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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岁月中的亲情
在战火燃烧的年代,也有生活,也有激情。革命队伍中,像我父亲一样的许多干部,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有了稳固的根据地,生活安定了,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于是组织上开始关心团以上干部的婚事,帮助他们组成家庭。1937年,警备三团驻清涧县高杰村,警备三团团长阎红彦和时任政委的我父亲感情特别深厚,阎团长是陕北人,已有家室,于是亲自为政委做媒,他为我父亲介绍了当地姑娘高翠云,她聪明漂亮,因为她是初中文化,父亲很满意。这年初秋,在阎团长和后勤股长惠时恭的操办下他们结婚了。婚后一年多,1938年中秋,阎红彦和父亲到延安开会,会议间隙时间两人一块到书店买书,正遇到日寇飞机偷袭延安,一颗炸弹在两人拴马的地方爆炸了,两匹马受惊飞奔而逃,自顾自地跑回了高杰村。马回来了,却不见人回,当地原国民党的地方官,幸灾乐祸,编造谣言:日本人轰炸了延安,你们的团长和政委都被炸死了。那时候通信落后,短时间难辨真假,高翠云顿时惊呆,她不愿相信,可是几天过去了,仍不见丈夫的身影,她痛断肝肠,认为一切都是真的了,她认定她失去了一生中的最爱,也失去了一生的幸福,她奔向无定河畔的一座山岗,这位深受温良恭俭让熏陶的刚烈女子,绝望到极点,投向无定河水,以殉情来回报丈夫对她的爱。当丈夫回来时,见到的只是人们在河水中找回的冰凉的尸体,他抚尸大恸,悲痛不已,感翠云之痴情,恨日寇之猖獗,面对再也唤不回的爱妻,只能厚葬了她。1938年冬,他写下了这段情《高杰村》:
日机轰炸延安城,
迈出书店得幸存。
痴情少妇信谣传,
悲恨跳崖作忠魂。
这真是一段令人感到凄婉的感情,至今想来仍让人唏嘘不已。
1938年9月,父亲的六弟,我的六叔杜万水(杜延年),从江西老家千里迢迢来到延安,投奔革命,参加了八路军。原来,国共合作抗日之后,邮路通了,父亲写了一封家信,捎去对亲人的问候,报告了自己的近况,还寄去了高翠云的一张小照。多年失去音讯的家里,一时间沸腾了,祖母见到信,真是乐开了花,她按捺不住思念之情执意要去看儿子,但她年迈体弱怎经路途艰辛,最后全家决定派人替她去。这个重任自然落到了尚未成家的我六叔身上。当年红军打文家市时,父亲曾回过家(唯一一次),那时六叔就闹着要跟哥哥去革命,终因年龄太小作罢,如今六叔已是血气方刚的热血青年,于是义无反顾地奔向他早就向往的延安。正值中秋佳节,兄弟俩重逢,透过喜悦的泪水,父亲见到他时时惦念的亲人,彻夜长谈倾诉着多年的思念,情深意长。六叔被分配到警三团供给处,在军人合作社负责保管军需物资,他终于实现了与哥哥携手并进,共同革命的夙愿。
1939年11月9日,由肖劲光夫妇做媒,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刘教湛结婚。他们的婚礼是在留守兵团后勤部所属最大旅社——延安西北旅社举行的,当时的后勤部长邱会作代表组织送了一份贺礼:一套铺盖。我的父亲和母亲,虽然不是初恋婚姻,但从此伉俪情深,白头偕老。
我的母亲刘教湛(刘教杰),1916年1月(农历生日为12月27日),生于河北省博野县大西文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外祖父刘成章靠种田和打短工为生,外祖母操持家务,家里子女很多,但活下来的只有三个女儿,我母亲最大。母亲有个哥哥,15岁时病亡。外祖父为救治儿子,典当了家产,生活无以为继,于是带领一家五口去闯关东,最后落户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外祖父在城里做泥瓦零工,难以养家糊口,把两个稍大的女儿送进了孤儿院,当时我的母亲7岁。
孤儿院挂牌“齐齐哈尔市北关女子教养院”,专门收留无依无靠的贫穷女童,属慈善机构。母亲姐俩刚进去时,院内管理混乱,女童遭挨打体罚,甚至病死饿死。我母亲曾和几个女孩因饥饿偷吃地窖里的萝卜,被罚跪一夜。后来,换了受过新式教育的院长,按正规小学校管理,以高小制编班上课,女子教养院的生存环境大为改观。我的母亲特别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她满怀学好本领养活全家的志向,起早贪黑,连休息玩耍的时间都用功读书,因此她的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连手工刺绣、清洁卫生也数一数二,是教养院出了名的好学生。母亲读完高小,经教养院挑选,考取公费的女子师范学校。可惜只读了半年,1931年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北三省,她被迫失学。教养院为使优选出来的母亲能在本院执教,又送她到北平,1933年9月,她进了河北省女子职业学校(收费少)半工半读。
这所女子职业学校,在北平没有一点名气,但其教师中却不乏进步青年。为反对教育局某高官把不学无术的姨太太任命为新校长,全校师生开始罢课。他们成立了自治会,组织学生请愿,甚至把前来上任的姨太太校长用鸡蛋砸了回去。我母亲和另一同学担任了自治会的宣传和对外工作,发表宣言,接待记者,参与谈判。这一学生运动惊动了京津舆论,各报刊纷纷登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也以记者身份前去支援,于是母亲结识了共产党员郭敏秋(到延安后成为要好的朋友)等人。后来,当局另换了新校长,并保证不秋后算账,师生才恢复上课。正是这40多天“动人的学潮”(当时报刊语)中,母亲在斗争实践中接受了革命的洗礼。但是,新校长一进门,马上推翻承诺,开除全部“闹事”的头头,母亲也在其中。教养院为不惹麻烦,也与母亲断绝关系。母亲无家可归,又面临被捕的危险,经老师帮助,她带上师生凑的一点路费,大约在1934年,流亡西安。母亲曾寄人篱下,还到过临潼教养院当小学老师,但院长是基督教牧师,母亲不愿信教被取消任教资格。后来,母亲考上了公费的陕西省立助产学校(省主席邵力子夫人办)。在西安的这段日子里,《秦枫日报》进步记者刘炳吉等人在经济上、政治上给予母亲多方帮助,使她能在思想上不断追求进步。1935年12月,北平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游行集会,迅速遍及长江南北黄河上下,这势不可挡的群众运动猛烈地震撼了母亲的爱国之心。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母亲有极大的教育,她对红军、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经多方打听,她孤身一人,毅然步行90多里,找到三原红军办事处,成为最早一批奔赴延安的青年学生。母亲属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后来被人们称为“老红军”。
1936年12月,母亲在延安进入红军大学,抗日战争开始改称抗日军政大学,她是第二期学员,编在第二大队女生队。从此,母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她如饥似渴、专心致志地学习新思想新主义,她朝气蓬勃、精神焕发地活跃在各项社会活动中。1937年9月毕业分配到抗属学校任文化教员,1938年3月入党,同年8月进中央党校,是39班的学员,1939年9月毕业留校任教育干事,1940年春又调到中央马列学院学习。母亲在党的关怀和培养下,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不断进取。可惜后来因为生孩子,不得不中断继续深造的学业。
1941年春节,母亲随父亲住在张村驿,生了大女儿,1942年元月,在鄜县,生了二女儿,1943年4月,在马栏,生了三女儿。接连出生三个女儿,父亲自然十分欢喜,他用“延安美”三个字中各取一字为三个女儿起了名字,名字好听、好记,又有时代感。但是,三个女儿却让母亲为难,于是大女儿、二女儿先后寄养在当地老百姓家(延安也有保育院,但父亲认为,那里的名额应留给前线将士的子女)。母亲带着三女儿,没有奶水,养了一只羊“奶妈”(在大生产年月)。有位同事想当然地说我生在蜜罐里,他不懂,我们延安这一代,出生在缺衣少食、缺医少药的最艰苦时期。父亲公事途中去看望寄养在老乡家中的大女儿,见到她坐在地上抓土吃,父亲曾为二女儿拍过一张照片,你看,站在黄土高坡上的,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娃吗!延安一代应该不会忘记过去。1944年,部队条件好转,母亲把寄养的两个女儿都接了回来,母亲更辛苦了,除了在警备旅当政治教员的工作外,她还养羊种菜、纺纱织布,给孩子们裁衣制衣,治病打虫……当时和父亲在一起的任荣叔叔告诉我:你妈妈手巧能干出了名,不但把你爸爸照顾得好,还把你们个个打扮得干干净净(战火岁月,干净就很不易)。母亲刚直好强,坚持一边工作,一边抚育子女。可是我在她的自传中看到她在自责,总觉得孩子拖累她不能全身心为党工作。现在真难想象,在那个年代,在战争环境中的母亲们,真的有许多无奈,她们往往在最不情愿、最不适合的时间和地点,怀孕生子,在长征路上,在满天炮火下,在过封锁线中……哪能计划生育!现在流行说做女人难,借用这个句式,应该说做战火中的母亲才更难,她们为了下一代付出的太多太多。我的母亲辛苦操劳留下了严重的关节疼痛的病根。那时我的六叔曾有机会去山西敌占区采买物资。父亲曾托他带回麝香膏,为母亲治痛。母亲身体一直不好。现在想来,我实在应该感谢我的母亲,感谢在战争年代抚育过、疼爱过我们的所有长辈。
母亲工作能力强,政治水平高。父亲曾深情地对我说过:你妈妈很有水平,很有主见。那年延安整风,康生派人到我们旅搞“抢救”运动,在大礼堂开会,动员来延安的青年学生坦白历史问题。我坐在台上,真担心你妈妈。礼堂门口一些被抱来的孩子也吵着要见亲人,有些人顶不住了,想早点解脱,还想去看孩子,于是一个个站出来胡乱承认自己是“三青团”、“复兴社”、“特务”,还拉你妈妈一起承认,可你妈妈不为所动,始终没有乱说一句违心的话。母亲也提起过延安整风,她说:当时我们的队长认为我是队里的“大家伙”(指投奔延安的有大问题的青年学生),可我那时坦坦荡荡,心里亮堂,不能瞎说,不能给你爸爸添乱,不能给组织找麻烦。母亲政治上的成熟我也有体会,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她被下放到江苏金坛劳动,条件相当差,睡在稻草上,母亲因过敏引发全身湿疹,又全身关节疼痛,有人劝她参加一派群众组织,以便有一派人保护,批斗也好过关,也可以不参加劳动,但她始终坚持原则:领导干部的家属不参加群众组织。正因为母亲凡事要求高,对自己也常求全责备,因此,有时遇事她着急,她烦恼,她发火。这时候,父亲总是让着她,呵护她,抚慰她。父亲和母亲,在战火岁月中走到一起,始终相敬相爱,相扶相伴。
1945年10月,父亲离开战斗十年的延安,奔赴东北。1946年3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政后机关及其家属,从陕北的绥德集结出发,分两路前往东北:一路由后勤部长徐林带队,向北,经张家口、赤锋到哈尔滨;另一路由政治部宣传部长肖向荣带队,向东,经山西省、河北省到山东省,再过黄海到丹东。我们属政治部这一路,有几百人,熊友刚是我们这一队的大队长,管一百多人。当时,我的母亲抱着一岁的弟弟,带着我们三姐妹。我的六叔,他已在瓦窑堡成家,当时他家中儿子即将出世,但他没有留下,而是只身照顾我们母子5人(为此父亲及全家人始终感谢他),跟随大部队拔营迁徙。局势还很紧张,蒋介石一边下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不动,一边在美国人的帮助下,从大后方急调军队来抢胜利果实。队伍渡过黄河,来到山西省阎锡山的敌占区,我们白天宿营,晚上行军。到了同蒲铁路线上平遥城北的平家村待命。这时平遥城内还驻有尚未缴械的日伪军,阎锡山正忙着调兵遣将前来受降,同时阎还利用日本人的碉堡、巡道车封锁八路军通过。当地武工队决定趁敌对我情况不明时带领队伍冲过封锁线。是夜,敌人果然不敢出城,躲在城里向外扫射,大队长熊友刚为大家分发枪支,各自备战。然后,人屏息轻声、马捂着嘴套,冒着突降的大雨,避开头顶上飞来的枪弹,队伍穿过了封锁线。刚刚松了一口气,又发现向导领错了路,天快亮时,大队人马走到离敌碉堡不足两里的地方,又急忙调头急行军……队伍经过河北省进入山东省,过莱州湾到烟台西面的栾家口。这时与父亲通了电报,得知他在大连,于是父亲派一小汽轮接我们渡过黄海抵达大连。就这样,我们历时三个半月,于7月1日,与父亲会合。几个月后,父亲又带领我们由大连绕道朝鲜到达哈尔滨、佳木斯。
母亲来到东北,离齐齐哈尔不远,于是母亲托人找到了她始终惦念的两个妹妹。由母亲介绍,我的二姨妈刘教湘参了军,经过军校学习,分配到空军的学校工作。我小时候见过她身着空军服,英姿飒爽。二姨妈与母亲姐妹情深,她一直把我们视为亲生儿女,照料我们,疼爱我们。后来在母亲病重期间,她陪伴照料母亲,安慰体贴母亲,直到送走母亲。二姨妈的善良贤惠,赢得了我们的尊敬和爱戴,她始终是我们家庭中的重要成员。如今二姨妈已是九十高龄,与二姨父安享晚年。
1946年9月,我母亲在东北民主联军任政治指导员,后来第四野战军南下时,母亲在留守处任政治协理员。1949年春节后,熊友刚处长带留守处人员南下,抵达武汉,我们姐妹三人陆续进入第四野战军的子弟小学上学。1950年7月,我母亲在第四野战军十三兵团直政处任组织科长。10月,父亲奉命入朝,母亲便把两个大点的孩子留在武汉继续住读,带着两个小点的孩子随父亲到丹东,送我父亲出国征战。此后,母亲又单身担起重任,一边担任东北军区子弟小学的校长工作,一边在艰苦条件下支撑这个家,直到父亲回国,条件才好转。1955年部队女同志大批转业,母亲转业分到辽宁省委基建部审干办公室任副主任,后又到省建筑学院任副院长,1963年3月,随父亲调到南京,先在南京化工学院任副院长,后到江苏省委监委任专职委员。母亲像许多军人家属一样,随着丈夫动荡的军旅生活,走南调北,很难施展才华。这些老一辈,为了革命事业,真是做出了无私的奉献。1970年5月,母亲恢复军籍,在南京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任副主任,60岁离休。1979年11月,父亲写下《结婚四十周年》:
我俩结婚四十春,
子孙满堂值庆幸。
妻过花甲父古稀,
越活越健越年轻。
母亲本可安享晚年,不幸于1985年8月30日因病在南京去世,时年七十。母亲去世当日深夜,父亲挥泪写下了挽联:
老战友我的贤内助不幸与世长辞悲痛哀悼
从红军党的好女儿留下未竟事业子孙完成
母亲走后,父亲深深地怀念她,一直没有再找老伴。有许多人关心他为他牵线介绍,更有勇敢者,登门自荐愿照顾他终身,但都被他婉言谢绝。我也曾表态愿他再找老伴照料他,但他说:“我不能忘记与我共同生活战斗46年的你妈妈,也不愿意我的子女和我可能感情疏远,我有组织关心,有身边工作人员照顾,我知足了。”母亲过世一年,父亲写下《教湛年祭》:
去年今日突长眠,匆匆永诀未留言。
垦祈病愈早出院,谁知默默赴九泉。
四十六载结恩爱,寄思银河望云天。
慈祥音容宛然在,全家怀念拜灵前。
如今父亲和母亲的骨灰合葬于南京功德园中,永世相伴。
(选自上海文艺出版社《父亲杜平》)
在战火燃烧的年代,也有生活,也有激情。革命队伍中,像我父亲一样的许多干部,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有了稳固的根据地,生活安定了,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于是组织上开始关心团以上干部的婚事,帮助他们组成家庭。1937年,警备三团驻清涧县高杰村,警备三团团长阎红彦和时任政委的我父亲感情特别深厚,阎团长是陕北人,已有家室,于是亲自为政委做媒,他为我父亲介绍了当地姑娘高翠云,她聪明漂亮,因为她是初中文化,父亲很满意。这年初秋,在阎团长和后勤股长惠时恭的操办下他们结婚了。婚后一年多,1938年中秋,阎红彦和父亲到延安开会,会议间隙时间两人一块到书店买书,正遇到日寇飞机偷袭延安,一颗炸弹在两人拴马的地方爆炸了,两匹马受惊飞奔而逃,自顾自地跑回了高杰村。马回来了,却不见人回,当地原国民党的地方官,幸灾乐祸,编造谣言:日本人轰炸了延安,你们的团长和政委都被炸死了。那时候通信落后,短时间难辨真假,高翠云顿时惊呆,她不愿相信,可是几天过去了,仍不见丈夫的身影,她痛断肝肠,认为一切都是真的了,她认定她失去了一生中的最爱,也失去了一生的幸福,她奔向无定河畔的一座山岗,这位深受温良恭俭让熏陶的刚烈女子,绝望到极点,投向无定河水,以殉情来回报丈夫对她的爱。当丈夫回来时,见到的只是人们在河水中找回的冰凉的尸体,他抚尸大恸,悲痛不已,感翠云之痴情,恨日寇之猖獗,面对再也唤不回的爱妻,只能厚葬了她。1938年冬,他写下了这段情《高杰村》:
日机轰炸延安城,
迈出书店得幸存。
痴情少妇信谣传,
悲恨跳崖作忠魂。
这真是一段令人感到凄婉的感情,至今想来仍让人唏嘘不已。
1938年9月,父亲的六弟,我的六叔杜万水(杜延年),从江西老家千里迢迢来到延安,投奔革命,参加了八路军。原来,国共合作抗日之后,邮路通了,父亲写了一封家信,捎去对亲人的问候,报告了自己的近况,还寄去了高翠云的一张小照。多年失去音讯的家里,一时间沸腾了,祖母见到信,真是乐开了花,她按捺不住思念之情执意要去看儿子,但她年迈体弱怎经路途艰辛,最后全家决定派人替她去。这个重任自然落到了尚未成家的我六叔身上。当年红军打文家市时,父亲曾回过家(唯一一次),那时六叔就闹着要跟哥哥去革命,终因年龄太小作罢,如今六叔已是血气方刚的热血青年,于是义无反顾地奔向他早就向往的延安。正值中秋佳节,兄弟俩重逢,透过喜悦的泪水,父亲见到他时时惦念的亲人,彻夜长谈倾诉着多年的思念,情深意长。六叔被分配到警三团供给处,在军人合作社负责保管军需物资,他终于实现了与哥哥携手并进,共同革命的夙愿。
1939年11月9日,由肖劲光夫妇做媒,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刘教湛结婚。他们的婚礼是在留守兵团后勤部所属最大旅社——延安西北旅社举行的,当时的后勤部长邱会作代表组织送了一份贺礼:一套铺盖。我的父亲和母亲,虽然不是初恋婚姻,但从此伉俪情深,白头偕老。
我的母亲刘教湛(刘教杰),1916年1月(农历生日为12月27日),生于河北省博野县大西文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外祖父刘成章靠种田和打短工为生,外祖母操持家务,家里子女很多,但活下来的只有三个女儿,我母亲最大。母亲有个哥哥,15岁时病亡。外祖父为救治儿子,典当了家产,生活无以为继,于是带领一家五口去闯关东,最后落户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外祖父在城里做泥瓦零工,难以养家糊口,把两个稍大的女儿送进了孤儿院,当时我的母亲7岁。
孤儿院挂牌“齐齐哈尔市北关女子教养院”,专门收留无依无靠的贫穷女童,属慈善机构。母亲姐俩刚进去时,院内管理混乱,女童遭挨打体罚,甚至病死饿死。我母亲曾和几个女孩因饥饿偷吃地窖里的萝卜,被罚跪一夜。后来,换了受过新式教育的院长,按正规小学校管理,以高小制编班上课,女子教养院的生存环境大为改观。我的母亲特别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她满怀学好本领养活全家的志向,起早贪黑,连休息玩耍的时间都用功读书,因此她的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连手工刺绣、清洁卫生也数一数二,是教养院出了名的好学生。母亲读完高小,经教养院挑选,考取公费的女子师范学校。可惜只读了半年,1931年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北三省,她被迫失学。教养院为使优选出来的母亲能在本院执教,又送她到北平,1933年9月,她进了河北省女子职业学校(收费少)半工半读。
这所女子职业学校,在北平没有一点名气,但其教师中却不乏进步青年。为反对教育局某高官把不学无术的姨太太任命为新校长,全校师生开始罢课。他们成立了自治会,组织学生请愿,甚至把前来上任的姨太太校长用鸡蛋砸了回去。我母亲和另一同学担任了自治会的宣传和对外工作,发表宣言,接待记者,参与谈判。这一学生运动惊动了京津舆论,各报刊纷纷登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也以记者身份前去支援,于是母亲结识了共产党员郭敏秋(到延安后成为要好的朋友)等人。后来,当局另换了新校长,并保证不秋后算账,师生才恢复上课。正是这40多天“动人的学潮”(当时报刊语)中,母亲在斗争实践中接受了革命的洗礼。但是,新校长一进门,马上推翻承诺,开除全部“闹事”的头头,母亲也在其中。教养院为不惹麻烦,也与母亲断绝关系。母亲无家可归,又面临被捕的危险,经老师帮助,她带上师生凑的一点路费,大约在1934年,流亡西安。母亲曾寄人篱下,还到过临潼教养院当小学老师,但院长是基督教牧师,母亲不愿信教被取消任教资格。后来,母亲考上了公费的陕西省立助产学校(省主席邵力子夫人办)。在西安的这段日子里,《秦枫日报》进步记者刘炳吉等人在经济上、政治上给予母亲多方帮助,使她能在思想上不断追求进步。1935年12月,北平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游行集会,迅速遍及长江南北黄河上下,这势不可挡的群众运动猛烈地震撼了母亲的爱国之心。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母亲有极大的教育,她对红军、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经多方打听,她孤身一人,毅然步行90多里,找到三原红军办事处,成为最早一批奔赴延安的青年学生。母亲属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后来被人们称为“老红军”。
1936年12月,母亲在延安进入红军大学,抗日战争开始改称抗日军政大学,她是第二期学员,编在第二大队女生队。从此,母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她如饥似渴、专心致志地学习新思想新主义,她朝气蓬勃、精神焕发地活跃在各项社会活动中。1937年9月毕业分配到抗属学校任文化教员,1938年3月入党,同年8月进中央党校,是39班的学员,1939年9月毕业留校任教育干事,1940年春又调到中央马列学院学习。母亲在党的关怀和培养下,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不断进取。可惜后来因为生孩子,不得不中断继续深造的学业。
1941年春节,母亲随父亲住在张村驿,生了大女儿,1942年元月,在鄜县,生了二女儿,1943年4月,在马栏,生了三女儿。接连出生三个女儿,父亲自然十分欢喜,他用“延安美”三个字中各取一字为三个女儿起了名字,名字好听、好记,又有时代感。但是,三个女儿却让母亲为难,于是大女儿、二女儿先后寄养在当地老百姓家(延安也有保育院,但父亲认为,那里的名额应留给前线将士的子女)。母亲带着三女儿,没有奶水,养了一只羊“奶妈”(在大生产年月)。有位同事想当然地说我生在蜜罐里,他不懂,我们延安这一代,出生在缺衣少食、缺医少药的最艰苦时期。父亲公事途中去看望寄养在老乡家中的大女儿,见到她坐在地上抓土吃,父亲曾为二女儿拍过一张照片,你看,站在黄土高坡上的,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娃吗!延安一代应该不会忘记过去。1944年,部队条件好转,母亲把寄养的两个女儿都接了回来,母亲更辛苦了,除了在警备旅当政治教员的工作外,她还养羊种菜、纺纱织布,给孩子们裁衣制衣,治病打虫……当时和父亲在一起的任荣叔叔告诉我:你妈妈手巧能干出了名,不但把你爸爸照顾得好,还把你们个个打扮得干干净净(战火岁月,干净就很不易)。母亲刚直好强,坚持一边工作,一边抚育子女。可是我在她的自传中看到她在自责,总觉得孩子拖累她不能全身心为党工作。现在真难想象,在那个年代,在战争环境中的母亲们,真的有许多无奈,她们往往在最不情愿、最不适合的时间和地点,怀孕生子,在长征路上,在满天炮火下,在过封锁线中……哪能计划生育!现在流行说做女人难,借用这个句式,应该说做战火中的母亲才更难,她们为了下一代付出的太多太多。我的母亲辛苦操劳留下了严重的关节疼痛的病根。那时我的六叔曾有机会去山西敌占区采买物资。父亲曾托他带回麝香膏,为母亲治痛。母亲身体一直不好。现在想来,我实在应该感谢我的母亲,感谢在战争年代抚育过、疼爱过我们的所有长辈。
母亲工作能力强,政治水平高。父亲曾深情地对我说过:你妈妈很有水平,很有主见。那年延安整风,康生派人到我们旅搞“抢救”运动,在大礼堂开会,动员来延安的青年学生坦白历史问题。我坐在台上,真担心你妈妈。礼堂门口一些被抱来的孩子也吵着要见亲人,有些人顶不住了,想早点解脱,还想去看孩子,于是一个个站出来胡乱承认自己是“三青团”、“复兴社”、“特务”,还拉你妈妈一起承认,可你妈妈不为所动,始终没有乱说一句违心的话。母亲也提起过延安整风,她说:当时我们的队长认为我是队里的“大家伙”(指投奔延安的有大问题的青年学生),可我那时坦坦荡荡,心里亮堂,不能瞎说,不能给你爸爸添乱,不能给组织找麻烦。母亲政治上的成熟我也有体会,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她被下放到江苏金坛劳动,条件相当差,睡在稻草上,母亲因过敏引发全身湿疹,又全身关节疼痛,有人劝她参加一派群众组织,以便有一派人保护,批斗也好过关,也可以不参加劳动,但她始终坚持原则:领导干部的家属不参加群众组织。正因为母亲凡事要求高,对自己也常求全责备,因此,有时遇事她着急,她烦恼,她发火。这时候,父亲总是让着她,呵护她,抚慰她。父亲和母亲,在战火岁月中走到一起,始终相敬相爱,相扶相伴。
1945年10月,父亲离开战斗十年的延安,奔赴东北。1946年3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政后机关及其家属,从陕北的绥德集结出发,分两路前往东北:一路由后勤部长徐林带队,向北,经张家口、赤锋到哈尔滨;另一路由政治部宣传部长肖向荣带队,向东,经山西省、河北省到山东省,再过黄海到丹东。我们属政治部这一路,有几百人,熊友刚是我们这一队的大队长,管一百多人。当时,我的母亲抱着一岁的弟弟,带着我们三姐妹。我的六叔,他已在瓦窑堡成家,当时他家中儿子即将出世,但他没有留下,而是只身照顾我们母子5人(为此父亲及全家人始终感谢他),跟随大部队拔营迁徙。局势还很紧张,蒋介石一边下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不动,一边在美国人的帮助下,从大后方急调军队来抢胜利果实。队伍渡过黄河,来到山西省阎锡山的敌占区,我们白天宿营,晚上行军。到了同蒲铁路线上平遥城北的平家村待命。这时平遥城内还驻有尚未缴械的日伪军,阎锡山正忙着调兵遣将前来受降,同时阎还利用日本人的碉堡、巡道车封锁八路军通过。当地武工队决定趁敌对我情况不明时带领队伍冲过封锁线。是夜,敌人果然不敢出城,躲在城里向外扫射,大队长熊友刚为大家分发枪支,各自备战。然后,人屏息轻声、马捂着嘴套,冒着突降的大雨,避开头顶上飞来的枪弹,队伍穿过了封锁线。刚刚松了一口气,又发现向导领错了路,天快亮时,大队人马走到离敌碉堡不足两里的地方,又急忙调头急行军……队伍经过河北省进入山东省,过莱州湾到烟台西面的栾家口。这时与父亲通了电报,得知他在大连,于是父亲派一小汽轮接我们渡过黄海抵达大连。就这样,我们历时三个半月,于7月1日,与父亲会合。几个月后,父亲又带领我们由大连绕道朝鲜到达哈尔滨、佳木斯。
母亲来到东北,离齐齐哈尔不远,于是母亲托人找到了她始终惦念的两个妹妹。由母亲介绍,我的二姨妈刘教湘参了军,经过军校学习,分配到空军的学校工作。我小时候见过她身着空军服,英姿飒爽。二姨妈与母亲姐妹情深,她一直把我们视为亲生儿女,照料我们,疼爱我们。后来在母亲病重期间,她陪伴照料母亲,安慰体贴母亲,直到送走母亲。二姨妈的善良贤惠,赢得了我们的尊敬和爱戴,她始终是我们家庭中的重要成员。如今二姨妈已是九十高龄,与二姨父安享晚年。
1946年9月,我母亲在东北民主联军任政治指导员,后来第四野战军南下时,母亲在留守处任政治协理员。1949年春节后,熊友刚处长带留守处人员南下,抵达武汉,我们姐妹三人陆续进入第四野战军的子弟小学上学。1950年7月,我母亲在第四野战军十三兵团直政处任组织科长。10月,父亲奉命入朝,母亲便把两个大点的孩子留在武汉继续住读,带着两个小点的孩子随父亲到丹东,送我父亲出国征战。此后,母亲又单身担起重任,一边担任东北军区子弟小学的校长工作,一边在艰苦条件下支撑这个家,直到父亲回国,条件才好转。1955年部队女同志大批转业,母亲转业分到辽宁省委基建部审干办公室任副主任,后又到省建筑学院任副院长,1963年3月,随父亲调到南京,先在南京化工学院任副院长,后到江苏省委监委任专职委员。母亲像许多军人家属一样,随着丈夫动荡的军旅生活,走南调北,很难施展才华。这些老一辈,为了革命事业,真是做出了无私的奉献。1970年5月,母亲恢复军籍,在南京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任副主任,60岁离休。1979年11月,父亲写下《结婚四十周年》:
我俩结婚四十春,
子孙满堂值庆幸。
妻过花甲父古稀,
越活越健越年轻。
母亲本可安享晚年,不幸于1985年8月30日因病在南京去世,时年七十。母亲去世当日深夜,父亲挥泪写下了挽联:
老战友我的贤内助不幸与世长辞悲痛哀悼
从红军党的好女儿留下未竟事业子孙完成
母亲走后,父亲深深地怀念她,一直没有再找老伴。有许多人关心他为他牵线介绍,更有勇敢者,登门自荐愿照顾他终身,但都被他婉言谢绝。我也曾表态愿他再找老伴照料他,但他说:“我不能忘记与我共同生活战斗46年的你妈妈,也不愿意我的子女和我可能感情疏远,我有组织关心,有身边工作人员照顾,我知足了。”母亲过世一年,父亲写下《教湛年祭》:
去年今日突长眠,匆匆永诀未留言。
垦祈病愈早出院,谁知默默赴九泉。
四十六载结恩爱,寄思银河望云天。
慈祥音容宛然在,全家怀念拜灵前。
如今父亲和母亲的骨灰合葬于南京功德园中,永世相伴。
(选自上海文艺出版社《父亲杜平》)