上。也就是说，在于“怎样富裕”的问题上，即想通过计划经济来实现“共同富裕”。这说明，毛泽东领导我们党虽然进行了“怎样富裕”的探索，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还是受到社会主义等于计划经济的理论困扰。这样，要正确认识“怎样富裕”的问题，首先就必须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21}，从而才能正确认识到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至于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邓小平正是根据毛泽东在探索“怎样富裕”的问题上出现的严重挫折，一方面继承了毛泽东的共同富裕理念，另一方面对“怎样富裕”的问题进行了重新回答和新的探索。从邓小平的回答和探索中，我们可以知道，实现人民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在理论上探索如何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问题，只是马克思依据他所处时代的特征和他所在国家的特点，提出的实现共同富裕的手段，或者说是道路。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由两方面构成：一是研究“实现什么样的富裕”的理论，二是研究“怎样富裕”的理论，例如，马克思说：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22}其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是关于“怎样富裕”的理论，“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是关于“实现什么样的富裕”的理论；“实现什么样的富裕”是富裕的价值目标，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怎样富裕”是富裕的路径选择，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因此，“实现什么样的富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场、观点和方向问题，“怎样富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问题。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规律，是坚持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结合时代特点和中国国情，在中国探索“怎样富裕”的现实途径。独特的中华文化，独特的历史使命，独特的基本国情，需要科学探索和科学回答中国自己“怎样富裕”的道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邓小平对此的最好回答。因此，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我们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选择“怎样富裕”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是指：中国自己选择“怎样富裕”的道路。 （二）邓小平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彰显了富裕与共同富裕的辩证关系，揭示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规律，规划了民族复兴的现实途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就科学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富裕”的问题。然而，在“怎样富裕”的路径选择上，1958年开始探索的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却给了我们深刻教训。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的初衷，是希望以最快的建设速度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使中国人民“同时”共同富裕起来，以至于使中国真正发展﹑强大起来，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这种“怎样富裕”的道路探索，却违反了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从而违背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邓小平正是总结这样的历史经验教训，冷静思考，深思熟虑地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和“两个大局”战略思想，规划了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实现了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从“跃进”到“步骤”的创新与转变。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过程是人民脱贫致富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并彰显在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和“两个大局”战略思想中。由此说明，富裕是具体的历史过程，人民共同富裕的程度是逐步提高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为条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这说明共同富裕既是价值目标，又是实践过程，而个人致富是这种价值目标和实践过程统一的载体。因此，邓小平对“实现什么样的富裕、怎样富裕”的科学回答，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并体现在“先富带后富”的致富实践中。为此，“先富带后富”便有深刻的理论蕴涵。
“先富带后富”有怎样的深刻的理论蕴涵呢？“先富带后富”的深刻理论蕴涵，是指“利已的逻辑在先，必须通过利他的时间在先来实现”；或者是说：“自己利益的实现过程成为增进和实现他人利益的过程”。我们知道，人是有生命的个体，生命的可持续存在需要每天消费吃、喝、住、穿等的物质产品，这样，便必须进行这些物质产品的生产。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是生产劳动。人民群众的劳动创造了价值。然而，这些吃、喝、住、穿等的物质产品的生产，需要自然资源，需要人与人的合作。这样，如果生产这些吃、喝、住、穿等的物质产品导致自然界贫穷（现在学术界只讲人的贫穷，不讲自然界的贫穷。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其实是自然界贫穷的表现。自然界其实也是有生命的，因此应把自然界也视为人），如果生产的物质产品是各种对人民身体健康有害的假冒伪劣产品；如果奢侈消费；如果物质产品不能合理分配，出现两极分化，导致劳动者贫穷；这些都必然会导致富裕的不可持续性。由此我们必须认识到生态文明的实质是致富文明，这种致富文明表明：富裕之道不仅必须顺应社会之道，而且还必须顺应自然之道。它所蕴涵的是“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其目的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和富裕的可持续性。经济不是物，而是通过物反映出来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相互关系揭示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而这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揭示的就是经济互构规律。经济互构规律是指：利己和利他经济人之间形成的“自己利益的实现过程成为增进和实现他人利益的过程”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23}由此可知，富裕的本质不是“物”的堆积，而是通过“物”产生和形成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辩证关系。为此，我国要摆脱贫穷，实现共同富裕，社会财富就要逐步增多；富裕物质程度要不断提高，其条件是财富的生产大于财富的消费；这样，既要发展生产力，保护生态环境，又要防止奢侈消费。因此，就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提高生产能力，使富裕之道符合自然之道。否则，就会像邓小平说的那样：“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24}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的生产劳动中，每一个人都不可能去生产自己需要消费的全部物质产品，这样便有了不同的人生产不同的物质产品的分工，于是便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产品的交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由此而产生和形成。市场是交换物质产品的场所；而“先富带后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反映，它表现为“自己利益的实现过程成为增进和实现他人利益的过程”。这样，“自己利益”与“他人利益”便产生和形成了内在的必然联系，并在这样的联系和关系中产生了价值，形成了富裕价值链。“他人利益”包括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因此，“自己利益的实现过程成为增进和实现他人利益的过程”便把个人利益整合为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社会财富也由此才能不断增多。这是社会中每一个“己”带动每一个“人”富裕的经济行为，是个人致富的实践形式，它反映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个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途径，是富裕价值链产生和形成的现实条件。这种致富过程说明了共同富裕是社会中每一个“己”富裕，同时也是每一个“人”富裕，又说明了个人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途径。这种致富途径说明，虽然由于“己”与“人”的致富能力不同，会出现富裕程度的不同，但不会产生两极分化。因此，这种个人致富的实践形式是既有效率又具公平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分配方式，是“实现什么样的富裕﹑怎样富裕”的有机统一。
“先富带后富”即“自己利益的实现过程成为增进和实现他人利益的过程”的理想状态不会自动实现。在市场经济的经济活动中，会出现“自己利益的实现过程成为损害他人利益的过程”。这是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腐朽思想的表现，因此，市场会失灵。这样便需要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好政府的作用，弥补市场失灵。政府弥补市场失灵需从宏观（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微观（通过法治规范个人致富行为规范）两个方面入手，从而实现个人致富带动集体致富，进而实现国家富强。个人致富是富裕的动力机制，个人致富带动集体致富和实现国家富强是富裕的平衡机制，也是社会所具有的正能量，这是富裕的内在规定性。这充分说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致富实践，个人层面的核心价值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必须上升为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以及国家层面的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另一方面又说明，社会层面和国家层面的核心价值观离不开个人层面的核心价值观。因此，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规律，植根于富裕的内在本质和内在规定性中。而“自己利益的实现过程成为增进和实现他人利益的过程”，是个人层面、社会层面和国家层面的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它说明经济活动过程，也是道德修养的过程以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因此，应在致富实践中，通过引领人们认识富裕的内在本质和内在规定性，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致富的精神，外化为致富的行动，从而产生文化软实力，形成富裕价值链，激发社会正能量。 三、邓小平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的现实意义
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可以发现，邓小平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深刻领会邓小平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高度重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系
邓小平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深刻地告诉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规律，在于对社会主义本身的认识。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逻辑起点。为此，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科学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也就是说，必须从科学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什么是社会主义”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逻辑，即必须从理论上认识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样才能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明方向；“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逻辑，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路径。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的统一，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框架。正因为这样，邓小平反复强调一定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根本性问题，从而将共同富裕的价值观，旗帜鲜明地引入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之中。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是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25}为此，邓小平坚定地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26}这深刻地说明了公有制占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共同富裕的关系。由以上的研究我们可以知道，共同富裕的实践过程，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所以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相连，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经济基础。为此，如果抛弃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就抽掉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可缺少和替代的条件和保证。然而，有些人却认为，邓小平在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中，没有把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包括在内，所以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与共同富裕无关，从而主张抛弃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政策。其实，这是对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述的误解或曲解。我们应该从整体的方法论出发来理解社会主义本质论。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始终要求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并反复警告如果对两极分化问题不加以有效制止，将带来怎样的严重后果。早在1990年7月，邓小平就已经指出：“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27}1990年12月，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相应发展，就可能出乱子。”{28}1992年12月，邓小平再次尖锐地指出：“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29}因此，“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个含义就是共同富裕。”{30}邓小平的深深教导，深刻说明了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富裕观，而资本主义富裕观不是科学富裕观，因此，中国不能搞资本主义富裕观，应该构建和树立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试想：如果我国“出乱子”，以至社会“不会有稳定”，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吗？因此，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统一在邓小平对“实现什么样的富裕、怎样富裕”的科学回答中，尤其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定要深入到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上去认识，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后，我们更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深入到人类历史上私有制社会内在矛盾运动的本质层面，去深刻认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这是邓小平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所赋予的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邓小平对“实现什么样的富裕、怎样富裕”的科学回答，实际上蕴涵着邓小平对“实现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怎样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回答；而邓小平对“实现什么样的富裕、怎样富裕”的科学回答，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一定要深刻领会邓小平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高度重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系。
（二）深刻认识我国社会深层次矛盾的起因，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研究
邓小平为我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此我国人民开始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致富实践。邓小平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就是指引这样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的理论成果。因此，邓小平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其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产生和形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过程中。独特的中华文化，独特的历史使命，独特的基本国情，必然会使这种致富实践有“中国特色”；实际问题的变化发展，必然需要以科学精神探索和回答“怎样富裕”的现实途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工作的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继承毛泽东共同富裕的理念，又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科学探索和回答“怎样富裕”的重大实际问题，彰显着党的两大理论演进的内在逻辑，从而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产生的逻辑起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逻辑起点的产生及其演进，在理论上来说是共同富裕逐步实现的过程，是社会主义本质逐步体现和展开的过程。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共同富裕既是理论逻辑也是现实逻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过程所要达到的目标。而达到目标的实践过程，有可能是曲线的。也就是说，在这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两极分化。也正因为这样，邓小平一方面反复强调要避免两极分化的发生及两极分化将带来的严重后果；另一方面又高屋建瓴地预见到两极分化的发生。而正是预见到两极分化的发生，更应严防两极分化带来的严重后果。因此，1993年，他提出这样的值得关注和深思的问题：“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31}邓小平说过：“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32}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过程来看，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也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过程所要达到的目标，而达到目标的过程也有可能是迂回曲折的。也正因为这样，我国现阶段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究其原因，“到2010年，公有制资产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为34.0%（其中国有经济为29.96%，集体经济为3.16%，股份合作制经济为0.52%），非公有制资产的比重为34.14%（其中私营经济为21.7%，个体经济为3.42%，港澳台及外资为6.18%），联营经济占0.30%，有限责任公司（其中有国有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占25.28%。如果将联营经济、有限责任公司的公有制资产按1/3折算约为8%，2010年公有制资产也只占42.0%（其中国有经济为37.96%，集体经济为4.04%）。”{33}也正因为这样，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同志认为：“三十多年来，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和两极分化趋势的形成，除了前述原因外，所有制结构和财产关系中的‘公’降‘私’升和化公为私，财富积累迅速集中于少数私人，才是最根本的。”{34}值得注意的是，在出现两极分化趋势的过程中，我国也出现了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因此，有学者认为：“私有制本质上确实是与生态文明相对抗的。……建设生态文明，必须破除私有制是中国经济发展救世主的新自由主义神话，切实维护公有制主体地位，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35} 因此，我们应该看到，党领导我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过程中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两极分化趋势带来的新的重大实际问题。例如：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资源短缺所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贫富差距拉大引发的社会公平问题；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富人却挥金如土，奢侈消费问题；各种假冒伪劣产品充塞市场，严重影响人民身体健康问题；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的问题；高速发展带来的城乡、地区失衡问题；脱离群众的官僚特权问题；侵蚀执政基础的腐败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综合作用在一起，激化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影响着人民的致富实践。冷静面对如今两极分化趋势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从而回想起早在1990年12月，邓小平就曾预言：“共同富裕，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36}邓小平的这种政治预见，彰显着邓小平的战略思维，展示着邓小平的杰出政治才能，体现着邓小平对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深深关切，昭示着邓小平对党和国家“治未乱而不是治已乱”的信任与殷切希望！因此，我们应该从邓小平的预言中深深地认识到，“共同富裕”是破解社会深层矛盾的总开关。自觉地把握这一总开关，才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正因为这样，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共同富裕一直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这样，共同富裕便成了富裕的信念、信仰和理想。它引领着富裕的方向，凝聚着富裕的力量，积淀着中国人民的追求和梦想。因此，党在领导人民致富的实践中，必然会产生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贯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现在，习近平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仅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两极分化趋势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而产生和形成的各种不同的富裕观在不同人群中激荡。因此，为了解决两极分化趋势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就非常需要通过打造一种主流富裕观来整合、引领各种不同的富裕观。而这种主流富裕观，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这样我们可以从中知道，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是时代发展的要求，应予以高度重视！
注释：
①②⑤⑥⑦⑨⑩{11}{12}{13}{14}{15}{17}{19}{26}{28}{32}{3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5页，第28页，第252页，第254-255页，第274页，第248页，第373页，第372页，第138页，第149页，第226页，第77页，第373-374，第252页，第111页，第364页，第149页，第364页。
③④⑧{16}{20}{21}{24}{2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1页，第312页，第250页，第152页，第368页，第312页，第250页，第313页。
{18}{27}{29}{30}{3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67页，第1317页，第1356-1357页，第1312页，第1363-1364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2页。
{23}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请参阅：卢根源：《经济互构规律与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经济师》2012年第8期）、卢根源：《社会主义本质论与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的理论蕴涵》（《毛泽东思想研究》2013年第3期）；卢根源：《生态文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蕴涵》（《鄱阳湖学刊》2013年第1期）；卢根源：《论粮食与中西方政治理论的构建》（《农业考古》2013年第6期）；卢根源：《论生态企业的基本特征》（《企业经济》2013年第12期）。
{33}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2011中国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版，第145-146页。
{34}刘国光：《谈谈国富与民富、先富与共富的一些问题》，《中国流通经济》，2012年第1期。
{35}刘思华：《正确认识和积极实践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5期。
责任编辑、校对：艾 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