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统治中国22年（1927年-1949年），信奉孙中山的革命三时期进程说，强调军政、训政完成后，必须进入宪政，还政于民。1911年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传统的帝制，但是国民党并未取得政权。1929年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通过：训政时期规定为六年，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完成。从这一年开始，国民党一再宣示要召开国民大会，虽一再延期，终于在1948年实践诺言，进入宪政时期。
　　1946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制宪国民大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规定该宪法在1947年12月25日实施，即在此日之前应当选出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以便在行宪之后产生中华民国政府。
　　按照宪法，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的选举为直接普选，监察委员则由各省、市参议会以间接选举法选出。国民大会依照宪法，代表人民行使政权：选举总统、副总统；罢免总统、副总统；修改宪法；复决立法院所提的宪法修正案。
　　依照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的组织法，中华民国国会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国民大会代表3045人，立法院立法委员773人，监察院监察委员223人，合计共4041人。超过四千人的国民政府国会，虽然12万人才有代表1人，可谓当时世界各国之最庞大者。
　　制度设计好了，首先要做的是选民调查与候选人提名。
　　国大及立委选举事务总所公布了一个选举程序：（一）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7月1日至22日，选举人调查登记；（二）7月23日至8月21日，完成选举人名册之造报；（三）8月22日至26日，公告选举人名册及更正事宜。
　　有学者质疑，仅仅两个月的时间，要从四亿五千万人中调查、登记、造册有资格的选民，是很困难的。湖北云梦县县长钟济民写了一篇《云梦县国大代表选举经过纪实》，非常具有讽刺性，说，“所谓民选登记，就是由各乡镇的保甲长造具花名册报上来的，不管他写的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县选举事务所当然也无需审核了。”
　　由于没有可靠的依据，选民总数说法不一。天津《大公报》说“约二亿五千万（47%）人民有投票权”。上海《字林西报》说有一亿五千万（20% ）。国民政府宣布的数字是三亿五千万（66%）。
　　选民调查完毕之后，旋即展开候选人登记。按照规定，竞选国代必须有500人联署支持，立委则需3000人。监委是在地方参议会中进行，有省市参议员5人联署即可取得候选人资格。
　　但国民党很快发现，联署费时费事，便改由政党提名。国民党分别在中央和地方设立提名指导委员会和提名审查委员会。中央掌握核定大权，不仅核定地方呈上的名单，还会主动有所增删。
　　当大家得知提名大权操于中央时，都向南京活动，形成了一种“奔营之风”。蒋介石以总裁身份强调党的提名权，国民党主导提名的决策，后来引发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当选与退让。
　　提名完毕，到了竞选阶段。
　　在西方国家，竞选活动往往是热烈而引人注目的。但当时的中国则不然，除南京、上海等较大的都市受外来的影响，出现了一些类似西方的竞选活动外，全国广大的农村是一片死寂。《中国评论》有一篇社论这样写道：“全国新闻纸，看不见一篇竞选的好文章，更听不见什么富有政治性的选举演说，也没有一个政党公布他们如果执政将做些什么事情的政策。”
　　至于投票，人民对“神圣的一票”毫无认识。《字林西报》引述路透社消息说，记者访问下层社会，一个匠人说：“我不知道什么叫选举，我只知道赚钱养家活口。”一个人力车夫说：“我是一个苦力，有保甲长替我作主就好。”
　　投票的日期一再改动，最后定在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11月21日至23日，立委在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月21日至23日。
　　投票面临一个普遍的困难，那就是多数选民不识字。当局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请人代笔。投票人多半不知道谁是候选人，代笔者不得不指指点点，替“点秋香”。投票人出得门来，人问他选了谁，“大多瞠目结舌无以回答”。
　　一般的印象，都认为这次选举只是走过场，但稍微深入观察，就会发现舞弊贿赂非常普遍。
　　国民党包办选举，上自中央，下至乡保，无处不在。国民党中常会一再指示，党的提名人必须当选，甚至于候补的顺序都一一指名。但是，虽然三令五申要求哪些人必须当选，还是有不服者起而竞争。许多国民党人得不到党的提名，便以签署方式参加竞选，加上地方派系的倾轧，情况极其混乱。
　　党欲从中央控制，而地方省市另有他们的利害关系，不能完全接受中央的命令。省与县之间也不完全一致。省主席握有实权，意欲一手独揽，管事官员从中牟利，也要分享杯羹，正是上下争利，各显神通。
　　最使国民党下不了台的是其退让政策。自己的提名人落选之后，竟要求当选者退下，闹得乌烟瘴气，成为民主政治史上的一大笑话。
　　1948年3月至7月，本届国大选出的4041位三院议员，先后齐集南京开会，并在4月20日举行了首次全国性总统选举。
　　但是这届国民大会，由于国民党一党独大，选举运作大大走样，名不副实。其合法性并未得到中国共产党等党派的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