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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文中，周涛讲述了自己创作生涯中颇具影响力的六篇长文的诞生背景以及创作时的心路历程。其中披露的不少细节是为我们熟读其作品的读者所未曾知晓的。
5月15日的《宝地·文学生活》版曾刊出了著名作家周涛即将出版的《周涛口述自传》一书中的一篇《七间房小传》。今日我们刊出另一篇——《六篇长文定天山》。在该文中，周涛讲述了自己创作生涯中颇具影响力的六篇长文的诞生背景以及创作时的心路历程。其中披露的不少细节是为我们熟读其作品的读者所未曾知晓的。在此刊出，相信不仅有益于读者加深对其作品本身的认识，同时也对周涛本人会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有人说，一时代一地方总会于无意识中选择自己的文化代言人。周涛用他几十年的创作证明，他在替新疆这一片热土代言。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时代风云的际会，感受到新疆大地脉搏的深沉跳动。《香茗一盏到汉唐》，茶文化是中华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最彰显中国文化特点的部分。一杯清茶，道尽了中国人的好恶审美、爱恨情仇。一句话，茶如人生，人生如茶。
我写了大量关于新疆的诗和散文，但是支撑起它们的骨架，是六篇东西，篇幅均在两万字左右。这六篇东西，自然形成，事先并无谋划，事隔多年后观之，才显出它们的特殊作用。
哈拉沙尔随笔
第一篇是《哈拉沙尔随笔》，写了焉耆、开都河、回民往事。写于1985年，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当时有人跟我说，“你在乌鲁木齐回民的凉面摊上吃凉面，人家要是知道那篇文章是你写的，绝对不跟你要钱！”我听了笑了笑，“没那么大影响吧？人家卖凉面的谁看你那个！”
过了十几年，焉耆有个女作者娟子，出了本写焉耆回民的书，她是当地回族。她竟然把这篇文章全文引进书里。她书里写道，想不到一个汉族人能对回族的理解同情深入到这种程度，她的内心受到极大震撼，几次痛哭失声，所以把全文引进了书里。她后来通过小说家赵光鸣介绍来看我，带着丈夫和女儿，我由此得知这篇文章在回民中产生的广泛影响，很感欣慰，没有白写。
还有一个回族朋友师歌，他是个极其热爱文学的人，他把我的一本散文集，全部手抄了，用一个大厚硬壳本，全文抄录，一字不漏，工工整整，干干净净，当然包括这篇《哈拉沙尔随笔》。后来他干脆把这个手抄本送给了我，我如获重奖，双手接过，妥善保存。我说“你抄它干什么呀，你吭个气，我送你一本不是很容易吗？”他很庄重地说，“抄一遍不一样，我太爱它们了。”
就是这个师歌，后来倾毕生之力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白桦林旧事》，稿成，请我看看，提些意见。写的是山东人到俄罗斯，娶了俄罗斯女人，以后又回到新疆创业的几代人故事，取材新颖，也很有基础，只是笔力稍弱。他竟提出“送给你吧，你把它写成一部大作。”我岂能掠人成果，婉辞之，他却痛惜不已。
这就是新疆人，新疆的回族人，他们要是对你好，恨不能把心掏出来给你。真诚、豪爽，是他们性格的基点。惜乎师歌，去年因患癌症病逝，他一生的文学理想终于未能实现。
吉木萨尔纪事
第二篇是《吉木萨尔纪事》，写了父母下放时去的农村，北疆农村，古代的北庭都护府所在地。家庭落魄，反而使我短时间近距离地接近了农村和农民。一个中等的省会城市和中级干部家庭，已经足够使其生活和农民相去甚远了。
吉木萨尔的生活于我只有十几天，伊犁的再教育生活只有一年，喀什的岁月略长些，将近八年，但是这些倒霉、落魄、失意的日子，往往造成石头一般坚硬的记忆，而顺风顺水的日子反而倒像落花流水一样轻飘易逝。说明了记忆的分量往往由苦痛凝成。
我至今认为这是一篇血泪文字，尽管是在相隔将近二十年后经过相当冷静处理的文字。这段生活改变了我的一生，它是我命运的拐点；如果没有我父亲这种结局的突兀出现，我很可能会沿着一个翩翩公子的生活延续下去，直到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被社会的变迁远远甩在车厢后面……这个变化对我如雷贯顶、打击至重，我不能不寻求自救，我不能不途穷思变，我意识到，我这个二十多岁的老大，要撑起这个家。我不撑起来还能靠谁呢？前十四级干部的父亲不行了，党籍都没了。前干部科长的母亲也不行，她在吉木萨尔养鸡喂猪。当一个家庭在时代的巨浪中即将没顶，一切原来的人生计划都必须改变！只剩下一个念头，绝不没顶！”“《吉木萨尔纪事》正是记录这一阶段的真实，它毫无虚构、笔笔再现，虽然通篇并没有多少血泪呵，控诉呵，压抑呵，阴霾呵，但那生活是沉重的、沉痛的，沉甸甸的沉痛啊。
许多年之后，我读到了殷实写的评论，我知道，有人读透它了。殷实写道：“由于周涛在自己的感情牵引下将那沉睡于各自的内涵与功能中的语汇作了最有效的搭配，使我们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上目睹了我们仅靠日常经验所不能触及的残酷事实。”“他没有在各种涌动于这个时代的艺术思潮、文化变迁中惊慌失措，他从未忘记用自己的双眼注视自己脚下的土地。”
知我者，殷实也。因为他以及和他有共同感受的人们，这篇东西也没有白写。
伊犁秋天的札记
第三篇是《伊犁秋天的札记》，写于1989年。伊犁军垦农场再教育的一年，是我一生中最痛苦、最劳累、最不堪忍受的一年，不料，偏偏是它成了我的创作不竭的泉源。更为奇怪的是，我不仅没有痛恨伊犁、诅咒伊犁，反而因专注于伊犁的自然之美而减轻了、忘记了当时强加于精神上的极大痛苦。
从1971年2月到1972年3月，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四百多名大学生在伊犁新源县前七师农场劳动改造了整整一年。那个位置就是现在赫赫有名的巩乃斯草原，也就是那拉提风景区。极端压抑的、不自由的政治环境和现实生活，与大自然无与伦比的广阔怀抱形成强烈反差，与草原河流万类生灵的美丽自由形成强烈反差，是啊，我们这些大学生的精神监狱，就建在伊甸园上！
这篇东西可以说尽得草原自由随意之魂，那个时候没人敢这么放肆地写散文，连我自己写时也感到太过分了吧？这样行吗？但是写得舒心得意，这就壮胆写完了。谁教我的？咱不是学了什么国外名家，也没受什么思潮呀、文学流派呀的影响，怎么来的？草原与我，本性与我，这两者结合起来才有了《伊犁秋天的札记》。 马丽华是个内心很狂的女人，有一次她对我说，你那些散文我也能写出来，但是《伊犁秋天的札记》我写不出来。当然这也是对这篇文章的肯定啦，说明这篇东西在那个时候显示卓然不群的风范。这个意思的话，好像裘山山也说过。但是这么好的一篇东西，各种散文选本从来不选，他们只选《巩乃斯的马》，并把这篇我的头一篇试写的、带有明显脱胎未尽痕迹的散文称作我的“代表作”。是他们真的看不明白好坏吗？我看不是，是他们心怀别意，想告诉人们《巩乃斯的马》就是周涛，仅此而已。而对于《伊犁秋天的札记》，他们是畏惧的，面对这样阖辟纵横的文字，他们像见到强光一样不敢正视，只能假装没看见。
有人曾经给我拿来一本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说“你看看人家是怎么写散文的”。我看完，又问我“怎么样？”我说这充其量就是一些优秀的中学生作文罢了，还拿来给我看，你回去把《伊犁秋天的札记》找来读一遍，你看看老子是怎么写散文的吧！现在的人是“时尚阅读”，一会儿发掘出一个新景点，像旅游一样一群人蜂拥而上，吹得玄乎，唬谁呢！过眼云烟，喧嚣一阵。崇山峻岭成不了这种时尚阅读的景点，但它们长在。
蠕动的屋脊
第四篇是《蠕动的屋脊》，写昆仑山的，上了阿里，那是1983年去的，回来以后写的。也是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我是个懒人，并没有想到过要去上一次昆仑山，但是我们创作组的组长丁朗先生有谋略，替我策划这次行动。他说“你是不是应该上一趟山呀？”“什么山？”，“当然是昆仑山了。”我一想，也是，这么伟大的一座昆仑山就在我们辖区，现在三十几岁不上，更待何时？上！这就定了，正好周政保也调到创作组了，他很积极，结伴同行，上昆仑。好，这次上昆仑山的确显示了丁朗先生的良苦用心，他是想锻炼我，让我及早完成从地方干部向军人的改变；也是想用我，给我建功立业的机会。上昆仑去阿里肯定是加分的，丁朗心里有数，我是稀里糊涂，就这么去了。
谁知一路有惊有险，刚到三十里营房，下车时就吐了一口。到甜水海头就有些晕，干脆直奔多玛吧，二百多公里路翻山越岭怎么也赶不到，夜过死人沟，困得没办法，我说“管他呢，停车睡一觉再走吧，司机都边睡边开车”，周政保不干，说“死人沟不能停，一睡就醒不来了，完蛋了，要不叫‘死人沟’。”只好再赶路，到了多玛兵站已是深夜4时了，饭都不吃了，躺到通铺上就睡着了。第二天天刚亮，床铺剧烈摇晃，醒来，心想周政保干什么呢？一看，吓坏了，他口吐绿沫，浑身抽搐，不省人事。我还没见过这阵势，以为他要死了。赶紧送医务室抢救，输氧，折腾半天，医生说“小意思，高原反应，见多了。”等缓过劲儿来，周政保喊饿，医生给弄了粥，加糖，吃了一碗，还要吃。行了，死不了了。我说“不行就算了，返回？”他竟然说“要回你回，我还要上！”我好好的，我回什么？又继续上昆仑。
本来这件事是写进了《蠕动的屋脊》的，后来删了，怕周政保不高兴。他自尊心非常强，有次拿他的深度眼镜开了个玩笑，他马上沉下脸说，“请不要拿人家的生理缺陷开玩笑！”近视眼算什么生理缺陷嘛，他都如此过敏，在昆仑山口吐绿沫，浑身抽搐要是写进去，那不等于揭丑吗？谁知以后说起这事，他倒平和，说“这个可以写进去的。”
正如丁朗先生谋划的那样，此次昆仑之行，成了我军旅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为此，我终身感念昆仑的恩赐，它让我收获了一篇散文《蠕动的屋脊》，一本诗集《神山》，《神山》还获得了全国第二届新诗（诗集）奖。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上山时我还是正连职创作员，在山上待了不到一个月，下山时接到电话，我已经被破格提升为副团职创作组副组长。连升三级的滋味也尝到了，全国获奖的滋味也尝到了，真有春风得意、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感觉。
原来咱也有苦尽甜来的时候啊！
博尔塔拉冬天的惶惑
第五篇是《博尔塔拉冬天的惶惑》，写于1991年，写的是博尔塔拉蒙古族自治州，借博尔塔拉之行这张皮，实际上写的是“惶惑”，内心世界的矛盾冲突。不到十年，春风得意的日子过完了，新的忧患和苦闷重又覆盖住人生。哪能老让你偷着乐呢，人生更多的时候是让你躲在被子里哭！那时候正是国际国内大气候剧烈变幻的时候，风云变幻哪，动荡不安哪！
1988年授衔换装，到处军衣笔挺、肩章金灿灿，我改了文职，又回到了入伍前，连个正经军人也当不成了。这很憋屈，但只是个人的。89年动乱，随之苏联解体、东欧裂变，连齐奥塞斯库也被送上了绞架！这时候能不“惶惑”吗？几十年树立起来的理想信念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个人走到了一个时代的多岔路口。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个永恒的哲学命题又突兀地摆在面前了。
正好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吕春禾少将要去博尔塔拉，他不带秘书不带机关干部，偏偏想起两个没了军装的人，我和唐栋。我俩正好满腹愁闷无处排遣，就跟着去了博尔塔拉。
吕春禾是改变了我命运的人，我1979年从喀什地委调干入伍，就是他爱人杨国珍提议，他一手办成的。他当时是乌鲁木齐军区宣传部长，他爱人杨国珍是我父亲的同事，两家关系一直很好。所以我这次关键性调动，还是我父亲修来的，我岳父也起了一定作用。调的时候，地委书记不放，还是靠我岳父给地委张中涛书记说了话。
吕春禾是个很会识人的人，他看中培养的人，日后不少人担任重要职务；但他能看重我，非常出乎我预料，我一天胡说八道、牢骚满腹，文人气重，自由散漫，不是政治上能培养成材的料。他看重我什么呢？他可能看重我思想活跃，不受羁绊，还看中我有才气。作为一个政工干部，能有这种胸怀和文化眼光，很不容易。我1983年连升三级，也少不了他起的作用。
就是在这样一些背景下，我和唐栋跟吕春禾去了博乐（州府），文中的有些两种思想的对话，就取自吕春禾，他想的有些问题非常老到，往往置人死地。我们两个文人跟着他，说话倒是无所顾忌，但是感觉上就像古代的幕僚跟着什么诸侯王似的，不伦不类，滑稽可笑。
就这样，回来之后写成了这篇东西，好像没引起多少共鸣。直到陈骏涛先生编“跨世纪文丛”，收入我一本《高榻》，王绯女士写跋的时候，对这篇给予很高的评价。她说，“周涛在一九九一年为自己的成熟立了一块用文字砌成的纪念碑，这便是他最具心灵价值的散文《博尔塔拉冬天的惶惑》。诗人与我，以周涛心灵独语的方式在作品中对话，同构于创作主体对人生的价值关怀中，指示着同一生命内部灵魂的自我分裂与自我抗争。只有获得了真正成熟的人，才敢于在如此的生命深度把心灵剖开，作这样一番灵魂的自我检视。”
和田行吟
第六篇是《和田行吟》了，那是一次非常愉快的精神漫游，一次难得的精神美餐。写于1993年11月。因为那年秋天殷实来新疆，殷实是我的好朋友、小兄弟，他原来在兰州军区，后来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后被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社长程步涛看重，留在北京，在文艺社当编辑。殷实是当今诗坛很少有的那种没有功利心的诗人，他不但没有功利心，我觉得连上进心都基本上没了；同时他还是一个眼光独到、见地非凡的批评家，他新近出版的一部评论集《当小说成为哲学的仆役》，我读了相见恨晚、常置床头，认为真正的文学批评终于出世了。
我是怎么和殷实成了这么好的朋友呢？说不清楚，按说他比我小了至少十多岁，又不常见面，还没有工作关系，可以说两个人没有任何成为世俗性朋友的条件，可偏偏二十多年来隔几年一见，每次见都丝丝入扣，心性相通啊。他专门跑到新疆来了，我陪他去了和田。我是很少陪人的，可是陪他我心甘情愿，和他结伴去和田的日子是一种享受，自由自在，胸无挂碍，真有点“两小无猜”的意思。
他和田之行结束后，回到北京给我写了一封信，他高兴得要命，说和田之行像做了一个梦，完美极了！我看了信也想给他回信，我说“我给你回一封长信”，这封信就是《和田行吟》！
这是一封两万多字的信，通篇都是回信的语气，其中写到的所有的场景、人物、经历，风物，都是两人共同经历的，我们彼此是对方的摄影机，所有的事物，点到即心领神会。
那也是我第一次去和田，和田如梦，真是一支《如梦令》！这篇文章我也写得一改往日所谓“雄风”，那么柔情，那么温婉，完全像换了个人。发表出来以后，有人认为是失败之作，丢失了自己的风格。我也不认为一定是成功之作，但我并非认为我的风格就一定应该固定在那里，我也是个多面体，多棱镜，可以反映出不同层次的色彩。婉约一次又何妨？涩一下又怎样？沉郁虚幻一番又有何不可？所以我并不认为失败，也并不害怕失败，对《和田行吟》，我私心还很偏爱。我给朋友写了一封长信，我为和田写了这篇长文，我记录了自己内心的美妙感受，这就够了，这还不够吗，成功也罢失败也罢，于我何有哉！
时隔多年之后，时间和读者会做出准确公正的判断。事实正是这样，《和田行吟》是我献给南疆的一份深情的厚礼！
5月15日的《宝地·文学生活》版曾刊出了著名作家周涛即将出版的《周涛口述自传》一书中的一篇《七间房小传》。今日我们刊出另一篇——《六篇长文定天山》。在该文中，周涛讲述了自己创作生涯中颇具影响力的六篇长文的诞生背景以及创作时的心路历程。其中披露的不少细节是为我们熟读其作品的读者所未曾知晓的。在此刊出，相信不仅有益于读者加深对其作品本身的认识，同时也对周涛本人会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有人说，一时代一地方总会于无意识中选择自己的文化代言人。周涛用他几十年的创作证明，他在替新疆这一片热土代言。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时代风云的际会，感受到新疆大地脉搏的深沉跳动。《香茗一盏到汉唐》，茶文化是中华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最彰显中国文化特点的部分。一杯清茶，道尽了中国人的好恶审美、爱恨情仇。一句话，茶如人生，人生如茶。
我写了大量关于新疆的诗和散文，但是支撑起它们的骨架，是六篇东西，篇幅均在两万字左右。这六篇东西，自然形成，事先并无谋划，事隔多年后观之，才显出它们的特殊作用。
哈拉沙尔随笔
第一篇是《哈拉沙尔随笔》，写了焉耆、开都河、回民往事。写于1985年，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当时有人跟我说，“你在乌鲁木齐回民的凉面摊上吃凉面，人家要是知道那篇文章是你写的，绝对不跟你要钱！”我听了笑了笑，“没那么大影响吧？人家卖凉面的谁看你那个！”
过了十几年，焉耆有个女作者娟子，出了本写焉耆回民的书，她是当地回族。她竟然把这篇文章全文引进书里。她书里写道，想不到一个汉族人能对回族的理解同情深入到这种程度，她的内心受到极大震撼，几次痛哭失声，所以把全文引进了书里。她后来通过小说家赵光鸣介绍来看我，带着丈夫和女儿，我由此得知这篇文章在回民中产生的广泛影响，很感欣慰，没有白写。
还有一个回族朋友师歌，他是个极其热爱文学的人，他把我的一本散文集，全部手抄了，用一个大厚硬壳本，全文抄录，一字不漏，工工整整，干干净净，当然包括这篇《哈拉沙尔随笔》。后来他干脆把这个手抄本送给了我，我如获重奖，双手接过，妥善保存。我说“你抄它干什么呀，你吭个气，我送你一本不是很容易吗？”他很庄重地说，“抄一遍不一样，我太爱它们了。”
就是这个师歌，后来倾毕生之力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白桦林旧事》，稿成，请我看看，提些意见。写的是山东人到俄罗斯，娶了俄罗斯女人，以后又回到新疆创业的几代人故事，取材新颖，也很有基础，只是笔力稍弱。他竟提出“送给你吧，你把它写成一部大作。”我岂能掠人成果，婉辞之，他却痛惜不已。
这就是新疆人，新疆的回族人，他们要是对你好，恨不能把心掏出来给你。真诚、豪爽，是他们性格的基点。惜乎师歌，去年因患癌症病逝，他一生的文学理想终于未能实现。
吉木萨尔纪事
第二篇是《吉木萨尔纪事》，写了父母下放时去的农村，北疆农村，古代的北庭都护府所在地。家庭落魄，反而使我短时间近距离地接近了农村和农民。一个中等的省会城市和中级干部家庭，已经足够使其生活和农民相去甚远了。
吉木萨尔的生活于我只有十几天，伊犁的再教育生活只有一年，喀什的岁月略长些，将近八年，但是这些倒霉、落魄、失意的日子，往往造成石头一般坚硬的记忆，而顺风顺水的日子反而倒像落花流水一样轻飘易逝。说明了记忆的分量往往由苦痛凝成。
我至今认为这是一篇血泪文字，尽管是在相隔将近二十年后经过相当冷静处理的文字。这段生活改变了我的一生，它是我命运的拐点；如果没有我父亲这种结局的突兀出现，我很可能会沿着一个翩翩公子的生活延续下去，直到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被社会的变迁远远甩在车厢后面……这个变化对我如雷贯顶、打击至重，我不能不寻求自救，我不能不途穷思变，我意识到，我这个二十多岁的老大，要撑起这个家。我不撑起来还能靠谁呢？前十四级干部的父亲不行了，党籍都没了。前干部科长的母亲也不行，她在吉木萨尔养鸡喂猪。当一个家庭在时代的巨浪中即将没顶，一切原来的人生计划都必须改变！只剩下一个念头，绝不没顶！”“《吉木萨尔纪事》正是记录这一阶段的真实，它毫无虚构、笔笔再现，虽然通篇并没有多少血泪呵，控诉呵，压抑呵，阴霾呵，但那生活是沉重的、沉痛的，沉甸甸的沉痛啊。
许多年之后，我读到了殷实写的评论，我知道，有人读透它了。殷实写道：“由于周涛在自己的感情牵引下将那沉睡于各自的内涵与功能中的语汇作了最有效的搭配，使我们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上目睹了我们仅靠日常经验所不能触及的残酷事实。”“他没有在各种涌动于这个时代的艺术思潮、文化变迁中惊慌失措，他从未忘记用自己的双眼注视自己脚下的土地。”
知我者，殷实也。因为他以及和他有共同感受的人们，这篇东西也没有白写。
伊犁秋天的札记
第三篇是《伊犁秋天的札记》，写于1989年。伊犁军垦农场再教育的一年，是我一生中最痛苦、最劳累、最不堪忍受的一年，不料，偏偏是它成了我的创作不竭的泉源。更为奇怪的是，我不仅没有痛恨伊犁、诅咒伊犁，反而因专注于伊犁的自然之美而减轻了、忘记了当时强加于精神上的极大痛苦。
从1971年2月到1972年3月，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四百多名大学生在伊犁新源县前七师农场劳动改造了整整一年。那个位置就是现在赫赫有名的巩乃斯草原，也就是那拉提风景区。极端压抑的、不自由的政治环境和现实生活，与大自然无与伦比的广阔怀抱形成强烈反差，与草原河流万类生灵的美丽自由形成强烈反差，是啊，我们这些大学生的精神监狱，就建在伊甸园上！
这篇东西可以说尽得草原自由随意之魂，那个时候没人敢这么放肆地写散文，连我自己写时也感到太过分了吧？这样行吗？但是写得舒心得意，这就壮胆写完了。谁教我的？咱不是学了什么国外名家，也没受什么思潮呀、文学流派呀的影响，怎么来的？草原与我，本性与我，这两者结合起来才有了《伊犁秋天的札记》。 马丽华是个内心很狂的女人，有一次她对我说，你那些散文我也能写出来，但是《伊犁秋天的札记》我写不出来。当然这也是对这篇文章的肯定啦，说明这篇东西在那个时候显示卓然不群的风范。这个意思的话，好像裘山山也说过。但是这么好的一篇东西，各种散文选本从来不选，他们只选《巩乃斯的马》，并把这篇我的头一篇试写的、带有明显脱胎未尽痕迹的散文称作我的“代表作”。是他们真的看不明白好坏吗？我看不是，是他们心怀别意，想告诉人们《巩乃斯的马》就是周涛，仅此而已。而对于《伊犁秋天的札记》，他们是畏惧的，面对这样阖辟纵横的文字，他们像见到强光一样不敢正视，只能假装没看见。
有人曾经给我拿来一本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说“你看看人家是怎么写散文的”。我看完，又问我“怎么样？”我说这充其量就是一些优秀的中学生作文罢了，还拿来给我看，你回去把《伊犁秋天的札记》找来读一遍，你看看老子是怎么写散文的吧！现在的人是“时尚阅读”，一会儿发掘出一个新景点，像旅游一样一群人蜂拥而上，吹得玄乎，唬谁呢！过眼云烟，喧嚣一阵。崇山峻岭成不了这种时尚阅读的景点，但它们长在。
蠕动的屋脊
第四篇是《蠕动的屋脊》，写昆仑山的，上了阿里，那是1983年去的，回来以后写的。也是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我是个懒人，并没有想到过要去上一次昆仑山，但是我们创作组的组长丁朗先生有谋略，替我策划这次行动。他说“你是不是应该上一趟山呀？”“什么山？”，“当然是昆仑山了。”我一想，也是，这么伟大的一座昆仑山就在我们辖区，现在三十几岁不上，更待何时？上！这就定了，正好周政保也调到创作组了，他很积极，结伴同行，上昆仑。好，这次上昆仑山的确显示了丁朗先生的良苦用心，他是想锻炼我，让我及早完成从地方干部向军人的改变；也是想用我，给我建功立业的机会。上昆仑去阿里肯定是加分的，丁朗心里有数，我是稀里糊涂，就这么去了。
谁知一路有惊有险，刚到三十里营房，下车时就吐了一口。到甜水海头就有些晕，干脆直奔多玛吧，二百多公里路翻山越岭怎么也赶不到，夜过死人沟，困得没办法，我说“管他呢，停车睡一觉再走吧，司机都边睡边开车”，周政保不干，说“死人沟不能停，一睡就醒不来了，完蛋了，要不叫‘死人沟’。”只好再赶路，到了多玛兵站已是深夜4时了，饭都不吃了，躺到通铺上就睡着了。第二天天刚亮，床铺剧烈摇晃，醒来，心想周政保干什么呢？一看，吓坏了，他口吐绿沫，浑身抽搐，不省人事。我还没见过这阵势，以为他要死了。赶紧送医务室抢救，输氧，折腾半天，医生说“小意思，高原反应，见多了。”等缓过劲儿来，周政保喊饿，医生给弄了粥，加糖，吃了一碗，还要吃。行了，死不了了。我说“不行就算了，返回？”他竟然说“要回你回，我还要上！”我好好的，我回什么？又继续上昆仑。
本来这件事是写进了《蠕动的屋脊》的，后来删了，怕周政保不高兴。他自尊心非常强，有次拿他的深度眼镜开了个玩笑，他马上沉下脸说，“请不要拿人家的生理缺陷开玩笑！”近视眼算什么生理缺陷嘛，他都如此过敏，在昆仑山口吐绿沫，浑身抽搐要是写进去，那不等于揭丑吗？谁知以后说起这事，他倒平和，说“这个可以写进去的。”
正如丁朗先生谋划的那样，此次昆仑之行，成了我军旅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为此，我终身感念昆仑的恩赐，它让我收获了一篇散文《蠕动的屋脊》，一本诗集《神山》，《神山》还获得了全国第二届新诗（诗集）奖。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上山时我还是正连职创作员，在山上待了不到一个月，下山时接到电话，我已经被破格提升为副团职创作组副组长。连升三级的滋味也尝到了，全国获奖的滋味也尝到了，真有春风得意、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感觉。
原来咱也有苦尽甜来的时候啊！
博尔塔拉冬天的惶惑
第五篇是《博尔塔拉冬天的惶惑》，写于1991年，写的是博尔塔拉蒙古族自治州，借博尔塔拉之行这张皮，实际上写的是“惶惑”，内心世界的矛盾冲突。不到十年，春风得意的日子过完了，新的忧患和苦闷重又覆盖住人生。哪能老让你偷着乐呢，人生更多的时候是让你躲在被子里哭！那时候正是国际国内大气候剧烈变幻的时候，风云变幻哪，动荡不安哪！
1988年授衔换装，到处军衣笔挺、肩章金灿灿，我改了文职，又回到了入伍前，连个正经军人也当不成了。这很憋屈，但只是个人的。89年动乱，随之苏联解体、东欧裂变，连齐奥塞斯库也被送上了绞架！这时候能不“惶惑”吗？几十年树立起来的理想信念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个人走到了一个时代的多岔路口。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个永恒的哲学命题又突兀地摆在面前了。
正好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吕春禾少将要去博尔塔拉，他不带秘书不带机关干部，偏偏想起两个没了军装的人，我和唐栋。我俩正好满腹愁闷无处排遣，就跟着去了博尔塔拉。
吕春禾是改变了我命运的人，我1979年从喀什地委调干入伍，就是他爱人杨国珍提议，他一手办成的。他当时是乌鲁木齐军区宣传部长，他爱人杨国珍是我父亲的同事，两家关系一直很好。所以我这次关键性调动，还是我父亲修来的，我岳父也起了一定作用。调的时候，地委书记不放，还是靠我岳父给地委张中涛书记说了话。
吕春禾是个很会识人的人，他看中培养的人，日后不少人担任重要职务；但他能看重我，非常出乎我预料，我一天胡说八道、牢骚满腹，文人气重，自由散漫，不是政治上能培养成材的料。他看重我什么呢？他可能看重我思想活跃，不受羁绊，还看中我有才气。作为一个政工干部，能有这种胸怀和文化眼光，很不容易。我1983年连升三级，也少不了他起的作用。
就是在这样一些背景下，我和唐栋跟吕春禾去了博乐（州府），文中的有些两种思想的对话，就取自吕春禾，他想的有些问题非常老到，往往置人死地。我们两个文人跟着他，说话倒是无所顾忌，但是感觉上就像古代的幕僚跟着什么诸侯王似的，不伦不类，滑稽可笑。
就这样，回来之后写成了这篇东西，好像没引起多少共鸣。直到陈骏涛先生编“跨世纪文丛”，收入我一本《高榻》，王绯女士写跋的时候，对这篇给予很高的评价。她说，“周涛在一九九一年为自己的成熟立了一块用文字砌成的纪念碑，这便是他最具心灵价值的散文《博尔塔拉冬天的惶惑》。诗人与我，以周涛心灵独语的方式在作品中对话，同构于创作主体对人生的价值关怀中，指示着同一生命内部灵魂的自我分裂与自我抗争。只有获得了真正成熟的人，才敢于在如此的生命深度把心灵剖开，作这样一番灵魂的自我检视。”
和田行吟
第六篇是《和田行吟》了，那是一次非常愉快的精神漫游，一次难得的精神美餐。写于1993年11月。因为那年秋天殷实来新疆，殷实是我的好朋友、小兄弟，他原来在兰州军区，后来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后被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社长程步涛看重，留在北京，在文艺社当编辑。殷实是当今诗坛很少有的那种没有功利心的诗人，他不但没有功利心，我觉得连上进心都基本上没了；同时他还是一个眼光独到、见地非凡的批评家，他新近出版的一部评论集《当小说成为哲学的仆役》，我读了相见恨晚、常置床头，认为真正的文学批评终于出世了。
我是怎么和殷实成了这么好的朋友呢？说不清楚，按说他比我小了至少十多岁，又不常见面，还没有工作关系，可以说两个人没有任何成为世俗性朋友的条件，可偏偏二十多年来隔几年一见，每次见都丝丝入扣，心性相通啊。他专门跑到新疆来了，我陪他去了和田。我是很少陪人的，可是陪他我心甘情愿，和他结伴去和田的日子是一种享受，自由自在，胸无挂碍，真有点“两小无猜”的意思。
他和田之行结束后，回到北京给我写了一封信，他高兴得要命，说和田之行像做了一个梦，完美极了！我看了信也想给他回信，我说“我给你回一封长信”，这封信就是《和田行吟》！
这是一封两万多字的信，通篇都是回信的语气，其中写到的所有的场景、人物、经历，风物，都是两人共同经历的，我们彼此是对方的摄影机，所有的事物，点到即心领神会。
那也是我第一次去和田，和田如梦，真是一支《如梦令》！这篇文章我也写得一改往日所谓“雄风”，那么柔情，那么温婉，完全像换了个人。发表出来以后，有人认为是失败之作，丢失了自己的风格。我也不认为一定是成功之作，但我并非认为我的风格就一定应该固定在那里，我也是个多面体，多棱镜，可以反映出不同层次的色彩。婉约一次又何妨？涩一下又怎样？沉郁虚幻一番又有何不可？所以我并不认为失败，也并不害怕失败，对《和田行吟》，我私心还很偏爱。我给朋友写了一封长信，我为和田写了这篇长文，我记录了自己内心的美妙感受，这就够了，这还不够吗，成功也罢失败也罢，于我何有哉！
时隔多年之后，时间和读者会做出准确公正的判断。事实正是这样，《和田行吟》是我献给南疆的一份深情的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